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哲珠，中国作协会员，在各文学杂志发表小说一百多万字，出版长篇小说《老寨》《长河》《琉璃夏》《尘埃闪烁》，中篇小说集《琴声落地》。2016年，长篇小说《长河》获得广东省有为奖——第二届“大沥杯”小说奖。

郑远去世了。对着手机重复问了几次，我才反应过来。这怎么可能？我匆匆整理好刚完成的一篇采访报道，打电话交代同事肖逸刚帮我处理一些事情，又跟领导请假，连请好几天。肖逸刚问到底什么事。

郑远去世了。我说，感觉自己语气怪怪的。

郑远？是谁？

我爸的好友。我说，也是我朋友，忘年交。

提前一天去拜一拜，再送一下丧就是了。肖逸刚说。

我告诉肖逸刚，郑远不一样。

“朋友”和“忘年交”没法形容我家和郑远的关系，而且他的去世太突然了，凭记者的直觉，我几乎可以肯定，他的去世不简单。

通知我的是理事的老树伯，老树伯含混其词，说电话里讲不清楚。

今年春节回老家，我还和郑远一块喝茶，只是两个月前的事。

祠堂外面立了白色的充气拱门，贴了白对联，理事的老人将我引进祠堂，白帐布上挂着的相片、相片下方的供桌都告诉我，郑远真的走了。走了吗？我像被罩在一团雾里，那样高大壮实的郑远，那样精神昂扬的郑远。急病吗？心梗？脑梗？直到现在，才发现从接到电话到现在，我下意识里未曾接受郑远去世的现实。

上香。老树伯提醒。

我燃了香，跪下。是的，郑远去世了，以后我将和他这样对话，香会将我的话带给他？如果会，我想对他说什么？郑远看着我，满脸微笑，满眼期待，我猛地低下头。

祠堂里很热闹，上香的人陆陆续续，本寨的外寨的男的女的，眉眼含了悲伤。我慢慢抬起头，试着去看郑远，他的笑像蓄了日光，有种明亮的质感。我第一次记住郑远就是他这笑容，那时，郑远撑着竹排，慢慢靠近我家閣楼的窗口，我和姐姐趴在窗边，看着竹排，看着竹排上几个筐，郑远半弯下腰，微笑着跟我们打了声招呼，好像他身后不是茫茫的浊水，好像他刚刚外出干活回来。

那年，连下一个月大雨，县上游金方水库崩塌，无数村寨一夜之间被淹，很多人被困在阁楼或寨子后的山顶上，才几天就缺米少盐了。大雨仍在下，水还有往上涨的势头，郑远的竹排开始在寨子中穿行。

竹排是郑远近两天临时绑出来的，半个月前他砍了一堆竹子，原准备在山脚下自家田地里搭棚喂猪的。郑远绑好竹排，撑到镇上。镇子地势高，只有一部分街巷浸了水，有很多店面照常营业。郑远买米买盐买油买火柴，塑料纸包好，撑着竹排一家一家送，有还钱的，郑远不推，没钱还的，郑远没要。

郑远和我父亲极要好，来送东西时多送了半袋豆子，说是他自家存的，匀半袋给我家。那天晚上，我家吃了一顿焖豆子饭，那年我七岁，豆子饭的香气穿过长长的岁月，缭绕成我最亮色的记忆片断之一。

浸水期间，郑远的竹排一直来往于镇子和寨子之间，有时还划到外寨去救急。当年，郑远和他的竹排留在很多人的记忆中，但对于郑远来说，自然得像出远门干活顺手给亲戚朋友带点手信，因为类似的事情太多了。村里人出外打工受伤，他进城找包工头，争来赔偿;哪两家因为田地边界问题闹矛盾了，找他调解;哪家屋子破了没钱修，他带了工具帮着修好;村里有白事喜事，他总是理事人之一……

很多时候，村里人敬郑远，将郑远当村干部，忘掉了真正的村干部，村干部认为郑远把自己太当回事，说郑远喜欢跳头，挣虚名声。当然，村干部拐弯抹角地谈，模模糊糊点出，大人们将村干部的话传过嘴时，把那些话明晰化了，我们这些小孩都听得懂了。于是，郑远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我们认不出哪个才是他的样子。

郑远一直管着“不该管”的事，一边被称赞好心，一边被讥讽跳头好名声。有人提议他当干部，很多村民举双手赞成，郑远死命推了。

老树伯说，郑远不是为着那个。

郑远人就那样。三黑叔点头，他不要虚名虚身份。

老树伯和三黑叔在村里是有分量的，他们的话是替很多人说的。也有另一种声音，意思是郑远又利用了一次机会，收买了人心，比当干部值多了，他不缺钱，要的就是个名。再一个，不要身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进可退。结论是，郑远这人精过鬼。

常听长辈说，一个人的棺材盖上了，是是非非才算清楚，一切都将明明白白。现在，郑远的棺材盖即将盖上，他反越发模糊起来。

我四下望着，想找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我有一堆问题。我看到老树伯，走过去，正要开口，老树伯挥挥手，示意到祠堂外面谈。

郑远是自我了断的。

那天早上，郑远突然说想吃软饼，指定要镇上李家的，让淑娥嫂去买。老树伯椅子往我面前拉，说，我吃过早饭转到他那儿，我知道他有好茶，没想到，没想到……

老树伯直愣愣地看着我，像看到什么异物，茫然又惊恐，他出神了。

我也出神了，好像老树伯提供的信息是难解的题，把我难住了。

门从里面锁住的，我喊了几声，没人应。难不成还没起身？不该的，郑远一向早起。老树伯又开始讲了，眼神仍愣愣的，说，我走到后窗，他就睡那个房间，打他的手机，手机在房里响，没人接听。

老树伯再次停住。

我看住老树伯的嘴，急着想听他接下来说什么，又怕他说下去。

我觉得不对头，没道理讲的，我的心怦怦跳个不停。老树伯长长舒了口气才接着说，撞开门，郑远在房间里，挂在梁上，舌头那么长，神仙也救不回来了……

郑远想不开，是因为套在一个结里了，关于那个结，已经在四乡八寨散开，像暗涌，无声无息地翻腾，传言言之凿凿，编织成很清晰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郑远的儿子郑泽。上香到现在，我一直没看见郑泽。

连续一个多月，郑泽对家里那两家店不管不问，其他店面的租金也不收——几年前，郑远把这些事全交给郑泽了——他关在房间里，像做着秘密实验的狂热分子，除三餐之外，几乎不踏出房间，也不让人进去。郑泽的妻子劝过、恳求过、哭过、使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喊过，没用;郑远和郑淑娥劝过、骂过，郑远踢过门，没用。没人真正知道郑泽在做什么，郑远考虑着要不要报警。他没来得及报警，那天郑泽自己出来了，像踩着云走，摇摇晃晃恍恍惚惚，发红的双眼四下看了一圈，突然蹲下去抱住头，号啕大哭，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

不知哪个朋友勾扯的他，郑泽一头扎进网络赌博里，得了一点小甜头之后，被套住了，下一把总有机会赢回来的疯狂念头成了绑在他身上的石头，扯着他往下陷。输光了，借高利贷，以铺面为抵押，再输，再借。

郑泽到底输了多少，没人说得清，反正城里所有产业败光了，高利贷的洞还没补上，每个月还有极高的利息得还。那数目是超出乡里人想象范围的，离乡里人的生活是遥远的，现在砸在郑家头上，把底气丰厚的郑家砸得碎散。追债的放言，赔不出钱得赔命，他们有办法拿人命去换大价钱。郑远是相信那些扬言的，在城市待了多年，深知在某些暗色的角落，还有太多暗色的事。郑远用自己的命替了郑泽。

问题是，他们会要郑远的命？这样换得来子孙的安宁？郑远会想不透这一点？我很疑惑。

没人将我的疑惑当回事。

陷在那样的事里，谁脑子还转得开？

站着说话不腰痛，天都塌了，还计算得了？

我的疑惑被叹息淹没。对于郑泽，郑远和郑淑娥是用了心思的，他们只有郑惠和郑泽两个孩子，郑泽是男孩，又不一样些，从小被呵护得很好，养得干净齐整，自小得了个少爷的称号。

