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柏生

摘 要：新时代具有单义表征和多义交叠的涵义，它既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和任务，同时又交叠和融合了当下社会特征的许多内涵，从而使自身具有丰富的内涵和要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进入新时代，我们除了继续面临着原先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老挑战外，还面临着一些思想理论方面的新挑战，它们主要有：确立四个自信的基础与条件是什么;对技术作用的理解与关注;思政学科建设的新平台如何建构; 教育立信的要素是什么等。

关键词： 新时代;挑战;自信;技术;学科建设平台

DOI：10.15938/j.cnki.iper.2019.01.010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9）01-0050-06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性奋斗阶段。新时代不仅意味着对一个重大社会历史任务的担当，也意味着必须从容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而言，同样也存在着类似的境遇，因此需要我们在厘清“新时代”涵义的基础上，不断明确和勇于承担由相关挑战所带来的严峻任务。

一、有关“新时代”要义的学科理解

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中，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时，作出了3个“意味”和5个“时代”的判断。尽管人们对此内涵还处在不断认知和理解之中，但就目前的认知状况看，还是可以发现有一定的特点，其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1.“新时代”内涵的单义表征和多义交叠

这里所谓的单义表征，是指“新时代”的含义是明确的，它标志着勇于担当一个伟大社会使命的庄严宣誓。也就是说，党的十九大以来所强调的新时代，实际上昭示着一个重大的社会历史使命，表明着中国人民正进入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进程之中，这个新时代是针对中国和中华民族而言的，不是泛指的和广义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月5日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大政治论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1]而新时代的起始，是从党的十八大算起的。

2018年5月，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又提出了三个“伟大飞跃”的判断和预测，即中华民族实现“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华民族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 这些都表明新时代内涵的明确性。

而本文所谓的“多义交叠”，是指我们又必须同时看到，任何时代都是一个由时空、人物、事件、活动、意义、价值、制度、技术等要素所构成的范畴，它们历来都是具体的，并且它们有许多内容充斥其中，想人为地排除某种内容不予其中，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

由此，我们不得不记起几个相互关联的关键词，即“新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时代”三者的关系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人们将其称之为“新时期”，其标志是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可以简称为“新时期”，也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时代”。而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则更明确指出：“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还把这种新时期的特征总结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大致划定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五十年代。

新时期与新时代应该是接续统一的，两者都同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又可能属于初级阶段的不同发展阶段。至于新时期与新时代是否存在着时空交叠，人们不能仅仅从文字本身的涵义看，更要从两者所指向社会特征的异同状况看。从以往的理解看，“新时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基本同一的，因为两者所指向的社会历史任务是同一的，“新时期”是为了解决从不发达状况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系列问题，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较长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被人们理解为最起码要百年以上），但两者又有一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新时期”起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或有理解为起始于1982年党的十二大;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般理解起始于1956年（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则由党的十三大所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一个比较漫长历史过程，实际上又可以界分成若干发展阶段，如最初以摆脱贫困、解决温饱为主要内涵的起始阶段、小康水平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乃至从十八大开启的新时代。而“新时代”作为一个历史转折期，既意味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又意味着原先设定的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将要提前15年左右完成，更意味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将为中国社会进入更高阶段而奠定厚实的基础。但始终有两个“没有变”，即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原先是三个“没有变”）。

就接续意义看，“新時代”实际上是“新时期”的一个关键时期，即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这么一个社会历史时期，它们又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换言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过程很长，而“新时期”是其中的部分阶段，它以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共同理想”为标志。而“新时代”又属于“新时期”的部分阶段。不难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任务和新道路，确立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在历经以主要解决温饱问题的“第一步”发展阶段和进入实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阶段后，2000年，我们已胜利地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标，开始进入第三步目标的初始奋斗阶段，即全面实现小康的阶段，现在终于迎来了“第三步”发展阶段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在这个时段，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就是新时代的开启，它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和任务。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可能是社会主义“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更高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会实现”。[3]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传承“接力棒”的社会历史进程。

