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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产融结合对制造业升级影响研究

2019-08-16彭卓

智富时代 2019年7期
关键词:产融结合长江经济带制造业

彭卓

【摘 要】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不仅有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而且对全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进而促进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乃至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将围绕长江经济带11省市制造业转型升级问题,从产融结合的视角,深入研究产融结合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路径,对产融结合的发展及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产融结合;制造业

一、研究现状及背景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研究,国外学者首先从制造业升级理念和升级方向进行了研究。Zhang(2014)提出使用网络、云计算、服务器计算和制造产业结合能使制造资源和能力变得统一化、智能化,并且使制造资源能够共享、循环的制造服务,即云制造的概念[1]。Veugelers(2013)和Tether & Bascavusoglu-Moreau(2011)认为,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成产创新不是独立的,而是互相关联、互相弥补的[5]。其次,国外学者还对产融结合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Kroszner(1999)和Ciamarra(2012)指出,金融关联有助于降低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的不对称,从而有利于企业的融资;但是,Angelini(1998)却认为,金融关联并没有降低,甚至提高了融资成本[2][3][4]。最后,国外学者对Solow模型进行了扩展。Martha Jiménez(2014)在Solow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要素,对扩展的索罗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得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6]。对于Solow模型的扩展,本项目将从产融结合的视角出发,将产融结合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引入Solow增长模型中进行深入研究。

2.国内研究现状。对于产融结合与制造业的关系。郑文平等(2000)提出,产融结合的发展要面向中小企业的资本市场,为中小企业的产业投资提供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并由此促进产权交易和资产重组[8]。杨竹清(2017)深入分析了2008-2015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产融结合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得出企业产融结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确有明显促进作用 [13]。王元月等(2018)认为产融结合能有效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金融发展会强化产融结合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改善作用[7]。谭小芳等(2018)以2007-2016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发现,产融结合对制造业企业研发不足、加重研发投资过度的机理 [12]。黄昌富等(2018)从产融结合的广度与深度的角度对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研究得出,产融结合的发展对企业财务绩效负相关,与市场绩效正相关;产融结合的发展有助于改善企业投资效率[14]。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研究。张永恒等(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供给层面,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应从提高要素流动形式多样化、提升各类要素禀赋等级、细化要素禀赋分类、创造更多具有创新性的新要素等四个方面着手[11]。陈瑾等(2018)从功能性产业政策、市场需求、装备制造业资产结构军民融合产业聚集、信息技术与装备制造业深度融合、产学研结合机制、国际分工网络等方面提出建议[9]。对Solow模型的研究。熊俊(2005)基于索洛增长方程式分别放松三个基本假设,對索洛模型进行了重新的推导,最终得出经济增长的两个直接来源,一是物质资本、简单劳动力、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四种要素投入的增长,二是四种要素综合生产率的增长[10]。李德煌等(2013)从教育、劳动力再培训、身心健康和劳动力合理流动四个维度,通过因子分析法将其融入人力资本,并将人力资本要素引入扩展的Solow模型[15]。

(二)、发展背景

1.国际背景。中国传统制造业在国际中面临竞争加剧、政治风险、冲突风险时有发生的情况,“中兴遭遇美国制裁”和“中美贸易战”就是典型的案例。中国目前虽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也具有强有力的竞争优势,根据《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显示,中国再次被列为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但是在制造业竞争力关键因素中,成本竞争力排名第二,排名首位的仍然是人才,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是顶尖人才数量少,制造业产品质量水平也相对较低。据预估,2020年美国将会超过中国成为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中国传统制造业重制造,轻研发,人才培养力度弱,长期以来对低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要素成本的依赖,导致“中国制造”品牌附加值低,始终位于微笑曲线低端,容易被发达国家卡主核心技术,导致产品无法完成,同时在与发达国家高质量产品的竞争中缺乏竞争力。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廉价劳动力优势淡化,越南、印度、巴西利用其更为廉价的劳动力纷纷涉足制造业。

2.国内背景。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是贯穿我国东西的水运大动脉,素有“黄金水道”之称。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一轴”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的核心作用,推动经济由沿海溯江而上梯度发展;“两翼”分别指沪瑞和沪蓉南北两大运输通道,这是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基础;“三极”指的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打造长江经济带的三大增长极;“多点”是指发挥三大城市群以外地级城市的支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的区位优势,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和沿江地区高质量发展。近几年国家对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不断出台相关政策支持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对长江经济带的传统制造业行业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选取及推导。在所有的生产函数中,C-D(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唯一一个能同时满足所有经济假设和经济特征的生产函数。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传统的C-D生产函数已经不能完美地解释现有的经济现象。首先是技术进步不变已经不符合实际了,此外,仅用K和L来解释产出不仅不能体现资本和劳动力的使用效率也不能体现其他要素对产出的影响。综上,本文将产融结合度这一变量引入Solow模型中,即:

