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应寿

[摘 要]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变化，改革的步伐越来越稳健，改革的力度越来越深入，开放的大门也越来越宽阔，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正在不断地走向深入。在这一艰辛而又辉煌的历史进程中，现代中国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强指导下，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抓住时代精神的风帆，在与时俱进地倾力回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伟大奋斗目标中，将以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人民性、发展性的伟大品格进行理论创新之“解释世界”和以直接现实性、自觉能动性、社会历史性的实践创造之“改变世界”紧密结合，在坚持人民群众在社会物质财富、社会精神财富、社会变革力量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和人民事业在各个领域不断探索创新和开花结果的全面发展性、中国和中华民族以自信的态度不断放眼世界和着眼未来的更加广阔的胸襟和视野来观察社会的世界视域性、强烈意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坚定回复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期待的环境美丽性、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坚定建成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全体意识之治理法治性等极其鲜明的现代史特征。而其形成的哲学基础则是双方面的，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合规律性”之实践逻辑，即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实践转向”的思维孕育;其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目的性”之根基导向，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下的“一以贯之”之经典传统。

[关键词]改革开放;现代史特征;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3-0017-0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和现代中国历史上均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它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根本上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突破了“左倾”思想的束缚，开启了党和国家的新华章。随着改革开放序幕的拉开，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在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国防等各领域对束缚改革开放的滞后思想观念、跟不上时代精神和主体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创新。时至今日，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坚强指导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隐作用激发的相互作用下，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了鲜明的全面发展性、格局世界性、环境美丽性和治理法治性的现代史特征。它具备了现代时代精神与传统经典意蕴相结合的品质，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带领全中国人民努力奋斗和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印章和精神诠释。本文就此方面予以讨论探究，以期对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进行充分认识，对其特征和哲学基础进行全面把握。

一、现代史特征

（一）全面发展性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四十年时间里，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不论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单纯的纵向发展，还是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生态等宏观横向发展，都呈现出了全面发展性的现代史特征。它不再像以往那样特意倾向于某个特定产业或领域，而是各个领域都不断改革创新，欣欣向荣，全面发展。可以说，“改革开放加快了当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整体性、根本性转型。……中国社会不再是均质社会，不再是单一的同构性社会，中国社会空前活跃起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极大的迸发出来，精神得到了大解放。”[1]

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我国在各产业和领域内的发展调节机制从单一的计划体制转变为与市场体制共同相互调控下的发展格局。进出口额和外汇储备长期居于世界首位，国内生产总值呈指数式增长，于2010年超越日本，稳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农村改革、城市发展和所有制结构改革不断深入。中国大国根基、文化自信、高等教育率、服务型政府建设、社会事业、社会管理改革发展、绿色环保、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强军等诸方面事业的改革创新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其间，全面发展、良好发展、快速发展是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总的来说，在这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中国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全面发展性现代史特征，既是吻合时代精神和大国强国发展实质的胜利，是吻合中国经典传统和现代社会相承相通的胜利，同时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胜利。

（二）世界视域性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不断深入，中国和中国人的眼界开始从纯粹的国内视界转向更加广阔的国际视界，从一域的發展眼光转向更加广阔的世界发展眼光。改革、开放不再仅仅是区别于内外的栅栏，而是互联互通、相互借鉴、合作共赢的联系体。发展、进步不再是仅仅“引进来”、学习，而是“走出去”、磨练品质、展现自信的大国担当。

在这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顺应时代前进潮流，努力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世界各国和文明相互交流借鉴，成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最坚定和最主要的力量。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发展进步绝不是以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不发展、不进步为前提，而是与各国携手合作、发展共赢。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的洗礼和熏陶，中国逐渐从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这无疑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期间所形成的世界眼光和未来定向。基于这样的视域，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从致力于“经济特区”建设到贡献“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方案，强调与世界各国同呼吸、共命运、同发展的普遍现实联系性，身体力行推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良性互动，展现出了新中国和新时代中国的民族自信和前瞻眼界。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视域和眼光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由一域及全域。中国和中国人民与世界各有识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定支持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文明文化交流多样性发展。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和中国人民响应时代精神，顺应时代潮流，努力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推进周边外交工作，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这一世界视域性的现代史特征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它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创造了伟大的物质和精神价值，带动了中国最深层的前进动力，激励了中国人最内核的奋斗精神。在这一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世界视域性这一伟大的现代史特征必将继续指引中国和中国人民永不闭关锁国、永不故步自封、永不坐井观天，永远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开拓进取。在这一伟大的进行时中世界视域性现代史特征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而愈加明显，愈加具有未来人类世界发展进程中的新时代意义。

