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首次提出了“物化”的概念，进而形成了“物化”理论。这一理论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深刻的理论渊源：首先，来自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启发其次，来自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批判思想;最后，受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表现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合理利用现代科技、尊重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重视意识形态的建设等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卢卡奇;“物化”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与阶级意识》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19.02.06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李明慧.试论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理论[J].克拉玛依学刊，2019（2）32-36.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发表，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诞生的源头，在此之后，这一思潮逐渐壮大、成熟起来。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其主要思想“物化”体现在1923年的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在卢卡奇看来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遍、最基本的现象之一，他的“物化”理论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有异曲同工之妙。近年来，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在为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的现代性问题，“物化”作为现代性问题之一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关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于对该理论的来源、内涵、与马克思“异化”的异同研究、与其他哲学家思想的对比研究、当代价值以及在具体实际问题中的运用等方面。本文着重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出发，结合卢卡奇生活的年代，探究“物化”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表象来阐释“物化”理论的主要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探析卢卡奇“物化”理论在当代有何重要启示作用。

一、“物化”理论产生的背景及渊源

卢卡奇出生在匈牙利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但其一生多数时间生活在德国，这不仅使他有机会钻研德国古典哲学，而且还有机会和马克斯·韦伯、狄尔泰、席美尔以及布洛赫等著名人物深入交流，这些为卢卡奇的思想奠定了一定的基础。20世纪初，卢卡奇先后在柏林、海德堡等地学习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卢卡奇密切关注国际局势，并身系祖国安危，于1918年12月加入匈牙利共产党，积极投身革命。匈牙利1919年3月成立了蘇维埃共和国，卢卡奇出任主管文化和教育的人民委员;但是同年8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革命宣告失败，卢卡奇同许多政治流亡者一样，不得不移居奥地利维也纳。正是在维也纳期间，卢卡奇的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问世了。书中卢卡奇用“物化”理论、总体性哲学观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解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物化”理论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重要理论之一，它是卢卡奇在总结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成的。[1]12-15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物化”是这样定义的：“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易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的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2]152就是说，人的活动、劳动本身是人自身的产物，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活动和劳动“物化”为不依赖于人、与人对立的客观存在。这种对立同时表现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的物化是指人的活动和劳动相对于人自身的客体化，不受人的支配，不依赖于人，劳动能力物化成为一种商品;客观方面的物化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物化为不依赖于人的物与物的关系，人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受到了商品生产的规律和物质世界的规律所制约。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在研究社会背景以及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得来的，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一）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思想

卢卡奇“物化”理论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就是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就分析了商品，之后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提出了商品拜物教。所谓商品拜物教，是指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商品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从而使商品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似乎商品可以决定商品所有者的命运，马克思把这种神秘的属性称作商品拜物教。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开篇，就从分析商品入手，指出：“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2]148。卢卡奇认为，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正是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导致了“物化”现象的产生。因而，马克思提出的商品拜物教是卢卡奇“物化”理论研究的开端。

（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批判思想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的合理性批判思想为卢卡奇的“物化” 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韦伯认为，合理性、可计算的原则笼罩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和可计算的原则，资本主义社会在一个工具的合理的机制下运转。在韦伯看来，整个社会的运转重点强调的是过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而无关结果是否妥当。在韦伯这样的理论原则下，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丧失了生机和活力，纵使工业社会愈加发达，然而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在合理性和可计算的原则之下也会丧失劳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迫抛弃自由选择的权利。当然，韦伯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所谓的合理性原则，而且还对这一合理性进行了批判。卢卡奇批判地继承了韦伯的合理性思想，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物化”理论部分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是：在合理技术基础上的、严格合理的劳动组织，没有一个地方是在这种结构不合理的国家制度内产生的，而且也绝不可能在那里产生”[2]162。不难看出，韦伯合理性思想深深影响了卢卡奇。卢卡奇在韦伯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决这种合理性危机。因而，韦伯的合理性批判思想是卢卡奇“物化”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黑格尔的哲学思想

青年时期的卢卡奇多数时间生活在德国，在德国古典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熏陶下，他的“物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20世纪，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渐渐开始复兴，究其原因：其一，哲学家们发现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头;其二，黑格尔的辩证法得到了广泛认同，重要性渐渐凸显。然而將黑格尔的哲学理论重新带入马克思经典中进行阐释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就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用黑格尔的哲学解读马克思主义，进而提出了“物化”理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将物化、异化和外化混淆，未能进行明确的区分。异化理论最早是由黑格尔提出的，在黑格尔哲学中最早出现。黑格尔认为自然界、人类和社会意识形态都是观念的客观化，即外在的表现。他所谓的异化，就是客观化的过程，包括两个要点：一个是客观事物是观念的外在表现，一个是从观念到客观化再到回归观念的三段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中，明确承认自己青年时期对“物化”理论的理解深受黑格尔异化理论的影响。虽受黑格尔影响深刻，但二者的理论终归有些许差别，并且直到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改称后）全文首次公开发表之后，卢卡奇深受震撼，获益颇丰，进而对自身早期的“物化”理论做了自我批评。

