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注扶贫开发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治国理政的宏观视角，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关于新时代扶贫开发工作的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新战略，形塑出思想深邃、逻辑缜密、内涵丰富的扶贫思想。习近平扶贫思想萌芽于上山下乡的插队时期、实践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形成于治国理政的新时代。在理论层面，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拓展了治国理政的思想外延，推动了中国贫困治理范式的重大变革;在实践层面，它提供了脱贫攻坚的根本遵循，推进了贫困治理现代化，为世界贡献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智慧”。

关键词： 习近平;扶贫思想;发展脉络;内在价值

中图分类号：F126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19.02.08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李煜.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发展脉络与内在价值[J].克拉玛依学刊，2019（2）42-48.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谋篇布局、运筹帷幄，戮力谋划扶贫战略、推动扶贫工作进展，基于深刻的社会发展实践形塑出新时代扶贫思想。习近平扶贫思想源自于艰苦磨砺和从政实践，厚植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发展实践，形成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极不平凡的五年，焕发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展现出引领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拥有造福中国和世界的重要价值。

一、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发展脉络

马克思认为，“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2]41。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般规律中，思想理论的形成有其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礎。从思想基础看，习近平扶贫思想源于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以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中国扶贫开发矛盾的实践问题。从实践基础看，习近平扶贫思想源于个人成长经历与担任地方领导从事扶贫开发的深刻探索，更源于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对于脱贫攻坚重点难点的判断和阐述。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的深度融合，形成了具有缜密逻辑轨迹、丰富内在涵义的习近平扶贫思想。

（一）萌芽于上山下乡的插队时期

1969年，习近平同志响应党的号召插队到陕北乡村梁家河，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青。在接触中国社会基层的贫困现状之后，习近平清晰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3]。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道德、 宗教、 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4]525。人类社会从事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不是依据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像的东西，而是从实际出发，要服务的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而是有血有肉的人。

“陕北七年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人生第一站，是他读懂人生、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起点。”[5]450七年知青生活，习近平同志在与人民群众朝夕相处中，深刻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农村的真实情况，孕育了对于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建立了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树立了为人民办实事的理念。正是基于插队时期的生活经历，习近平扶贫思想形成了最初的萌芽，也使得习近平总书记将扶贫工作深深扎根在中国最广阔的土地上，扎根在最广阔的人民群众基础上。

（二）实践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6]33-34。实践作为理论的源头，时代形势和发展方向的变化，向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新的诉求。实践领域的创新将推动思想理论的发展与变革，致力于实现二者的统一和互动，将推动理论创新，促进实践领域的发展和历史性变革。

在河北正定工作时期，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习近平同志改革正定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探索适宜的经济发展路线，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思想上解决农村经济遇到的问题，摘除了正定“高产穷县”的帽子。主政宁德，习近平同志致力于闽东地区的脱贫致富、加快发展，提出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弱鸟先飞”的意识，建设好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从摆脱思想和意识的贫困入手，实现摆脱贫困的目标。在福建省和浙江省工作时期，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和探索助力落后地区、贫困群众脱离贫困的有效方式和模式，并且运用战略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提出“因地制宜”“自力更生”“内生动力”“八八战略”等发展方式、模式或战略，组织开展加强基层党建、“造福工程”“山海协作”、推进城乡一体化等工作，实现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脱贫致富。特别是在福建省工作时期，习近平同志以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战略思想为指导，积极探索扶贫工作新模式，开创了东西部扶贫协作、扶贫与扶志相辅相成的“闽宁模式”。

从相对封闭的内陆地区到较为开放的沿海地带，从经济落后地区到经济发达地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和牵挂困难群众的安危冷暖，在实践中思考和探索扶贫路径和方法，也在思想论述上发展自身扶贫思想，集中反映于《知之深，爱之切》《摆脱贫困》《展山海宏图，创世纪辉煌——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研究》《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等著作。习近平总书记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结合扶贫工作的实践探索，创新扶贫理论和扶贫举措，使扶贫开发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实现了良性互动。

（三）形成于治国理政的新时代

仅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五年中，习近平总书记就先后30余次考察扶贫工作，连续五年在国内年初的首次考察都涉及扶贫工作，多次召开和参加关于扶贫开发的重要会议，走遍了14个特困地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老少边穷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调研，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并就扶贫工作发表系列重要讲话，提出大量具有见地的见解和论断，形成并丰富和发展了扶贫思想。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7]33-34习近平总书记将消除贫困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8]84。换而言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将改善民生作为了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坚守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