我和郑泽从小是朋友是同学，他的成绩一向不好不坏，就像他的性格，温温吞吞安安稳稳，我难以将他和那样的事那样极端的情景联系起来，但我不会大惊小怪，在外漂泊这么多年，我早已学会见怪不怪，早已懂得改变是生活里最大的可能。郑泽上了不好不坏的大学，大一开始，郑远就开始为他规划毕业后的出路，等郑泽毕业的时候，郑远已经经营了两家很成熟的店，郑泽接过那摊生意，就像接过郑远手里的碗筷。

郑泽太顺利了，顺利得令人嫉妒。

郑远自己却不是那样顺利的。

村里人口中，郑远的发迹史早已被讲透，充满各种细节，这使得他的故事显得真实饱满，但我知道，那里有很多是村里人一厢情愿的东西，我知道的故事里有很多外人从未想过、从未得知的，是郑远亲口对我讲的。

郑远家那几亩田很瘦，旱的时候易旱，涝的时候易涝，郑远对我讲过一件事，说在一次洪水中，家里的稻田、番薯地都被淹了。

大三那年春节，郑远喊我去喝茶，在他对面坐下时，他叹了一句，你成人了。那一刻起，他不再把我当小辈。他对我念的那所大学充满希望，对我的将来充满想象，就那么谈起他自己的路。他讲述了那个傍晚，他站在自家田边，水没到膝盖，只看到稻子的叶尖在水面上晃来晃去，他觉着自己像那些稻叶尖，被水没到头顶了，没法呼吸。

郑远说，就是那时，我觉得得另找出路，我在那几亩田里流的汗，花的力气，比村子里哪个人都多。

郑远去做建筑工，从扛重物和水泥开始，慢慢到垒墙铺砖。

郑远说开始只觉得是干活，但学会垒墙铺砖后就不太一样了。

很怪，还是重活，还是累，可活不一样了。怎么说呢？郑远半揪住眉，努力搜寻着合适的词语，以前我干活，就盯着沙土盯着水泥盯着砖。垒墙的时候我看到整面的墙，几面墙围着，有了房的样子，铺砖的时候屋顶都有了，只要有人搬进来就成了个家——我说不太清楚，哎，读书太少，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郑远叔，我明白的。我微笑着点头，你其实是个诗人，浪漫派的。

在郑远凌乱又笨拙的讲述里，我看见郑远满身泥水，在杂乱的工地上慢慢绕走，或抚着垒了一小半的墙面，或蹲下掂一掂砖头，想象房子建成后的样子，会有什么样的家具，家具会被怎么布置，住的会是什么样的人，日子过得怎么样，什么样的品性，做什么工作，有几个孩子，男孩还是女孩……

你说我怎么会老想这些有的没的？郑远摇着头，像突然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地方，面对一个陌生人。他说，可这么想，干活比以前有意思得多，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累。

不怪，我明白。我再次点头微笑。

郑远受了很大的鼓励一般，双手一拍，就知道你会明白的。我没跟别人说过这些，别人会觉得我不对头的。村里就数你念书念得好，以后你是拿笔的。

我没敢看郑远的目光，里面的期待太浓重了，弄得我很不安。我認识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郑远，他有种奇特的光芒，但他又将光芒隐得极好，我甚至很骄傲地认定，没有别人意识得到那种光芒。就算是父亲，和郑远是从小到大的好友，也不知道，甚至是郑远自己，也对自己疑惑。

父亲也喜欢讲郑远的故事，但和村里人一样，讲的是郑远如何拼，一步步走出今天的路。最喜欢讲郑远那闻名的六天。

村里人说，郑远不是干活，是拼活，拿自己的身子当批灰刀匙在用。有次，郑远接了个工程，主人要求在短时间完工，郑远守在建了一半的小楼的二层上，连续六天没有下楼，每天睡两三个小时，硬生生地把别人觉得不可能赶的活给赶出来了。

六天后从楼上下来时，郑远的衣服被水泥浆得硬邦邦，像个灰色的壳。他走路时手肘弯不了，腿脚弯不了，脖子腰身也动不了，整个人被水泥浆住了，可两只眼睛精神极了。

郑远干活拼命过日子拼命出了名，还有一个名号是，要钱不要命。

这是什么话？父亲为郑远抱不平，他历数郑远怎样大方，怎样伸手帮扶别人。他说，郑远什么时候跟别人计较过？多少人欠了他，欠人情的欠东西的欠钱的，郑远多说过一句什么吗？

村里很多人和父亲的意思一样，但郑远要钱不要命的名号还是响透了四乡八寨，因为他的钱确实越来越多，是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拼劲挣出来的。

从建筑工地的杂工做起，郑远搬砖时学和水泥，和水泥时向垒墙师傅请教，垒墙时给铺砖师傅送烟学艺，铺砖时琢磨水电工技术，会安装水电时又学着上大梁，会上大梁之后上手安门装窗，熟悉安门装窗后又着迷木工活……

五六年之内，郑远熟悉了从建楼到装修一系列的活，用各种方式请教琢磨，用自己才看得懂的符号做笔记，当各种学徒，央求亲戚把他介绍进城，在城里，他像进了另一个世界。

熟悉了整个流程，郑远拉几个工友包些小工程，没多久就做出了口碑，工程队愈来愈像样，他成了包工头，不单在镇上、县上接到活，渐渐地在大城市也接到活。郑远说他当年一在城里接了单，就把方向定在城市了，在城里接的活越来越多。

也就是那时起，郑远开始在城里买店面，最开始那些店面显得冷冷清清，没有前景。随着店面一间一间增加，郑远在城市的根越扎越深。最终，郑远有了十间店面，四套房子，原本的偏僻地带变成繁华地段。郑远成了资产雄厚者，他在城里那些铺面和房子现在估价会是多少，没人猜得透。

很多人问郑远当年买店面时怎么想的。

念书少的问怎么看穿店面和房子会变得值钱，有没有什么大本事的朋友提点，甚至是不是算命先生指了路。

像学校校长之类有点知识的问，怎么明白发展的趋势？怎么分析出经济的大方向？听了什么专家分析吗？是城里那些客户有什么提示吗？

郑远从来没有确定的答复，有时说看着铺面不错，也不贵，手头刚好有钱，有时说是朋友拉着一块买，有时说是朋友做生意急要资金转让的，还有说无意中买一小块地皮，后来被开发商收入小区，换得两套房子，甚至说铺面是人家请他的工程队建楼之后拿来抵工钱的……

但郑远给了我明确的答复，那些铺面和房子虽然购买背景各不相同，但都是他想买的，而他买这些跟眼光无关，也没人指点。

每次看着楼建成，房子装修好，我就欢喜，好像是我自家的房子。郑远脸上现出迷茫的神情，有时，发过工人的工资后，手头上若剩有一点钱，就想买铺面，好像这样就把自己的东西留住了。

郑远陷入沉默，对自己疑惑不解。他似乎期待我说点什么，在他看来，我这个念过很多书的肯定有不一样的看法，会有什么让他明白自己的话。可惜除了倾听，我毫无办法。

总之，郑远在城里打出了一片天。这是村里人的概括。

郑泽上大学时，郑远把工程队交给副手刘立锋。郑远很清楚自己儿子郑泽，根本没法带好工程队，也没有兴趣。

把工程队交出去后，郑远在自己十间店面中挑出一家经营装修材料，郑泽大学毕业时，已经有两家经营得很好的装修材料店，郑泽跟了一段时间，很快接手，郑远慢慢抽身。

郑远成了有钱的闲人，但他闲不住，仍是刘立锋工程队的顾问，有些生意刘立锋还是请他出面谈，有些工程还是请他去把关，郑泽的生意也得指点，还有出租的铺面和房子得收租金。他偶尔回老家住，老家的房子翻盖成两层小楼，装修得规规矩矩，牢固又实用。

