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杉

[摘 要]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而展开的，是与马克思的理性批判和资本主义批判密切相关的。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形成于他对于古典哲学的抽象理性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批判基础上，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原则，在其中呈现了总体性、辩证性、革命性等一系列现代性批判方法，体现了马克思批判话语的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和共产主义目标的实践立场。马克思认为对于整个现代性世界、整个社会历史、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无产阶级的解放的研究都要贯彻总体性方法原则;对于主客观世界、对现代性的历史进步意义和历史局限性、无产阶级主体性和现代性客观性之间的关系都应具有辩证的方法态度;以及要坚持无产阶级主体地位、科学性与时代性统一的革命性根本实践指向。总体性、辩证性、革命性三种现代性批判的方法原则是一个有机整体，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中。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方法的梳理，对进一步理解评价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现实、当代西方社会现代性研究思潮、推进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丰富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3-0033-05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与他的资本主义批判密切相关，这根源于资本主义与现代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内在一致性。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考察的过程中，马克思利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社会历史辩证法的一般逻辑和资本主义理论的具体逻辑而展开了它的批判体系。在其中围绕着总体性、辩证性、革命性的方法原则，马克思构造了对现代性的超越向度，为迄今以来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奠定了深刻的话语基础。

一、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基本逻辑

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基本态度是批判性的，这根源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态度，同时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原则之上的。批判性意味着考察主体，即无产阶级及其立场的对于自身处境的认知与反思，进而在辩证对待作为资本主义客体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价值的基础上，通过揭示其内在矛盾从而唤起主体的革命性与反抗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立场遵循从抽象理性到现实理性、从资本到劳动、从资产者到无产者、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内在逻辑，从而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赋予了科学性、实践性与超越性的特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既定现实的揭示，从而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自身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立场。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真正跳出了资本主义自身的现代性批判的逻辑，跳出了哈贝马斯口中“认知兴趣普遍存在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工具性控制当中”[1]的局限性。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指向性通过质疑资本主义存在本身的合法性，从而“找到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的新派别”[2]，赋予了批判性理论以实践本性，并立足于对社会历史全面的理解来构建一种可供超越现存的革命的科学理论形式。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方法正是基于这种逻辑来构建自身的方法指向的。

现代性本身就是一項包罗甚广的巨大工程，而马克思主义正是从现代性庞大的总体架构的高度上来把握它的一般形式的。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对象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现代性。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遵循马克思主义分析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基本方法与原则，并且在其中贯穿着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即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逻辑，最终会指向它自身的否定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所以，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社会历史辩证法的一般逻辑和资本主义理论的具体逻辑的。由此呈现了总体性、辩证性、革命性的特征。

二、总体性的基本方法

总体性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考察现代性的基本方法与原则。总体性范畴虽然来源于卢卡奇的观点体系，但实际上在马克思的话语与科学方法的应用中就得以体现，是唯物辩证法进行社会历史批判的方法与原则。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体系中，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共同存在并构成了关于世界和思维的辩证图景，并且认为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完成了思维与现实的辩证法相统一的观点。现代性的蔓延使得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思维方式和社会关系都面临重构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要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3]34以此来表达现代性对整个社会世界的总体性改造。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也贯穿着这种总体性的原则。

第一，马克思认为现代性世界是一个总体性的世界，而不是只局限在某个领域，体现出社会研究的总体性视野。正如20世纪早期卢卡奇的总体性观点所说，现代社会与以往所不同的正是社会历史各个领域密切的相互关联并且相互影响，“只有根据这种联系，才能把社会生活孤立的事实看作为历史进程的各个联系环节，并且把它们归纳为一个整体，对事实的认识才能够有希望成为对现实的认识”[4]，意味着只有充分认识到社会历史各领域各维度相互关联的总体性特征，才可能为有效的认识社会某个方面甚至整个社会创造前提。卢卡奇看到了社会各要素日益紧密联系的现代世界，从而提出了这样一种与社会历史现实发展、人的认识能力的发展与现代性一般特征相协调的研究基调。

第二，在马克思看来，进行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也必须具有总体性的观点和方法，才能为正确认识现代性创造理论前提。这体现了马克思进行社会历史研究的总体性思路。虽然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通过批判黑格尔抽象劳动观点从而进展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资本和劳动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主线而展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思维方法是纯粹经济学的，更不意味着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仅仅关注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在揭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根源的前提下，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异化、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历史性的批判，展开了关于现代社会各个领域受到现代性支配的现状。在此基础上，社会历史各领域的现代性特征则统一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特征之中。马克思认为以生产异化而展开的社会各领域都被笼罩在一种异化的关系之中，“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5]165从而在对社会事实的分析中确立自身理论的总体性构架，即将社会历史各领域看做一种统一总体的运动过程。

