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柠

李俊发完朋友圈，朋友们一片震动：“你怎么又要换工作了？”

李俊2018年6月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进入一家互联网电商工作。到现在已经换过两次工作了，新的工作是在一家互联网传媒公司给客户做网页设计。

他告诉《南风窗》记者，自己打算干到今年6月，在自己工作一周年的时候正式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他已经和两位朋友商量好，成立一个设计工作室，从猪八戒网这类众包平台上揽活儿。三人中一人是摄影师兼设计师，一人是程序员，一人是产品经理兼任财务。

“你这算创业吗？”

“也不算吧，就是打打零工，混口饭吃就行了。”

做什么都可以说是“混口饭吃”。其实，和李俊有同样选择的年轻人不在少数，他们的背后是一股“零工经济”的潮流。

“零工经济”浪潮

美国学者黛安娜·马尔卡希在《零工经济》一书中这样描述零工经济时代的工作方式：用时间短、灵活的工作形式，取代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形式，包括咨询顾问、承接协定、兼职工作、临时工作、自由职业、个体经营、副业，以及通过自由职业平台找到的短工。

零工经济的劳动者与过去所熟知的个体户打零工的根本区别是，他们依赖互联网技术的信息分发和流程组织。在经济学家的语境中，零工经济是一种新型雇佣关系，平台将替代企业，成为用工的主要连接体。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世界发展报告》，未来劳动力市场将日益变成零工，而不是工作，如何投资人力资本、提高全球竞争力将成为各个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美国杜克大学富库商学院教授樂文睿（Arie Y. Lewin）自2002年开始注意到美国出现零工经济的趋势，“在美国，行业的顶尖人才他们的就业方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方式：他们不在公司工作了，同时，他们兼职完成不同公司的工作。”在德国，有760万德国人在从事“迷你工作”，也就是工作时间少而灵活、收入不超过每月450欧元的工作。

国外方兴未艾的零工经济这两年在国内越来越受瞩目，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务市场发展史，一条个体生产力解放的路径逐渐明了起来。1980年之前的计划经济用人模式是“终身聘用”“以厂为家”，1995年《劳动法》颁布实施后，“铁饭碗”不再普遍存在，劳动合同制开始全面推行。到 2008年1月《劳动合同法》施行，明确了劳务派遣的具体法规要求，劳务派遣业务井喷，劳务派遣服务机构大量出现。2013年《劳动合同法修正案》从保护劳动者的角度出发，要求劳务派遣员工占比不能超过企业用工的10%，此后又出现了大量的业务外包方式。

企业管理的革新

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零工经济并不是一个最合适的概念，他们常用的是词语是灵活用工，广义来讲，这是一种基于企业需求，不建立正式劳动关系，全新的外部化、社会化人力资源配置模式。

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这一潮流根本驱动力依然是企业对降低成本的要求，具体表现就是，企业越来越不愿意雇佣全职员工了。商业机构的调查显示，58%的中型企业表示，使用零工方式背后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是，能够快速获得自己全职雇员目前所不具备的技能和经验。

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固然是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但零工工作因其高度个性、自由、灵活、多元，引发对劳动观念的变革也是重要因素。

康奈尔大学教授、经济史学家、《临时工》（Temp）一书作者路易斯·海曼给出了惊人的数据：1988年约90%的公司在使用零工；1991年以来每一次经济衰退都会造成全职工作职位的流失；到了1995年，85%的公司“把至少一个业务部门的工作部分或全部外包”。

乐文睿的研究也指出，美国的劳工市场中自由职业者的比例达到了16%，而雇佣自由职业者则越来越多地采用外包的模式。“在最近40多年里，美国企业的内部研发已经下降了50%，而且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公司的研发费用在年销售额的占比是逐年上升的，只是分配在内部的研发比例在下降。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组织管理系副教授江源告诉记者，企业自身不断开放边界，形成内部的平台市场为员工在从事多种不同的工作提供了客观条件。“从海尔的例子来看，海尔在白色家电领域已经称霸，在组织创新层面的活力开始下降，而小米等互联网平台的闭环家电在慢慢蚕食巨头的市场，张瑞敏这批企业家敏锐地感知到这种趋势，开始了企业的自我革命，形成内部的人才流动平台。”江源说。

