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青 冯欣 姚娜

摘要：中国的诗歌长河里，儿女亲情的音符时时都在跳跃。同一种情感，不同的表现方式，承载着不同时期不同的背景下的是人的生存方式。本文主要通过对比杜甫《北征》和蔡琰《悲愤诗》中关于儿女亲情抒写的段落，简要分析两首诗在儿女亲情抒写方面的差异性，从而完成一次跨越时代亲情共鸣。

关键词：《北征》;《悲愤诗》;儿女亲情

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特征就是表现人的情感，正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亲情作为人最基本的情感之一，是指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间存在的感情。而在血缘关系中，亲情最核心的就数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了。中国的诗歌长河里，儿女亲情的音符时时都在跳跃。同一种情感，不同的表现方式，承载着不同时期不同的背景下的是人的生存方式。胡小石先生发表的《杜甫<北征>小笺》中提到：“杜甫《北征》其描写最动人处，如还家见妻儿一段，则兼有蔡文姬《悲愤诗》、左太冲《娇儿》两作之长。”句中提到的蔡文姬的《悲愤诗》之所以能引发数千年来读者的共鸣，正是由于其中融合了浸润诗人一生的特殊经历的饱满情思，而对于儿女亲情的书写，也是其特有情思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样是在抒写儿女亲情，由于杜甫和蔡文姬不同的人生经历，成就了诗歌史上不一样的亲情之歌，下面本文就两首儿女亲情部分描写的差异性作简单分析。

一、两首诗在描写儿女部分所采用的表达方式不同

杜甫《北征》在抒写儿女亲情时，将叙事、描写和抒情相结合，但侧重于描写，尤其是从视觉角度进行细节描写。“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四句平实的呈现出娇儿的饥寒景况，从脸色苍白、浑身肮脏、光脚无袜写其饥寒不堪，以“见耶背面啼”这一特征性的动作描写，写出孩子初见父亲的喜极而泣以及对于父亲长期离家而产生的陌生感和自己内心的委屈悲痛。“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此四句直接抒情，“那无”、“救汝”写出了杜甫为一个父亲无力解除儿女饥寒的慨叹和悲创。“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八句一气呵成，写妻女见到自己之后的欢愉心情。杜甫不愧是写实高手。他对自己妻女观察的如此细腻，看去仿佛是一副细心描摹的工笔画。连女儿画眉也观察的如此细致。“狼藉画眉阔”女儿还不太会化妆，却学着母亲的样子胡乱涂抹，不过画的眉形还能直追时尚呢！“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写的是杜甫面对妻子儿女的复杂心情。活着回来又能面对天真幼稚的儿女，足以令人忘掉饥渴苦痛。孩子们争抢发问，竟然上前扯住胡须，面对此情此景，谁又忍心叱责？回想陷贼的九死一生，如今听儿女吵闹也心甘情愿。“生还”“似欲”“问事”“谁能”“翻思”“甘受”转转折折，反反复复，细腻的笔触，精致的细节描写，将为父的慈爱与无奈之情尽现于字里行间。

蔡琰的《悲愤诗》中也兼用了叙事、描写、抒情三种表达方式，但是主要是采用直接抒情的方式。“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类似这样直抒胸臆的句子在描写儿女亲情的诗段中占了将近一半。把母子离别时母亲的痛断肝肠和无奈之情抒发的淋漓尽致。读来令人唏嘘不已。叙事的句子占的比重很小，仅“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数句，其余则重在描写，“号泣手抚摩”是动作描写，“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嘘唏，行路亦呜咽”是环境描写，另一个层面上这也是一种抒情，正所谓“物物皆着我之色彩”。