值得关注的是，既然“新时代”具有不可分离的“社会主义初阶段”和“新时期”的属性，这种属性所具有的含义就必然交叠到“新时代”的内涵之上。不可忽视的还有：人们对当下社会特征的描述，也经常使用诸如“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改革进入深水区”、“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等词汇，还经常使用下述用于描述社会技术特征的词汇。如“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时代”、“后真相时代”、“后工业化时代”等等，甚至连近年来逐渐热门的“人工智能”也可能马上被人们称为“人工智能时代”。这些不同词汇所表征的社会特征之间应该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它们各自的涵义总是程度不一地交叠和融合到“新时代”的社会特征之中，使得“新时代”的涵义变得十分丰富。

2.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使命

“新时代”的丰富涵义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什么制约关系？显然是人们不得不关心并且不得不回答的前提性问题。也许新时代的许多内涵最初都是作为外部性环境变量而存在，但逐渐又程度不同地转化为内在变量，或者成为相对独立的交互变量。要充分展开这些内涵要求，势必蕴含着许多矛盾关系，如明确性与不确定性的交互、多变性和风险性的交互，自主性与受动性的并举、共识急需和共识困局的交杂、主观期待和客观成效的投入产出比如何不断提高等等。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充分意识到新时代涵义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使命，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最显著要求是坚信与坚定在二十一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繁荣振兴的中国梦。应该看到，如今在校的大学生，再过四年或者最多十余年，他们就会踏上各种社会行业的各种岗位，他们将亲身投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他们将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生力量。因此，他们对理想信念的忠贞和热爱，他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热切关注和全身心投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关系到我党治国理政的可持续进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繁荣振兴的不断延续。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明确自己的社会历史使命，那就是培育和确立大学生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高度自觉和高度自信。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注意，前些年人们经常言说的“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际上表征着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也是一种过程性特征，这种过程性特征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制约和规定着的人们各种社会活动的类型、特点和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人们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形态，自然也离不开这种社会特征的制约。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特征（或信息化时代、新媒体时代等）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两者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互联网时代的最大特点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整个生活方式发生着整体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给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许多机遇和挑战。

二、不期而遇的挑战分析

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着哪些重大社会挑战？原先所说“中等收入陷阱”是否继续存在？城市化率究竟是多少比较适宜？合法性危机的克服状况如何？政治信用和社会诚信危机的克服状况如何？在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中，不仅阐明了“五大建设”和“七大战略“，还强调了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等一系列艰巨任务，完成这些艰巨任务，都意味着是对我们能力和毅力的重大考验。

在这种基础上，我们还面临着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教育实践方面的挑战，它们主要表现为：1.确立四个自信的基础与条件是什么

“自信”的本质是什么，它的结构是什么，形成过程又是什么 ？ 也就是说，一般认为，自信即自信心，是指人们对自身力量的某种确认和确信，是人们在行动成功后产生的良性情绪，或积极的情感体验。也有人认为：自信是在自我评价上的积极态度。但这么一来，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它是怎样一种心理结构？是否也包括着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还是说信心就是与信念相关的概念，而搞清这种心理结构，也就明确了教育路径。还有观点认为“自信”是与心理学上的“自我效能感”比较接近的两个概念，这就又会引出偏向自我效能感的一些理解。

进一步看，自信可以界分为个体自信与社会自信两大类。上述的概念内涵分析基本上都属于个体自信，这种自信完全建立于个体经过自我比较与自我选择、通过自身行动又获得成功后的良好情感体验的基础之上，它是个体自由意志的一种体现，也是个体逐步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某种心路历程。而社会自信则有不同的内涵与特征，它可以包括各种群体自信和组织自信，在内涵上又包括了文化、价值、理论、制度、发展道路等内容的自信。社会自信未必涵盖社会全体成员的成功经验及其良性情绪情感，通常由其中一些先进群体和组织获得这样的积极态度后，再经由教育与社会传播，形成一定的社会规范，然后由全体成员分享与遵从即可。因此，社会自信是一种社会规范要求，但这种规范要求又不能完全脱离广大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

