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与艺术众多的方向中，首当其冲的是“新媒体”引发的问题。对现有新媒体艺术的结构性观察，并将之开办为一个中转平台。其本身也作为一种新媒体，对科学与艺术合作各个发展的可能性上促进创作和实验的交换、交流、参与和讨论。除了展示作品之外，还有一系列相关的讨论会和实验项目，也试图为未来真正的超级实验室实体的建立进行各种准备和启动活动。把今天各种新媒体发展的可能性、核心技术等进行一种开放性的总结，并且把总结之间的关联性用相关颜色的绳索串联起来，上面用夹子悬挂文献，构成一种既联络又穿插独立，使观众能够参与的空间。“中转站”此次设置了两个学术方向介入新媒体问题，一个方向是对新媒体艺术的扩展性实验，另一个方向是对新媒体的发展对人的伤害、异化的反省，也就是反省媒体艺术或者反媒体艺术。二者一体而双向，形成互为表里、辩证折中的实验任务。

新媒体在中国网络环境下所遇到的当下地方性问题，也是新媒体所具有的国际性普遍问题之外的特殊问题，也在这个“中转站”中得到讨论和实验，甚至会把“中转站”展出期间的某些实验，看成是现代美术馆的第四功能，即实验功能，让一些不能在美术馆之外的活动，可以在美术馆的范畴之内有计划地进行推广和实验。同时还可以作出一个开放的窗口，让其他临时的别人的方案和想法进入和融入。

“中转站”对于科学和艺术的问题首先锁定在媒体这一个焦点。今天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看成是媒体问题，因为我们到了一个媒体的时代，所以科学和艺术的问题也是一个媒体问题。

“中转站”的策划者朱青生和刘昕一起决定做另外的一种划分。“media”可以翻译成两个中文词：“媒介”和“媒体”。“媒介”和“媒体”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媒介”是指它的介质，它的联络性；而“媒体”则是指它的本体，它本身的发展，比如说：它是什么？它可以变成什么？至于它跟人怎么联络，那要看它变成了什么才能实施联络，或者人需要什么，媒体才会这么变化。我们今天所说的新媒体、新技术，指的都是“媒体”而不是“媒介”，因为“媒介”不存在新与旧的问题，只涉及“媒介”这个作用和功能与人的生存之間的关系问题。这样就把“媒介”和“媒体”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

“中转站”之所以分成媒体和媒介两个方面，这是出于对人和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的另一种考虑，也就是今天在“科学技术”进一步高度发展以后，我们如何看待“人在世界中的自我呈现”和“人可以被呈现的方法”——技术自身的逻辑如何限制和规定人本身这两个问题，完全是割裂的。

媒体，重点考虑技术本身的发展和技术本身限度的问题。

媒介，把全部人的问题都铺陈在现行的条件之下，看它展开的程度和限度。并且，要作为考虑问题（我-我、我-它、我-他、我-祂四题）已经展开的部分，同时要考虑到对象未能展开的部分，这个未能展开的部分就是限度。限度和媒体中的限度有相关性。如果把这两个限度的边缘找到，实验就有了意义，“中转站”就有了作用。

“中转站”将注意与在新媒体方面有突出成绩的各家联络，包括各国、各学校、各网络。同时还要把我们过去对新媒体理论方面所作的研究再深入地发展，发展到海德格尔、亚里士多德。以上谈的都是“媒体”的方面。“媒体”主要就是看其载体有什么新的性质、有什么新的可能性。

“中转站”在研究的时候，决定不按照有机、无机、化学、物理这样的套路来区分科学和艺术带出的新观念，而是按照“有命”-“无命”、“有情”-“无情”、“有权”-“无权”的结构，来分成三组讨论。

“有命”-“无命”：现在最新的物质研究发现，有机和无机中间并没有绝对的区别，它们之间有一个电子转换和变化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有命”和“无命”。这个“命”是指它可以自我产生历史的形态，也就是说它能够自我发生、发展和消亡，这就叫“有命”，如果它自己不存在这个东西就叫“无命”。实际上“无命”相当于无机，“有命”相当于有机。这样我们就把媒体的对象，也就是“材料”，进行了一种挂设性的区分。

“有情”-“无情”：一个东西有了“命”以后，就要看它有没有自我的感觉，这就是“有情”和“无情”。这个概念来自佛教，佛教认为动物有情，植物无情，因为动物弄疼了它会叫，而植物弄疼了它就死掉，但自己不会叫。当然，现代生物学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植物也是有情的。在这里我们把“有情”看成是自我能够发生感觉的一种意识能力，如果不具备这个能力就是“无情”。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这就是我们今天反复在讨论的关于机器有没有感情、机器人会不会替代人类、机器人有没有觉悟等等问题。电影《西部故事》讲的是机器人最后的觉悟，它可以把人杀了。这虽然是一个幻想，但这个幻想现在正紧紧地逼迫着我们，给我们的下一代以及下一段人类生活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恐惧和希望；也就是说一个机器，一个“无情”的东西，是否可以变得“有情”？这个“情”如何来判断？当然最“有情”的是人类，人有爱恨情仇，最大的问题就是妒忌，妒忌就是对于差异产生了不满和不公平的感觉，然后他就要反抗。但是机器不会妒忌。