村里人看来，郑远会一直顺利下去。

在祠堂坐了大半天，还没看见郑泽，有人说他天刚亮时上过香，之后匆匆走了。郑泽的妻子一直揽着孩子，坐在祠堂角落，她是城里人，跟村里人语言不通，像个局外人，没人想过询问她。郑远的妻子刘淑娥一直待在灵前，缩成一小团，好像骨头被抽掉了，有人喊她，她缓缓抬起脸，恍恍惚惚，别人对她说什么时，她的脸又垂下去，没有任何回应。有老辈去拉她，她任人拉走，但一放手她又走回灵前，没法从她那里打听到郑泽的行踪。

关于郑远去世的原因，早传到四乡八寨，我不知郑淑娥怎么看，或许已经没办法反应了。我和郑泽一块长大，父母是宠他，但他没有恃宠的意思，他就像一杯温吞水，从生活到脾气从未有过什么大的波动。毕业后接手郑远的生意，他做得还可以。我们在同一个城市，隔段时间会约一约，他生意满意，对小家庭满意，对城市生活满意，匆忙的城市里，他过得安稳又顺当。而我扑腾奔波，焦躁像尘雾一样缭绕在我四周，每次和他一起，我都会莫名地感到安宁。我想起小时候老辈人常提到的命，郑泽应该就是老辈人说的命好的一类，那样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日子安好。

如今，郑泽的安好崩掉了吗？他到底需要什么？更好的经济？从未尝试过的激情与冒险？陌生新鲜的生活？

我很想跟郑泽谈，但这两天始终没见到他。

郑远的女儿郑惠站出来了，请理事会几个老人凑一凑，说有话要说。从老树伯那里得到这消息，我去找郑惠，说我也想参加。我直觉郑惠想说的不会是简单的事。

本该喊你的，都忘了，脑子乱得很。郑惠说，我爸一向看重你，或许你可以帮着说说话的。

我和几个老人随郑惠到郑远家，郑惠把我们带到二楼后间，里面备了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有种说不清的严肃感。

门一关上，郑惠就哭了，她双手捂着脸，哭得呜呜地，老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劝，她只是哭，肩膀一耸一耸的，好像那就是她的回应。郑惠一直忙进忙出，理事会的老人找她商量事情，女人们很多事情请她拍板，亲戚她在负责接待，有时还要看看郑淑娥，没见她哭过。

郑惠像终于想起是有事要说的，抬起头，双手用力抹了一下脸，好像抹去一层什么尘埃。深深呼了口气，像释放了什么，同时积蓄了力量，她开始说。

我爸走了，本来就走得不安生，现在更不安生了。我今日才听到传言，噢，是谣言。原先我以为，我爸是怎样的人，四乡八寨没多少人不清楚的，现在才知道这是我一厢情愿。我爸是宠我弟，可他不纵着我弟，我弟是各位长辈看着长大的，各位叔伯心里该有底的——也是，人是最说不准的，都会变的，何况我弟在外头念了大学，又在外头做生意，这么多年没回乡。

郑惠停住不说了，好像被自己绕乱了。

没人说话，都看着她。

郑惠又用力抹了下脸，似乎重新找到头绪，继续说下去。

我弟弟是没什么大出息，可人是老实的，是想好好過日子的，自从我爸把生意交给他，他就很上心。我爸拼下的家底也不算薄，我弟懂，他好生守着。什么网上赌博，什么高利贷款，都是没魂没影的事。我妈现在回不过神，我嫂不管事，各位叔伯可以问问和我弟一块做生意的人。

郑惠突然转身开门，朝楼下喊了一声，一会儿，上来两个小伙子。

郑惠做了介绍，两个人都是镇上的，郑泽的高中同学，分别在郑泽两家店里帮忙，平时和郑泽一块进进出出的。

两个小伙子很认真地讲了郑泽做生意的情况，过日子的习惯，说一向好好的，从没见郑泽赌过，没见有什么异常，平时就守着店面……

老树伯不停地挥手，小伙子停止述说，点点头退出去，关上门。

屋内静极，我突然轻松了，郑远的家没有垮，郑泽没有胡来。但也更疑惑了，郑远到底怎么了？

都明白郑惠的意思了。

几个老人说都是自己人，不用让人来做证什么的。

我有事要麻烦各位叔伯的。郑惠深深地弯下腰，话里又带了哭腔，但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她极有力量。

郑惠说理事会几个老人是村里最有头有脸，说话最有分量的，她请几个老人帮忙止住谣言，说不能毁了父亲的声名，毁了弟弟郑泽的人生。郑惠提到郑泽这两天很少出现的原因，父亲去得太突然，有很多手续要办，墓地也要找，更重要的是去办郑远交代的一件事，郑远去世前一天晚上打电话给郑泽，要郑泽办那件事，几天之内要办好，当时，郑泽没想那么多。第二天早上，郑远走了，郑泽将这当成郑远的遗言，进城办那件事了。

郑惠没说那是件什么事。

老树伯让郑惠坐下，说这事是他们几个老辈人该做的。

我就知道，郑泽这孩子不会这样。大旺叔说，村里人也是糊涂了。

老人们开始讨论怎么分工去纠正谣言。话题一路说下去，不知谁谈到郑远去世的原因，他提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房间内猛地静下来。

良久，和郑远最要好的老树伯隐隐提到郑远的遗书，遗书的大概意思其实很多人知道了，很简单，意思是如今他的命抵出去了，一切跟孩子无关。这两天，这些话成为谣言的证据。老树伯的意思，郑远是碰到了什么难事，会是什么呢？

老树伯看着郑惠，所有人看着郑惠，郑惠绕走了两圈，说，这两天我家让谣言淹了，我不能再乱说话，很多事我爸也不跟我和弟弟讲，我也就知道点皮毛。不过有句话我是要大声说的，我爸是怎样的人，大伙都该清楚的。

一群人再次陷入沉默，房间内像充满透明的胶状物，把所有人胶住，带着怪异的沉思状态。我知道，此刻大家脑子里都搅着各种各样的猜测。

良久，郑惠突然开口，我爸一向好好的，他不是为自己去的……

我们猛地抬头，看着郑惠，郑惠似乎意识到失言，抿紧嘴，只是流泪，没人敢再问。

我们离开房间之前，郑惠又说了句怪怪的话，我爸一向就是爱多管闲事。

理事会几个长辈的努力很快见效，关于郑远去世原因的传言变了，确实跟郑泽无关，他从城里回来了，应该是办好了郑远交代的那件事。他开始奔忙郑远的丧事，那两个帮郑惠作证的小伙子先回城，照看郑家的装修材料店。

没人知道具体哪个时刻起，人们突然提起修路的工程，提起郑远那怪怪的遗书，并在其中找到各种模模糊糊的联系。这传言让我吃惊，什么工程？郑远的工程队不是交给刘立锋了吗？不是他自己的工程队，是修金夏大道那个工程。那个工程跟郑远有什么关系？关系大着呢。

我敏感的神经被挑起来，开始从各方面进行了解。

先回忆春节和郑远的聊天，郑远跟我提过的那个工程，没说多细，但也是有点信息量的，包括他当时的语气、神态，可以稍推断他对那个工程的态度;郑泽对这事原本是不太赞成的，郑远从自己的工程队和生意中抽身，但仍是忙，他不希望父亲再参与什么，再操心无关的事;至于郑惠和郑淑娥，没法问出什么，郑远很少跟她们提跟工程和生意有关的事，从郑惠那里只能侧面了解郑远前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异常，郑淑娥仍没有回过神;在四乡八寨中，特别是村里人当中收集各种传言、猜测、小道消息;重要的是一些村干部和乡干部，但他们对这事躲躲闪闪，跟我打太极拳。

零零散散的消息、传闻、猜测收集在一起，我整理出一个似是而非的故事。

金夏大道修建的项目获批了，招标完成后，要找一个本地人加入工程队，打电话让郑远回来，说老家有要紧的事。开始，郑远是犹豫的，但乡干部和村干部一起说服他，理由很充分，工程队需要一个熟悉本地人情的本地人，修建過程中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解决，这个本地人还得懂行，得有公心，但不能是乡干部或村干部，既是本地人又是局外人。陈述过理由，他们反过来问郑远，除了你，还有哪个做得来？

