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淑娴

摘要：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国家进一步升级。在西方媒体刻意渲染下，很多人对中国和平崛起持怀疑态度。但在当前研究中缺少对中国发展实践的梳理总结，仅靠语言与西方进行表层涵义上的辩论和规范性分析，很难进行自我证明。本文主张从史实出发，观察中国的实践行动是否存在实际威胁、是否给别国安全带来危险。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基于其发迹史形成的思维定式，习惯性地将其他国家视为威胁，无视中国坚决落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实际行动，屡次对别国内政进行干涉。本文提出互动性和平的概念，认为仅讨论中国一方对于和平的维护没有意义，和平具有互动性，需要各方的共同构建。

关键词：和平崛起;实践;中国威胁论;威胁;互动性和平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20-0053-04

2019年以来，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新时局中，中美关系日益紧张，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改换新衣，在西方层层升级。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是否真的能够“和平崛起”持有误判。中西方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辩论，但显然，仅用规范性语言对外阐述中国的理念说服力不够，西方难以信服。笔者认为，要想真正说服西方中国崛起是一个和平的过程，或说西方要想真正了解中国，中西双方应该抛开以往局限于各自语境进行理解和辩论的思维桎梏，将关注重点放在对中国的实在行动的研判解读上。

1 文献研究现状及其局限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界和媒体对“中国崛起”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但对“中国崛起”这一概念起源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基于中西方对中国“和平崛起”态度迥异、争议较大的事实，要研究“和平崛起”必须追踪溯源、首先对“中国崛起”概念源头进行探索。

对“中国崛起”的关注更早产生于西方。早在19世纪，西方就已经开始重视中国崛起的历程。最早关注和研究中国崛起的是无政府主义创始者之一巴枯宁，他在代表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提出“黄祸论”。1987年，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详尽讨论了中国崛起的起点和两大条件。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给中国带来了积极转变和影响。中国的崛起似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或者说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这引起了西方更强烈的反应，因此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著述在西方雨后春笋般出现。虽然有看好中国崛起对世界影响的观点存在，但结论大多集中在“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上，给中国的国际交往与活动带来巨大困难，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不容乐观。

在这种背景下，尤其是针对“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2003年11月3日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主会场的演讲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和平崛起”的概念。他指出“和平崛起”就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 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此后这一议题受到了国内外社会的广泛关注。

1.1 国内研究现状

“和平概念”提出后，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产出较丰富的成果。其中，笔者接触到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1.1.1 对“和平崛起”内涵的探究

一些学者认为，“和平崛起”是针对“中国威胁论”而提出的一种政治话语。其目的是想向西方和世界表达积极友好的态度，减少外界的质疑和制约，从而为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另一些学者如庞中英，通过探究“和平”与“崛起”的关系来进行定义。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方对于“和平”的理解并非一致，谈之“和平崛起”，中西方都站在自身立场进行解读，而没有进行概念上的规范统一。中国学者常基于儒家文化传统进行解释，更强调“和而不同”“和为贵”的思想。这让与中国存在文化差异的西方社会难以理解，甚至产生“和平”概念界定的冲突。

1.1.2 对“和平崛起”可行性的研究

第一，论述和平崛起实现的基础或困境，简单来说即研究是否能够实现和平崛起。第二，阐述实现和平崛起的措施，即如何实现和平崛起。第三，阐述和平崛起的意义和影响。

国内学界对西方所持观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击，但大多还是将重点放在对“和平崛起”的规范性（normativity）探讨上，比如研究中国如何实现和平崛起或是展望和平崛起能带来的积极影响。而问题在于西方不一定认可中国的这一套语言逻辑，中西方在各自都能自圆其说的逻辑中进行的讨论是空洞单一的。

1.1.3 对“和平崛起”的历史性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并不能很好地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有说服力的话语。原因在于：一是西方国家之所以对中国的崛起抱极度防范警惕的心理，很大程度源于其历史记忆。二是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历史上能够提供的契合背景的启示和经验有限。

1.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崛起的可能性;二是中国崛起之后对其他国家和世界产生的影响;三是默认中国崛起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面对这样的情况，各国应采取的措施。

但西方学术界所持主流观点为“中国威胁论”，对中国还不够了解甚至存在较深的误解。西方学界更多立足于如权力转移理论、进攻现实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和大国崛起伴随战争的历史记忆将中国视为威胁、否定中国能够“和平崛起”;而非将目光着眼于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实际操作和行为，关注是否存在实际威胁。