（三）环境美丽性

改革开放时代是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精神是伟大的精神。在这样一个具有华章镌刻意义的历史时期，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注视点不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充裕，也在不断地将目光投向精神财富的积累，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逐步形成环境美丽性现代史特征的价值趋向。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理念不断得到时代精神的洗礼和环境美丽性现代史特征的价值整合。不容置疑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下，人民温饱问题比较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重点问题，所以在生态环境保护、人文精神提高等方面的关注度和发展情况比较滞后，发展后劲不足，在中国全盘发展链条中形成了一些制约性问题。但是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只能由发展解决，因此，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些出现的问题并没有被听之任之而造成对整个国家战略的不良影响。相反地，它被中国人不断地认识和关注，使得中国发展理念的更新都是与时俱进的。时至今日，绿色发展方式、绿色生活方式等新风尚不断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判断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现代中国一定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2]393这既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改革开放，环境美丽性的现代史特征在中国大地的破茧出生，也是环境美丽性现代史特征对现代中国发展的殷切期待。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一伟大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环境美丽性的价值定位已然成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共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转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追求，是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道路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它不是个别词语的更改添加，也不是简单的逻辑推定，而是经过艰难探索而形成的底蕴释放。理所当然，在新时代中国，这种环境美丽性特征也不仅仅指的是自然地理环境，还包括如何正确处理好人文社会环境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新时代的理性追求。这样的追求是包含着精神提纯和时代肇新的伟大内核，是包含着中国新时代基本原理的最高定义。

（四）治理法治性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整体社会治理日益趋向法治治理，中国人的法治意识不断得到加强，呈现出了治理法治性的现代史特征。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指导原则的“依法治国”理念一步步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方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治理需求上，中国把解决问题的把手不断牢牢固定在法治的层面上，减少人为干预直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宪法的根本地位，维护法律的权威尊严，致力于用法治手段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可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时期，法治在规范社会行为、凝聚发展共识、化解矛盾纠纷和保障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社会得益于这种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不断被重视和坚定的法治态度，使得这种发展至今日形成的治理法治性的现代史特征更趋于大众化的理解和接受。因此，中国社会治理不论是在哪一个领域内有偏颇现象发生，都会很快得到纠正而不至于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可以说，这一经长期积淀并时刻调整注意力的治理法治性之现代史特征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深深改变了中国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时光也深深影响和推动了治理法治性之现代史特征趋向于中国社会治理的主体选择而日益得到巩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愈加坚定的法治态度和法治治理精神，中国人的法治意识也在不断地被唤醒。这是中国社会趋于治理法治性之现代史特征的另一个重要推动杠杆。法治意识的每一次进步都会成为现代社会进步的动力。而法治意识的不断加强也必然会促使中国社会更加健康稳定良性发展，这是治理法治性现代史特征的显著标志。可以说，没有国民法治意识的增强，中国社会治理法治性之现代史特征就会缺乏钙质，其效能也将远远不能满足治理法治性的现代史特征之必然要求，也就无法推进和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追求。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圍。”[2]145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始终贯穿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它使中国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趋于更加合理健康的段位，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全面发展性、世界视域性、环境美丽性和治理法治性的现代史特征，使中国不断接近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可以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形成这四个经实践检验提炼的现代史特征，也不会有今日中国的繁荣局面。因此，可以确定的是，改革开放绝对不会是过去式，而只会是进行时，只有在进行时的状态下，中国才会不断进步，才会不断接近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

二、哲学基础

伟大决策引领了伟大时代，伟大时代造就了伟大的现代史特征和精神。在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现代史特征和伟大精神，却并不是自发而至的或者某一天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不仅是党和人民在追求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体意识之所在，更有着深层次的哲学理论基础和渊源。可以说，这种伟大的现代史特征和精神是在哲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经过长时期的检验而凝练升华成的，它们的作用和效能不是到此即止，而是重新回到实践并指导实践。它们的物质成果是理论力量被掌握并发挥作用的结果，其关联性是体现于相辅相成的一种极其密切的关系。因为没有理论的指导也没有经过实践的淘洗而行有所成是不可想象的。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在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这四个现代史特征及其所蕴含的精神意义正是理论之物质力量所产生的极大效能。而在它们的形成过程中，拥有着物质力量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它们形成的哲学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实践转向”思维孕育

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所取得的诸多伟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实践转向”思维孕育的必然成果。“实践转向”思维开始在实践，结尾也在实践，毋庸置疑，它所关注的不是唯心主义者“纯粹理性”的问题和旧唯物主义者“直观的感性”问题，不是陷于“经院哲学”的所谓纯粹理性或思维的泥沼而不自觉。而是关注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和需要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世界”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这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和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所有领域的一切伟大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实实在在努力奋斗来的，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当时时代”中的当时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所处的环境也是实实在在的“当时时代”中需要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世界”。成功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实践和理论活动取得巨大成功的哲学基础与渊源之一。

