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娴

摘要：当前，疾病恐慌、医疗歧视、医患纠纷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文教育、人文理念、人文关怀在医学、医道和医术上的回归任重道远。本研究拟结合医学人文理念，以疾病隐喻为研究对象，从修辞与文本、话语与意义、思维与行为三个层面探索疾病隐喻衍生出来的文学意义、道德伦理意义和社会蕴意，厘清疾病隐喻的内涵及其与人文医学之间的关系，具备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医学人文;疾病隐喻;医学教育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如今，“谈癌色变”、“乙肝恐慌”、“艾滋歧视”等现象屡见不鲜。疾病的影响已经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疾病衍生的意义范围及内涵也在不断地演变和深化，并且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著名批评理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罹患乳腺癌仍笔辍不耕，思考疾病文化写就了批评文集《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掷地有声地论述了“疾病隐喻”，将文学批评延伸至医学领域。10年以后，她再度发表《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这两篇文章随后结集出版为《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AIDS and Its Metaphors）》，引起广泛热议，蜚声中外学界。书中，桑塔格细致考察了疾病（尤其是传染性流行病，如结核病、麻风病、梅毒、艾滋病，及恶性肿瘤病，如癌症等）的病症和意义，深入分析疾病是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被一步步被隐喻化，如何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被隐喻成一种道德批评、一种心理惩罚、甚至是沦为一种政治态度或者社会压迫的过程。桑塔格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承载着“意义”。[1]这些意义关乎文化、道德、伦理、军事和政治，而疾病获得这些意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在各种话语中把疾病作为一种隐喻修辞加以使用。在话语实践中，患病原因、患病人群、发病症状、病情的严重程度逐渐被演化成各种隐喻的类型，对应着不同时期人类心理的、审美的、政治的、文化的多重方面被加以运用。可以概括地说，疾病不仅仅只是限于医学范畴的事实问题，更是一种意义、隐喻和阐释。“疾病隐喻”是桑塔格在疾病领域、文化领域、政治领域上进行的一次具体而微的实践，主要目的是消解鬼魅般萦绕在疾病之上的众多“意义”，从而“平息想象”，使疾病恢复其作为一种自然生理现象的本来面目。

正如桑塔格说：“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1]疾病“神秘化”、“隐喻化”、“过度阐释化”引发的疾病恐慌、医疗歧视、医患纠纷等成为社会问题并引起了广泛关注。社会各界高度呼吁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重新定义医学的目的，关注患者的生命价值及尊严。鉴于此，本文以医学人文为功能导向，以疾病隐喻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剖析隐喻修辞中的道德修辞、神话修辞和政治修辞，探索疾病隐喻衍生出来的文学意义、道德伦理意义和社会蕴意，从而在理论和现实上为大众思考疾病和疾痛提供深刻的人文反思和伦理关怀。

通过挖掘疾病隐喻修辞机制的基本规律，为人们更好地思考生命、进行人文反思、道德批判提供一定的思维指导。同时，通过对疾病及其隐喻的认识、分析和理解，能够使医学生充分认识医学的局限性和无限可能性，更好地指导医学生的临床实践，继而深入解读疾患的痛苦，重新审视非主流医学（包括人文医学、心理医学、行为医学、社会医学等）越来越重要的时代背景下的医患关系，有助于人文理念、人文精神、人文情怀在医学教育的回归、重建和发展。总之，疾病隐喻的分析和研究在医学人文关怀逐渐被弱化甚至忽略的精准医学时代，具有不可或缺的实际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疾病隐喻研究现状分析

“隐喻”是一种广泛运用的语言现象与表达方式，也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表现。西方社会长久以来一直关注隐喻研究问题。对于隐喻研究的系统性成果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隐喻隶属于修辞学和诗学的研究范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经典解释是“以他物之名名此物。”[1]传统学派从修辞学或诗学角度出发，认为隐喻即是一种对文本效果的修饰，能够辅助语言表达，为文本增添文采。20世纪中期，随着语言学研究趋从语言结构到意义层面上的转移，隐喻研究中心聚焦于隐喻的内涵和意义。雅克·德里达和保罗·利科分别从解构主义角度和阐释学角度批评了传统观点对于隐喻问题的理解。其中，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理论派指出隐喻不再是一种修辞形式，它同时也是内容。20世纪70年代，西方隐喻研究进入了“隐喻热”阶段，隐喻研究进入语言哲学、认知语言学、隐喻诗学等多维角度。20世纪70至80年代，桑塔格提出“疾病隐喻”这一概念，指出话语实践中的隐喻成为了一个社会文化问题，促使隐喻在疾病研究上具备更多的哲学、美学范畴的指向性。

