胡天庥

这些年来，图像识别技术从最早令人啧啧称奇的神奇玩意儿，变成了广泛利用、不着痕迹地融入了生活日常的存在。二人设计师艺术家组合克里斯（Chris Hamamoto）与费尔德雷克（Federico Pérez Villoro）在本次“OCAT工作室”周的驻地项目及展览“面向逃跑的图像”（Towards Fugitive Images），正是聚焦于这一看似并不显山露水，实则日益霸道的技术，尝试表达了作为“人”对计算机“凝视”的探索与反抗。

讲座与展览都以“面向逃跑的图像”（Towards Fugitive Image）为题，亦即二人创作的核心思路：把反机器识别的算法及其他技术手段，作为艺术创作的途径——在视觉层面上，以“加入噪声点”等方式完成视觉呈现；而在创作逻辑上，则背靠新技术背景下的商业、政治与社会景观，应时代科技现状并以此为用，从底层工具入手，蒙上“机器视觉”的眼，作出了把关于图像的阐释权力从机器手中收回至人类独享的努力。

过去，对图像进行观看、捕捉、创造、分析诠释的，有且只有人；而如今，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这一切行动，机器都可以完成，甚至很多时候似乎技高一筹。其实我们或许早该预见到如今机器视觉之眼的出现及其所具备的力量。毕竟，单就二维图像的艺术创作发展而言，曾经因倚重创作者及其所具备的知识、技术储备乃至天赋要求而形成的种种壁垒和垄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被一一攻克。甚至于发展至今，用机器实现图像的再现、捕捉乃至创造都是业已翻篇了的事情。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分析诠释”一直是人类引以为豪，用以支撑“人之所以是人”的一块坚实的自留地。然而，机器学习的横空出世和飞速发展，先是给人带来了无尽惊喜，而后却因其速度之快、容量之广、产出之精准、能力之强，却无“人性”，而渐生出了忌惮。图像分析与识别作为十分有代表性的技术，同样也是如此。尤其当机器所识别分析的是人像，我们不仅心犯嘀咕又或暗自心惊，自己究竟又被看透了多少？但显然，克里斯与费尔德雷克是有反骨的人。他们此次展出的作品之一《不是人脸的“脸”》（Non-Faces Faces）中，把人脸数据集“Megaface”中所有被机器误判为人脸的其他图像一一摘录集结，并打印成报，揭示了在机器视角下人像被抽象化的趋势，同时也是对算法粗糙的机器视觉带有打趣意味的嘲讽。

然而，其實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机器算法的背后还是人类，机器视觉也不过是人类调教的结果。算法是人写的，材料也是人造的，因而“开发者偏见”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归根结底，机器视界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人，尤其是开发者视界的集结和映射。角度固然更多维，然而表现却更单纯直白，不掺隐喻，不做缓冲，毫无矫饰，也没有遮掩。故而反倒总是让我们在其中更清楚地看见了人类自己。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这块领地，不必、无须、也不可能拱手相让。正如艺术家展览中的另一件作品《不可成像的概念》（Non-Imageable Concepts）中，“ImageNet”这一数据库中为不同单词标记可成像等级的，仍然是亚马逊劳务众包平台上的一个个真实的人类。支撑起人工智能中机器学习内容的，仍然是大量的人力资源。莫叫机器阻隔了自己的视线，越过它，与你眼神交汇的，会是人的双眼。

当艺术创作的重心早已从二维图像转向三维空间与观念概念时，他们决定通过反机器识别唤醒人的视觉和视界，把似乎快要被放弃的这个图像的阵地，重新找回来。

而正如艺术家本人一直在强调的，展出以及分享的一切不过是他们的“工作进程”。只把这些视觉作品作为“结果”进行关注，实在是辜负了作品背后艺术家选择进行这一创作中就人与机器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搭建的思辨体系，与整个宏观视角下社会与技术的语境与景观。

以图像及人像的识别和分析构成的机器视觉，或机器视界，已然催生了全新的商业模式。正如艺术家本人所述，“我们的生物信息，全都一一成为可贩卖的商品”。通过图像和人像识别的技术，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收集或购买大量用户数据，这么一来，一个“人”便以数据信息的方式构建了起来。每时每刻，借由网络平台完成的每一个动作，作出的每一个表达，都变成了可度量的数据。有板上钉钉的既定信息，如性别、年龄、家庭、教育及工作；也有琐碎不定，但构建出人之百态的信息：喜欢的衣饰风格，爱听的歌曲类型，偏好的书和杂志，常混迹的网站，更信服于哪些意见领袖的哪类发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虽说我们与机器或机器背后的人并不是什么需要“战”的关系，但在日复一日数据收集与算法渗透无处不在的生活中，在机器的视界里，我们也的确是一丝不挂了，从皮肉到内心皆无遮挡。而转念想到无论是骄傲或破败，在这样的视界里，都不过是不同的数据而已，倒是生出一股无用的坦荡。

作为个体，面对海量的数据集和不断精进的算法，本就孱弱，而当机器与算法的背后是巨大体量的商业或政治权力，裹挟着不断向前的时代发展，除了“主动自愿”地出让或暴露自己、走进机器的视界以外，其实别无选择。否则，便会沦为“时代的弃儿”。乐观积极地看，若是处理得当，便只消享受细致入微的便利，被妥帖照顾的喜好，是涓流汇入海洋、微尘落归沙土；但当眼看着走进机器的视界越来越是一道只有一个选项的选择题，当察觉出所面临的机器不仅是设备机器，而是商业机器、国家机器，乃至时代机器时，或许，还有另外0.5个选项，那就是接受并反抗着。

展览中占据了三块屏幕的作品《反向噪音》（Adversarial Noise）中，两位艺术家截取了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机器人HAL通过辨识唇语窃听人类交谈的片段，经过逐帧的细致处理，为图像加上“噪音点”，令其可为人却不再可为机器所辨识，似乎宣示着一场电影以外人类迟来的反抗。

这样的反抗无疑是浪漫的，但你知道，“浪漫”这个词，总携带着一些脆弱、纤细不可及的味道。

于是，这样的个体发声，最终，或至少是到目前为止的最终，还是带着细致打磨的呈现落在了小范围的应用和表达上。而我们把它纳入“艺术”的范畴，作为观看的对象，圈放在展览的空间里。或许因为我们本就知道这是一场过程大于结果的图像出逃；我们也知道，这场唤醒与反抗之所以浪漫，是因为对象是房间里那头其实早已不再隐身的大象。

注：

“OCAT工作室”发起于2006年，一直尝试着与驻地者共同工作和共处的各种方式和方案。今年，四位视觉、影像、策展实践者克里斯·滨本（Chris Hamamoto）、费尔德雷克·佩雷斯·维洛罗（Federico Pérez Villoro）、罗宝和卢恒带来了多维和各异的在场视角。本文所呈现的，正是此次“OCAT工作室”项目最后一周中，二人设计师艺术家组合克里斯与费尔德雷克通过展览、讲座、对谈等活动进行的一次展示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