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保罗

最近发现，很多爱好历史的朋友对宋朝有着特别的情感，认为这个朝代是中国帝制社会的文明高峰。

宋朝的确不错。英国大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如果我能选择，那么我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宋朝。”我国大学者陈寅恪也称赞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从技术水平、城市化程度等维度来看，宋朝的确是一个高峰。按照历史学家的统计，宋朝单位人力的粮食产量比唐朝高出30%以上。中国小农业态的农业技术基本上在宋朝就达到了顶峰。之后的元明清，农业技术再也没有跨越性的进步。

此外，在唐朝的鼎盛时期，中国人口不过5000万左右，在宋朝，多达1亿。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唐朝不过10多座，而宋朝超过50座。

那么，为何宋朝可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呢？

最常见的观点是，赵氏皇族世世代代都尊重读书人，不杀大臣。先有人权，再有产权，宽松的治理氛围起到了保护产权的作用。所以，社会各阶层都努力创造财富，把经济和社会双双推向了帝制时代新的高度。

以上这种说法占据主流，但它是结果，而不是根源。宋朝皇帝尊重人权（主要是上流社会的人权），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根源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倒逼着皇帝必须约束自己的权力，要给社会以更大的自由空间。

不像汉高祖、明太祖，宋太祖不杀拥兵的大将，“杯酒释兵权”传为千古美谈。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宋朝只占据中原，还没有统一南方，皇帝有竞争压力。如果过度残暴，士大夫和农夫都会往南迁徙。那个时代的南方割据政权，很多的明君一直都在鼓励人口归附。

国家竞争会约束统治者，让他们更富“道德感”，这是宋朝留给后世的最大启示。

宋朝统一南方之后，国家竞争更加白热化，对手比宋太祖时代更有竞争力。我们看宋朝的地图，总会发现在这个朝代（北宋和南宋）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原王朝不过是三分天下的一方。辽国、西夏和北宋，金国、西夏和南宋并存。无论辽国、金国和西夏，文明程度都不低，它们都已经进入农耕社会，并且在努力学习汉文化和重用汉族知识分子。

三分天下，中国人一般会想到三国。但魏蜀吴的并列时间不过60余年，而宋朝的三分天下持续了几乎300年，各个政权多数时间都在友好通商。比如，在北宋与辽国的澶渊之盟之后，两国边境竟然出现了很多自由贸易的特区，人民流动并不稀奇，而且很多中原的知識分子还热衷于去给少数民族政权当官。

和宋朝截然相反的是明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异常残暴（但不少“皇帝爱好者”最喜欢他），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很大程度不过是权力洗牌，并非镇压农民起义，但皇帝却动辄屠杀上万人。这种对人权的蔑视程度，在中国的帝制王朝中也属罕见。

为什么明太祖敢这样做？因为他不怕国家竞争，通过海禁，明朝有效阻隔了中国和世界的交流，以及人民的合法流动。

建国不久，明太祖即下令“寸板不许下海”。胡惟庸和蓝玉两案爆发之前，明太祖还做了一件大事，撤销自唐朝以来存在了数百年的负责海外贸易的广州、泉州和明州三处市舶司，中国和世界的正常经贸往来被斩断。从此，明清两代统治者不再有国家竞争的危机感，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

国家竞争会约束统治者，让他们更富“道德感”，这是宋朝留给后世的最大启示。明白这一点，你才真的懂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