郑远不说话，但也没立即答应。

村干部和乡干部说了工程队开出的工资，是让村里很多人咋舌的，工程队以工程师加监工的身份给工资。

郑远没有反应，村干部和乡干部猛地意识过来，工资对郑远不重要。

乡干部和村干部陈述更重要的，那就是郑远个人在乡里村里的声望。金夏大道穿过村子右侧一片田地，那是村里人的田，因为征地问题，村里人闹过一场，直到现在，还有些村民是不满的，干部和工程队担心修路时再出什么事。

郑远叔，你是镇得住村里人的。一个村干部说。

我不要镇什么人，也镇不了什么人。郑远忙应道。

是帮忙。另一个干部接话。

让郑远帮工程队的忙，也帮村里人，金夏大道修成后，到县上的车程缩短很多，村里的茶叶、冬瓜可以直接运到县上，县上的人来附近的大洋山玩也方便了，且已有老板表示，只要金夏大道修好，就有计划来投资田园式旅游业，弄什么乡村休闲地，对村里人有很大的好处。可村里人看不到那么远，只知道田地被征去修了路，嚷嚷赔的钱太少。地虽然征了，很多人的脑子还是不太通的，他们相信郑远的话，希望他能抚住人心，为着村里人以后的好处，请他出点力。

还有一个要紧的，地已经被征，希望的是能有条好路，顺顺当当地走。郑远是懂行的，修路的工程队是外地的，谁知道会不会耍什么猫腻，由郑远帮着乡里人监督，乡里人放心。

这是为乡里村里人着想的事，是福泽子孙的事。一个乡干部总结。

后来，郑惠冷笑着扔出一句话，他们想让我爸压事不让闹事，哪想得到闹事的会是我爸。

郑远接下了那份活，搬回老家住，拿出当年拼活的劲，整日不是在修路工地上来来去去，就是蹲在工程队办事点里。

郑远果真发现了问题，铺的管道运来后，郑远专门去看，看了半天，黑着一张脸回去，找工程负责人要合同。负责人警惕起来，说郑远没有权利看合同，只负责看顾工程。

工程有问题。郑远直截了当。工程负责人脸色变了，让郑远不要乱开口，说他们的工程是正规投标的，一切按正规程序来的。

什么程序不程序的不归我管，当初讲好用什么管道，我想看看合同里怎么写的。郑远说，既然让我监督了，我就要弄个清楚。

郑远最终没看到合同。他发现那些管道质量很差，但政府拨给整个工程的资金他是知道的，照那样的资金，金夏大道应该修什么样的规格，他明白得很。

郑远和工程队的负责人谈，没谈出什么结果，他要求见工程队负责人的领导，工程队负责人不牵线。郑远转而找乡干部和村干部，干部们说对工程的事不懂，只知道修好金夏大道对整个乡来说都是好事，只知道配合上级做好一些具体工作，说工程是以招标形式包给工程队的，一切按规矩来，说那是大城市来的工程队，正规的，不会有问题，说郑远主要负责工程顺顺利利，别的不用多操心……

郑远明说亲自看过管道，质量不过关，很不过关，那样的管道不可能修出像样的路，不要以为乡下的路就不用修好，说既然让他监督了，就得听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修路工程先暂停，把管道问题先解决了，说这是关系到乡里人的大事，干部不能不管的，说他不想被乡里人骂，就算乡里人现在不懂，不久之后出问题就都知道了。

没有干部接腔，郑远连找几次没结果，转回去找工程队负责人，没谈拢，双方的口气都不好了。

郑远扔下话，如果不先暂停工程，处理好管道问题，他就把事捅上去，也要捅出去。捅上去的意思是捅到上面，捅出去的意思是散布开，比如网络，比如报纸。总之，把事情闹大。

工程负责人明显慌了，口气软了，但郑远不听软话。工程负责人甚至委婉地透露，这件事不是郑远想的那样简单，如果真捅出去，乡干部和村干部也有麻烦的。绕了很长的话，主要的意思是，乡干部和村干部都是郑远家乡人，郑远真好意思败人家名声，坏人家好处？

若人家好意思不顾乡里人村里人，不想子孙好，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郑远很硬气，说，嘴里嚷着给乡里人谋福利，人模人样的。

郑远没来得及捅出去。

郑远没有立即行动，村里人猜测他在想着怎么把事情捅出去，捅给谁，才能真正把事情办好。村里人的印象里，郑远不单拼，也很有心计很有点子，总能把事情算计到最好。

当天晚上，郑远去外寨一个朋友家喝茶，经过竹林小道时，有个人突然从道边竹林闯出来，警告郑远不要乱开口，不然就小心点，说随时有人跟着他。那人蒙着头脸，声音捏着，用的不是本地方言，但普通话里又像有方言音。郑远回过神，那人影已转身跑开，郑远想追，那人骑上自行车，转眼没了影，原来自行车停在前面不远处。

第二天一大早，郑淑娥刚开门就失声喊着郑远，声音哆嗦。院中被泼了一摊鸡血，还有几根鸡毛。郑远家门前用矮围墙围了一方小院，看来是爬上院墙，从外面泼进来的。郑远在那摊鸡血旁边蹲了半天，让郑淑娥收拾掉，让她不要大惊小怪。

郑远跟老树伯讲过这事，说对方来这一手，他更要捅到底了。他冷笑着，我什么风雨没见过，用这种小手段想把我吓退？他对老树伯讲了他的计划，先到镇上，不，到县上找人——找个够分量的——近些年，他认识不少有头脸的人。

但接下去发生的事情，郑远再没法硬气了，他收到一封信，只有郑惠和郑泽的地址、手机号码。信是扔在院子里的，郑淑娥正好去串门，他不敢让郑淑娥知道。去找小学的校长，校长的儿子在县上当公安，让他看看能不能在信上找到指纹。校长的儿子找了人去验，说送信人狡猾，信上没半个指纹，字体也像用左手写的，很难查出来。

郑远蒙了。他去找工程队负责人，负责人完全不知情的样子，口气和之前不一样了，说工程队完全是按合同做的，管道质量也是有保证的，不怕他去捅，欢迎郑远带人来查。

郑远去找乡干部和村干部，干部都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说郑远电视剧看多了，编些离奇的事来哄人。

很快，郑远接到第二封信，意思是，郑远可以按自己心意去做，可真的捅出去，把事情败掉了，那时郑远也别想再安宁，会有很多眼睛一直盯着缠着，让郑远一家不得安宁。

直到我在暗中了解，引导父亲回忆时，父亲才想起郑远是跟他说过一些怪怪的话，那些话父亲无法再复述，但意思是他郑远既然当这个监督的，就得替乡里人守住，没守住他心里过不去。当时父亲没在意，郑远的性格他知道的，这事交给郑远，乡里人放心得很。

十几天前，郑远接到一封让他崩溃的信，信里有他孙子就读的幼儿园、班级和孙子的性别、年龄等信息，包括内孙和外孙。老树伯说，从那时开始，郑远就没好好睡过觉了，他仍每天去工地巡看，去看那些管道，但他再没有去找工程的负责人，也没有去找乡干部和村干部，他让校长的儿子暗中帮忙查，不要惊动任何人。

我做了大半辈子工程，从没让人二话过的。郑远跟我父亲提到修路工程时，说，我监督的怎么能出事情？

我父亲点头，表示太知道郑远的为人，这事不用二话的，所以村里人乡里人才指定要郑远做这事。父亲很奇怪，郑远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提这个？他能做好，难不成包了大半辈子工程，他还怕有什么做不好？郑远没再多说什么，但父亲感觉到他不太对头。

可能是人年纪大了，容易想些有的没的，也可能很多事有心无力了，那时我也没深问。父亲对我说。

传言有了结论，郑远是为那个工程走的，为了子孙，他没法把事情捅出去，为了乡里人，他没法放着事情不管。结合他遗书里含含糊糊的几句话，结合很多细节，这个缘由在众人的口口相传中变得愈来愈确凿。

村里沸腾了，乡里沸腾了，郑远是这样去世的，他有惊人的财产，有儿有女有孙子，好到几乎没法挑剔的日子，他放弃了。很多人胸口处有东西在涌，这种感觉很久没有了，特别是我。

突然想起刚入记者行业时，我想象自己是一支火炬，发着灼热的光，在阴冷的角落发热，在暗淡的角落发光。几年后回想，总有些说不清的羞怯，感觉自己很浮夸，但又为自己现在的羞怯耻辱。如今，我胸口再次涌动着那种说不清的灼热。

