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宇昕

摘要：唐·德里罗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他创作题材丰富，广受国内外研究学者和读者热爱。本文拟粗略梳理国内外学术界对其研究现状和动态趋势，从整体上把握研究脉络，以期为后续研究铺路。

关键词：唐·德里罗;研究现状;趋势

作为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作家之一，唐·德里罗（Don DeLillo 1936.11-）目前已公开发表16部长篇小说、7部剧本、多篇短篇小说及散文。德里罗的文学创作一直颇受评论界和读者的关注和热议，并多次荣获各类文学奖项。

一、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一）方兴未艾的早期研究：

从1971年第一部小说《美国形象》到1982年第七部小说《名字》，这期间德里罗的作品赢得了一定的赞誉，但相关研究成果较少。1985年《白噪音》出版，并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此后德里罗名声鹊起，他的作品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认可。Tom LeClair是西方德里罗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他的评论集《循环：唐·德里罗和系统小说》（In the Loop： Don DeLillo and the Systems Novel 1987）運用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的“系统理论”，分析和探讨从《美国纪事》到《白噪音》以来的八部作品，并将德里罗研究放置到一个世界性的视野当中，是早期研究中的扛鼎之作[1]。90年代初，Frank Lentricchia的《介绍唐德里罗》（Introducing Don DeLillo 1991）第一次向读者系统介绍了德里罗的作品及成就，并认为德里罗作品的最大特点就是多样化的文本结构和恐怖喜剧模式，他使用音调、风格和声音的蒙太奇手法，将恐惧和幽默融合在一起，奠定了当代美国社会的基本旋律。Lentricchia同年编辑的另一本评论集《白噪音新论》（New Essays on White Noise 1991）则从消费主义和生态主义视角解读德里罗对后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注。这一时期是西方德里罗研究的第一拨热潮，主要是针对作品的主题、语言、写作技巧等方面的研究和综述。

（二）指向纵深的中期研究：

20世纪末，学术界对德里罗作品的研究出现井喷式发展，研究方向由单一走向多元化，研究成果丰硕，从生态意识扩展到身份认同、媒介文化、自然主义、恐怖主义等领域。Douglas Keesey的《唐德里罗》（Don DeLillo 1993）指出德里罗的每部作品中都蕴含着媒介主题，媒介表征对现实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威胁人们远离自然和自我[2： vii]。网络期刊Postmodern Culture： An Electric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Criticism推出由Glen Scott Allen和Stephen Bernstein编辑的《德里罗集》（DeLillo Cluster 1994），以《拉特纳之星》、《毛二世》和《天秤星座》为例探讨了后现代语境下偏执狂症、恐怖主义，以及恐惧的历史根源等问题。Hugh Ruppersburg 和Tim Engles联合编辑的《唐德里罗评论集》（Critical Essays on Don DeLillo 2000）收录了从德里罗第一部小说开始的一系列书评和散文。Mark Osteen的《美国魔力与恐惧：唐德里罗与文化的对话》（American Magic and Dread： Don DeLillo's Dialogue with Culture  2000）就德里罗作品广泛涉及的暴力惊悚、阴谋论、流行音乐、广告、科幻小说、电影和电视等主题展开分析。这一时期的德里罗研究突破旧有的范式，开始探索小说的社会文化与伦理道德指向。

（三）勃兴发展的21世纪德里罗研究：

一方面，学界再度聚焦德里罗的创作历程、时代背景和文艺观，聚焦德里罗作品的伦理思想。另一方面，研究范围拓展，不仅关注传统的经典作品，由“主要”作品转向“次要”作品。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Jesse Kavadlo的《唐德里罗：信仰边缘的平衡》（Don DeLillo： Balance at the Edge of Belief 2004）认为德里罗的作品主要关注人类面临的精神危机，他的小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平衡的可能性，对未来文化具有启示作用。Joseph Dewey在《超越悲伤与虚无：解读唐德里罗》（Beyond Grief and Nothing： A Reading of Don DeLillo 2006）中追寻德里罗小说主题的流变轨迹和文学创作的演变过程。Stacey Olster的《唐德里罗：毛二世，地下世界，坠落的人》（Don DeLillo： Mao II， Underworld， Falling Man 2011）关注三部作品中的恐怖主义、世界秩序、城市空间、身份认同和创伤等问题。Henry Veggian的《理解唐德里罗》（Understanding Don DeLillo 2014）从德里罗的创作历程着手，引出德里罗对虚构与历史书写的模糊边界、以及反权力结构等问题。此外德里罗研究的重要学者还包括Elise Martucci、Randy Laist和Paul Giaimo等。