现今一些社会成员表现出对社会发展的信心不足，并且对未来的发展目标心中茫然。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借助宣扬“四个自信”以提振人們的信心。但这种提振信心不仅仅需要在理论上说清楚和体现彻底性，更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如借助反腐的持续深入推进，环保效果的明显好转，食品安全的切实保障，两极分化的有力遏制、金融风险的有效控制等等，如果没有诸如此类的这些基本要素的支撑，长时间仅仅依靠宣传效应，最终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加上民众目前的价值偏好已聚焦于相信“一步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并习惯于以此作为检验事实真相的手段。在这种社会状况面前，仅仅诉诸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是远远不够了，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期待也变得十分有限了。

2.对技术作用的理解与关注

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人们历来比较重视方法问题，几乎不把技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看待。随着互联网社会的到来，通讯技术、网络技术和社会需求三大变量的强烈变幻作用，带来了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人们对技术问题日益关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社会变化中，技术发展正扮演着日益明显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4]

一般说来，方法是指人们达成目标所采取的途径、手段、行为方式，也指行事之条理;而技术通常指人们在某一领域中从事活动所运用的某些技能和行为方式，方法中总是包含着一定的技能、技术和技巧，而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技术一般总与物化的工具相关联，常常指人们运用一定工具的熟练或精湛程度，也包括运用相应工具的独特方式和有效性，而方法通常不指那些物化的手段和工具，而是指主观方面的手段，即方法更多考量行事的条理、技术运用的得当与否，技术与工具的优势结合状况等等。值得关注的是，在技术使用的背后，总是站立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作用，即技术的使用必须有科学价值的引领，一旦失去这种方法论引领，技术本身的走向就可能令人不齿，正如法西斯主义利用技术为邪恶服务那样，最终是没有出路的。由此可见，我们一定要注意方法与技术的有机统一，不能割裂两者的关联。

就一定的意义看，“新媒体”也可以看作为一种技术变量在产生着复杂的社会影响，这种技术变量后面浸润着某种价值倾向性，即意味着增加着人们自由选择的能力。正如马克思曾经议论过的“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以后人们引申出货币是天生的平等派，如今则转换成自媒体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民主派等，它的长期应用，会在人们的观念上留下技术所带来的价值印记。这将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社会现实。新媒体使用的技术魅力，已经使人们尽享其快捷、高效、方便等优势，而这些新媒体、通讯技术本身所具备的社会品质或方法论影响，一旦浸润人们的社会生活，其民主性、大众化、直接性的技术特征，一方面势必导致社会平等和民主甚至民粹的意愿不断增生，另一方面又为民众随时表达民智民意提供更多的便捷途径和方式。

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人工智能作为社会技术方面的重要变量，它的未来影响可能远比人们目前所料想的状况要大得多，既迅猛又广阔，尤其对教育其中也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不可小觑。当然，人工智能毕竟是人的创造力之产物，到目前为止，人们基本认为人工智能是有“脑”无“心”的，这里所说的“脑”，就是记忆事实与整理知识的功能，而“心”就是善于思考、富有情感的精神性活动，代表着人类的情感方式、精神世界或心灵世界的质量状况。

这里存在着一个人工智能替代性及其程度表现的问题。不难看到，我们的教育主要以传播知识为要务。同样，我们的思想理论教育也大量关注着学生们的政治识记和政治话语，无法摆脱应试教育的印记，满足于课堂教学中观点的灌输与原理或知识点的阐释。我们的教育如果倾向于更多培养学生记忆和理解的能力，背诵既有的知识，而没有注重发展学生的学习和思维能力，那么，它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程度可能就会越来越大。从理论上看，大学主要是训练学生的心智和发展能力，特别是注重思想方法、思维方式等方法论的训练，还包括学术规范训练、知识创新力的激发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更加注重正确处理“脑”与“心”的关系，充分利用中华民族过心灵生活的优秀传统，不断开掘和拓展人们的心灵世界，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不仅仅专注于“入耳”和“入脑”的关系之上，更专注于“入脑”和“入心”的联结之上，在人工智能目前还无法展示自己功能的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先立下脚跟和夯实基础，这样才可能处理好与不断崛起的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

