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欣宜

摘要：进入21世纪，城市与乡村并不再是单一实体空间的疏离，城乡二元对立的模式逐步瓦解。在加速的城市化进程里，生活在城市中的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通过不同方式和媒介开始创作书写城市化经验的诗歌。生活在城市文明中的诗人挖掘出了城市体验中暗生的自然规律，从而与快节奏的城市化也形成了都市本土人的“乡愁”以及所有在城市求生的人所共有的“城愁”。新世纪诗歌的“城愁”是随着“乡愁”接踵而至的，如今形成了“城愁”与“乡愁”二重共奏的新状态。本文从“守城”与“望乡”两个角度切入探析新世纪城市化诗歌“乡愁”与“城愁”共生、互置的特点，并探寻“守城”与“望乡”背后话语内涵。

关键词：新世纪诗歌;城市化诗歌;城乡变奏

新世纪诗人的创作反映出城市文明与乡土精神的结合，复杂的、多元的诗人群体在诗歌中所呈现的不仅仅是对都市文明的鞭笞从而追寻乡土慰藉，而是在乡愁中兼含对都市文明的反思与欣悦。一方面，底层文学中的“打工诗歌”在呈现出“望故乡”的姿态同时也内在生成了“城愁”;另一方面，在都市本土市民也于快节奏变化的都市生活中挖掘出都市的自然与美的同时，一批拥有新思维与新的价值观的都市诗人形成了对城市生活焦虑和对乡土期待。可以说，新世纪诗歌写作的精神在空间向度上体现为“守城”与“望乡”两种倾向的共生。

一、守城：都市生活与都市体验的呈现

（一）市民阶层城市诗中的乡村想象

城市一直被认作是“自然”的对立面，然而一部分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市民诗人却在“反自然”的都市中发现了属于自然的规律和变音，以此实现与城市和解，在城市的喧嚣中挖掘他们所遥望的未曾抵达的乡村之景。例如张翼在《又见城市（诗组）》中显露出的苦中作乐的宁静之心，在《城市扣上了塑料大棚》中将城市喻为塑料大棚。他把城市中的实体存在幻化为乡村意象，在固守着自己的城市生活的时候遥望所不熟悉的乡村景色。

（二）都市生活新生而出的“城愁”

都市文学中的“城愁”概念最早是由王光明从香港诗歌提取出来的，他认为由于香港人都市空间发生变革，1980年代以来的香港诗歌作别乡土之思，诗人群体性选择以其安身立命的城市背景以表达各种思绪。虽然大陆新世纪文学并未脱离“乡土”的底色，但又因城市化的进展，大多数创作者在城市中生活感受着都市生活。大陆新世纪的城市化诗歌中也运生出“城愁”之情。无论是城市本土诗人还是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城一代”都被城市重重的诱惑与压力裹挟着，形成新的焦虑与钝痛。

对于80、90后这群主要在城市求生存的两代人来说，城市中的工作机遇越发难寻，房价飞驰、生活成本高升，物质困境带来婚恋障碍，独生子女身份的弊端引发的多种压迫都施加在这一群体的臂膀上。于城市出生的一代诗人注定无法逃离城市的束缚，他们一方面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娱乐设备习以为常，另一方面又被自己所在的钢筋水泥铸成的“监狱”折磨。

80后诗人群体中的一大部分是自幼生活在城市中，他们的成长经历就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不同于前辈多数经历过农村生活，他们的世界里的“自然”是城市中的一切意象。钢筋水泥就是茂密树林，一砖一瓦都是一枝一叶，蕴含着他们固有的不同于以往诗人的诗性体验与哲学思考。尽管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然而卻遭遇更大程度的精神压力。对于另一部分从农村走进城市的80后作家来说，故乡已在商业化、工业化的进程中面目全非，他们回到乡村，发觉故乡已不是以前山清水秀的面貌。郑小琼、李成恩、阿斐、唐不遇、熊焱、肖水、杨庆祥等人的城市诗中塑造了一群新世纪“异乡人”，不属于城市又失掉了农村身份，永远漂泊永远无依。80后城市诗人丁成在《流放》中表达了生存压力引发的残酷与迷茫，这种压力与迷失中涌现的正是当代城市青年诗人说不尽的“城愁”。而“城一代”们呕心沥血试图在城市立住脚跟，就像“打工文学”诗人柳冬妩在《盲流》一诗中写到的一般：在命运面前无论怎样拼搏，他们永远是外来者，要经受更多的楚痛才能换得未来的一丝可能。

二、望乡：乡村景象与乡土情结的抒写

观察新世纪前十年的诗歌创作可知，田园乡愁是诗歌创作的主流。在本世纪初，雷平阳、江非、卢伟平、郑小琼、杨键、田禾、谷禾等诗人都将目光放逐于乡土大地之上。诗人江非在诗歌《平墩湖》中真挚地对其所构建的美丽乡村吟咏歌唱。诗人雷平阳认为中国诗歌与诗人的根就在乡村。对于卢伟平来说，乡土是他诗源，“土地”是他的旧梦，是他精神的所在。