技术条件的升级也是重要原因。视频通讯和云计算等技术的成熟和普及无疑助推了远程办公的实现。“4G时代和微信普及以前，即使在北京的CBD国贸，网速和通讯设备也无法承担频繁和大规模的线上会议和远程协作办公，当时远程工作所需的软硬件和服务的价格超出了许多公司能够承受的范围。”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相比大企业，小微企业的变革更多出于无奈，外包用工趋势在2018年下半年社保改制的倒逼集中地爆发了。旌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伙人刘骥告诉记者，他不得不将公司雇佣的员工从15个减到了7个，把办公室从上海市中心区域搬到了郊区的文化产业园，因为“之前都是按照最低社保费率交，新规定如果落实，用人成本会增加一倍多”。通过寻找劳务外包公司，降低了转移到企业上的社保压力，“公司的卫生以前有专门的保洁，现在是员工分组负责清洁。如果遇到大型项目的时候，通过临时的发布招聘信息，按照项目制招人”。

自己雇佣自己

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固然是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但零工工作因其高度个性、自由、灵活、多元，引发对劳动观念的变革也是重要因素。新的工作方式如斜杠青年（Slash）、数码游牧民族（Digital Nomads）、零工经济（gig economy）应运而生。网上热议的“30岁时该自由职业还是继续上班”正是种观望心态的体现。

安永在2017年开发了零工招聘平台GigNow，安永咨询的一位分析师告诉记者，大部分使用GigNow平台的用户是基于对新工作模式的热爱。“我们调查结果显示，零工从业人员把灵活性和自主性看作是最大的优势。他们充分享受了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工作地点的便利性，工作内容的多样性。”

“稳定的工作”这一衡量人幸福感的指标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利用互联网平台自由获得短期工作，个人单位产值和休息时间双双上涨，也不再需要承受科层制带来的心理压力，拥护者会乐观地认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已然式微。

当被问到为什么不想在公司上班时，李俊给出的答案有三个：通勤时间太长、老是加班到深夜、部门业绩不好还会被上司骂。

“这三个事哪个让你最忍不了？”记者问道。李俊愣了一下，前倾的身子定了定，后背又躺在椅背上，“只要奖金给够，我可以拼命干，但是他没有权力骂我。现在接活儿这么方便，凭什么要忍受上司？”

与“95后”李俊強调个性和自由的工作状态不同，今年35岁的徐承杰对于自己的职业有着清晰的规划。三年前他离开自己供职八年的国企创办了个人的咨询公司，从事医药企业在互联网营销方面的咨询。

他的公司有两名员工，也是兼职的，一位是会计，一位是法务，在需要的时候提供专业领域的支持。唯一的一位固定员工就是他自己。如今，他一边经营公司，一边攻读MBA学位，同时还担任一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企业灵活用工的需求和自由职业者愈发自主的工作方式催生了新兴的劳务租赁平台。

徐承杰说，他一周只有2-3天在工作，他会将会议集中安排在周三之前，然后用剩下的时间上课、旅行、写作，他的理想是转型成为一位商业史研究者。

为什么要成为自由职业者？他说，“初入职场是第一阶段，工作只是手段，目的是早日实现财务上的自由。到了第二阶段，财务自由就成了手段，目的是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实现精神上的自由。”

显然，徐承杰站在了零工经济的食物链的顶端。超越了对稳定工作的迷信，解决了实现小康甚至富裕的路径，一位自由职业者才是真正自由的。

公司精简，平台凸显

企业灵活用工的需求和自由职业者愈发自主的工作方式催生了新兴的劳务租赁平台。如何从茫茫人海中找到符合需求的自由职业者？又如何从选项众多的名单中选出最佳人选？供需双方需要连接。

平台的作用之所以凸显，是因为零工市场上筛选和配对的要求变高了。如果筛选效率高，劳动者就能优化用户的体验，形成持久的合作关系；如果筛选错了或者效率很低，技能培训的成本就会很高，用户也不会产生黏性。

信息安全也是需求方企业顾虑的因素。“我们目前有很多业务效率最优的方式是外包，但是因为涉及大量用户资料信息，现在网络信息安全是大问题，平台对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安全审查又不完备，因此我们不敢雇佣自由职业者。”一位供职于互联网创业人力资源部门的主管告诉记者。

