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原

摘 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论是在语言表述上还是在理论内涵上，都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品格与特征，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基础，蕴含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彰显了当今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意识。基于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自觉、文化基因，以及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思想智慧的内在机理的阐释，揭示中国道路的文化底蕴，阐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文化之间的本质性联系，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内涵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自觉;文化基因

DOI：10.15938/j.cnki.iper.2019.01.003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9）01-0014-04

習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当代中国发展道路与民众实践意志的最新理论表达，如何具体而深入地阐发这一思想的内涵与意义成为当前理论界的重要课题。目前，人们主要是从现实制度和具体战略等操作层面论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将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为切入点以阐释其中国品格与世界意义，讲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底蕴。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自觉

今天，人们越来越看重文化之于人类社会的整合凝聚作用，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定“四个自信”，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等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和施政方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对中国道路的理论论说和自觉谋划，蕴含着一种内在反思的态度”，“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1]。这既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高度认同、自信，又表明了对自身发展道路、文化主张的自主，确证了中国道路的正当性、未来性。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源自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肯定与认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习近平总书记以“文化自信”这一概念表明包括传统在内的文化的根基性地位与历史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强调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肯定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之于民族复兴的意义。“四个讲清楚”从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精神追求和丰厚滋养、突出优势和文化软实力等方面深化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并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一次回答外国元首提出的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把“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不能搞丢了”作为自己始终放在心上的几件事之一，这句话足见他的文化情怀和历史担当。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更加自觉反思以往的文化心态、文化观念，逐渐走向自信自觉，在返本开新中创造属于自己的思想理论和价值体系。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自主。文化自主其实是深层次的文化自信，它强调不能外在地、武断地以他者的话语和价值系统思考中国问题，主张沿着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思考方式对中国问题予以体认和领会，走出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高度肯定了传统文化，而且在发展道路、文化主张上坚持自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创造性转化中华传统文化，赋予中华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走出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中国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倾向于向西方学习，输入西方学理、技术等，以改变积贫积弱的境况。为此，有些人提出走西方自由民主的道路。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的道路，中国的富强、崛起使中国呈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外国学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模式”是唯一确实可以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西方话语和西方价值并不能使中国走向崛起和复兴，中国人只能凭借自己的历史和经验，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4]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态度和立场，也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憧憬。文化憧憬强调不能一味停留在既有的理论和实践上，而是勇于突破和创新，瞩望新轴心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境界，把中华文化推进到新的高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度肯定中华传统文化有其历史基础和文化渊源，但这决不意味着这是“以儒代马”，更不是“文化复古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触及的时代课题，不只是当代中国的问题，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文明自身的限度、边界有关，恐怕惟有变革现代文明的范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现代文明是在西方国家兴起和产生的，也主要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和引领。中国一方面积极汲取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走出了异于西方的中国道路。这为现代文明增添了新的文化元素，正在影响和改变着现代文明。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在开启一个文化-文明意义上的新时代。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基因

坚定文化自觉，就要深入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基础和文化渊源中，追问其如何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并创造性地生成自身的文化特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品格，首先源自它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基因，仍然留存在中国人的心智结构中，在民众的日用常行中活生生地起着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蕴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第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度重视“为什么人的问题”，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5]。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与理念继承了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即中华民族“民惟邦本”的重民思想、“民贵君轻”的爱民思想、“利民富民”的惠民思想以及“济世安民”的文化傳统，而且结合时代要求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二，中国梦有其传统文化底蕴。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6]中国梦是在中华文化的根基上生长出来的当代中国人的梦想，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中国梦具有民族性的特色，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大同”和“小康”的传承。俄国学者谢尔盖耶维奇等人认为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充满着儒家思想的精神，凝聚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髓，是对中国传统世界观的升华。

第三，“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升华了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蕴含着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和人文性的价值理念，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高度契合。具体来说，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古代的小康理想、革新思想、礼法观念、廉政思想等，五大发展理念同中华民族的变通思维、中和观念、天人合一思想、兼容并包观念、均平思想等，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爱国”“友善”等价值与中华民族讲仁义、守诚信、崇正义的文化基因等，皆具有历史传承、发展关系，并且都是对这些思想传统之精华的汲取、转化与弘扬。

第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方略、要求、举措是对中华民族传统优势的传承发展。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是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必然要求，亦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保障。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阐述，其中关于党的干部选拔、任用、培养的理念、原则、导向、要求与举措等关键环节都与传统中国的治国方略、人才思想、人格理想不谋而合，是对几千年来中国政治智慧的合理吸收与充分发展。其中所强调的重要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7]，正是继承了中国古代从政重德、修身正己的传统。