郑远的故事有了越来越多的版本，各种小道消息和细节满天飞，事情似乎越来越清晰，又似乎越来越模糊，似是而非，错综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郑远为的是乡里人，在乡里人眼里，他成了近似英雄的存在。乡干部和村干部开始还各種解释，各种辟谣，慢慢地不敢开口了，工程负责人近些天也没有出现。传言流窜的过程中，乡民们的义愤越来越浓重，氤氲成烟雾状，笼罩着郑远的丧事，这烟雾像易燃物，若有一点火星，便将引爆。

我决定深入调查，将这事彻底弄清楚，还原真相，为郑远说点话。记得第一次听到我当记者时，郑远直盯着我，眼里有奇异的光芒，盯得我发虚。他觉得我出息了，是真正能做出点事情的，他给我端了一杯茶，郑重其事地说，以后，你能帮很多人说话了。当时，我喝酒一样，一口气喝掉那杯茶。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却觉得郑远太天真，我害怕想起他那些话。现在，我竟主动拿这话提醒自己。

在深夜，我甚至细细背诵起《记者行为基本原则宣言》，所有的字变都成热烘烘的气体，在身体内鼓胀。记得最初入记者行业那段时间，我身体内经常这样鼓胀着，记不清什么时候起，那股气消失了，我变得风轻云淡，并认为自己成熟了，看穿了很多事情，懂得看破不说破，懂得轻重。我惊觉，当记者才七八年时间，回头已沧海桑田。

还能回去吗？在郑远这件事上，我想试一试。

乡里人也想试一试，我感觉到他们体内同样鼓胀着灼热的气体。

这是郑远去世后第三天，今晚是开地下六合彩的日子，从早晨开始，对郑远的讨论就越来越热烈，但再没人提到修路工程，再没人提起弄清楚整件事情的话，话题集中在六合彩，集中在郑远的生肖、年龄上。

那天我在乡里穿行，像处在一个巨大的赌场中。

村头巷尾，人们几个几个地聚在一起，研究郑远的生肖年份和年龄，特别号码会是郑远的生肖年份，这几乎是肯定的，重要的是会不会直接开出与郑远的年龄相关的数字，投注要照郑远生肖年份的几个数字平均投，还是重点投与郑远年龄有关的数字，怎么个关联法……

村民在打电话、发微信，交流着直接用郑远生肖年份的数字投注特码还是投连码，或者是特别号码和连码一起投更保险。平日买六合彩运气稍好的人围了很多听众，听他各种分析：郑远已超六十岁，六合彩号码只有四十九个码，怎么推更准确，比如年龄减去两轮，减去四轮后的数字，刚好是郑远去世那天的日期，比如郑远的年龄减去五轮，正好是他外孙的年龄，比如郑远年龄的两个数字相加或相减……

整個村子，不，整个乡那一天——特别是傍晚到六合彩开码那段时间安静极了，但是讨论、分析、交流很热烈，所有讨论、分析、交流都压低了声音的，像暗涌在村子内里翻腾，翻腾成一股隐秘的激情和欲望，这种激情和欲望表现为发红的眉眼，发红的脸，奇异的表情。有那么些时刻，连我都被这种激情和欲望卷进去，想着是不是也投一点注，我对六合彩一向嗤之以鼻的。最后那一瞬间，我想起郑远，没法下注。

六合彩开了，特别号码正是郑远的生肖年份，他的年龄减去四轮后的数字，他去世的日期，他年龄的两个数字中了连码。有人买中了生肖年份，有人直接买中特别号码，有人买中连码，有人买中单双数，总之，或多或少都中，四乡八寨沸腾了。但最初的兴奋之后，有人后悔投注投得太少，有人遗憾只押了单双没有投特别号码，有人心痛买连码时没有投注特别号码，他们想象如果投了特别号码又投了连码，想象如果投注加倍，想象把所有积蓄都投进去，将会赢多少，种种想象让人愈加后悔痛惜，于是，开始期待着下一期六合彩。

新的一轮分析开始了，这个晚上开六合彩之后，村子里有种少见的热闹，各人有各人的经验，对下一期有无数种猜测，下期还会跟郑远有关吗？这次生肖年龄都出了码，下次应该是别的方向，郑远接工程的日期？郑远这次在老家住的天数？郑远去世的时间点？郑远去世前几天说过什么特别的话？提过什么数字或生肖之类的？郑远去世第几天了……

管道的事，工程的事，郑远想捅出去的事，我仍在问，但话题不是被忽略就是被扯开，它们被六合彩激情的旋涡卷走了。

郑泽给郑远安排的丧礼是守灵七天，做大功德。晚上，做功德开始时，除了郑远家比较近的亲戚跪守在灵前，村里和邻近村寨也有很多人守在祠堂，不管是出于公的出于私的，郑远都有被守的理由。

过桥唱词一起，整个祠堂安静了。

亡灵你魂归何处？自此生死两茫茫，再无法对话，无法碰触。冥冥中，逝者赶往黄泉，连赶三天，往奈河边捧水喝，双手已成白骨，惊觉自己已离人世，号啕大哭，双眼已成骷髅，无法流泪，喉舌已失，没有声音。魂将归何处？逝者茫茫无依……

人世的苦短、为人的悲凉变成泥沼，生者深陷其中。抽泣声越来越密集，生者想起自己，也想起郑远，在六合彩的狂热之后，再次纯粹地想起他这个人。

我抬起脸，白帐布上的郑远冲我微笑，恍惚间，他开口了，这有什么？我们去找活干，堂堂正正的。他说得那样风轻云淡，理所当然，我不知不觉随着他走了，默念着堂堂正正几个字。

毕业后几个月，我在城市四处扑腾，大学时所有的想象与计划一点点消磨掉。一个周末，我去找郑泽，那时，郑泽已经开始学着接手郑远的生意。关于我未来的想象，郑远比我自己更加乐观，他看好我上的大学，看好我以后的路，尽管我刚刚失掉一份工作。郑远让我住下，慢慢找，他有一套理论，像我这样的，要用好自己的本事。他问了很多朋友，绕了一圈后，叹气，我那些朋友不是做生意的就是包工程的，找不到合适的，你得找个动笔杆动脑子的才对。我嘴上说不敢挑工作，事实上早看中一家大型国企。

和郑泽闲谈时提起，我说就算进那个国企当个临时工也是好的，相信我的能力加上奋斗，可以打出一片天地。郑泽将我的意思告诉郑远，郑远竟能七拐八弯找到那国企一个什么部门的主管，说是朋友的亲戚的亲戚。

那天晚上，郑远带着我，提着烟酒，寻到那个主管的家。我不喜欢不习惯这样，我知道郑远帮我备的烟酒价格不菲，畏畏缩缩地跟在他后面。郑远转过身对我说，我们是找活干，堂堂正正的。他要我拿出点精气神，说不管以后做什么大事，现在至少得找条门路，才有办法施展拳脚。

没错，我是要进去施展拳脚的。

我感觉到某种气，某种理所当然。但走进那个主管家的门时，郑远那种理所当然的神色消失了，立在门口就不停地跟那个主管说叨扰了，他拘束地坐在沙发一角，将我的简历双手捧给那个主管，人家没接，他就放在桌子上诚惶诚恐地推过去，他对那个主管介绍我是他的侄子，说我如何懂事念书如何好，着重提到我念的那所大学，并描述了我在大学阶段如何努力——我从未跟他提起过我的大学生活——保证我的工作能力将不会令人失望……

郑远突然停住不说了，那个主管自始至终没发一声，郑远变得支支吾吾，身子不安地扭动，好像沙发上长了尖锐之物。郑远不知包过多少大工程，和多少老板多少官员打过交道，我从未见他这样窘迫过，这窘迫变成有温度的珠子般的东西，隐在我身体内某处，在某些特别的时刻，绽放出带暖意的光芒。

从那个主管家出来，我仍走在郑远身后，突然想抱抱他，他壮实的腰背有掩饰不住的疲态。当时，我为这冲动羞得耳根发烫，但是现在，看着挂在相框里的郑远，我后悔失掉了那个拥抱。