1.3 結语

国内对“和平崛起”研究具有一定成果，推动了和平崛起战略的发展。但国内研究较多是从政策层面来进行探讨，学理程度还不够深刻。庞中英曾总结，认为目前关于“和平崛起”的讨论还相当初步、肤浅和空泛。比如“中国崛起是历史的必然”就是口号式的而非科学的话语。他认为应将“和平崛起”的问题具体化。

此外，学者在研究中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但都较为笼统，未就当代背景下中国如何实现和平崛起提出具体有针对的建设性建议。

从国外现有研究成果看，由于学者占比较小，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职业身份是政客或是媒体记者，学术性研究并不多见，研究者受其国家所持立场或所立足的利益等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因此，西方媒体和学界主流“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很少真正试图去了解和理解中国或是关注和调研中国的实践行动。

對于“中国崛起”，中西方都局限于在各自的语境中来理解和表达。本文认为，研究“中国崛起”是否是和平的，中西方应该跳脱出各自语境，从中国实际操作和实践行动本身来进行研判。

2 中国的实践行为是否具有威胁性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在解决任何一个国际问题时，从未主动使用过任一强制性手段去处理与其他国家的纷争、始终未干涉别国内政、给别国带来上述任何一种安全威胁。历史上，中国建国后从未颠覆过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中国和平崛起后更加没有运用过上述任一手段对待别国。例如，中印之间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争议，在印度方的错误估计下，1962年10月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印边界战争爆发。作为原则性大国，中国边防军为避免战争升级，依然克制退让、坚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印军步步紧逼、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实行自卫还击，将印度侵略军逼退在传统习惯线附近后即刻停止行动，并未乘胜追击、运用强制性手段压迫印度方。冲突过程中，中国政府一直为停止武装冲突、进行和平谈判做出努力。在印度政府坚持武力解决问题后，中国政府为了表示和平谈判的决心和诚意，主动将中印边界东段的边防部队撤退到原来的实际控制线，并停止了巡逻。虽然中印之间存在结构性冲突，但是中国从未公开将印度视为敌人，始终坚持既争取又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在中国走上和平崛起道路之后，更加重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尊重他国、重视和平。比如在南海问题上，中菲矛盾由来已久，但双方自1995年到2011年陆续签署了六个共识文件，从而达成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来解决两国之间领土归属和海洋划界争议的共识。2002年达成的《南海各方行动宣言》也明确规定，有关领土和管辖权的争议应由当事方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然而，2013年菲律宾阿基诺三世出尔反尔，向联合国海洋法法庭提请申请，单方面就中菲在南海问题上的有关争议提起强制性仲裁，并成立临时仲裁庭。直到2016年杜特尔特上台后转变对华态度、试图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中国立即搁置与菲律宾的领土纷争，淡化“南海仲裁案”，积极开展双边实质性合作。

此外，一个国家若视另一个国家为威胁，并采取手段进行遏制，即说明该国对威胁源有着强烈威胁感知。斯蒂芬·沃尔特在《联盟的起源》一书中，提出“威胁制衡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沃尔特归纳了四个威胁来源，包括综合实力、地缘毗邻性、进攻实力和进攻意图。其中，综合实力是现实主义理论中最根本最突出的因素，一国所拥有的综合实力的强弱与其对他国造成威胁的可能性高度相关。而进攻实力与综合实力关系紧密，尤指国家的军事进攻能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综合国力大幅上升;但是需要清楚认识到的是，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实力差距还非常大。根据2018年的军费数据显示，中国国民人均国防费为118美元，而美国高达2210美元。从中可见，中国的综合实力和进攻实力远未达到可以威胁西方、威胁美国的水平，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难以达到。中国提高国防水平的目标非常坚定和清晰，就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缘毗邻性关注地理位置与威胁感知的关系，中小国尤其关注这一点，因为毗邻的大国更易带来威胁，威胁感知更强烈。但是纵观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可以发现并非所有国家都将中国视为实际威胁。虽然泰国对中国有所防范，但同时也积极进行合作，采取的是典型的中等对冲战略，而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国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亲华态度。如南海争端问题上，柬埔寨在东盟外长会议等场合下多次阻止将南海问题变为东盟框架内的议题，主张南海问题是双边问题，是少数对菲律宾持明确反对态度的国家之一。而缅甸表态呼吁各国保持克制，主张用和平友好方式解决争端。因此，地缘毗邻性并不是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威胁性的决定性因素，周边小国的态度更能体现中国没有给小国带来现实威胁。

