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洋

大乘佛教主张三世十方处处佛，其数如恒河沙，千佛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佛说千佛因缘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法华经》等众多经典均有千佛缘起、名号的记载，这些经典是千佛像的文本依据。千佛像是按照佛经所载的贤劫千佛绘制或雕塑的佛像，是千佛思想的艺术表现形式。在石窟中，经常利用相关空间在壁面和主尊周围组成千佛像。千佛与其他佛像是彼此相互联系和呼应并形成有机组合，同样是礼敬的对象，对礼拜者起着见证和提携的作用［1］。

中国有丰富的千佛像遗存，敦煌莫高窟各期洞窟多在窟顶和窟壁绘有千佛。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巩义石窟以及部分造像碑、造像塔也常雕刻千佛。由于千佛像体量小，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学界对石窟的考察主要是以主尊、胁侍等大型或较大型佛像为主，现有的著录研究并未完全反映出千佛像的价值和意义，山东省青州驼山石窟的研究即如此。

驼山石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凿于北周末至唐，这一时期正是外来的佛教逐步走向巅峰，逐渐中国化的重要阶段，且其地处的青州地区是当时佛教传播中心，故其在中国佛教史和艺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相关图录和研究提及驼山石窟有“千佛”造像，但仅有数量，未展开分析讨论，反映了相关整理和研究的薄弱和不足。

2018年笔者对驼山石窟做了全面的田野调查，对这些“千佛”造像性质的认识与以往的著录研究不同，认为统称为千佛不合适，因其未反映千佛思想。为便于比较讨论，避免先入为主，本文对以往著录称之为“千佛”的造像定名为“小型造像”。现从千佛的定义及驼山石窟研究现状、驼山石窟小型造像概况、驼山石窟小型造像性质三个方面递进论述。

一、千佛的定义及驼山石窟研究现状

千佛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概念，表现在千佛的定义及界定范围的多样性。贺世哲研究北朝石窟千佛图像时，认为“千佛”指的佛数之多，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十方三世佛［2］。陈慧宏认为贺世哲的定义太过宽泛，模糊了千佛思想，因为千不表示多是说不过去，认为千佛是严格按照经典绘制或雕刻，并体现千佛思想［3］。梁晓鹏从经典、文献及图像互证角度对敦煌莫高窟千佛图像进行综合分析，基于佛经的规定，将集中排列的小坐佛旁的名号榜题与之对应，是其认定千佛的方法和依据，并提出千佛具有线性、对称性、交替性、连接性、动态性和互文性的特点［1］。此外有学者对云冈石窟、巩义石窟千佛造像有分析研究，但整体来看，目前学界的讨论以敦煌莫高窟为多，这和其存在大量的千佛像有关。

从诸多学者对千佛的定义来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中沙武田的观点具有总结性和代表性。沙武田对千佛像的经典、概念、流变、思想及功德意义做了详细的分析，认为狭义的千佛是指同一时期出现的一千尊佛，严格依据佛经，有具体的名号，从第一位佛拘留孙，到第一千位佛楼至;广义的千佛是言佛数之多，常缺乏具体名号题记，数量不一定是一千［4］。前者如敦煌莫高窟窟等有着无争议的折射千佛思想的千佛艺术，常有具体千佛名号为榜题;后者如巩义石窟千佛造像呈现整齐划一，光光相接的特征。从现有的遗存来看，这两种定义重叠之处均指布局整齐和集中排列的坐佛，且彼此相互联系，这种规划会使得每一尊佛的空间是一致的，必然会使得姿势相同，坐佛是最节省空间的形象表现。在新疆吐峪沟石窟第2窟南壁后部上层及顶部，图中千佛皆都为圆领通肩袈裟，手作禅定印，结跏趺坐，有头光和身光，上有伞盖，其表现的是《三劫三千佛名经》千佛说法［5］。

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巩义石窟等千佛像整理和研究的条理井然相比，山东地区石窟千佛造像研究尚浅，以往著录研究常对石窟内主尊、协侍及力士之外的小型造像统称为“千佛”并计数一带而过。关于这些“千佛”造像的思想、形制、性质尚未有深入讨论，这点在以往学者对驼山石窟的研究上有着明显体现。

驼山石窟位于青州驼山主峰东南崖壁上，是对山体进行掏挖，有严密的规划设计。5个洞窟从南向北依次编号为第1至5窟，其中第4、5窟之间一处摩崖造像，第2、3、4、5窟内壁面雕刻有小型造像。驼山石窟在清代《益都金石记》［6］《益都县图志》［7］《八琼室金石补正》［8］等均有著录。20世纪以来，阎文儒［9］、张惠明［10］、李裕群［11］、李森［12］等学者对驼山石窟的开凿年代、造像题材等做了详细的研究，但均主要集中于主尊、协侍菩萨及部分造像题记的分析讨论。如阎文儒等考证第2、3窟主尊、协侍为其为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组成的“西方三圣”，对窟壁的小型造像称之为“千佛”［9］。