二、国内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一）译介：

1997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天秤星座》（韩忠华译），首次将德里罗作品介绍到中国。2003年3月《外国文学》上同时发表了杨仁敬的《用语言重构作为人类一员的“自我”：评唐德里罗的短篇小说》、范小玫的《“复印”美国当代生活的后现代派作家》、以及杨仁敬的访谈译作《美国后现代派作家唐德里罗谈小说创作》，标志着中国学界开始将目光聚焦德里罗这位美国当代作家及其作品，德里罗研究正式进入学术界的视野。目前，国内已有德里罗的多部译著先后出版：韩忠华译《天秤星座》（1996）和《大都会》（2011）、朱叶译《白噪音》（2002）、李公昭译《名字》（2003）、严忠志译《坠落的人》（2010）和《地下世界》（2013）、文敏译《人体艺术家》（2012）、郭国良译《玩家》（2012）、张冲译《欧米伽点》（2013）、及陈俊松译短篇小说集《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2015）等，并有多篇作家访谈发表。

（二）期刊文章：

中国知网数据显示，自2002年4月至2018年6月，核心期刊共发表69篇德里罗研究文章，并呈逐年增长的态势。其中，14篇以《坠落的人》为研究对象，13篇译《白噪音》为研究对象，7篇以《天秤星座》为研究对象;就时间跨度而言，70年代的作品少有人问津，80年代作品的评述文章最多，90年代之后的作品中，只有《坠落的人》评论较多;研究内容上，主要涉及后现代艺术特色、创作手法和相关主题研究，少量涉及一些德里罗小说的创作观和艺术观，对作品思想文化层面的问题鲜有关注。

（三）博士论文与研究专著：

研究视角上，有研究者从消费主义和生态主义两大视角分别切入，聚焦后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境况;有研究者剖析政治、历史、暴力文化与现实的关系，从而关照整个后现代化社会状况;也有研究者关注后现代叙事技巧和诸如个体、大众、死亡、传媒、符号、恐怖主义等主题研究。研究趋势上，德里罗作品所反映的历史文化、社会状况与人类命运之间的矛盾冲突日渐成为国内学者的研究焦点，对德里罗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进行批评研究成为主要趋势。除7篇博士论文外，目前已有三部研究专著，分别是张瑞红的《唐德里罗小说中的媒介文化研究》（2014）、范小玫的《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唐德里罗小说研究》（2015）和史岩林的《论唐德里罗小说的后现代政治写作》（2018）。其中：张瑞红的《唐德里罗小说中的媒介文化研究》梳理了德里罗小说中的媒介表征问题，并且将其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范畴;范小玫的《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唐德里罗小说研究》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探讨了德里罗文本的历史性、文本性及其多视角、叙事的非连续性、黑色幽默和互文性的叙事策略，认为德里罗是个美国后现代编年史家，他的小说尖锐地批评了美國后现代文化;史岩林的《论唐德里罗小说的后现代政治写作》将德里罗的研究视域置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语境之下，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的视角出发，发掘作品的内涵，从消费主义伦理观与极权主义、后殖民话语与帝国霸权、美学化政治与乌托邦、例外论思潮与阴谋政治、历史的终结与叙事话语、媒介化霸权与民主政治方面的共性与差异，指出德里罗独特的"政治写作"是作为贯穿于其创作的一条主线，全面展示德里罗的政治美学。

三、总结

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目前学界对于德里罗的研究无论在理论深度还是在作品研究广度方面都呈现出进一步拓展延伸的趋势。德里罗的作品“全面揭示了后现代时代背景下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危机，并关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从后现代人类的生活和生存现状出发”[3]，关注技术理性、道德危机、恐怖主义、媒介文化等对人类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侵蚀，以及从伦理角度分析当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与内心世界，这一视角正备受学术界关注，后续具有较大的拓展和深入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张瑞红.快感与焦虑——唐·德里罗小说中的媒介文化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

[2]Keesey， Douglas.Don DeLillo， New York： Macmillan，1993.

[3]李震红.唐·德里罗小说中的危机主题研究[D].苏州大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