第五，在对外交往中，中华传统文化为新时代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提供了丰厚的资源。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倡“亲、诚、惠、容”，这秉持中华传统文化中一贯的“和”的思想;面对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中国主张合作、共赢，这一义利观承继“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的传统理念;针对国际秩序的构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传统文化的外交观念与思维方式进行时代性的转化与发展，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

总而言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治国理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中吸取治国安邦的思想养料，使中国方案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文化底蕴，继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思想方式、价值理念与实践智慧，以之理解当今时代，把握当代世界，引领中国发展。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更是在执政实践中自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紧密对接。

三、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的内在机理

挖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基础、文化渊源，并不只是要发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传承性、亲和性，更重要的是要阐释如何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生成治国理政的思想和智慧，探索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思想智慧的内在机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强调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生成当代中国方案。那么，如何深入理解和落实这一“两创”原则？

第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支撑中国现代化。现代化的实现、现代性的确立，需要某些精神资源和价值体系的支撑。德国学者韦伯曾指出，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价值基础。相比之下，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构现代文明秩序，同样需要来自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支撑。而且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资本的逻辑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鉴于此，中华民族崇道尚德的人文精神，能够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思想资源，赋予当今中国的政治社会秩序以鲜明的“道德政治”特色，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基础。

“德”表征了人性的价值自觉，强调主体自身力量的成长，不依赖于外物、他者。在传统中国，执政的合法性源于执政者的“德性”、“德行”。而且民众对君王、治理者的期待也是“有德者”。早在殷末周初，当政者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了“敬德”的观念。这一“敬德”的观念，经过先秦儒家的进一步引申和发挥，便是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道之以德”，即“仁道”的政治。这一思想观念体现在国家治理上，就是选拔和启用贤人、有德者。传统中国在选拔治理精英时，所采取的选拔方式、机制无不渗透着对“德”、“贤”的看重。汉代实行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直到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始终强调以德为本，德才兼备。这一德治观念由儒家定型之后，便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观念。传统中国这一崇“德”、“德治”的思想观念一直影响到今天，比如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党性修养的要求，以及“以德治国”的治理理念。中华文化这一重德的精神传统也不断赋予现代中国文明秩序以中国特色。

第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周易·系辞传》讲“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以及“人文化成”的教化传统，合乎人性、人情之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应积极弘扬这一传统，把核心价值融入礼乐教化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必须同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相契合，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诉诸“人文化成”的方式，用中华民族创造的精神财富化人、育人。文化认同、价值共识的形成，不可能单纯地诉诸于物质财富的积累，也不能依靠单纯的军事强制力，在其根本上要依靠“软实力”。在软实力的塑造与养成方面，中华民族形成了“以文化人”的教化传统，建立了一种礼治的文明秩序。在传统中国，礼承载了某种共识性价值，可以全面地规范社会生活，有着规范行为、范导人心的作用。“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楼宇烈先生指出，“‘礼是让我们辨明社会中每个人的身份，明白与这个身份对应的责任和义务，然后按照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去做人、做事。”[9]就此而言，礼意味着“明伦”，不单是一套规范体系、组织架构。今天，培育和践行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必须汲取这一文化智慧。

第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中华传统文化有其整体贯通的思考方式与崇礼明伦的价值理念，这一独特的思考方式、价值体系亦有其内在的普遍性元素，可以生成与其他文化共享的价值。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和”的思想。当我们以“和”来审视“天下国家”的关系时，它会向我们敞开一个怎样的视域呢？它意味着：要尊重各自的個性，在此前提下互学互鉴，积极寻求共通性理解，创造新的文化形态与文明形态。“和”主张要依循人们自己的生命体验、生活实践，通达和畅发人之本心本性。西方在构建国际秩序和处理国家关系时，遵循的基本思考单位是民族-国家，强调民族国家利益的排他化与最大化。为此，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存在利益冲突。赵汀阳先生主张以中国古代的天下概念对治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天下概念的内核是“和”。在我们看来，应该以“和”构建和共享世界秩序。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的讲话中积极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及“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这些思想理念就是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观念、“协和万邦”思想的当代体现。而且这一理念既充分彰显了中华礼乐文明的独特魅力，又超越了西方文明，超越“西方—非西方”、“华夏—夷狄”的二元对立，为世界秩序的建构提供另一种文化选择。

参考文献

[1] 马军海，张楠.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及其当代自觉[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2）：30-33.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9.

[3] [美]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4.

[4][5][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3，45，64.

[6][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6，164.

[9] 楼宇烈.儒家的礼乐教化[N].光明日报，2013-05-27.

[责任编辑：庞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