(1)

其中,t表示第t期,Y表示产出,A表示技术进步,θ表示产融结合度,K和L分别表示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α、β分别表示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弹性系数,且α+β=1,δ和γ表示技术进步和产融结合度的弹性系数,对规模报酬的份额不产生影响。

把(2)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可得:

(2)

(3)式是引入产融结合度之后的Solow模型,由(3)式可得,经济增长可以从技术进步、产融结合度、资本投入以及劳动力投入四个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将选取经济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产融结合度作为解释变量,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和劳动力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对Solow模型进行扩展分析。

(二)指标的选取及数据处理。本文将采用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GDP增长率的百分比作为被解释变量Yt,采用融资规模变动率的百分比作为解释变量θt,控制变量为技术进步率At (R&D投入强度的百分比,即R&D投入总量占GDP的比重)、作为资本投入Kt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百分比)、作为劳动增长率Lt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千分比)。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及中国金融统计年鉴,由于R&D投入总量2010年以前的数据只有部分年份,所以,本次模型只选取2011年-2017年共7个年份。

(三)实证结果

表3 ADF平稳性检验结果

根据模型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仅有被解释变量GDP增长率和解释变量产融结合度以及控制变量劳动力增长率的滞后一阶是平稳的,但是如果将显著性水平扩展到10%,所有变量的滞后一阶都是平稳的。

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Y=0.289Y-1+0.052θ-1+3.6/3A-1-0.046K-1+0.34L-1 (3)

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在过去几年的经济增长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其次是劳动力的变动率和其自身的影响,产融结合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只有0.052,虽然不大,但是要比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力大。

产生这种结果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使用率不高、投资结构不完善,这恰恰与产融结合度有很密切的联系,这也与过去我国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大多依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但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逐渐的削弱,而固定资产投资的使用往往是粗放的、缺乏效率的。

三、长江经济带产融结合发展路径

纵观西方产融结合发展模式,大体上有三种,分别是以德国为例的银行主导型、以英美为例的市场主导型、以韩国新加坡为例的政府主导性。针对我国产融结合发展状况,以及产融结合对我国传统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分析,为更好地促进我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我国的产融结合发展可以走“政府引导—市场发挥”的道路,即“以政府为主导、以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大型企业集团为中心主体、以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中小制造业企业为外围,以专业的资信评级机构为补充”的“中心—外围”产融结合模式。

1、對政府而言。第一,政府作为引路人,为市场发展制定法律法规,守住法律的底线,为市场的良好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第二,在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时候,政府应该维护市场的秩序,保证公平正义,促进良性竞争;第三,政府应该发挥服务作用,推动简政放权、深化放管服改革,为市场和企业提供便利。

2、对金融机构及资信评级机构而言。首先,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该协同资信评级机构建立完善的资信评级制度,使用科学严谨的调查和分析方法对制造业企业的资产状况、履约各种承诺能力和信誉程度进行全面评价,并将其评价结果出具给产融结合各主体,为企业融资提供资信支持;其次,根据资信评级机构出具的资信状况对不同企业制定不同的信贷标准,适当的放宽贷款条件,为更多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吸纳闲置资金的功能,充分调动社会上的各种资金,为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制造业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3、对大型企业集团而言

第一,大型企业集团经济实力雄厚,资信状况良好,应对风险能力强,在行业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大型企业集团可以凭借自己的资金、信誉、管理等优势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比如阿里巴巴集团的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重庆宗申集团入股的重庆富民银行等。第二,大力发展融资租赁业务,成立融资租赁公司,可以有效地缓解生产设备的结构性失调状况。第三,发展“拆借”业务。在制造业行业,不仅发展资金拆借,而且开展产品、设备拆借业务。

四、长江经济带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

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制造业发展程度不同,面临问题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时候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1、重视制造业高素质劳动力和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传统制造业面临劳动力资源结构性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严峻问题。因此,要促进长江经济带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加强劳动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劳动力,推动制造业行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同时,大力引进制造业行业高素质人才。

2、延长制造业产业价值链,提升附加值。传统制造业产业大多围绕初级产品和低端产品的生产,这也严重制约了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因此,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产业升级时,必须延长制造业产业链,加强研发和品牌宣传,提升制造业产业价值链,这不仅能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而且能够提高产品竞争力,推动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进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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