首先，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群众观点是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全时期的根本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活动都是以具体的历史条件、时间、地点为转移的，从不盲目照搬别的做法、用法或看法。因为无论是处于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处于被指导地位的改革开放历史活动都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和以实践为基础导向的，而不是以某种假设性或可能性为依据的。因为只有实践检验下的“事实”才可以说是顽强的和纯粹的确凿无疑的证据，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活动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无一不是对此的最佳证明。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群众观点是四十年改革开放历史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它强调的是对历史本质的逻辑把握以及符合历史发展必然性和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历史主体性。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史活动毫无疑问是在“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是人民群众”这一社会关系总和的现实性上展开的。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中，每一个“现实的人”从人的本质属性出发，在“现实世界”中去不断追求人们所期望的和所自觉的目标，通过各种各样的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以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了这一伟大历史。毋庸置疑的是，在整个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领导中国和中国人民奋斗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则扮演了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的最关键的“执牛耳者”之角色，这保证了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理论与实践活动能够获取最终的成功。

其次，唯物辩证法和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活动取得成功的又一价值规范。改革开放至今，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各个领域的表现在不同时期都会呈现不同特征，直至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这要求中国和中国人民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全面、发展和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要用矛盾分析方法和辩证思维方式去发现问题、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做到具体矛盾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活动中，唯物辩证法构成了“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世界”之间的一切理论思维和实践运动的主导线，在它面前没有值得崇拜的纯粹性“理想国”，而只是表明世界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强调所有事物的发展运动过程都只是一个不断从低级上升到高级的无止境过程。改革开放的历史活动，不是一个简单叠加堆砌起来的历史活动，而是一个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新事物不断战胜旧事物的历史过程。正是在批判性和革命性精神本质的引领下，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活动才取得了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

并且，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所追求的“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是终极价值目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它不是陆九渊“心即理也”体悟式的在人的思维中的主观映像的精神假象显现，也不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式的完全主观性的假象理性选择，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人类解放的实实在在的现象活动。在这个阶段，人类的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人们的精神境界得到极大提高，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但它是以“现实的人”及“现实的世界”的一切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这样的基础不允许改革开放的历史活动通过体悟式或主观选择性路径获得选择的成功，必须是“现实的人”对“现实的世界”采取实实在在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活动是在这一崇高的价值判断引导下所进行的，所取得的伟大成果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评价结果的。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下“一以贯之”的经典传统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现代史特征的另一个哲学基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渊源。首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的缩略探讨传统，无论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的六家主要学说，还是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九家主要学说，抑或是唐以降的人们把中国传统文化概括为儒释道三家，都有一个“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的根本价值选择目标传统贯穿始终。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它们的作用是隐逸而直达深处的，价值激发是直达中国社会人们内心根系而自启动的。在整个文化系的社会范圍内，它们构成了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内质精神，维系了整个民族最基本的品德和修养。这使得中国的对外国家理念方针及对内国家政策方略都强调和推进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发展共赢、团结互助。不论是显现的，还是隐性的，它的“合目的性”的根基导向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价值理性判断之一。这样的价值理性判断使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各种实践与思维活动能够在一个内外大环境相对和平的情况下顺利进行并取得巨大成功。也正是这样的相互借助与交融，才使得中国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能够尽最大的团结力量去不断完成国家发展的任务，并使这种已然自启动的所谓“暂时”的隐性作用显示无疑而能够继续长久地发挥作用。

此外，“天人合一”的内质附着使中国在四十年改革开放历史时期能够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等的关系方面保持方向的连续性。每当某一个关系方面出现了偏差时，这种中华文明自立道以来就被摆上首要位置和持续发挥价值能力的“关联性思维”就会应事而出，并作出它理所当然的修复引正判断。当然，这种修复引正判断的“关联性思维”并不是像康德笔下的“自在之物”那样远离人类认知的绝对被外界或自然所禁止的不可逆转的领地，而是整个中华文明一直以来就“一以贯之”的经典传统，是老祖宗们辛苦勤恳和代代修为来的“为我之物”。可以说，这种“为我之物”带来的“关联性思维”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呼应，它从另一条路径或者说是另一端价值呼应上普遍滋养了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边边角角。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社会及其伟大事业将继续继承和发扬这一来之不易而又深入中华民族灵魂的内质精神。

再者，这种“一以贯之”的哲学基础还有一个主流价值趋向，即爱国主义思维和人文传统。这一价值趋向的价值推进一如往时，它不光强调人的尊严、价值，肯定人的力量，更强调后天的觉悟、学习和改变命运的激情。在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内的发展改变无不吸收了它健康的朝气而奋发向前，在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历史时期内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它具体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相互作用而统一后的成果。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道使中华民族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免于成为赫伯特·马尔库塞语言中的“单向度的人”，也正是因为它的反思性和超越性保证了它能在改革开放历史时期发挥出应有的积极力量。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国哲学“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是并不肤浅。”[4]

总而言之，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是伟大的四十年，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与思维活动是伟大的四十年。在这四十年的辉煌历程中，中国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带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逐渐形成了全面发展性、世界视域性、环境美丽性、治理法治性的极其鲜明的现代史特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国哲学共同构成了它们的哲学基础，在“合规律性”之实践逻辑和“合目的性”之根基导向的双重作用下，共同参与和引正了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历史时期之实践和思维活动。

[参 考 文 献]

[1]王佳宁.中国经济改革30年：抚脉历程[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2.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6.

〔责任编辑：徐雪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