“扶贫要扶志，有志气、自力更生很重要啊。”[7]19“要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9]6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扶贫开发不能仅仅依靠外力支撑，要培植内在发展动力，要坚持“输血”和“造血”相结合，重在培育自我发展能力，重在促进贫困区域的共同发展，建立扶贫、脱贫的稳定的长效机制。在扶贫加扶智模式的基础之上，注重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倡导调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激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强化举措，扩大成果。”[7]87习近平总书记提倡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扶贫开发，将此作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使命和责任，形成扶贫开发工作的大格局;同时，坚持“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坚持党总揽全局的核心地位，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优势、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我们应该坚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念，推進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创造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良好条件，共同推动世界各国发展繁荣，共同消除许多国家民众依然面临的贫穷落后。”[10]建设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也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开展南南合作，以全球视野和宽广胸怀，为国际减贫合作提出方针和策略，树立了大国形象，增强了我国在全球治理的话语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党和国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正是基于扶贫工作领域过去五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五年中，吸收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形成了全面、系统的习近平扶贫思想。

二、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理论价值

习近平扶贫思想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一种人民的理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探寻扶贫开发的科学真理，因而习近平扶贫思想也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实践的理论、持续发展的理论、开放的理论，更是一种彻底的理论、能说服人民群众的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

（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马克思与恩格斯关注和分析资本主义的贫困问题，以制度层面为切入点。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共产主义社会是阶级对立、城乡对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对立消失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随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而真正得到实现。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深刻揭露了阶级剥削的残酷性。马克思指明了劳动者陷入贫困的原因在于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并进一步衍生出生活方面、精神领域和文化层面的贫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入解剖与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得出实现共产主义是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和剥削的科学真理。

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作为自身扶贫思想的理论基点，确立了看待、分析和解决扶贫领域问题的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将为人民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排忧解难作为党和政府的重大职责，并将实现脱贫致富作为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扶贫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丰富在于，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的解放等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将实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作为行动方向、奋斗目标，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消除贫困、消灭贫困代际传递根源的根本途径，并在精准脱贫、精准扶贫等细化的举措、方针和策略中丰富了马克思关于消除阶级贫困化现象的论述和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新时代扶贫开发工作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二）拓展了治国理政的思想外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时代的重大课题，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良性发展，涵盖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以及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各个领域，并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清晰定位新时代的特点，指明了基本的发展方略，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扶贫思想植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扶贫开发领域的深刻实践，将精准脱贫与防范重大风险、环境防治作为三大攻坚战，更将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格局。

在推进脱贫攻坚的同时，让改革成果更为普遍地惠及人民群众，将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与脱贫攻坚紧密结合;扎实开展扶贫领域作风专项治理，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与脱贫攻坚共同推进;坚持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脱贫攻坚密切联系。同时，在政治建设方面，加强和巩固党在扶贫工作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在经济建设方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在文化建设方面，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在社会建设方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在生态建设方面，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规矩和导向，准确把握和统筹协调脱贫攻坚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这意味着扶贫开发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占据突出位置，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

习近平扶贫思想作为治国理政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扶贫领域取得的伟大成效和历史成就，彰显了其内在的价值。与此同时，扶贫领域的哲学思维推动了治国理政哲学思维的科学发展和普遍运用，更加拓展了治国理政的思想外延。

（三）推动了贫困治理范式的重大变革

我国以往的扶贫方式主要是以大规模开发式的“大扶贫”，特点是区域瞄准、“大水漫灌”。此种扶贫方式从宏观上促进区域的整体发展，有利于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但在微观上缺乏足够的精准性和针对性，往往产生脱贫群体极易返贫的现象，从而降低扶贫开发的工作成效，引发扶贫领域资源的浪费。

立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最大实际、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依据我国绝对贫困面大幅度缩小、相对贫困面客观存在的现实，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坚持精准施策、攻坚拔寨， 最大限度地削减贫困。习近平扶贫思想倡导的贫困治理范式，是对于以往贫困治理范式的继承与革新。以往的贫困治理范式与习近平扶贫思想倡导的贫困治理范式皆以实现共同富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为目标，但后者立足时代发展与现实形势，对于前者实现了继承与变革。宏观层面，习近平扶贫思想倡导关注老少边穷地区的扶贫开发，在资源配置上有所倾斜、在政策战略上有所照顾，其目的仍在于实现共同富裕，关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微观层面，习近平扶贫思想摒弃以往贫困治理的错误方式方法，讲究精准、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新时代贫困治理的范式依据贫困的情况，坚持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拒绝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的方式方法。

习近平扶贫思想倡导的贫困治理范式，针对不同贫困区域、不同环境条件、不同贫困状况， 在遵循科学理性、强化制度安排、瞄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实施精准治贫，通过宏观立意、中观布局、微观落实， 从贫困的识别、管理、帮扶、监督等关键环节真正做到目标精准、对象精准、协同精准、发力精准， 管理精准、成效精准， 使扶贫活动要素组合精准化。从一般扶贫向具体扶贫，从区域瞄准到户籍识别及分批、分类，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从定性化描述到定量型落实机制，从“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习近平扶贫思想倡导的贫困治理范式拓展了新时代扶贫开发的视野与思路，重构了新时代贫困治理体系，推动了中国贫困治理范式的革新，使贫困治理范式更为贴合实际，立足的基础更为稳固。

