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旸

一、那达慕节庆在区域旅游市场空间中的边缘处境

呼伦贝尔市区域旅游经济的布局模式与国内外旅游经典布局模式"点－－轴"模式基本一致。区域内的海拉尔等四座城市成为区域旅游的节点城市，整个旅游市场的旅游线路均以四座城市为基点构建。这四座城市既是区域内的社会经济中心城市也是交通节点城市，每座城市的旅游文化产品要素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在区域旅游市场中的城市服务功能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海拉尔”因临近海拉尔河而得名，元朝时期是蒙古族可汗王帐所在地。后历经清朝、民国至现代，海拉尔始终是呼伦贝尔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较为中心的区位地理优势使海拉尔成为呼伦贝日旅游线路搭建的中心城市所在。包括海拉尔在内四座旅游线路的基点城市也存在一定的共性因素。四座城市均为呼伦贝尔地区的铁路交通枢纽，满洲里市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陆路口岸而阿尔山市也是内蒙古兴安盟的区域交通中心。区域交通枢纽的城市定位使这些城市成为呼伦贝尔旅游区域内较易抵达的城市，因而使其城市区位优势在交通相对闭塞的呼伦贝尔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中逐渐凸显。(见表1)以海拉尔为中心呼伦贝尔旅游线路呈放射状与周边的满洲里市、阿尔山市和扎兰屯市连接，从而形成了时限不同、内涵丰富的区域旅游线路。

表1 呼伦贝尔区域旅游线路节点城市表

以呼伦贝尔区域旅游的“点——轴”布局模式为基础，当地旅游市场的产品线路均沿着节点之间的铁路和公路干线展开。在研究中发现那达慕节庆并未在旅游线路沿线布局，而是位于旅游线路和节点城市的边缘地带。在实地参与过程中发现，那达慕大会举办地位于陈巴尔虎旗草原腹地。车辆离开公路之后，还需在草原上行驶约半小时的车程。那达慕大会举办的场地是一处简单规划形成的草原区域，周边并未有常住的居民点和餐饮住宿等服务设施。那达慕节庆在整个呼伦贝尔旅游空间场域中的边缘地位，使其在向节庆文化产品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三个主要的问题现象。

(一)旅游市场中的那达慕节庆产品缺失

节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周期性和固定性使其在向节庆文化产品转型过程中存在着与其他民族文化资源不一样的特征，即转型为节庆文化产品的那达慕大会 仍然划定自身的时间和空间节点。［1］这也就使其不可能实现在呼伦贝尔夏季旅游旺季中的全程性融入，最终演变为从区域空间的边缘化到旅游产品服务体系中的缺失。值得一提的是呼伦贝尔地区虽然是中国蒙古族的主要发祥地和聚居地之一，但当地的蒙古族在社会资源和社会生活话语权的使用上却并不如汉族群众。在呼伦贝尔旅游市场中从事旅游生产和服务的人员多以汉族为主体，尤其是导游更是很少见到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参与，这与云南省内本民族从事各自聚居地区导游服务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汉族导游对那达慕节庆很少有深入的了解，在文化背景和经济利益的影响驱使下对汉族导游而言那达慕节庆远不如蒙古族的歌舞和篝火更易于吸引旅游者的旅游兴趣。因此导游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很少会提及那达慕节庆，这也就加剧了那达慕节庆文化产品在区域旅游产品服务体系中的缺失。

(二)那达慕节庆生产中的蒙古族参与缺失

那达慕节庆中作为节庆文化传承者的蒙古族参与缺失，是导致那达慕节庆表浅化、形式化的症结所在。那达慕节庆源自于蒙古族的游牧文化，因此在节庆举办的空间上具有着明显的流动性。这种举办空间的不确定性一直传承至现代蒙古族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也推动了蒙古族对本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的保持。但呼伦贝尔那达慕节庆向旅游市场的节庆文化产品转型后，其节庆举办空间在区域政府的意志影响下成为了固定空间内的节庆活动。空间固定后的那达慕并未成为当地蒙古族参与那达慕节庆活动的唯一选择，在呼伦贝尔区域内的鄂温克族自治旗等草原都成为蒙古族举办那达慕节庆的空间场域。而陈巴尔虎旗草原上的那达慕节庆则在节庆的仪式和内容上都出现了简化，随着职业演艺人员加入节庆的参与，主体也日益多样化。