在马克思之后，以卢卡奇和霍克海默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发展这种总体性的思维方法。他们在理论方法中认识到了现代性对现代人和社会的统治进入到更深的层面，进而他们所着力揭示人的生存状况的异化，也随之涉及精神心理科学、现象学等不同的层面，这不仅反映了现代性不断深入发展的事实，也表达了总体性理论对于现代性研究的进一步整合和推进。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纲的观点，正是揭示了马克思理论进行分析批判时所运用方法的总体性。所以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自身的总体性特征对相应的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将总体性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分析范式的前提下，不仅需要应用多种理论资源对现代社会进行具体的、综合的、统一的分析，也需要将各种社会研究对象作为不同社会领域或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资本论》就是这一总体性方法的典型范例……完整的理论表现为一个具体与总体辩证统一的逻辑结构，成为一个看似‘先验的体系”[6]199。

第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对社会的压迫和统治具有总体性。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是基于资本主义批判而展开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性导致的压迫、异化和剥削并非仅仅局限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而是普遍的、总体的。马克思在分析异化的过程中，指出劳动异化包括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以及劳动者与其类本质的异化等多个层次，相对应的则是异化在以劳动者和劳动过程、劳动产品为核心的社会经济领域之中而全面展开，正如马克思所说：“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各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5]566所以，资本主义现代性在不同的方面展开了它的总体性统治。

在经济基础方面，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了整个世界，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使其“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5]121，而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不仅剥离了无产者的本质，也改造了資产者使之同劳动、商品甚至自然相异化，“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5]261在上层建筑方面，随着劳动和劳动对象异化为主的经济基础的异化，大众文化、宗教与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异化表现出人已经失去了自身的类本质，与自身真正的自由的自然状态相隔绝，从而只能依附于由资本和商品关系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的类生活。”[5]163在全球关系方面，现代性颠覆了以往世界那种分割的、相互孤立的关系，将世界通过资本和商品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国家都变得对世界体系产生依赖性，从而构成了全球的总体性。在其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处于主导地位，向外输出商品、资本、制度、生产方式以及污染，而落后国家遭受着严重的资源、人口与环境剥削。这种压迫和剥削是建立在全球总体性的基础之上的，时至今日诸如环境、资源等问题的全球性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统治和剥削而造成的。

第四，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构想具有总体性。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总体批判之上，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本质的揭露来构建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科学方法。马克思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简单地看作是一种经济或政治的单一范畴，正如拉兹洛指出当代世界的囚徒困境，“无论穷国富国，绝不会独树一帜地将武器熔化了铸成犁头”[7]一样，任何单一领域的解放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解放。在革命领域上，马克思正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总体性革命和总体性解放来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在马克思看来，“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3]66，从经济生产领域出发，进而使得“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8]524，从而完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体解放。同时，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的基础上推断最终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是全球性的，即基于密不可分的世界总体的，这同样也反映出了现代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总体的事实。正如卢卡奇所认为的：“这种辩证法的整体概念似乎已经远离现实，似乎很‘不科学的塑造现实。但是他是能够理解和再造现实的唯一方法。因而，具体的整体性是支配现实的范畴”[4]，进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打破了以往那种孤立的、与实践相脱离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认为对社会实践必须要通过批判性的解读从而构建起实践与理论相连接的事物的内在超越性，这种观点是基于对马克思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进行总体性的批判，也就必然会上升到对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总体性批判之上。

三、辩证性的历史方法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具有辩证性的特征。这意味着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基本态度并非是完全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在肯定现代性重要历史意义的基础上指出其中的历史局限性和建构的有限性，从而辩证地历史地指出现代性的生成、前景和出路，这就构成了马克思对于现代性自身辩证特征的基本回应，这种辩证性包含了三个基本的范畴。

第一，资本主义现代性与马克思对它的批判一样，都具有内部高度关联和复杂的相互关系和体系，从而呈现辩证性的主客观世界。这个体系并非是抽象的纯粹概念的体系，同时这个体系是遵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马克思反对将辩证法图景停留在概念的或者是抽象的领域：“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9]。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则是整个社会辩证图景的核心和根源，“从现在起，可以把所有这些弊病完全归咎于已经不适应当前情况的社会制度。”[5]683所以说，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自我运动是通过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而展开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因而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即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现代社会。那么，资本主义现代性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在其框架之内的不可调和性，才意味着只有通过超越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实现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根本解决，而那种以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论证理论、福利国家理论、政治改良理论或者新自由主义等等，试图在不动摇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框架的前提下消除资本主义现代性种种弊端的构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问题上，简明扼要地指出共产党人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进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第二，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并不是单纯的鞭笞和谴责，而是在充分肯定现代性的重要历史意义的前提下揭示其内在局限性，构成了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辩证态度。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为世界带来了反对神学统治的世俗的、理性的光辉，并且带来了思想的解放;肯定了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论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扩张对世界文明进程的推动;并且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为进一步的人类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前提。这一系列观点构成了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高度赞扬，认为它带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8]52以及“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5]541以此来从政治、经济多个方面阐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积极意义。而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对现代性的赞扬之上，而是将现代性对社会历史的积极意义作为其进行自我内在超越而创造的基础。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将资本主义现代性作为一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体，一方面巨大的生产力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则是资本主义历史性的根源，所以“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5]530，从而将这个辩证运动直接指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无产阶级革命基础上的更高阶段的统一上。