三、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扶贫思想是脱贫攻坚继续取得突破和进展的指导性思想理论。新时代，习近平扶贫思想有着较为显著的现实意义，为脱贫攻坚提供根本遵循，也为全球性贫困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一）提供了脱贫攻坚的根本遵循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因此，要以科学的思想理论为指导，准确把握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需要保持不放松、不停顿、不懈怠的进取状态，提高脱贫质量，聚焦深度贫困地区，继续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将脱贫攻坚扎实向前推进。

习近平扶贫思想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系统性、科学性，植根于化解多元贫困问题的发展实践。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扶贫基本方略诞生于底线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等科学思维的运用以及扶贫开发实践的推进，也为新时代深入推进和保证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作为脱贫攻坚的创新论断和适宜举措，源于扶贫开发在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实践，是习近平扶贫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与理论发展表现。

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点在于提高脱贫攻坚的内在成效，关键之处在于找准路径、构建和完善体制机制，贵在精准施策、精准推进、精准落实，根本在于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脱贫攻坚的推进、实践和理论的良性互动与创新，使得习近平扶贫思想得以丰富和发展，不断强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治责任、使命担当和政治自觉。

习近平扶贫思想的丰富内涵、基本方略和精神实质为推进扶贫工作实践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以此作为根本遵循，将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定信心与决心、保持战略定力，更为充分地发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坚持问题导向，提高脱贫质量、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二）推进了贫困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11]48，为扶贫工作注入了新动力，提出了新要求，开启了新征程，持续推动着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就是完善贫困治理体系，提升贫困治理能力。[12]

完善贫困治理体系就是通过完善扶贫开发的体制机制，形成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制度安排。习近平扶贫思想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完善了贫困治理的体制机制，坚持从源头上治理贫困、从根本上遏制贫困、从整体上解决贫困，完善了扶贫工作责任制度、貧困监测和预警体系、贫困响应机制、内生动力培育机制、贫困退出机制、贫困考核监督及评估机制等一系列体制机制，基本涵盖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全过程，形成了贫困治理中动员、组织、管理、监督等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制度安排。

贫困治理能力的提升往往体现在一个国家在贫困治理中实现和促进社会发展与贫困治理的良性互动，贫困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协同共进。社会发展与贫困治理的良性互动，根基在于以贫困治理范式的革新促进社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开发工作成效显著，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生活质量不断改善。习近平扶贫思想倡导的贫困治理范式，实质上将社会发展与贫困治理相互联系，以扎实推进扶贫工作促进社会健康持续发展，以社会发展为贫困治理提供物质基础、智力支撑，实现二者的高度配合、密切互動，从而使贫困治理和社会发展体现更多的人民性与包容性。

贫困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影响和制约着贫困治理现代化的水平，贫困治理现代化无疑也在特定方面体现、丰富、推动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加强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增进了社会团结，提升了国家应对贫困挑战的能力，从而缓解了贫困治理的系统性压力。贫困治理的过程伴随着社会的再次动员、再次组织与再次塑造，使社会成员的协作得以推进，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得以完善，强化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直接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三）贡献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智慧”

新时代是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尽管全球范围内的贫困尚未彻底根除，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愈发强劲。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使以往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零和游戏的博弈策略已经与时代逻辑格格不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迅猛发展，使人类生活呈现前所未有的关联趋势，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世界人民的前途命运愈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面对世界发展潮流与趋势，中国作为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为全球协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习近平扶贫思想以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为理论渊源，厚植着深厚的人民情怀，尽管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贫困治理的科学思想理论，但蕴含着治理全球性贫困问题的深度思考，深刻把握着治理全球性贫困的内在规律。以习近平扶贫思想为理论指导，中国在治理全球性贫困问题中“大有作为”，作出大国应有的贡献。在物质层面上，中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援助、优惠贷款;在技术层面上，中国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智力支持;在理论层面上，以实施综合性、精准性扶贫策略回应了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为其反贫困道路提供了全新选择。

习近平扶贫思想既丰富了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理论体系， 还为全球性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具有深厚的时代价值意蕴。坚持杜绝以邻为壑的旧有策略，缓解基本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创造人类共同发展的良好条件，贯彻创新、绿色、开放、协调、共享的发展理念，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消除普遍性的贫穷和落后，让世界发展、变革的成果惠及各国人民，构建富足安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依据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基本方略和工作进度安排，中国将实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贫困治理的成果既造福中国人民，也将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习近平.梁家河的变化是中国进步的缩影[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07-27（5）.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

[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7]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9]习近平论扶贫工作——十八大以来重要论述摘编[J].党建，2015（12）.

[10]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N].人民日报，2017-12-02（2）.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2]洪大用.完善贫困治理体系，推进贫困治理现代化[N].光明日报，2017-1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