进攻意图作为观念性要素是难以量化、也是难以客观评判的因素。中国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从未有过可以解读出主动进攻意图的行为。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从权力转移理论的视角，认为崛起的中国必然会试图挑战美国的地位，并因此采取很多干涉措施;西方学者和媒体的主流观点也多是“中国威胁论”。不过，并非所有国家的学者都习惯性认为中国具有进攻意图。例如印度学者阿嘎瓦拉在其代表作《中国的崛起威胁还是机遇》中提出“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威胁”。西方媒体中，美国《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专栏记者丹尼尔·伯斯坦也在其著作《巨龙》提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观点。英国记者詹姆斯·金奇则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世界而言正释放出了“一股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共同繁荣的驱动力。”因此本文在威胁感知问题上不对进攻意图多作探讨和研究，而将重点放在实践行动的研判上。

综上所述，中国从未对他国政治和国家安全进行实际上的威胁举动，不具有威胁性。

3 互动性和平

上文已经对中国是否具有威胁性做出讨论，接下来本文将继续立足中国实践活动谈谈“和平”。

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和平与威胁是行为体国际交往的其中两种呈现模式，而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可是以为美国为首的西方习惯性将两者作为极端对立的概念，它极端地将中国会带来威胁性的猜测当做结论，而忽视了中国与别国包括西方国家的和谐相处，也不考虑中国和平发展的可能。国内一般认为美国故意宣扬中国威胁论是政治上遏制中国的一种舆论手段，但某种角度上讲，其实可以说是美国基于自身崛起路线而形成的惯性思维的呈现。简言之，美国自身的崛起就是非和平的，所以惯用自己的思维定式来考量其他国家，认为别国也决不可能和平崛起，从而容易将别国视为具有威胁性的国家。总之，美国的崛起本身就是充满扩张与征服的帝国主义侵略史。美国从发迹史出发，用单一的思维模式将中国视为“黑箱”式的国家，而忽视中国的内外政策都是以讲和平为基础的。

美国学者米尔茨海默将中国视为威胁，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中美冲突不可避免;在他看来，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中仍然能很大程度上保持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很快中国将会把财富转化为军事权势，如今中国的军事建设就隐藏着可能的霸权意图;他主张美国应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历史上，美国也确实对中国贯彻过遏制政策。朝鲜战争战败后，美国在政治上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封锁中国;在军事上采取战争边缘政策威胁中国。对于美国的敌视以及侵略，中国在国际上建立起反对美帝侵略和战争政策的统一战线。在坚决反对美国遏制政策的过程中，中国主动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年12月31日，中印代表团进行正式会谈。经过四个月谈判，1954年4月29日签订了《中印两国关于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明确将中国首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双边关系的原则。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基本内容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之后，此原则成为中国和平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这个原则是“和平”的，此后几十年中，中国实打实地用行动贯彻并发展了此原则，落实了“和平”。

尽管中国自建立起就奉行和平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用行动贯彻和平，但美国总是试图通过一些有违国际道德的方式来干涉我国内政、激发矛盾、挑拨战争。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及其他反华势力曾利用中缅边界问题炮轰中国，污蔑中国好战而不支持和平。很多国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附和美国，对中国产生误解。面对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睦邻政策，和平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用事实有力回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反华论调，打击了美国对华遏制政策。而且需要认识到的是，美国的这种身份判断方式并不是仅针对中国，也常常针对其他国家。2018年7月，特朗普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对于“谁是美国的敌人”这一问题，特朗普脱口而出：“欧盟！”历史上它基于这种思维定式，频频介入地区性争端和干涉他国内政，如美苏冷战、越南战争等。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任何行为都将给地区乃至全球带来显著影响。所以它的这些有违国际道德的行为常常引起区域性的不稳定、带来区域性的矛盾和冲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有意挑拨所导致的“不和平”现象，很多时候是导致产生中国和平崛起带来不稳定和威胁的错觉的元凶。抽丝剥茧来分析，出现在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并非中国主动造成。