二、“物化”理论的主要表现

（一）经济领域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商品经济和结构。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中，经济领域的“物化”具体表现在人的孤立化、原子化、客体化三个方面。首先，人的孤立化。在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商品经济日渐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虽是劳动产品的直接生产者，但其与劳动对象在所有权上处于分离状态，对劳动产品的拥有与否也取决于合理的计算，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也被掩盖在物的关系之下，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孤立隔绝的状态。卢卡奇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只有被细分为孤立的商品交换行动时，“自由的”工人才有可能出现。因而，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孤立的客体而存在，商品所有者之间也进行着孤立的和合理的商品交换。其次，人的原子化。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械化和合理化，使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直接的交流与合作、失去了有机的联系，进而使劳动者变成一个个孤立的、隔绝的原子，劳动者之间以及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之间由一种机械的、抽象的规律所联系。最后，人的客体化。在机器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被迫融入机器大生产中，成为机械化的附属物。资本主义生产的每一阶段都寻求最便捷、最快速的操作方法，工人将被安排在能使利润最大化的岗位。随着工人在生产岗位操作的熟练性加强，在以后的工作中，工人们就如同机器一般，只需不断重复操作，完全失去了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沦为一种机械重复的工具。再者，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促使工厂对劳动者数量的需求锐减，大量的工人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因而不得不出卖自身的劳动力以维持生计，进而劳动力就转化成了商品，劳动者也就成了商品的附属品。[3]88-91

（二）政治领域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要使资本主义生产完全产生效果的前提成为现实，这种变化过程就必须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创造了一种同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在结构上适合于它的结构的法律、一种相应的国家，等等。”[2]163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除了在经济领域遵循着可计算、合理化的原则，在政治领域同样是这样。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以及使经济领域的一切生产看起来是如此合理，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衍生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政党、军队等表现形式。通过这些所谓的政治表现形式，社会生活的一切将在法律的笼罩之下，并且受到国家机器的调控和干预。

社会系统和机构都是建立在可计算和合理化的原则之下，结构分工愈发细致、人的异化愈发严重，劳动就愈接近机器化、非人化。正如卢卡奇所说“客体物化必然会导致主体，即人的物化”，在这样物化了的政治系统之下，那些为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服务的人们也必然逃脱不了与工人同样被物化的命运。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深入分析了官僚制，他认为官僚制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物化机制，这一机制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一架庞大的机器，一切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脱离人的操作，非人格化地运转着。这些政治机构在合理化的原则之下各司其职，变得相对独立，没有形成任何的有机联系，就像机器一样冷冰冰。因此，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政治机构就以一种合理、合法的形式站在了社会的舞台之上，那么，资本主义政治的本质也必然被掩盖了。

（三）意识形态领域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在经济和政治日益被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的物化也在所难免。意识的物化是一种内在的物化，整个社会在合理化的经济和政治的操纵下，人们意识的物化相对是比较主动的;也就是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潜移默化地被动接受了这种思想领域的物化。“物化普遍化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物化的内化，即物化不只是作为一种统治人、支配人的外在的力量和结构而存在，而且是内化到人的生存结构和活动方式之中，变成一种物化意识。所谓物化意识是指人自觉地或非批判地对外在的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认同的意识形态。”[4]48人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合理化社会中，必然将这种合理化的物化视为理所当然，进而不加批判地融入这种物化的社会之中，遵循着社会中的各种条条框框，逐渐失去批判和创新的能力。

正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2]161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掩盖，劳动者看不到真实的社会关系，并且在意识的物化之下，加剧了劳动者对于虚幻世界物的关系的看法。在这个由劳动者自己创造、却与他们自身相对立的物化了的世界，劳动者逐渐丧失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变得无所作为，无意识地接受这个物的世界，并将这个世界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因而，无产阶级丧失了斗志，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卢卡奇针对此现象，提出无产阶级要勇于改变现状，奋起反抗，夺取政权，成为自己的主人。然而，改变现状的关键还在于无产阶级自身，所以卢卡奇强调，无产阶级内部的自我意识斗争是至关重要的。

三、“物化”理论对当代的启示

（一）合理利用现代科技

卢卡奇提出的“物化”现象，最初表现在经济领域，这一现象之所以萌芽于经济领域，离不开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大生产。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经济、科技、政治、文化、军事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不同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时发生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新的技术和发明超过一国范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工业革命带来了先进的科技，资本家们受利益的驱使，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利用先进的机器和设备压榨工人。由于有了先进的科技设备，原来需要工人完成的一部分工作已经无需雇佣工人，只需交给机器就能有效完成，这就导致一部分工人面临失业的风险，还会使得那些在岗工人的工作逐步变得像机器一样重复，基本无需思考，渐渐地工人们失去主观能动性，最终附属于机器。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利用科技使工人被迫成为“物”的附属品的事实，试想当下，网络的发展、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人们的生活无意中已经被捆绑，越来越依赖于网络技术。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启示我们，尽管现代科技带来了诸多便利，但我们不能沉迷其中，要合理利用现代科技，不能成为现代技术的“附属物”。科技的创造和发明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们，而不是反过来控制人们，当前的大数据时代，掌握和运用好科技，对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甚是重大。

（二）尊重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使人成为“物”的附属品，劳动对于工人来说，仅仅是为了维持生计，在机械化大生产的工厂中，工人完全失去了劳动的积极性。由于资产阶级追求利益最大化，工人按照资本家的安排机械地进行单调重复的工作，逐渐失去了主动性和创造性，变成了机器的附庸。这一理论启示我们现代科技固然重要，因为科技的发展将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利用科技的同时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尊重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多方面阐述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强调要把人民放在心上，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梦，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或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三）重视意识形态的建设

卢卡奇认识到意识“物化”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重要影响，强调无产阶级要依靠自身内部的意识斗争来摆脱和消除意识的“物化”，同时也表明了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要做好做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要在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5]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作用。意识形态的建设关乎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落实;关乎党和國家的各项事业是否顺利推进;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要大力重视意识形态的建设：首先，意识形态建设要大力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其次，意识形态的建设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日新月异，互联网的传播速度无法比拟，网上舆论工作需高度重视，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创新宣传方式，坚持正确导向，净化网络环境。最后，意识形态建设要不断壮大主流文化宣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要不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更好地前进。

参考文献：

[1]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白雪晖.卢卡奇物化意识思想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6）.

[4]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习近平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8-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