郑远说，要找份活挣点钱养日子不难，退一万步说，我手头两家店，你帮着管一家，比打什么工都强，但你不能做这个。在他看来，我读的那些书该用出来，走一条真正出息的路，至于出息的路是怎样的，他说不太清楚。

反正不单单是挣钱，得做成件像样的事。郑远说。

郑远的期待面前，我没法抬头。

郑远的意思，過些日子没有消息，他会带我再去找那个主管，或者想别的办法。

事情出乎郑远和我的意料，一个多星期后竟通知我去面试了。

我就说嘛。郑远双手兴奋地一拍，你那样的简历。他高兴得有些过分，我对他的高兴有些惶恐，提醒他就算面试过了也只是临时工。

郑远开始述说那家国企，是这个城市的名片之一，在里面工作的都是些怎样的精英，他打听过了，那单位经常会招聘，程序都很正规的，都是通过考试进去的，他相信考试难不倒我。他几乎有了详细的计划，先当临时工，学各种本事，一旦有考试的机会，立即考为正式工。在生意场中打拼多年，他对国企对正式工仍有种无法言说的好感。

我辜负了郑远所期待的，没过多久，就从那家国企辞职了。我对那家国企失望了，或说国企对我失望了，但郑远没有失望，他认为我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我不知道他对我信心的依据是什么，我念的大学？我从小到大还算不错的成绩？他以为的我读过极多的书？特别是知道我当了记者以后，他更认定自己没有看错人。

我就说嘛，要真正出息还是靠念书。郑远说。他专门为我设了一个席，除了我和郑泽，还有他的两个好友，席上，他不停地谈论我将要从事的记者职业，好像那是一个会发光的物件，多么值得珍视。

替没法开口说话的人说点话。郑远喜欢对我说，直直地看着我，带着信任的微笑，就像现在这样，他人在相框里，微笑溢出相框之外。我一阵恍惚，回到现实。过桥唱词仍在继续，祠堂内气氛凄凉而沉重。

那天晚上做功德之后，再没有人谈论六合彩，至少没有公开谈论，那期怪异的六合彩和修路工程一起，成为被回避的话题。

对于郑远的谈论仍很热闹，但话题集中在郑远去世前那段时间，有什么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言语，比如举止。话题渐渐酝酿成另一种传言，开始含含糊糊的，随着被传播、重复、补充，越来越清晰，最主要的内容是，郑远近两年身体大不如前，年轻时劳累过度，老了没有老样。

那天晚上，我专门寻到村里大队间。大队间在村外，原先是泥砖垒的四间矮房，生产大队养牛和放杂物的地方，后来塌了。十年前，郑远回老家建自家小楼时，跟村里几个老人和村干部谈了一下，把那几家队间修成结实的平房，分两大间，一间放置桌椅茶具，一间放些木板床铺，成为村里人的闲间，老老少少闲时聚在那里喝茶扯话，郑远放了些钱在村里几个老人那里，提供茶叶和小点心。近些年，村子里人越来越少，闲间成为村里最受欢迎的场所，在这里日子好像热闹些，这里也是消息的集中地，四乡八寨的消息，这里知道得最早最全，也可以生长出很多传言，成为某些消息的种子。

晚饭过后不久，闲间已经很热闹了，茶起了，话题也已开始，还是跟郑远有关。

去年我家那小子毕业了，郑远叔刚好回来，我托他把我家那小子带去他徒弟的工程队了。一个婶子说，那时就看他老咳，还专门提了一篮家生鸡蛋，让他补补气。

大洪老伯接口，年前就看着不太好，来这里喝茶，坐久了脸色就发白，说是提不起气，我还让他去医院查查。

大半年前我家建房，郑远伯正好在，央他帮忙看看。一个稍年轻点的女人说，郑远伯费心得很，里里外外地指点，可大半天下来，他立不住了，气喘个不停。

……

从郑远的身体讨论到郑远的精神，因为身体问题影响了心态。于是，更多的人叙述了更多的细节，以证明郑远近来心情不佳，身体状况不好。有人说郑远近来总忘事，提起年轻时的事都模糊了，有人说郑远没有以前那样爱哈哈笑了，有人觉得郑远说话走路没有之前中气十足了，有人发现郑远变得爱出神。

最有力的证明是乡里赤脚医生刘威透露的，这次在老家两个月，郑远经常去他那里拿药，状态很差，他曾建议郑远到城里大医院检查，但郑远说医院会用机器把全身照个遍，会让他像吃饭一样吃大堆的药，会把一点小毛病说成大问题，把一个好好的人治得没人样。总之，郑远对大医院极反感，为什么反感？猜测是医院太直太彻底，郑远没办法面对。

那么多人的回忆似乎在一瞬间活泛了，很多事情清晰起来，很多当时平淡无奇的细节有了特殊的意味，有越来越多预示性的东西，郑远的去世有了越来越多的理由与支撑。

我听不下去了，插了话。我和郑泽郑远一直来往着的，没发现郑远有什么异常，包括身体和精神状态，要说近些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他从工程队和生意中抽身后更自在了，更有闲情管“闲事”。我的话没引起任何波澜，淹没在喝茶的吆喝和其他热闹的话题中。

我去问郑惠，关于郑远去赤脚医生刘威那里拿药的事，郑惠说郑远是胃不太舒服，但他不喜欢去大医院，怕太麻烦，要挂号要排队要检查这检查那，他到刘威那里拿一种青草熬水喝。那是一种很常见的青草，对治胃病挺有效果的，村里的小孩没事到山边田头拔了，到赤脚医生刘威那里换点零钱。郑远和村里的老辈人一样，对青草治病有种痴迷。因为病得不严重，郑惠和郑泽也就随郑远去。

他们造谣的本事够大的。郑惠愤愤地说。

郑惠再次将几个老人请到一起，说清郑远胃有点毛病的事实，恳请几个老人再次制止谣言。这次没有效果，关于郑远不对头——主要是精神方面——的传言越来越汹涌，乡民为郑远的去世找到了原因：抑郁，这是所有人无能为力，任何人都没有责任的原因。

真相得由我来写了，我得替郑远说一次话。

我继续走访金夏大道工程的事，这次不从小道消息开始。

我找到村干部，这些人都比较熟悉，牵来扯去的还有那么点亲戚关系，对于我的工作，他们一向高看一眼，甚至可以说是被他们蒙上一层光芒的，跟我说话，他们是带了笑带了客气的，但问到金夏大道工程，他们不再客气，说我现在是城里人，多去管管城里的事，说我还太年轻，很多事不懂，也看不透，让我不要胡乱听胡乱相信。我准备找工程队的负责人——自郑远出事后，乡里人再没有见到他，修路仍在继续，工人不会透露——向干部打听，他们变得警惕。

工程是招标的，我们只负责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负责一些后勤方面的配合，其他的跟村里没关系，村里也没权力管这个，他们那些什么负责人什么工人不归村里管，也不来往，什么修路工程的事也不懂，我们又不是修路的，只要看到路修得好好的就成了。

这是干部们的解释。

路真能修得好好的吗？我揪住话题问。

没人接我的茬。

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再次回到村民中调查。一切变了，之前关于修路工程的各种小道消息，对郑远与工程关系的各种猜测，对郑远去世的义愤，要弄清楚真相的决心，烟消云散。他们扯开话题，好像我所提的话题犯了什么禁忌，好像顺着我的话说下去是不祥的;他们闭口不谈，之前传的关于郑远关于管道的事似乎都是不存在的;他们改口，说之前做错了，是听到别人胡乱说之后胡乱传话，是不对的;他们说干部都是村里人乡里人，肯定是希望乡里好的，如果真有什么事不可能不出头的;他们说郑远是极尽心的，是为着乡里着想的，人是没得说的，可他生病了，生病能有什么办法？

乡里人村里人被干部威胁了？笼络了？似乎没理由，到底为什么？我被绝望攫住了。他们安慰我，说之前是大家没弄清楚事情原委，让我不要放在心上。我愈加绝望，但身体内鼓胀着的那股气愈加灼热。

