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星蔚

【摘 要】精准扶贫是我国治国理政的组成要件，也是新时代政府治理经济困难户的核心部分。近年随着国家对贫困人口和地区越来越重视，针对湘西的贫困状况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进行“精准扶贫”，并在次年得到了推动和落实。本文通过对国外扶贫相关的研究综述的梳理，重点从国外学者研究角度出发，对扶贫的内涵以及扶贫中出现的问题和措施作出归纳。

【关键词】精准扶贫；扶贫成效；初始因素

一、引言

中国的扶贫事业是在强烈的发展愿望与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的必然选择。我国力图同时实现后工业化和共同富裕的双重跨越，走一条与西方发达国家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道路。这将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探索时期，因此需要充分考虑到其复杂性和艰巨性。

Dollar&Krarry（2002）、Ferreira（2003）认为扶贫成效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一观点被国外学者普遍认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有哪些因素发生作用、是否需要尽可能做更多的工作等等。此外，最近的研究还强调了贫困地区增长差异和该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多种因素的初始状态有关。

二、经济增长的扶贫成效

本人收集的资料大多是研究围绕农业经济发展的扶贫成效展开。

Datt&Ravallion（1998）利用一组1957-1991年的国家数据分析发现农业技术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状况是减少农村贫困的主要因素。Dercon（2006）分析了1989年-1995年间埃塞俄比亚实施经济改革后村庄的贫穷变化的决定性因素。认为贫困显著下降，但在不同村庄的经验有所差异。最主要的因素是相对价格的变化，还包括土地、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地理位置。这种观点被Thorbecke&Jung（1996）经过实证研究支持认可。

Quizon&Binswanger（1986）的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利用局部均衡市场模型对印度的研究表明，农业增长带来的绿色革命对减少农村贫困没有好处。进而，他们认为减贫的主要方式是提高非农收入。其他学者的研究认为农业和非农产业的扶贫效应是相同的。Warr（2006）认为增长的服务和农业部门对东南亚四国减少贫困的影响最大，并且前者的影响更大。

三、多种因素初始状况对贫困的影响

（一）基础教育水平

低的基础教育水平经常被定义为收入不平等的一个来源。教育也会影响到穷人参与非农收益增长分配的多少。近年来，认为人力资源开发与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政策改革的协同效应一直是一个突出的研究主题，典型的例子有Thorbecke&HongSang（1996）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世界银行在扶贫中的做法也强调了结合人力资源开发与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二）城乡差异

Bourguignon&Morrison（1998）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另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是城市和农村部门收入之间差距的程度。他构造了一个简化的二元经济模型来说明这一问题。在这一模型中，扶贫采取了將贫困农业部门人口吸收到非贫困的非农业部门的方法。该模型假定任何农业工人如果有意愿参与非农业部门将产生一个成本。这个成本决定了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均衡收入差别。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成本降低了总产出。但是这一成本也降低了劳动力吸收到非农业部门，从而意味着更高的贫困率。此外，部门间的工资差距也使得扶贫效果较差。较高的初始工资差距（反过来意味着较高的初始贫困率），在给定非农业经济增长率下，减贫的比率更低。可以说，二元经济限制了减贫的前景。Harris&Todaro（1970）认为农村不发达制约产业化前景。要素市场扭曲也需要通过非农经济增长来减少城乡不平等对扶贫的阻碍。比如非农业部门的工资固定于市场出清水平，（指商品价格具有充分的灵活性（flexible），能使需求和供给迅速达到均衡的市场）虽然城市和农村部门之间存在着流动性，但是转向城市的农业工人不是都能找到新工作，于是他们将面临失业或转向相对较低收入的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市场二元程度越高（通过跨部门的工资差异衡量）意味着更低的经济增长和穷人的受益更少。最初在城市和农村部门之间的人口分布同样关系到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通常，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城市人口生活份额的变化将使洛伦兹曲线变动。

（三）城市化水平

Lanjouw&Lanjouw（1997）认为利用市场扩张，城市化经常被视为一种促进农村非农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企业很可能被吸引到这些地区，因为较大的地方产品市场、熟练的劳动力、更广泛品种的生产投入、技术溢出的可能性，以及更好的基础设施。

（四）非收入因素

Kakwani&Pernia（2000）认为减少收入层面贫困并不能保证减少非收入层面的贫困，如教育或健康等。因为贫困是个多方面现象，只使用单一指标实施扶贫是不正确的。Grosse etal（2008）利用1989年-1998年玻利维亚的数据，以增长发生率曲线、Ravallion-chen减贫率和财富均衡增长率作为研究工具，研究了个人和综合性的非收入成就，如教育、死亡率、疫苗接种、发育迟缓和多层面的福利措施等非收入指标的改善是否有绝对或相对减贫的意义，以及它们更有利于扶贫。

四、文献评述

经济增长对扶贫具有积极推动作，是减贫的重要条件，但在这一过程中，其他因素也会对扶贫产生重要影响。我认为以上文献综述为中国扶贫事业带来一些有益启示。

第一，贫困人口多居住在偏远地区，生态环境极其恶劣，缺土、缺水、生产生活极其艰难。大多数地方以“农本经济”或“粮食经济”为主，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村二、三产业比重低，传统产业、传统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缺乏竞争力，经济效益差，增收途径少、难度大。多数贫困地区资源贫乏，人口自然增长率居高不下，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人口的科技文化水平低，就业机会少，剩余劳动力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此外，还受到宗教、民族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区域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环境、市场环境等诸多要素共同制约着贫困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自中国有组织地开展扶贫工作以来，贫困人口快速减少，成就有目共睹。但是，随着脱贫人口数量的逐年减少和扶贫投入的不断加大，扶贫成本也越来越高，尤其还曾出现贫困人口总量不降反升的现象。回顾反贫困历程，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就是将扶贫目标定位于区域性反贫困。这一举措，在大面积“普贫”的背景下，确实能够提高扶贫效率、减少扶贫成本，但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区域内减贫的非均衡性问题也日益突出。

【参考文献】

[1]Dercon，S.Economic reform，growth and the poor： Evidence from rural Ethiopi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6，81（1）：1-24.

[2]Kakwani&Pernia.What is pro-poor growth？[J].Asian Development Review，2000，18（1）：1-16.

[3]Grosse，Harttgen&KLASEN.Measuring Pro-Poor Growth in Non-Income Dimensions[J].World Development，2008，36（6）：1021-1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