(三)节庆产品的旅游经济带动效应缺失

地方政府主导推动那达慕由节庆向节庆文化转变转型，根本目的是期望其能为呼伦贝尔旅游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节庆文化产品对旅游者的吸聚效力，使节庆在举办的短时间内能够大幅度吸引和刺激外来旅游者的消费意愿，从而带动区域内旅游服务业的经济增长。那达慕节庆产品在区域旅游经济中带动效应的缺失，则是多方因素合力造成的结果。首先，那达慕的节庆文化影响力并不明显，而在旅游经济实践中又被服务的提供者有意无意地予以忽视。那达慕节庆的举办对当地旅游者的引流和分流现象并不明显，因而并未出现对旅游者的吸聚效力。其次，位于陈巴尔虎旗境内草原的那达慕会址周边并未形成固定的餐饮住宿等基础服务设施，那达慕节庆举办的几天内也只有附近的居民前来搭建临时设施，缺乏与周边餐饮住宿服务业的有效联结，无疑使那达慕节庆成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中的一处孤岛，最终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也未达成预期效果。

二、节庆转型与定居点特色小镇服务经济链培育

在节庆文化向文化产品的转型中，因节庆的时空固定性及文化审美差异性等因素的影响，节庆做为文化产品自身所能创造的经济利益十分有限。因此那达慕节庆的转型发展不能只局限于自身的产品消费，而应当定位为区域市场的辐射中心，以自身的节庆文化影响力吸引带动呼伦贝尔区域旅游经济的整体发展。如将前文中提到的牧民家访产品等旅游产品串联一体，以实现呼伦贝尔旅游产业链的完善和延伸，进一步挖掘呼伦贝尔旅游产品的可体验性和可消费性。在这样的那达慕转型定位前提下，那达慕节庆成为呼伦贝尔旅游经济链中的一个节点，既可以是时间上的节点也可以成为空间上的节点。

(一)小镇的功能性选择与产业结构调整

那达慕节庆由传统的民族节庆向节庆产品转化，其现实的转型意义在于以节庆的产品化实现市场的经济利益。在那达慕节庆转型空间中的定居点特色小镇培育是要以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现有牧民定居点为基础，为那达慕节庆产品化转型提供基点，从而尝试着赋予那达慕节庆产品在区域旅游市场中的全时性存在。基于此，小镇的功能性选择需要兼顾牧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和节庆旅游市场的发展需要。既要为小镇中居住的牧民留存足够的生产生活空间，也要尽量满足外来旅游者的旅游消费和文化体验需求。目前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很多牧民定居点并不具备转化为旅游特色小镇的现实条件。牧民定居点的交通条件、居住空间和公共设施承载力均难以满足旅游者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一旦牧民定居点向游客开放则很容易出现游客过度涌入带来的牧民定居点环境超载的现象。

因此定居点特色小镇需具备基本的生产生活性、文化留存性和旅游体验性功能。首先定居点特色小镇脱胎于牧民的定居点，在打造成特色旅游小镇时需为原住民保留日常的生产生活空间。将原住民安置于特色旅游小镇的某一区域内，尽量避免外来旅游者对原住民日常生产生活的打扰。将原住民安置在特色旅游小镇内，可为原住民节庆旅游经济活动提供基本的平台基础，也可使原住民成为特色旅游小镇的文化来源。“生态博物馆”理论范式的提出，为定居点特色小镇的文化留存性功能赋予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行的路径。生态博物馆的构建力求在不打扰原住民传统生产生活状态，以特定空间的划定建立一处原生态文化的展示观摩空间。旅游者可有限进入生态博物馆的展示空间，但不能过多的影响生活于其中的原住民。［2］在定居点特色小镇中划定出部分用于展示的区域，鼓励牧民进入其中展示传统的生产生活文化，使其成为小镇的文化深层体验区。保留牧民日常生产生活的“自我空间”和文化留存的“保护空间”，并加强小镇的交通、住宿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小镇能够满足旅游者的食、宿、购等需求。