第三，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和资本主义的客观性之间的辩证性。片面地强调主观因素，试图用人的力量超越客观实际的限制和片面强调客观性从而忽视人的，尤其是无产阶级的主体性都是错误的观点，这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论述中，还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革命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马克思批判了寄期望于资本主义发展而自然形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3]14，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反抗与革命才有可能实现超越，而许多不彻底社会主义与改良主义则是“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3]61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和现代性的自我超越的。无产阶级主体性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运动中不是置身事外的，而恰恰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激化的一个客观环节，而这需要通过作为阶级主体性、每个人的主体性来共同实现，这正体现了作为革命力量的主体性和现代性的客观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四、革命性的实践方法

革命性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根本实践指向。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蕴含着无产阶级的价值立场，并且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需要发生革命取代资本主义的实践方向，从而实现了马克思批判的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从而实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革命行动的实践性与方法的科学性的统一。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主体。“无产阶级革命话语就是在批判现代性解放没有实现人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背景中出现的，它首先具有一种价值上的担当”[6]203，就确定了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对象是资本主义。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并非是思想一形成就确立的，而是在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古典哲学的抽象性的理性构造而展开怀疑和扬弃的结果。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将启蒙思想宣扬的自由平等的理想进行批判和扬弃，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在现实中实现这些抽象的理想;另一方面他对抽象理性的批判同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制度的批判结合起来，使现代性批判的话语具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这样，无产阶级价值的立足点就不是抽象、永恒的，而是具体、历史的，具体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状态下，无产阶级的价值就在于“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5]46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得出了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并不能真正实现启蒙运动宣称的人的真正自由和解放的结论，并从其经济学哲学批判中演绎出了人的异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本质关联，就使得马克思自然占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之上，而不是构建一个虚假的、抽象的理性乌托邦。

革命实践的方法要坚持科学性和时代性的统一。革命行动的实践性是无产阶级价值实现的根本路径和方法。只有通过革命实践，才能真正地改变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构建起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经济形式，实现社会形态的更迭。马克思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取得真正主人地位不能够依靠资产阶级改良的怜悯，“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就有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8]103在吸取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之后，马克思指出：“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8]151，指明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斗争的形式，把国家机器掌握在自己手中才可能带来革命的胜利。而不能对资产阶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样，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不仅仅涉及夺取政权的环节，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保持、发展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进一步消灭阶级及其产生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形式的过渡阶段的必然方式，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加强社会主义经济与民主建设，为国家和阶级的消亡作出充分的准备。这表达了无产阶级的根本价值，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同时也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根本实践指向。

五、结语

这三种现代性批判的方法与原则共同决定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超越其他现代性理论观点的科学性所在，并貫穿于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中。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自我丰富和完善的。因为现代性世界的日新月异，要求相应的理论必须也随之更新自身的范式、观点和方法，并且不断地实践活力。同时，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给予资本主义现代性以更复杂的诠释，其总体性特征也随之越来越具备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且呈现其更加深刻复杂的辩证法。只有深刻理解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一般态度和批判方法，才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性状况下保持科学的态度和精神。当今西方社会中，现代性的分析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各种流派、观点和思潮纷繁复杂，对现代性的理解也具有极大的多样性，赞扬者有之，批判者也有之，都没有超过马克思批判话语的科学性和深刻程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思潮为我们理解现代性提供了众多的范式、方法和理论视角，也为更深入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坚持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基本方法就仍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可以有助于我们推进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当代解读和多元阐释，同时也有利于帮助我们分析、辨别和评价众多现代性研究思潮的本质和局限。

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应当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与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吸收各个学科的最新的方法、范式和理论以及丰富自身理论适用性和加强自身的解释力，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矛盾结构等方面的特殊性，并充分认识到其对历史进步的有利方面和积极因素，才能够更好地指导批判理论的革命性实践以及更好的完成马克思主义的使命。

[参 考 文 献]

[1][美]马克·布朗.民主政治中的科学[M].李正风，张寒，程志波，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11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8.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M].王伟光，张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罗骞.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7][美]拉兹洛.人类的内在限度[M].黄觉，闵家胤，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40.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4.

〔责任编辑：崔家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