3.思政学科建设的新平台如何建构

将学科建设作为一个平台的想法，其实由来已久。但当时构想的平台建设是比较狭义的。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平台看，其整合的力度在最初是比较有限的，当时就连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的三大组成部分，居然都不在新建立的一级学科之中，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它们分别建有自己的一级学科。在今天发展的眼光看来，当时的学科整合力度显然小了，当然其中也有其他因素在发生着作用，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学术整合能力在一开始就显得比较孱弱。而如今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设的平台建构，应该具有前所未有的态势和景象，应该有更开阔的视界和学术整合力。

一般说来，我们可以对学科作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与此而来的平台建设就有不同的内涵和要求。狭义的学科就是指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是人们依据不同研究对象的属性、特征及相互关系进行研究而积累起来的成果作排序归类的产物，学科的表象就是某类知识体系及其状况。于是，学科建设或学科发展主要是指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手段促进某种知识体系的丰富、完备、发展等。相应的平台建设也就是围绕着促进这种知识体系成长与发展的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各种独立研究和有组织研究等活动和条件累积。而广义的学科通常标志着人们对某一专门研究成果的汇集状况，以及开展相关研究要组织的各种资源（人力资源、制度资源、组织资源、价值资源以及相应的物质资源）和条件的总和。广义学科的内涵是比较丰富的，它应该包括如下因素：科学研究（其中特别是理论创新程度和创新动力状况）、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生培养等，换言之，这里所说的学科，其本质不是事與物，也不是活动本身，而是策划和主导一定学术活动的人，是这方面的专门家。于是，有人就有学科，无人就没有学科。而本文在这里所指的学科，主要是指广义的理解。

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是什么关系？有时候，人们将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看作是一回事，这是由于专业建设在实际运作中也同样包括着科研、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活动组织、学生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要素。实际上，两者是有区别的。一般看来，学科通常以专门知识的创新和发展为核心任务，同时也注意人才培养，因为没有专业人才也就没有学科的接续发展，即学科的发展是通过世世代代的专业专门人才的接续努力和传“棒” 接力而实现的，但学科的主要特征是专门知识的汇集状况，是对某些专业知识的接续、丰富和发展。而专业常常是指一定学科发展获得的知识体系与社会相应人才培养需求两者的交集，它的主要表征是运用学科知识体系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相关人才的某种组织形态，即专业更注重培养相关人才，其中既包括本学科发展所需要的专业专门人才，还大量指社会所需要的相关职业性专门人才。

一定要看到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两者存在着交互作用，一方面，有学科才可能有专业，并且一个学科可以同时具有多个专业，多个学科也可以经办一个专业。另一方面，有专业一方面有可能更好地支持学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有专业而没有学科，如有些专业尽管规模很大，师资力量也不错，但对专门研究之知识体系所做出的贡献很少甚至几乎为零的话，那么就可以称之为“有专业，无学科”。

思政专业建设作为一个平台，应该汇集大量的有价值资源，不断更替新的培养方式和教育组织形态。最直观地看，这个平台如何丰富其产品的质量，优化其服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今天的企业发展中，人们有一种评价：三等企业做服务，二等企业做产品，一等企业做平台，平台化的本质就是给创造者提供创造价值的机会。这种现象是否在学科建设或专业建设中也同样存在？那么，就思政学科建设或专业建设而言，应该如何兼容产品、服务和平台三者的关系呢？

就平台而言，最初的平台概念是指网络上的网站，后来引申为开展活动所需要的环境与条件，组织方式、展示舞台等等。平台具有共享、分享、平等、进出自由等特点。思政专业平台的构建如何在这些特点的基础上，叠加更具特色的优势，是一个值得计议的问题，这个平台应该兼容更多的相关学科，增进学科融合，汇集更多的课程，编制合理的选课名单，准备更多的师资资源，设计更多的实践活动等等。