整体上看，不同的著录对除了主尊和胁侍造像之外的小型造像统计数量均不相同，反映了对其调查和研究的薄弱。2018年笔者通过驼山石窟进行全面的调查发现，这些小型造像除了坐佛，还有立佛，菩萨、供养人、还有一佛二菩萨龛像，呈现庞杂的现象。因此无论从狭义还是广义上，其形制均不符合千佛的定义，需对这些小型造像的特征、布局安排、思想内涵以及题记内容进行重新审视，本文为了客观地讨论，将第2、3、4和5窟内除主尊、协侍、弟子和力士之外的造像都统称为小型造像。

二、驼山石窟小型造像概况

驼山石窟在时代上具有延续性，为考察不同洞窟小型造像的流变，现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对这四个洞窟造像概况进行分析:

(一)北周末至隋的第3窟

图1 驼山石窟第3窟

第3窟平面成马蹄形，尖顶，敞口，依崖坡开凿，且坡度较缓，以窟顶正投影面为界，可以分为有顶的内窟和露天的外窟两部分，共计有小型造像349尊，内窟尖顶最高处约6．8米，左右高约6．2、宽3．4、进深约2．2－2．8米(图1)。正中间主尊大像台座正中有题记“大像主青州总管柱国平桑公”，阎文儒根据《隋史》的记载考证其为青州总管韦操［9］。该题记旁刻有“像主乐安郡沙门都僧盖”，李森等考证此沙门可能为《续高僧传》所载的高僧释僧盖［12］。主尊身后正壁上层龛像旁有比丘、比丘尼题记。在阶层上，内窟以地方行政长官、地位较高的比丘、比丘尼为主。窟壁小型造像题材有坐佛、菩萨、供养人及一佛二菩萨(图2)。

图2 驼山石窟第3窟内造像题材

外窟两侧石壁长约3．9米。在呈三角形的壁面上雕刻有小型造像，内外窟造像有着较大的区别。内窟壁面小型造像之间比较稀疏，外窟造像排列紧凑。在雕刻上，外窟造像不如内窟精美;在题材和布局上，内窟以单尊或一佛二菩萨组合为主，外窟则以坐佛、立佛和菩萨为主，坐佛从一身至七身不等，结跏趺坐，施无畏与愿印或禅定印，台座相连的坐佛头肩部的空余壁面多刻有题记，虽然着风化或漫灭情况，能辨认出内容的造像题记对应一佛或一组合，内容多是像主为亲人、师僧祈福，这些像主姓氏不同，应来自不同的家庭或僧团，故相邻造像间联系很弱(图3)。在阶层上，外窟像主以普通民众居多，与内窟像主形成鲜明对比。

图3 第3窟左侧外壁

(二)隋代的第2、5窟

第2窟开凿于隋代，平面呈方形，平顶，高约3．3、进深2．85、宽2．87米，计有小型造像193尊。以主尊和胁侍菩萨为界，可以划分为主尊和左右胁侍菩萨之间的内部区域，以及左右胁侍菩萨与窟门之间的外部区域。内外区域能够明显区分不同特征，内部区域小型造像间几乎无打破和避让关系，而外部区域存在较多的打破和避让关系，如胡人供养人像周围壁面向内开凿出若干小龛菩萨立像，反映了石窟在开凿之后，不断有新的像主加入，但特意集中于外部(图4)。

图4 第2窟正壁

第2窟小型造像题材有坐佛、立佛、菩萨、供养人、一佛二菩萨等，呈现混合状态。如主尊右边最上层是菩萨、一佛二菩萨、三坐佛，下方还有体量不等的立佛，彼此间的关联性不大。第2窟内部上层存有较多台座相连的坐佛，数量从二到十身不等，形式上看似是组合，但从坐佛旁的题记看，彼此之间并没有联系，如左胁侍菩萨左壁最顶层的“像主傅宝才为父母法界众生”、“像主菅畅为父母法界众生”、“像主孙果姜为父母法界众生”“像主马荣尼为亡父母法界众生”四处来自不同家庭的像主为父母发愿祈福的题记，其对应的坐佛彼此独立，题记将台座相连的造像从功能上分离，故思想上未反映千佛思想。

第5窟略晚于第2窟，规模较小，高约1．3米，在石窟形制、主尊胁侍题材、窟壁小坐佛性质与第2窟一致。与第3窟小型造像因阶层和群体的不同而界线分明地分为内窟和外窟相比，第2、5窟最大的特征是不同群体开始以家庭、僧团为单位相融于同一窟内，反映了不同群体间的交流与交融进一步加深，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思想与佛教普度众生的期望进一步结合。