城市的快速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告别乡土来到都市打工，他们在陌生的异乡体味辛酸，在灯红酒绿的都市欲望下的底层寻求生存的可能与意义。他们引起了一些非底层诗人的关注。这些诗作通过对城市底层人民生活的辛酸，控诉都市社会的冷漠，同时也委婉的抒写他内心深处对乡土的眷恋。田禾的《一个农民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用“农民工”这样一个具有时代特殊性的群体揭示底层人群城市生活;雷平阳描绘着城市中底层人士的“战栗”，底层女性为了领取并不丰厚的薪水频频哭泣，在心理的“战栗”中身体也出现了生理紊乱。在《杀狗的过程》里他冷静地描绘着生命的脆弱和死亡的残酷，而那些城市中路过的人，和鲁迅笔下冷酷愚昧的看客毫无分别，麻木不仁、失掉人性。这样残酷的城市的背后，是诗人对现代都市弊端的剥离，是诗人对离散一九的遥远乡土的迷恋。

三、“守城”与“望乡”背后的话语内涵

新世纪城市化诗歌中“乡愁”与“城愁”共生、交织甚至互置的状态反映出的是新世纪诗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甚至是城市化进程中大部分中国人内心潜在的精神困境，太多的异乡者无法实现身份认同，在城市与乡村文明的精神地带感受着孤独漂泊与被异化的无助感。

（一）身份焦虑与精神困境

对于新世纪诗人来说，他们经受着“乡愁”与“城愁”共同折磨。对所在的城市缺乏归属感，可是也无法在乡土中寻求共鸣，尽管他们对自己的故乡依稀有怀恋，仍然在面对乡村的落后时奔赴城市寻求更多的生存可能。这些诗人守着一座不属于自己的城试图回望乡村，却发现乡村的真实早已被商业化与工业化侵蚀，成为虚构品，即使离开城市也回不去儿时的乡村。所谓故乡，已与异乡无异。

耿国彪在诗歌《北京》中写自己已“变形”为一块城市的砖头，然而本质归根结底还是农村人。对于在城市拼搏的外来人来说，尽管通过辛勤工作获得了“户口”，尽管在一座城市过活诸年，可还是并未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仍未是彻彻底底的城市，依旧无法自然而然地说一句“这里是我的家”。他们彻底失掉了农村人的身份，却也无法自我认同“城市人”的身份。这种对城市人身份的“求而不得”来源于梦想与现实的落差。在落差之下，他们逐渐习惯了机械化的劳动生产模式，失去了自由劳动者的身份，被牢牢的钉在一片并没有孕育自己的土地上疲惫不堪的生活着;也失去了作为人最基本的自信与价值，永远被动、不断失落。

不管是仍然对乡村抱有热爱还是已无法回头望乡，那些在城市中落地生根的诗人们对过去的乡村歌颂同时，也表达着对当代农村的失望与不满。江菲的诗作《妈妈》，通过对妈妈视野狭窄、见识短浅的潜在表述中显现出对偏远乡村闭塞穷寒的复杂情感。雷平阳《小学校》和郑小琼的《六月》都表达了对乡村教育落后状况的失落。他们的“乡恋”与“乡愁”在复杂的思绪里和远远的回望姿态下彻底成为当代诗人精神乌托邦世界的文本外显。他们描写的乡村世界清丽美丽、实质也不过是一种诗性的抒发策略与精神寄托。

在身份焦虑中显现出的是在异化力量下的孤独与无助。郑小琼用一种近乎冷酷的方式诉说着打工者的生存状态：通过将工卡、白炽灯、合同、流水线等诸多象征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意象进行组合来表达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便成了机器生产的一部分，人不再需要情感，被彻底异化和物化，成为冰冷残酷社会下集体主义中的一环。

（二）自我价值确认与人性关怀

新世纪城市化的城乡二重奏的写作中，徐非的《给打工者塑像》以昂扬的精神对打工者的价值给予肯定的同时，也书写了自身的精神与主体价值。柳冬妩的诗歌代表了一大批底层打工者与命运抗争的信念，从而实现自我辨认。当代城市青年的写作中不乏爱情书写和“下半身”写作，盡管这种充斥消费性的写作并不具有实质的诗性，然而这种个人化不仅仅是负面的，其业内在的蕴含着当代青年诗人对自我存在的主观肯定和对人性存在的确认。谢文娟的诗歌《鲫鱼汤》以烹饪和食材写饮食男女之欲，虽格局似小，但其中蕴含的正是当代青年在辛苦的生存环境中对人性中“爱情”的思考。

四、结语

虽然新世纪尚仅不足二十载，城市文学的研究不足以成熟，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进入新世纪，文学整体走向乡土性，然而都市却逐步成为新世纪中国人生存的主要空间。新世纪诗歌值得观照的不仅仅是乡土诗歌，城市诗中值得探寻的也不仅仅是“乡愁”与“乡恋”，其已在揭示当代都市的生存困境时为新世纪文学提供了“城愁”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因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望乡”不再会是单一的主流话语，“守城”的困境会愈发显现，“城愁”也将成为新世纪未来城市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精神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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