专业平台所形成的产品，主要有以下几种样态：人才培养、原有知识的发散与分享，理论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精神的凝练，等等。这种平台所提供的服务，主要有以下方面：技术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学术理论支撑、数据服务等等

思政专业建设平台建设的要素是什么？应该有：多学科支撑（目前有政治学、哲学、教育学、管理学、传播学、心理学等）; 人力资源的整合（包括本地和本校教育资源的汇集和协同运用）;课程体系的合理化（要充分利用完善学分制带来的选课制，注意开设宽口径、严要求、精训练的课程品种）;培养模式的探索（如要善于处理本科教育中淡化专业、开展通识教育和注重素质教育跟坚定专业意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培养质量的控制（社会实践效果评估、读书目录规范、论文选题、职业生涯开发等等）。

4.教育立信的要素是什么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在于人们普遍认识到，当今社会乃至未来社会，有一样东西越来越重要，那就是信用。似乎存在着如下的逻辑关系：行为——信用——能力——人格——作用力或影响力（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财富和权力），也就是说，在大数据的作用下，根据人的行为就可推导出他的信用值，然后人就以信用为支点，能力为杠杆，人格为动力，才能展现出一个人驾驭各种资源的总量和范围。一个个体可以是这样，一个群体甚至组织也会存在着同样的行动逻辑和信用问题。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再来看看，作为一种专门以传递、分享和再创造知识和价值、开展系统规训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否也存在着信用问题，即受教育者对教育者所传递的知识与价值是否相信？受教育者对教育者的引导与规训行为本身的价值是否真正相信？它们可能成为制约教育有效性的决定性因素。多年前坊间流传着一句话语，可以看作是教育是否立信的风向标，即“让有理想的人讲理想最信服”。为什么多年来还直流传着另外一种说法，实际上这种说法有其深厚的社会心理因素作为支撑，这种说法认为，世上有两种从业人员不能精神崩塌和腐败，那就是教师与医生。教师德行一失范，整个社会良知的大厦就可能崩塌，医生德行一失序，他人的生命安全就没了保障。因此，从社会心理生态环境的角度看这种话语的流传，本身就表明着某种社会现象的严峻性和人们心理的紧张感。在这种基础上，教师职业能否成为社会中最优秀成员的职业向往目标，可以从另一方面检验教育立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些年来，行为不良者在整个教师人群中毕竟属于极少数，但社会舆论中妖魔化教师德行的态势却有增无减。这一状况客观上也表示着教育立信的程度，至少可以掂量出教育在人们心目中的信任程度，可能是愛恨交错，其中还间杂着教育不自信的潜在危机，这种教育不自信可能与文化不自信交互作用，从而侵蚀着其他自信的正常运作。

教育立信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大概是人们认真考量的一个重要问题。组织行为学在研究人际信任建立的要素中，曾经提出过一个“信任维度”，认为人际信任主要建立在五个参数之上，它们的权重排序如下：正直>能力>忠诚>一贯>开放。[5]  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立信基础，考量怎样的重要参数及其权重排序，大概是一个比较犯难的问题。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能考量思想政治教育的立信问题。依据经验，人们不难发现：尽管从业者一再呼吁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社会公众对此类活动基本上抱着“敬而远之”或“若即若离”的态度，这种状况制约着我们的相应教育既需要确立教育影响的“极大值”，又必须科学预估教育影响的“底线”，防止主观主义的自大狂，警觉毫无底线的责任推卸，更反对虚张声势的形式主义和故弄玄虚。

总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任务繁重，需要学术同仁加倍努力，化解各种各类的矛盾，争取学科建设迈上新的台阶，取得更好的教育成效。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J].人民日报，2018-01-06（1）.

[2]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1）.

[3] 中国共产党章程[EB/OL].http：//www.12371.cn.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98.

[5] [美]斯蒂芬.P.罗宾斯.组织行为学（第七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277-278.

[责任编辑：张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