(二)小镇建筑空间营造与层级经济链培育

若说传统的那达慕节庆在空间上存在着固定性，也仅是在特定草场上的停留。在那达慕节庆举办的几天间牧民在此搭建简易的蒙古包，节庆结束后便恢复为草场原貌。因此那达慕节庆在举办前后和举办期间并不具备稳定的基础设施建设，牧民节庆期间使用的蒙古包也多为个人生活空间，难以提供旅游者的旅游住宿服务。如今很多蒙古族牧民因生产方式的转变而由游牧进入了定居状态，在那达慕节庆举办的陈巴尔虎旗草原周边现分布着大小不一的多个蒙古族定居点。这些定居点内的牧民的家庭生产方式不再只是放牧，也存在其他的家庭经济来源。其中有部分的牧户已然在那达慕节庆期间参与到了节庆经济的生产中，研究中提到的牧民家访户便有三户位于这些定居点中。但当前牧民定居点的基础设施显然难以满足向旅游者提供食宿等消费服务的基本条件。牧民居住的蒙古族毡包在冬季虽有着较好的保暖效果，但在夏季则普遍存在着潮湿问题。居住过蒙古包的旅游者多对居住体验感到失望和不满，甚至影响了其后续的旅游消费体验。在保留蒙古包造型和色彩特征的前提下，改用水泥材质加以建造在呼伦贝尔的部分旅游景区已然存在。这种建筑方式既保留了蒙古族的建筑文化特征，在居住体验上也与日常家居家住并无区别。因此在特色小镇的建筑空间营造中，应当在牧户中推广水泥建筑方式替代原有的蒙古毡包，以改善旅游者的居住体验提升旅游者的停留过夜意愿。

若按旅游服务的产品内容和文化特征划分，呼伦贝尔旅游区域可视作为带有壁垒的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内草原景观资源、游牧文化资源是其文化的构成主体也是相邻地带所不具备的资源特色。因此以呼伦贝尔旅游的文化边界为范围，以区域内不同层级的文化资源点为依托，可以由此构建区域内的基本空间经济链条。这种空间链条的布局可呈环状构建，不同层级的服务小镇在经济链中向旅游者提供相应规模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参照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框架模型，呼伦贝尔地区的经济链服务节点可构建为三个层级。海拉尔区、满洲里市和阿尔山市这三个区域内的大型城市，既具备陆空交通服务能力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餐饮住宿产业，因此可打造为旅游经济链条的中心节点，在旅游经济发展中不断提高旅游者的吸纳和疏散能力。鄂温克旗、阿荣旗等旗级行政区划单位，是内蒙古自治区特有的行政区划等级，介于市镇之间。这类行政区划单位虽大多无法提供航空服务，但在陆路交通服务上相对镇级单位更为成熟完善。旗级行政区划单位多为呼伦贝尔草原人口经济聚集点，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更为优质且多分布于市与镇的中间区位。因此可将鄂温克旗等旗级单位构建为特色小镇服务链中的第二层级节点，向旅游者提供中转、住宿和餐饮购物服务。服务节点的第三季则是指区域内的各旅游景区。呼伦贝尔旅游市场的空间布局决定，旅游者很难在一天之间完成在节点城市与景区或景区与景区之间的周转。因此完善各景区的餐饮住宿服务功能不只是为了提高旅游者的旅游体验，也是旅游产品和服务走向市场成熟的必然要求。如区域内的敖鲁古雅、凤凰山庄等景区在提供的产品服务内容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将这些景区做为经济链条的三层节点可以在避免产品服务同质化竞争，完善呼伦贝尔定居点特色服务小镇的经济链条。(见图1)

图1 呼伦贝尔旅游小镇经济链节点层级图

(三)那达慕文化产品内涵塑造与体验性

“真也许有可能存在，假则纯属人为。”［3］瓦尔特·本雅明用杜拉斯夫人的这句话做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开篇之语，围绕着机械复制化生产对艺术品原真性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当艺术品被机械化复制后脱离了其创作的即时即地性，也就使复制品丧失了艺术品的光韵。诚如文中所述艺术品创作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下，产生独特的艺术光韵即艺术品的原真性(Echtheit)。与艺术品相同人类社会的节庆文化也存在于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在固定时间点上的集聚是节庆文化的基本特征。因此当呼伦贝尔冬季旅游推出“天天那达慕”产品后，那达慕节庆的原真性也随之不复存在。“天天那达慕”产品的推出，使那达慕文化出现频率由一年一次变为了一日一次甚至是一日数次。在对节庆的膜拜价值和展示价值进行取舍时，“天天那达慕”的产品设计者显然选择了后者。通过机械复制的方式极大地提高了那达慕节庆的展示频率，但也由此使冬季的那达慕产品丧失了节庆的精神价值和节庆文化的原真性。音乐里循环播放着蒙古族歌曲，身着蒙古族服饰的表演人员重复地跳着欢迎舞，一幕幕场景复制着夏季那达慕开场的情形。旅游者犹如观看银幕影响一般，无法参与其中也无法对其所体现的文化进行触碰。事实也确实如此，机械化演绎的蒙古族那达慕开幕式，经由旅游者的数码摄影设备成为一段段影像，被继续机械的复制传播于各种媒介终端。