“58到家”首席人才官（CPO）段冬告诉记者，零工经济对人力成本管理的挑战在于组织调配机制的升级。“过去我们是按职责来划分岗位，把人按照组织的职责放在不同的岗位上。现在，所有的岗位是在围绕人的技能。人有什么技能，就能从事什么岗位，现在我们的管理是要把人打上‘标签。”

不同于嘀嘀打车、美团外卖这种单一服务的租赁，全行业的劳务租赁在国内依然是“小众选择”。李俊提到的猪八戒网是众包平台中的一匹黑马。猪八戒网创始人朱明跃曾经是 《重庆晚报》的首席记者，2006年创立至今，已成为行业的“独角兽”。如今，猪八戒网已经汇聚了1400万共享专业人才，在全线免费之前，用户每做成一单生意，平台就能获得交易额20%的服务费。

谈到对平台的定位，朱明跃说，猪八戒网首先是一个人力资源交易市场，买家是上千万的中小微企业，卖家是各种专业人才和机构。其次是孵化器，通过交易，这些卖家实际上就在这个平台上再就业再创业，小企业获得成长，企业做品牌、做营销、做IT、做知识产权，都需要用到这个平台，就成了推进器。

猪八戒网市场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猪八戒平台发展最艰难的时候，有很多在平台上开店的人来找朱明跃，让他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如果平台关了，商家每个月几十万元的生意就不见了，几十号员工就养不活了。

机遇与风险并存

零工经济看起来前景一片光明，但从最新的统计数据中，我们也很容易担忧：经济学家对零工经济的预期是不是过于乐观了？

美国劳工部于2017年发布的关于零工经济的调查显示，2005年至2017年，零工经济提供的工作机会实际上有所下降。美国持续衰退的经济状况被认为是主要的原因，实际上，2005至2015年，美国在非传统工作岗位工作的劳动力比例仅略微上升了1-2个百分点，零工经济并没有当初预测的那么繁荣。

不同于嘀嘀打车、美团外卖这种单一服务的租赁，全行业的劳务租赁在国内依然是“小众选择”。

事实上，作为新生事物，风险与机遇始终都是并存的。

过快地炒热零工经济可能对劳动者产生误导，催生出更多行业泡沫。零工经济研究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姚建华告诉记者，在零工经济市场中，并不存在与劳动者快速增长匹配的用工需求，因此，劳动力供应过剩和就业不充分问题异常明显。“如果竞争对手众多，零工经济劳动者很可能会被迫在保证质量的同时，降低价格，以获取持续的工作机会。”

况且，已经跨入这一行的劳动者生活质量真的提高了吗？摩根大通旗下研究机构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五年中，随着为线上打车公司Uber开车人数的增加，他们的收入出现了大幅下滑。

同时，由于零工工作通常可以独立完成，很少有机会与自身社交圈外的人共同协作，由此造成与社会的隔绝感阻碍了劳动者的集体身份认同，并显著加剧了劳动者的焦虑感。Edison咨询公司2018年12月发布的调查表明，零工劳动者面临着更大的焦虑：只有24%的全职工作者经济焦虑指数超过50，而依靠零工经济的人中有45%超过50。

为什么会产生焦虑？因为缺乏安全感，零工需要应对工作不固定、收入不稳定、无法享受雇主提供的保险福利。李俊告诉记者，“我们（众包平台上的劳动者）获得的是用工合同，一般都是短期的项目，工作时间很碎片化，何况雇主往往可以竞价排名或随时取消合同。”

令人担忧的是，零工群体不断扩大，却没有进入社会保险体系，游离于社会保险、监管之外。在刚结束的2019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提交了《关于完善零工经济群体参保制度的建议》的议案。高友东建议，把零工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在法律层面落实，保障他们在面临劳动纠纷时能清晰认定身份，确认劳动关系。规范雇佣零工人员的企业或平台，要求其按规定为员工参加社会保险。

零工经济时代的工作方式注定要被改变，但这种变革对于劳动者来说是双刃剑：对于有稀缺技能劳动者，零工经济通常可以提供更加积极进取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技能，为生活所迫转向打零工卖苦力，只会沦为新无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曾预测人们最终只需要一周工作15个小时就能过上富足的生活，零工经济能让凯恩斯的预言成真吗？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