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嵩

大概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政府对卫星电视接收设备的管制尚不算严格，在北方的普通城市人家里也可以收看到香港的“卫视中文台”。正是在那些主持人怪模怪样的口音里，我平生第一次听到了“六合彩”这个陌生的名词——它离我的生活是如此遥远，以至于还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我误以为那是一种新品种的画笔。而在多年以后，一位来自南方的同学偶然在闲谈时说起自己家乡地下“六合彩”泛滥、乡亲们整日醉心于“买码”的状况，这个似曾相识的名词才又一次從我的记忆中跳脱出来，只是我仍然无法理解，它跟电视上体育新闻结束后那些不停晃动的、带数字的乒乓球到底有什么区别。

“六合彩”之于我，正如鲁迅曾经在《摩罗诗力说》里举的那个著名例子——“如热带人既见冰后，曩之竭研究思索而弗能喻者”。也正因为如此，王哲珠的中篇小说《说点什么》里那些关于“六合彩”与一条人命之间关系的述说，带给我的愕然、惊悚与震撼之感才得以成倍地放大，并和小说结尾主人公郑远那双“极亮”却能吓醒人的眼睛一起，在几天里成为我挥之不去的梦魇。

这已经不是王哲珠第一次在自己的小说里提到“六合彩”了。但是与之前作品里屡屡出现的故乡父老因痴迷“买码”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情节不同，《说点什么》将读者的目光引向了“六合彩”的背景。正如这个题目所特有的犹疑、不确定、欲言又止的色彩，作者用第一人称向我们讲述了一场疑点重重的悬案以及“我”努力探明事实真相的过程，但谜底直到最后也没能揭晓。相信每一位读者读过后都会对此给出自己的答案，都能就此“说点什么”。尽管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说”，但那些滔滔不绝又言不由衷的叙述、欲说还休且前后矛盾的表达，都让主人公自杀的动因变得愈发扑朔迷离。“第二只靴子”迟迟不能落下，读者的阅读期待也因此无限延宕。

王哲珠的小说里经常出现“水”的意象，甚至有一部长篇小说直接以《长河》命名;她的叙述语言也有着长河一般静水流深的质地，平缓而绵延，虽不似山间急流，水下却时常会有旋涡翻腾。一个让人“细思恐极”的阴谋，被作者以沏工夫茶般的从容娓娓讲述出来。与同类题材小说惯常的情绪波动与起伏不同，那种如浪潮般层层推进的力量，以及对叙事速度不动声色的控制，都展示出难能可贵的绵里藏针与气定神闲。“我”回乡后的思绪，被乡亲们七嘴八舌的诉说萦绕，将主人公原本就显得离奇蹊跷的死因卷入更为晦暗难测的人性黑洞。一种难言的沉闷贯串于阅读过程始终，恰如夏日雷雨之前不断下降的气压，虽然风平浪静，却令人坐卧不安。

如果只看小说的前半部分，你也许会认为《说点什么》不过是在重述一个当下早已见惯不怪的故事：一位富有正义感的老人偶然发现了筑路工程中建筑材料以次充好的秘密，并打算将此事“捅到上面”，但终究无法抵抗来自多方面的暗中威胁与构陷，为了保护子孙的生命安全，不得不带着这个秘密投缳自尽。王哲珠显然不满足于仅仅讲述老人之死的悲壮和无奈，以及控诉黑恶势力用鸡血、鸡毛、匿名信之类下三烂手段恐吓善良人之举的卑劣无耻;她还要借郑远之死，让读者一窥人性深处那些难见天日的犄角旮旯，让那些最见不得人的疮痈暴露在道德紫外线的直接曝照之下。

于是，在小说的叙述刚好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故事的情节也随之急转直下：此前郑远在乡亲们眼里是“近似英雄的存在”，关于其死因的猜测随着传言的流布而在乡民中积累起越来越浓重的义愤，矛头所向是相互勾结的干部和工程负责人，义愤“氤氲成烟雾状，笼罩着郑远的丧事，这烟雾像易燃物，若有一点火星，便将引爆”。然而仅仅过了一夜，随着地下“六合彩”开码期的临近，人们关注的焦点便发生了奇怪的转变——对与郑远的生肖年份、年龄有关的数字的猜测，取代了对事件真相的探究，那种病态的热情与兴奋几乎遍及全体乡民，以至于“那天我在乡里穿行，像处在一个巨大的赌场中”。最令读者匪夷所思的是最后的开码结果：“特别号码正是郑远的生肖年份，他的年龄减去四轮后的数字，他去世的日期，他年龄的两个数字中了连码。有人买中了生肖年份，有人直接买中特别号码，有人买中连码，有人买中单双数，总之，或多或少都中”。至于“管道的事，工程的事，郑远想捅出去的事”，已经没有人再放在心上，“话题不是被忽略就是被扯开，它们被六合彩激情的旋涡卷走了”。

小说直到终了，都没有揭开郑远与六合彩号码之间的谜底，作者的确没有就这个问题“说点什么”，但无论是郑惠对乡亲们的痛斥，还是“你爸也买了六合彩”的提醒，再到老树伯把投注六合彩赚来的钱退还给“我”、恳求“我”去“买点什么物件烧给郑远”，都指向了人心。正如郑远的女儿郑惠所哭诉的，“人走了还哄人狠狠开心一次，让四乡八寨的人都中了六合彩，人家舔着指头数钱了，他倒成个大笑话”。但人世间的悲凉还有更甚于此者，那就是乡民们借郑远之死中彩后，还要违心地去大肆编造他抑郁的谣言，而对真相却反倒讳莫如深起来。事实就是如此荒诞、如此“黑色幽默”：一个公认的“好人”为了集体的利益含冤而死，而他的死反过来倒成了这个集体中几乎所有人牟取不义之财的手段，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

在《说点什么》里，作者屡屡提到那股曾经在“我”和乡民们体内鼓胀、窜动着的灼热之气。它就像一团火，就像“我”刚入记者行业时把自己想象成的那一支火炬，原本可以“在阴冷的角落发热，在暗淡的角落发光”，以正义的光热照亮一切黑暗，焚毁一切丑恶，却被寒冷凛冽的人性寒风渐渐吹熄。郑远曾经对“我”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他天真地认为“以后，你能帮很多人说话了”，却终究难以预料到“我”也会在残酷的社会法则面前泄气、服软、认输，甚至还会为自己找出“七八年了，我早已不是当初的我，怎么还会幼稚到想重拾过去”的借口。小说的结尾无疑充满了讽刺性：直到参加完丧礼，“我”仍然没能就郑远之死“说点什么”，而是回到城里为一家大公司写了一篇“软文”性质的报道，在受到广泛好评的同时也让自己“有了那么一点名气”。所有的秘密，所有的诡计、不公和丑恶，就这样被轻松地一笔勾销，倘若不是“我”时常被那双极亮的眼睛惊醒，就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伴随着那双眼睛的，还有郑远标志性的微笑，“像蓄了日光，有种明亮的质感”。这微笑曾经可以融化冰雪，最终却成了对这荒谬世界的嘲讽。

八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得知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的消息后，曾撰《论“人言可畏”》一文，痛斥小报记者造谣生事的恶毒，以及小市民们乐于充当看客的无聊。文中有“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一句，实在是传神至极。然而先生断不会料到，一个人的自杀，也有可能被消解和扭曲变形，就像王哲珠笔下的郑远那样，那些身后的流言，其恶劣程度甚过“扯淡”何止千万倍。“人言”不止“可畏”，还“可恶”，“人心”也由此变得愈发“可憎”起来，令人无比侘傺，无比唏嘘。

责任编辑杨静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