国内的现代隐喻研究始于20世纪，前期主要引入西方对隐喻的修辞学研究成果，在修辞学范畴内对隐喻进行分析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隐喻研究突破了以往隶属于比喻修辞的研究范畴，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题，受到国内学术界关注。彼时，大部分学者聚焦于桑塔格“反对阐释”、“风格论”、“新感受力”和“静默美学”的批评主张进行探索实践。疾病隐喻为人们提供了研究疾病文学的新视角和新思维，不少学者认为是桑塔格用其“反对阐释”思想在疾病领域上的一次具体实践。对于疾病隐喻的反思，国内学者陈新儒进行了综合性反思，包括：疾病隐喻的来龙去脉及其文化定义，如何成为一种神话修辞，以及其在当今社会语境下有何新的意义和影响等。[2]查日新批判了疾病隐喻作为政治修辞、文化压迫和道德审判的悖谬。[3]对于疾病隐喻的研究大多拘泥于修辞学层面，把隐喻视为附有色彩的修辞学工具。

三、医学人文与疾病隐喻的创新内涵

较之先前侧重于修辞和文化层面的疾病隐喻研究不同，医学人文视域下的疾病隐喻研究深入分析疾病隐喻所传达的意义和阐释，探讨了认知行为的影响以及对认知思维结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身體批评、创新研究与桑塔格的批评观非常契合，我们有理由相信从医学人文的角度出发探幽疾病隐喻、疾病阐释、疾病叙事能够成为未来富有成果的研究途径。同时，本研究有助于将大众从对疾病中心的过分关注转变为对疾病意义过度阐释的深刻反思，重构桑塔格式超越身体意义的疾病意识，重新审视非主流医学越来越重要的时代背景下的疾患苦痛和医患关系，以期在医学人文教育的基础阶段强化学生的医学人文认知与情怀，实现培养医学生核心素养中的同理心与共情力的教育目的。

在医学人文的大背景下，疾病隐喻研究包含范畴研究、内涵研究、关系研究和成果研究等，具体可在以下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开展：1.疾病研究的两种范畴：疾病本质性的事实范畴（自然生理现象）与指涉性的意义范畴（文学、道德、文化、政治意义）。2.内涵研究的三个层面：疾病隐喻在文学层面上的“他者性”的建构内涵、道德层面上二元对立批评模式和“逻各斯中心”的解构内容、社会层面上的“权力话语”和“秩序结构”的颠覆方法。3.疾病隐喻的三对关系：隐喻修辞与意识形态的喻批评观关系、身体文化与道德意义的关系、疾病文化与人文教育的关系。4.疾病隐喻的三种成果：疾病隐喻的批评研究于医学人文教育的内容、意义和作用。疾病隐喻批评观研究涵盖三个方面：文学层面，词汇、句子、语篇衍生出来的疾病隐喻修辞机制;道德层面，疾病隐喻的批评结构和批评模式;社会层面，疾病隐喻延伸的权力、话语和等级秩序。

为了有效解答“以医学人文为功能导向的疾病隐喻研究应当依托何种形式服务于医学教育体系的人文教育、医学教育课程体系的人文知识、医学教学体系的人文环境？”的问题，本研究拓展了疾病隐喻研究的新视角，将疾病隐喻的研究从词汇和形式层面转向了意义、话语和思维层面，疾病叙事的文本研究从闭合走向开放，从静态走向动态;开发了疾病修辞研究的新方向，将疾病研究从医学范畴的事实现象转向文学、道德、文化、政治领域，从而丰富了疾病修辞研究的内涵;转变了疾病隐喻的批评模式，将疾病隐喻研究从二元对立的传统批评模式转化到多元的批评观和批评理论模式;丰富了医学人文英语教育理论，从疾病隐喻化到“思考-分析-抵制”疾病隐喻化的思考方式，有效建构人文医学的教学理念。厘清疾病隐喻的内涵及其与人文医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在理论层面丰富疾病文学、疾病叙事和疾病隐喻的内涵，在思维层面为医学生思考疾病和疾痛提供深刻的人文反思和伦理关怀。

四、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疾病隐喻环境下的修辞机制与文本内涵、话语表达与指涉意义，思维建构与行为表现，思考疾病隐喻的本质，探讨疾病隐喻的批评观，以期更新大众对于疾病隐喻化的话语意义、道德行为、思维方式的认知，使现代社会已解或未解疾病（乙肝、艾滋病、癌症等）“去神秘化”、“去隐喻化”、“去他者化”，消解依附于疾病之上道德批评的“逻各斯中心”，从而推动大众对医学人文的思考和反思。

参考文献：

[1]苏珊·桑塔格（著）.疾病的隐喻（汉英对照）[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04，9-10;17;23-24.

[2]陈新儒.“反对隐喻”之后——对疾病隐喻的一種文化反思[J].文学与文化，2016（04）：125-132.

[3]查日新，汤黎.浅析桑塔格对疾病隐喻的文化解读[J].国外理论动态，2009（07）：7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