(三)唐代的第4窟

第4窟依山坡开凿而有坡度，平面呈长方形，平顶，侧壁上窄下长，高约2．1米，宽1．95米，窟顶进深1．34米，窟底进深2．5米。主尊为倚坐弥勒佛，两侧共有二弟子、二菩萨雕像，门口有二力士雕像，未发现造像题记(图5)。

第4窟左右两壁小型造像均为小坐佛，结跏趺坐，施禅定印，龛高约14－18厘米，坐佛宽约10厘米。这些坐佛是围绕在协侍菩萨和力士之间，根据壁面因地制宜龛刻，如空间狭小处的龛只有一尊坐佛，各层坐佛之间联系并不密切。考虑规模较小，像主应为普通民众为主，该窟的小型造像已无法看出像主内部阶层及团体的差异，其思想与邑义造像碑相似。

图5 驼山石窟第4窟右壁

三、驼山石窟小型造像性质分析

驼山石窟作为观想礼拜的空间，具有公众性和公开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凿于北周末至隋代的第3窟、隋代2、5窟和唐代第4窟经历了规模、空间和小型造像体量日趋缩小的过程。这种萎缩与唐代佛教宗派形成、佛教的中国化基本完成、佛教世俗化进一步加深有关。佛教礼拜对象由偏僻之处石窟造像逐渐转移为便利之处的寺院造像上，在佛寺中供奉佛像逐渐成为主流，并成为佛教艺术的主体，于是石窟逐渐走向衰落。驼山石窟不同时期的变化，正好反映了佛教中国化和世俗化这一历程。

由上述不同时期的三个洞窟来看，北周末至隋的第3窟小型造像以窟顶为界，分为内外两部分，内部阶层以地方行政长官、地位高的比丘、比丘尼等为主，外部以普通信众为主，两个集团界线分明;在隋代的第2、5窟，不同群体开始集中于一窟，呈现交融的状态，如比丘、比丘尼造像与清信士、普通民众造像在窟内无严明界线;在唐代第4窟，已经看不到内部阶层的分化现象。这种交融与阶层的级别逐渐降低、石窟规模逐步缩小是相一致，具有同步性。

驼山石窟注重功用性大于艺术性。在第2、3窟可容纳人礼拜的空间里，造像密集分布四壁，无其他纹饰或装饰性题材，顶部无任何雕刻，未被利用的顶部又是人的目光不容易注视之处，反映了极简实用的务实原则。而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巩义石窟顶部是有莲花藻井，千佛像分布于部分洞窟窟顶。

驼山石窟造像务实的原则与民众信仰、财力、地位及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石窟最初造像设计可能含有释迦多宝佛、三宝佛、七佛等。但不同家庭或僧团的造像题记将成组合的造像分离，使得原本可能为同一组合的造像彼此不再关联，说明民众对佛教最终理解与最初的规划设计、教义有较大的偏差，体现个人对功德、孝道的追求和囿于财力限制的协调，但未体现千佛思想，故以往著录研究中驼山石窟的“千佛”造像应称作小型造像。

驼山石窟小型造像和邑义造像碑有相近的思想，如青州市东夏镇石佛寺遗址出土有北魏“一百三十七人造像碑”(现藏青州市博物馆)，该碑高约1．5米，宽约0．8米，正面雕刻有一佛二菩萨，背面刻有137尊像，每尊均有供养人的名字(图6)。这种集资合众建造的思想和驼山石窟小型造想思想是一脉相承。

此外，驼山石窟造像题记均未提及“千佛”名号记载，清代的《益都金石志》《益都金石记》等著录有驼山北洞和南洞，分别是第2窟和第3窟，并录部分造像题记，从记录的形式上看，金石学家注意到了小型造像之间不同，对每一处题记的录文并未强调彼此间的联系。可见在清代金石学家看来，这些小型造像并没反映千佛思想。

图6 一百三十七人造像碑

结 语

驼山石窟小型造像多样性反映了民众信仰与务实的交融。从题材来看，这些小型造像有坐佛、立佛、菩萨和供养人，统称为千佛是不合适的，从功用角度看，其未反映千佛思想。从题记的祈愿内容来看，造像的目的为使得亡者进入西方净土，或为生者发愿祈福，均为佛教功德观的体现。不同造像题材反映了民众信仰的多层次和多元化，也体现了驼山石窟有强大的区域辐射影响力。

在一定程度上，宗教的作用在于将大量个人整合进组织性团体，以便进行集体行动［13］。驼山石窟小型造像历时性的变化反映了不团阶层和团体的融合互动加深，其共同关心的现世利益与功德问题成为其凝聚的核心。小型造像的密集出现，反映了佛教受众的社会基础广泛，佛教世俗化和社会化的逐渐加深;体现了不同民众的经济、文化层次与满足现实利益需要的协调，佛教的功德观与传统文化的孝道观结合镌就了民众所追求的永恒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