当文化以资源的属性参与到市场生产之中，很多文化资源的被生产问题也因此产生。文化的被生产，既是指文化以资源的形式经过市场生产成为产品形式的过程，也是指文化在生产过程中被完全赋予生产者的意志丧失其本真性的问题。［4］而后者在诸多地区文化产品的生产中十分常见，也引起了文化体验者的不满和反感。同质化、表浅化，都是文化资源被生产的基本特征，被机械性复制的那达慕节庆文化无论是在文化内涵还是内容形式上都遭到了极大程度的压缩，原本持续几个小时的那达慕节庆开幕式被缩减为十几分钟。缩减后的那达慕节庆文化展演，和一般的蒙古族歌舞表演相比并不存在着特殊性，在他者的眼中冬季呼伦贝尔牧民家访中的欢迎歌舞皆也可称作“那达慕”。产品特色不鲜明以及内容过于趋同的问题，最终将会导致“天天那达慕”产品生命周期的剪短。重复的机械展演很容易引起旅游者的审美疲劳，一旦产品的市场新鲜感丧失其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也将走向终结。

旅游者在那达慕节庆期间前往陈巴尔虎旗草原，是为了能够近距离的观摩体验蒙古族那达慕节庆。然当前呼伦贝尔那达慕节庆在举办中存在的明显文化界限，使旅游者很难深入的参与体验那达慕文化。那达慕文化的游牧文化特征与汉文化及其他农耕文化的显著差异，又使旅游者在观赏中出现了文化交流的障碍甚至是文化审美上的不认同。因此那达慕节庆转型需要进行新的展演产品设计，以那达慕文化为内涵对做出展演取舍和再造。这种那达慕文化的取舍和相关文化产品的再造，并不需要对呼伦贝尔那达慕节庆自身做出改动。可以将这些文化产品置入周边的特色旅游小镇中，既保护了传统那达慕节庆文化的原真性，更丰富了周边特色旅游小镇的文化产品服务体系。这种文化产品服务设计运用在中国很多地区都存在着现行案例，如丽江的《丽江千古情》、平遥的《又见平遥》等文化产品，均以地域内的特色文化为设计来源并置于特定的空间内以每天两到三次的频率进行展演。将以那达慕文化为内涵的展演产品在周边的特色小镇中进行固定的场次展演，实现文化展示与特色空间的有效结合。以空间与产品的组合方式，有效的烘托特色小镇的蒙古族文化氛围，进而实现那达慕节庆文化对呼伦贝尔旅游经济的全时性参与，发挥那达慕节庆在区域旅游经济中的带动。

冬季呼伦贝尔地区的那达慕产品生产，是将多种文化元素融合于一体的生产。若将呼伦贝尔的夏季那达慕和冬季那达慕的文化产品生产进行对比，便可以清晰的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性。首先，从节庆产品的来源来看，夏季那达慕是将传统的蒙古族那达慕节庆做为节庆文化资源参与到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冬季的那达慕则是将区域内的蒙古族、鄂温克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与俄、蒙异国文化和冰雪体育竞技文化进行融合再造，最终形成的是全新的地域性节庆文化产品，并不存在着传统的节庆历史来源和传承。其次，在具体的节庆产品内容和周期上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夏季那达慕节庆产品以蒙古族那达慕节庆文化为构成的内容主体，在节庆产品的生产中基本沿袭了蒙古族的那达慕传统文化。冬季那达慕节庆产品则是以地域内的多种文化资源和现代体育竞技资源为基础，为区域冬季旅游市场产品生产而进行了节庆文化创造。在冬季那达慕节庆文化产品的内容体系中，并不存在传统那达慕节庆的敖包祭祀、赛马、蒙古摔跤等节庆内容。冬季那达慕节庆围绕着“冰雪”“竞技”等关键词，设置了冰雕嘉年华、中俄蒙冬泳邀请赛、雪地摩托锦标赛、鄂温克游牧文化节等十余项节庆活动内容。由此可见夏季呼伦贝尔那达慕保留了较多的蒙古族那达慕节庆文化元素，而冬季的那达慕节庆除沿用“那达慕”的节庆名称外，在整个产品的文化内涵和节庆内容上都与传统的那达慕节庆关联甚少。就节庆产品的持续周期而言，夏季呼伦贝尔那达慕节庆的持续时间多为3—4天，冬季的那达慕节庆则往往从前一年的11月一直持续到次年的二月左右，以不同节庆产品内容贯穿呼伦贝尔的漫长冬季。(见表2)