“有权”-“无权”：这里主要指的是人权。人权是人为规定的。人可以杀掉机器人，虽然它长得跟人一样，但是只要它的身上有一个编号，说明它是机器人，那人就可以随意把它杀死；而人，哪怕他是一个坏人、精神病人、白痴，你都不可以把他杀掉。以前有一个技术优秀的学音乐的精英学生叫药家鑫，他撞死了一个女工，他认为这个女工妨碍了他，他就把女工杀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对他的这种行为进行了高度谴责，原因只有一条：他违反了“人权”。“人权”是不赋予动物的，虽然我们现在对部分珍稀动物赋予了一定的“人权”，我们也对一些文物赋予了一定的“人权”（比如有人要是把敦煌的一个佛头给打掉了，那他就要被枪毙，因为这种行为被视同于杀了一个人），这其实是把“人权”赋予了其他。

“有权”和“无权”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权利的赋予。比如有的中国艺术家会拿尸体做艺术。有一个德国人叫冯·哈根斯，他在德国要把人的尸体切成一片片的，哪怕这个人死之前自己愿意被切成片，但艺术家的这个活动在德国也要受到起诉，因为他违反了人的公共权利。哪怕这个尸体本人同意我给你切，你也不可以拿出来展览，只能去做教育。

我们赋予什么样的东西以“人权”呢？在“中转站”中，是从这个“石头的故事”开始讲起：在内蒙古有一个雕像，雕的是成吉思汗，它本来就是块石头，但是有一个旅游者爬到成吉思汗的头上，结果有一个蒙古人冲上来就把他给杀了。他认为这个人对他的权利构成了侮辱。这个事件就是典型的把一块“无命”“无情”的石头变成了一个“有权”的石头。

因为朱青生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把一块石头漆成红色，实验石头从“无命”到“有命”、从“无情”到“有情”的过程。当时作者在怀柔漆了一座小山，后来当地的人看见那块石头都绕着走，而且当人们看到那块石头的时候，感觉这个石头好像在发出一种呼叫，好像它在动，为什么呢？因为你平时不注意它，不觉得这个石头上的皱褶也是有感觉的。这就是一个变化。

这一部分是在讨论“媒介”问题。这是“中转站”试图给世界带来理论处理的一个途径，也是利用中文的一些文辞上的细致性把一些复杂的问题分析清楚。

所谓“媒介”问题，就是只有跟人发生关系的这部分，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如果它与人不发生关系，那就放到“媒体”那部分来讨论。 比如有一个人专门研究分子的结构，不管他研究的是5微米以下还是更小，都是与本体有关的问题，跟人没有关系。所有跟“媒介”有关的，全是跟人有关的部分。

今天“媒介”的问题扩大了。从哪里扩大的呢？就是从“我-他”关系这里扩大的。过去我们认为传播或者媒介的问题，都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信息是从一个人到另外一个人，或者从一个集体到另外一个集体之间的传播过程。但现在我们发现一个情况，我们每个人其实是分裂的，在一个人的身体里有一个以上的自我，那么这一个以上的自我之间的交流怎么进行？今天这已经成为我们很重要的问题。

比如饶毅教授准备参与的一个项目，是怎么让人在死之前通过生物过程（不是安乐死或致幻）和艺术设置（不是给生者看的美化或装饰）觉得很快活？死亡是“我-我”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对人最大的压力。“我-我”关系有两大问题：爱欲和生死。

“我-他”关系是最普遍的，比如今天进行的宣传、影响等。它的本质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有差异性。怎么弥补他人和自己的差异，或者人为地利用和扩大差异，制造人们生存下去的创造性和愉快的可能？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他”这部分讨论。

“我-它”关系很有意思。刘昕自己曾经在MIT做了一个作品，假设人是一棵树，如果有一只羊走过这棵树，在它的身上咬了一口，观者就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实验项目，等于是把我们变成了一个“无命”或者“无情”的“它”。这些在过去都是神话中的想象，比如孙悟空“七十二变”，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在一个真实的新媒体的状态之下，来感觉“我”和物质世界之间互换主体以后的一种状态。

最后一个“我-祂”关系，是指“神”的问题。神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今天所意识到的一个神圣的存在，到底是一个东西，还是一个符号？如果是一个符号或者是一个幻象，它等于就是一个圣像（icon）。圣像是不存在的，但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存在，就使得它不仅变得存在，而且可以引发人的积极性，甚至是仇恨、战争，而仇恨和战争所造成的世界，比我们建设世界所造成的影响还要大。既然科学家饶毅说“神都是假的”，但是假的东西却带来了真实的变化，那它也就成为真实的一个存在。那么我们怎么跟神交流？現在哈佛要支持汪悦进老师做一个项目，就是做一个窟，人坐在里面，通过新媒体，产生出一种通神的感觉。这就是一个媒介问题，或者说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媒介。其实过去也有这样的媒介叫“神媒”，就是神庙里的女祭司专门来跟拜神的人之间发生身体接触，让他感觉到跟神交流了，在印度教里还一直保存着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这是跟肉身最接近的部分。也有最高的方面。有两个例子：其一是在意大利的圣玛利亚维多利亚教堂，有一个雕像《圣特蕾萨的沉迷》，刻画的是特蕾萨在被神觉悟了以后，身体里产生了极度的兴奋和沉迷的感觉。另一个例子是特蕾萨嬷嬷，她一生只有两件衣服，夏天一件冬天一件，她完全没有自己的肉身，而是用完全的善意和救苦救难的行为来完成她的修道。虽然她没有肉身，但她心目中肯定有一个形象，这就是神，是神在指引她。这个神就是一道光。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一道光做出来？像这类东西今天在新媒体中怎么让它实现？这就是“我-祂”这部分可以去进一步深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