因此，脱离互动对象而单独讨论中国本身的和平行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应该将中国这个国家行为体还原于国际关系互动网络中。任何国际活动和结构，无论是权力政治结构亦或是国际制度体系，都涉及多个主体、多个问题领域，和平亦是这样。布赞曾提到，安全是相互依赖的，过分强调“自我”的安全政策最终会导致失败。西方与中国的互动不能太过于自我，和平决不是中国单方面就可以实现的。我们所要实现的和平，是一种处于国际互动网络中的交互活动，笔者将其定义为互动性和平，这种互动性和平的实现需要通过交互性的理解和构建才能实现。例如，习近平于2013年秋季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如今已成为中国“品牌”，在推动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构建互动性和平上成果颇丰。以中俄关系为例，在全球治理中，中俄以上合组织、金砖组织等为平台，携手参与全球治理;在涉及两国的重大事件中，中俄也秉承着互相信任与协作的态度，2017年两国在双方“敏感地区”南海和波罗的海进行了联合军演来表达对彼此的支持，向世界展现了中俄的高度战略互信关系;两国元首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西方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两个崛起的大国是无法和平共处的，但中俄关系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式。到2019年6月初，中俄两国关系上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为了全球国家合作典范。换言之，西方如果真的希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实现和平就决不应该主动捣乱挑拨局势、随意插手别国事务、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別国发展的权力。虽然中国坚持和平崛起，但这绝不意味着在受到原则性侵犯时中国不进行反击。只要西方不进行上述有违国际道德的行为，中国的崛起将一定是和平的。和平是两方或者多方构建的，并不是一个国家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左右的。

4 结语

国内外学界和媒体对于中国崛起的观点有着较大差别，且在各自语境中都有一定局限。在中国威胁论于西方大行其道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中国走的是和平崛起、和平发展道路。但国内学界在阐述和平崛起时更倾向于将其作为规范性概念，而国外的学界和媒体更少关注中国的实际行为，双方都容易纠结于话语传达上，各自局限在自己的语境里来对中国是否和平崛起做出判断。本文认为，研究“中国崛起”是否是和平的，中西方应跳脱出各自语境，研判中国实际操作和行动本身。中国学者应谨慎不要落入西方语言圈套、恋战文字游戏。

从中国建国以来的实践活动来看，中国从未给别国带来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威胁、从未干涉或颠覆过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中国和平崛起后更加没有运用过任一强制性手段对待别国。从斯蒂芬·沃尔特“威胁制衡理论”的角度出发，中国也并未满足成为威胁来源的条件。综上所述，结合事实，中国从来没有做出具有实际威胁性的行动，也未曾给别国带来现实危险。

然而西方，尤其是美国习惯性地将别国特别是中国极端地视为威胁，而忽视其行为是和平的事实。中国方已经通过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系列实际行动，落实了和平。但“和平”本质上是一种互动性概念，这种互动性和平的实现是建立在双方乃至各方共同构建的努力基础之上的。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再随意干涉中国内政、不再对中国采取有违国际道德的措施、不再损害中国发展自我的权利，那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一定会是和平的。

本文期冀，中国学术界和媒体关注点应不仅仅停留在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言语阐述或规范性论述上，我们应更多关注中国的实际行为，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性和平善举上;通过对这些具体表现的关注，增强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说服力、对西方针对中国的消极言论进行强有力的反击。此外，通过对互动性研究的贯彻和发展，在互动中体现中国的和平理念与行动，从而更好地塑造中国的和平大国的形象、构建与别国的互动性和平关系。

参考文献

[1]刘亦淇.权力投射与威胁感知：东南亚对华对冲战略分析[D].北京：外交学院，2018.

[2]李强.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行性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1.

[3]张晓明，曹延中，洛岩.新一轮“中国威胁论”透析[J].国防，2018（12）：23-27.

[4]李大光.全球化背景下的总体国家安全研究[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08）：6-19.

[5]宋婧琳，张华波.国外学界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争论与反思[J].社会科学文摘，2018（09）：27-29.

[6]倪世雄，牛海彬.和平崛起、中美互动与两岸和解[J].美国问题研究，2006（01）：104-124;4.

[7]胡钰，沈沁怡.从“锐实力”概念演变看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与话语创新[J].中国记者，2018（4）：59-62.

[8]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0[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9]韩拓，贾庆国.美国崛起时是如何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J].国际观察，2019（02）：45-71.

[10]杨公素，张植荣.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1]王文.强国长征路：百国调研归来看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

（编辑：董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