表2 夏、冬两季蒙古族那达慕节庆对比

冬季旅游文化元素的多元化发展，为呼伦贝尔地区全域性旅游产品服务构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与夏季相比，冬季呼伦贝尔旅游中挖掘了更多地域内蕴含的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来自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甚至是不同的家庭。因此在进行多元化的冬季旅游产品服务生产过程中，能够带动更多地区居民参与到旅游经济之中。将区域内每一个提供旅游服务的节点等级聚焦于镇级单位，使旅游者进入呼伦贝尔地区后在任何一处停留都可以获得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服务。整个呼伦贝尔旅游市场由此成为了对旅游者完全开放自由的空间，也以此提高了旅游者的旅游质量并带动了区域内各地区各行业的共同发展。冰雪观赏产品和雪上竞技类在产品的生产设计上是存在着共性的，即都是围绕着呼伦贝尔冬季冰雪自然特征进行旅游产品服务的生产设计。冬季的严寒天气为冰雕的浇筑提供了天然条件，长达五个月的寒冬期使冰雕保存时长远高于黑龙江等地区。在其他地区冰雪已经开始融化的时候，旅游者仍然可以在呼伦贝尔体验到冰雪旅游产品。比其他区域更久的冰雪产品供给期，使呼伦贝尔的冰雪旅游产品在特定时间段内成为了旅游市场的唯一。气候条件好转为冰雪体验创造了更为优越的环境，也提高了室外竞技产品的观赏体验性。将冰雪、竞技做为呼伦贝尔冬季旅游产品的新定位，摒弃对那达慕节庆文化的过度生产。在推动呼伦贝尔旅游经济的全时性、多样性发展同时，也避免了那达慕节庆文化在冬季产品生产中消融的文化悲剧。

三、呼伦贝尔那达慕节庆转型与定居点特色小镇融合培育思考

经历了近十年发展，呼伦贝尔旅游市场仍处于市场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处于其中的那达慕节庆旅游产品显然也只是一个新的“生命体”，是众多区域旅游产品生产实践中的一次尝试。新的旅游产品虽需要较长的市场成长周期，但无疑在产品内容形式的可塑性方面要优于已然定型的市场产品。呼伦贝尔那达慕节庆成为区域旅游经济生产的文化资源组成部分，既是政府和市场双重调控文化资源配置的结果，也是其节庆在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下传承变迁的现实表现。文化无优劣之分，是文化研究者的共识。但在现实的社会文化传承变迁中，文化却也如生物竞争一般存在着自身的“自然法则”。泰勒和摩尔根皆在各自的著作中描述分析了“文化进化论”问题，那达慕节庆文化也在文化的传承演变中经历着涵化的过程。

那达慕节庆在区域旅游空间布局的边缘地位，使其在转型中带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成为了一项难题。夏短冬寒的地域气候条件和那达慕节庆的时空固定性，都为节庆的产品化转型带来了困惑。夏季那达慕节庆的短暂性以及冬季那达慕节庆再造中的节庆文化丧失问题，让那达慕节庆的转型之路举步维艰。其更深层的转型问题则在于游牧文化带有明显的文化特色性，语言、文字、审美乃至日常行为方式的差异性都使那达慕节庆向节庆文化产品转型时必须做出节庆内容形式的改变和再构。

将那达慕节庆转型与区域定居点特色小镇培育相结合，是近两年呼伦贝尔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尝试性举措。虽然其最终成败难以盖棺定论，但就现状而言已然出现了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将那达慕节庆文化与定居点特色小镇相结合，使那达慕节庆的时间维度得以拓展、空间维度得以固化。从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那达慕节庆文化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传承与传播空间，使其由蒙古族社会的内敛文化转化为面向他者的外显文化，这对于那达慕节庆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是存在积极意义的。但固定于特定建筑空间内进行重复式展演的那达慕节庆文化，其文化来源的深层社会文化土壤已然不同于传统的蒙古族那达慕节庆，因此必然会引起文化真实性问题。如何避免那达慕节庆文化在定居点特色小镇培育中出现文化传承危机，以及特色定居点小镇培育中如何维护蒙古族原住民内部社会文化生活空间仍是亟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