在黑暗中，我想了一整夜，没有半点头绪。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老树伯一句话里。

那天早上，人们陆续上过香，灵前一时只有我和老树伯，我想趁这个机会跟他好好谈谈。除了父亲，他是郑远最要好的朋友，近些年，父亲去哥哥所在的另一个城市住，郑远回老家多和老树伯在一起，老树伯肯定是知道得最多的那个。但是他也转了话题，再不提修路工程的事，有意无意地躲着我。之前对于查出真相，他是最积极的那个。

老树伯，等一下。我说。除刚进祠堂时点头招呼，他一直不看我。

老树伯朝我挥了下手，我抿了嘴，他还是不喜欢我谈这个话题。这两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沉默，长久的沉默。

六合彩是一直有买的，闲来无事买点消遣。老树伯突然说。我莫名其妙，正想开口，他举了举手拦住我。

六合彩一來，什么事都会往里套，成习惯了。老树伯深深吸口烟，说，所以那天四乡八寨的人买六合彩都往郑远身上靠，都没往深入想。

我不知老树伯提这个做什么，这事让人不舒服，但我想知道的是修路工程的事。我提到郑远的遗书，提到那几句含含糊糊的话——老树伯那天进郑远房间是看到遗书的，虽然他识字不多，但那几句话的意思是看得懂的——希望老树伯能说点什么，就算是从别处听来的小道消息也成。但老树伯不接我的话题，不住地摆手，喃喃着，糊涂了，我脑子糊涂了。

老树伯再次沉默了，怎么问他都不开口了。

我去找郑惠，想问郑远遗书的事，如果可以的话，能否让我看一眼，我得弄清整件事，这事只能由我来做了。

郑惠和郑泽在楼上商量郑远的丧礼，郑惠情绪很不好，说安排那么多礼节都是虚的，还不是看着别人装模作样。郑泽看了我一眼，郑惠冷笑一声，如果他面前也不能开口，还有什么意思？我感激郑惠这句话，也正是她这话，鼓励我提到郑远的遗书。

你要做什么？郑泽猛地抬脸看着我。

郑远叔的事我想弄清楚。我说。我提到自己的疑惑，前两天乡里人还认定修路工程有问题，决心为郑远打抱不平，但这两天所有人都回避这个话题，甚至给郑远的去世找到新的理由，认定郑远是因抑郁去世的，这太奇怪了。

郑惠又笑了，笑得很凄凉，笑着笑着哭了，边哭边诉，说她父亲老好人一个，就是个傻子，一辈子总想做点什么哄别人开心，人走了还哄人狠狠开心一次，让四乡八寨的人都中了六合彩，人家舔着指头数钱了，他倒成个大笑话。

姐，别说了。郑泽冲郑惠摇头。

郑惠声调扬得更高，我看那钱他们能不能吃得下去。

郑泽有些慌，想止住郑惠，郑惠烦躁地挥了下手，你怎么跟爸一个样？尽想着哄别人，有必要吗？我说错了吗？拿咱爸推六合彩时哪里想到爸是个人？数钱进口袋时哪个有二话？如今却不敢认，都缩着脑袋，缩着脑袋事就不在了吗……

我越听越疑惑，也越听越明白，六合彩的问题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但六合彩与工程有什么相干？

郑泽让郑惠出去，再不要说这些话。

为什么不能说？郑惠冷笑，私底下利用完了爸，还要那样编派他，还都有脸来祠堂对着爸的相片哭，该说的话倒不敢出口了。

我想起，郑远曾叹，说郑惠和郑泽脾性长反了，郑惠生就男子的品性，郑泽若像他姐那样，硬气点倒好些，说郑泽太像他，瞻前顾后，没有郑惠那样畅快。我突然想，郑远对自己一辈子以来所有的好心、顾让有没有过疑惑，有没有像郑惠这样心寒过，哪怕是一瞬间的？

我边胡思乱想边走向祠堂，远远看见几个村干部走向祠堂，忙跟过去，他们上香时心里会对郑远说什么？干部们都不接我的目光，上过香就匆匆走了。祠堂里其他村里人也不像之前那样盯着他们看，好像那些干部是透明的。

我回头找老树伯，不提工程，就问他六合彩是怎么回事。

别揪着这个不放。老树伯吸着烟，闷闷地说，人都有糊涂的时候。

于是我提工程的事，提到乡民们对这件事态度的转变。

你爸也是买了六合彩的。老树伯突然说，也照着郑远的生肖年份买的。

我再问什么，老树伯都不出声了。

我去找郑泽，郑泽说只想让他父亲走得安心些，不想挑什么事了。

不是挑事，是弄清楚一些事。我说。

郑泽摇摇头，没法弄清的，我爸也没跟我们说过什么，现在要紧的是看好我妈。

我去找郑惠。

你会弄清楚，会写出来的，对吧？郑惠扯着我的胳膊，她眼皮红肿，但双眼烁烁发光，盯住我，说，我爸眼里，你是村里最有出息的，真正能做成事的，这次你要为他做件事。

我轻拍郑惠的手背，是让她放心的意思，也让自己体内那股灼热的气再鼓胀一些。

我让郑惠说清楚一些，白天她肯定有所指。村民这两天的怪异怎么回事？郑远是真的精神状态不好，抑郁了？对工程的事想得太多？

胡说。郑惠大喝一声。

郑惠喝了一大杯茶，慢慢平静下来，开始述说。

我爸发现修路的管道有问题——他稍稍跟我提过这个，他说有问题，那肯定有问题，他是怎样的人你该明白——他也跟乡干部和村干部提过，干部们没管就是有问题的，很有可能是收了工程队的昧心钱。买六合彩前，乡里人也传着这种消息，都要为我爸讨个说法，其实是给他们自己讨说法，可那天晚上开了六合彩，几乎所有人都买了，拿我爸去分析去投注，都中了彩，利用我爸，这么一来，和那些干部没什么两样了，他们没法开口了，都是从我爸身上吸血的人。

我恍然明白了什么，所以……

所以，他们给我爸编排了个病。郑惠哽咽了，抑郁症，我爸是因为生病走的，这样就都心安理得了，他们真心安理得了吗？

我脑子里嗡嗡响，老树伯那句话突然出现了，你爸也买了六合彩，也中了彩。我的手微微抖颤，掌心发凉，才意识到这两天父亲很沉默。

我得跟父親谈。但和父亲对坐半天，我始终张不了嘴。我出了门，在村里胡乱转着。夜晚的村子安静极了，巷子漆黑，像积着暗色的心事。不知不觉来到老树伯家门口，我还是想跟他谈谈，虽然怎么谈一点底也没有，这两天我在他面前碰壁无数次了。

老树伯沏茶，但以冷脸对我，半天没有说话。我避开工程和六合彩的话题，谈起郑远的“病”——乡里人现今“认定”的抑郁症，这是乡里人想要心安理得，老树伯会愿意谈的吧，只要他肯开口谈些什么，我相信，以我的专业可以挖掘出一些细节，整合碎片是我的本事之一。老树伯什么都不愿谈，只示意我喝茶，自己抽烟，一支接一支，我离开时，他只是淡淡地点点头。

我没想到老树伯会再来找我。

模模糊糊听到有人喊，我睁眼愣了好一会儿，那个声音在窗外，终于确定不是梦，是老树伯在喊我，我的房间后墙临巷，老树伯冲后墙上的窗户喊。我开门，他踮着脚进来，说不要惊醒我父亲，直接跟进我的房间。

一进房间，老树伯就往我手里塞东西，竟是钱。

那天我买六合彩赢的都在这。老树伯喃喃地说，我无处可放。

老树伯，这钱放我这里做什么？

反正我没法拿着这钱。老树伯搓着双手，拿给哪个都不成。

我把钱还给他，老树伯，这钱放我这里是没道理的。

放我这里更没道理。老树伯很固执，你把这钱使了吧。

我告诉老树伯，这是他的钱，他投注得来的，不管是怎么推测的投注码。投什么数字是投注人的自由，不违规——虽然民间六合彩政府是不允许的，但现在不讨论这个——要老树伯自己把钱收好。