关于《悲愤诗》的描写与《北征》中的描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即采用了语言描写，此点为《北征》所无。“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此一段对话描写为整首诗注入了声音，而且这声音的力量直指人心。写出儿子对母亲弃己而去的不解和苦苦挽留，以及母亲弃子独行的悲痛无奈。将“生别离”痛楚印到了每个读者心中。当然这与诗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有直接的关系。蔡琰生活在汉末建安初，她的时代距汉代不远，所以受汉乐府诗的影响较大。汉乐府常常善于借助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凸现人物性格。有的善用对话的形式来呈现，如在《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在《东门行》中妻子和丈夫的对话，《上山采蘼芜》和《艳歌行》的对话，《董妖娆歌》中人和花的对话，都运用的非常成功。《孔雀东南飞》中更是大量使用对话表现人物性格，推动故事发展。蔡琰的《悲愤诗》中对话描写无疑受此影响。

杜甫生活的唐代，诗歌高度发展，表达方式更加多元化。语言描写在诗中所占的比重下降。杜甫对于各种表达方式的运用尤为得心应手，所以《北征》煌煌七百字，竟然没有采用语言描写。

二、两首诗抒写爱的视角不同

同样是在抒写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但两首诗抒写爱的视角完全不同。这是由诗人的性别和扮演的社会角色的不同以及使人个体风格导致的。从性别和扮演的社会角色而言，杜甫从父亲的角度观察子女，蔡琰从母亲的角度体验与子分别的痛苦。作为父亲的杜甫，对于子女的爱是内敛的、含蓄的，男性的理性和自我情绪的良好的控制力使他可以以一种较为冷静的笔触细致周到地描写重逢的悲喜。作为母亲的蔡琰对儿子的爱是毫无保留的，浓的化不开，母性的感性的力量淹没一切理性，所以《悲愤诗》侧重于抒情，诗人倾注到笔端的是一段痛断肝肠的哭诉。从个人的创作风格来讲，蔡琰生于汉末建安时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疾疫盛行，她本人也颠沛流离，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她的诗风充分体现了建安风骨的精神，慷慨悲凉，注重抒情，而所抒之情又是悲凉、悲愤、悲哀的。《悲愤诗》的侧重于抒情正是如此。语言描写也适应诗人直抒胸臆的表达需要。杜甫的诗风沉郁顿挫，其对感情的表达也是回环曲折，欲吐还吞。短短一段回家的描写，从相见的悲喜交集写到儿子的饥寒交迫，又写到女儿的破烂衣着，和妻女的喜悦再写到诗人自己的复杂心情。中间几经转折，使诗人妻子儿女及杜甫个人的形象栩栩如生，如在目前。

三、两首诗描写的具体情境不同

两首诗虽然均是描写父母与子女之情，但是具体情境差距还是很大的，一个是重聚，一个是别离。杜甫的《北征》写的是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与子女的重逢，而蔡琰的《悲愤诗》写的是作者与儿子的生离死别。相较之下，前者比后者的心路历程更加迂回曲折，而后者比前者的情感表达更加强烈，痛苦更加深重。因为是久别重逢，所以杜甫在“痛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之后，可以转悲为喜，“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而蔡琰只能是“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这种伤痛如此深广，又如此不可挽回，如大河直泻，没有转圜的余地。蔡琰的《悲愤诗》因为骨肉被外力强行拆开，拉开了全诗的深度和张力。写到母子生生拆离的情感经历，值此去留矛盾之際，与子永诀之时，写出了字字血泪，句句悲痛，动情至极，感人至深的亲情诗。

总而言之，儿女亲情的基本情愫是经久不变的，但由于不同时代背景，不同人生经历，不同创作风格，不同的生活情境多少年来打动读者的情感点还是有所差别的，这里面融合了不仅有常人对于亲情内涵的诠释，更多的是对诗人遭际的人生情境的感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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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续古逸丛书·集部》.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2001.

[3]胡小石：北征小笺[J].江海学刊，1962（4）.

[4]崔冰洋.一曲悲歌显风骨--论蔡文姬五言《悲愤诗》所体现的女性“风骨”[J].北方文学：下，2016，09（02）：8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