不是违规不违规的。老树伯说，长长叹口气。

老树伯说他丢了最要紧的东西，这两天像丢了魂。他双手在身上摸索着，找出烟，慌慌地点燃，好像寻找某种安慰。

老树伯让我买点什么给郑远，我想说郑远缺什么他不会不知道，但看看他的样子，我不忍开口了，只说没这个必要。

就当我还郑远当年的钱了。老树伯突然说。

老树伯说他还欠郑远一屋顶瓦片和好几袋大米、番薯。那年刮台风，老树伯家新盖的屋顶被吹得七零八落，为了盖这个屋顶，他几乎把存粮都卖了，指着田里接近成熟的稻子，但稻子被刮倒在水里，谷子发了芽。那时，郑远刚好干完县上一桩大活，喊了几个人，拉了瓦片把老树伯家的屋顶修好了，又拉了大米和番薯。老树伯家很久才缓过来，但郑远不许他再提这件事。

这不只是瓦片和大米的事。老树伯显得极沮丧，其实什么也还不了的，多少也还不了，我提这个有什么意思？

老树伯恳求我，说算为他办件事，让我买点什么物件烧给郑远，他知道现在纸钱铺什么新鲜玩意都有，只要能把钱花出去就好。

我去买那些东西像什么话？我很为难，想象自己带着什么纸汽车纸洋房进祠堂是什么样子，郑远若真有知，会是什么反应。

老树伯捂住脸，声音沙哑了，说他没脸去买。

沉默了良久，我很不厚道地说，我去买，把这些钱全花了，不过也请老树伯给我办件事。

老树伯猛地抬脸看我。

就是问句话。我说。

老树伯现出恐慌的神色。

一开始我很糊涂，但这两天也猜得七七八八了，特别是郑惠姐的话，其实她说得挺清楚的，可我总不太愿相信。我很诚恳，说，我就想得个准话。

老树伯长长叹口气，看着我，神色还是恐慌，但也有种说不清的轻松，我知道可以问了。

修路工程中管道的事，郑远叔其实没说错，对吧？我问。

郑远是那样说，当时说是要找人来鉴定什么的，但还没有。老树伯支吾着。

至少乡民们都是相信的，相信郑远叔的为人，相信郑远叔的专业能力，对吧？我紧追着问，也就是说他们回避谈工程，不是真以为工程没问题，是故意视而不见？

老树伯抿紧嘴不开口。

之前乡里人口口声声要把事情弄清楚，买六合彩后就不谈了。我语气有些急促，郑惠姐说都是有关系的，没错吧？

半斤八两了，哪个也没脸说哪个了。老树伯闷闷地说。

不谈就不谈，却又编出郑远叔生病，精神不对头的话。我紧盯着老树伯，过分了。

老树伯又在身上摸着找烟了。

我明白了，其实郑惠说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可我为什么非得这样确认？这一刻我对自己迷惑了，可体内那股气越加灼热了，这股气原先在乡民们身体内也有，现在只在我体内窜动，我有种说不清的快感，这种快感让我恐惧。

我脑子里浮现干部们祭拜郑远的情景。在屋子里转圈，最后，我立在老树伯面前，说，郑远叔的事我要查到底，替他说句话。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口气很接近某种宣誓。这时的我还不知道，以后，我将为这句话和这种口气无地自容，长久羞愧。

临走之前，老树伯转过头，说郑远没有白疼我。

那时的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再不敢想起这句话。

还是得找干部，之前的种种小道消息和传言，找干部应该是更清晰的。干部们仍躲着我，我找上门，口气变得直接，甚至是生硬了。多数碰到的是转移话题，打哈哈，实在躲不过，有干部说了气话，说像这样的大工程是镇上决定的，找他们这些小鱼小虾能做什么？

这话一出来，我立即意识到问题，也提醒了我，可以找到镇上，乡干部村干部确实不算多大的角色。但找之前，我想再了解清楚，这种事得谨慎，替郑远说话，我要说到点子上，要有理有据。

半夜，我到隔寨去，敲响了刘立全的门，他是乡干部之一，我知道他会为我开门的。他的儿子在我所在的城市工作，一家挺大型的公司，待遇各方面不错，那份工作是我介绍的，当记者这些年，我还是积累了些人脉的。

看见我，刘立全很无奈，他不想跟我说什么，也不敢得罪我，之前一见我就拼命扯开话题，还要拿花生、芝麻糖等来塞我的嘴。

今晚的谈话谁也不会知道。门一在身后关上，我就对刘立全说，我不会误你的。但这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不对头，如果干部们有问题，刘立全不可能独善其身，只要想挖出东西，不可能不伤他。

好在刘立全似乎只听到半句话，不停地点头，对，谁也不能说。

刘立全让我别再追这件事了，说现在乡民觉得理亏，也都不闹了，这件事静静过去是最好的。闹了又能怎样？如果真想做点有用的，就对郑淑娥好点，在城里多去看看她，和郑泽相互看顾，郑泽人老实，郑远一直不太放心的。说我是个记者，能办一些事的，郑泽以后若有要搭手的，搭一把手就是，让郑家人安安稳稳过日子，也是郑远的意思。

我直接提到修路工程，提到那些管道。

不要多管闲事。刘立全压低声音，但语气很干脆，这事你也管不了的。

怎么管不了？我追问。

刘立全愣了一下，意识到说多了什么，支吾了一会儿，说，这不是乡里村里的事，是上面的事，你问我们能问出什么？

这工程真的是镇里在管的？我盯住刘立全。

我怎么懂？我就是一个小小乡干部，说过多少次了，就帮着安抚好被征到地的乡民。

我决定了，到上面打听一下。乡里再打听不出什么了，而且追到现在，有些事没有被明说出来，但也很明显了，我认为可给朋友打电话了。虽然那股灼热的气在窜动，但作为记者，我有足够的理智。

那个朋友是我的高中同学李杜，在县政府上班，据我所知，在挺要紧的位置上。

我半夜给李杜打电话。当年我们一起在县重点高中，上下铺，是可以去翻对方箱子找穿的找吃的那种关系。一听我的声音，他先是惊喜，接着骂我吵醒他的美梦，要罚我一顿烧烤——高中时，我们谁考得好就请对方吃烧烤。

一听我提到金夏修路工程中管道的事，李杜不出声了，我又追问。他语气变了，质问我这么多年在城里是不是白混了，问我有没有脑子，他让我多报道讨人喜欢的新闻，多挖点新奇事，就算编点八卦也是好的。说得我很愤怒。他让我发泄愤怒，任我滔滔地說。听完他开始各种分析，什么形势，什么规则，最主要的是我再深挖下去，将有怎样的后果……

我们就那么谈着，从半夜谈到天亮。放下手机时，窗边爬满清晨的光，但我的脑子和胸口一片漆黑，那股窜动着的气已经消散，我再怎么用力也积攒不起来。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或者说我不知道自己这几天怎么了。七八年了，我早已不是当初的我，怎么还会幼稚到想重拾过去？七八年了，我怎么就不是当初的我，什么时候开始习惯另一个我的？前些天身体内窜动的那股气是纯粹的吗？还是某种戴了面具的虚荣……

我头痛极了，蒙在被子里，我想睡觉，把自己睡沉过去。但我睡不着，有个念头再怎么努力都没法甩掉。我跟买六合彩的乡民是一样的，只是方式不一样，我其实也想从郑远身上榨东西。

守丧七天，剩下的两天我再没有开口，原本我一直想找机会问清楚，郑远去世前一天晚上打电话给郑泽，究竟让郑泽去办什么事。应该是郑远极挂心的，那时郑远还挂心着什么？但我没脸再问，我躲着郑惠，躲不过去的时候就垂下头，躲开她期待的目光，还躲着白帐布上郑远的微笑和目光。

我没有躲开。葬礼结束后，我回到城里，为一家大公司写了一篇报道，报道那家公司辉煌的发家史和创新精神，报道其将会有的远景，很是励志，受到广泛好评，我有了那么一点名气。但一旦有人对我表示肯定、赞许时，我就浑身发冷，微微发颤，怎么也止不住。我经常梦见郑远，他微笑地看着我，眼睛极亮，充满希冀，我总是被那双眼睛吓醒。我在暗夜里愣愣地坐着，呆呆地想，不知还有多少人被郑远这双眼睛吓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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