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超

毛泽东在早年革命生涯中经历过三次较大的纪律处分，这三次处分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受“左”倾错误影响下发生的。面对革命生涯中的危局和“不幸遭遇”，毛泽东始终以一个共产党人严明的组织纪律观念和高尚的人格直面挫折，奋勇前行，为领导干部加强组织纪律性树立了榜样。

井冈山斗争时期，被撤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误传为开除党籍

1927年8月7日，为应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向共产党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毛泽东谢绝了瞿秋白邀请他到上海党的中央机关工作的机会，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做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准备领导秋收暴动等工作。秋收暴动原本计划在湖南全省举行，毛泽东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将之改为在长沙附近的7个县发动，并成立了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参加起义的部队包括：未来得及参加武昌起义的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来自湘鄂两省的农民武装以及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总数在5000人左右，起义部队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号。后来由于敌强我弱，起义遭遇了失败。在此情形下，毛泽东等人认为攻打省会长沙、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已不可行，即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军罗霄山脉中段，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走上了有别于苏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正当毛泽东及革命军在井冈山逐渐站稳脚跟之时，1927年11月9日到10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这次会议带有明显的“左”倾错误倾向。在14日印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临时中央政治局批评湖南省委在领导秋收起义过程中，没有执行党中央的进攻大城市的策略，把队伍带上井冈山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对于这种“错误”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1928年3月，湖南省委派湘南特委代表周鲁上井冈山传达“十一月中央会议”精神以及临时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由于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异常严峻，随身携带文件十分危险，因此周鲁只能靠背诵记忆来传达上级指示，结果把撤销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的处分错误地传达为“开除党籍”，并且根据上级指示取消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成立单管军中党的机关、不能过问地方党的师委，毛泽东改任师长。

对于这次“处分”，多年后毛泽东仍记忆犹新，在八大预备会上谈起此事时，他说，井冈山时期有误传消息说中央已开除了我的党籍，不允许我过正常的组织生活，给我安了一个负责军事的师长职务，我只好当了一阵师长。后来谣传得以消除，只是把我开除出政治局，党籍并没有开除，“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由此可见，毛泽东十分珍惜自己作为党员的政治身份，对上级组织的处分决定虽不认同，但作为下级，还是遵守了组织纪律，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

尽管被撤销了职务，处境艰难，但毛泽东并没有消沉，并在重大问题上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立场鲜明。在奉命率部出击湘南的过程中，他一方面派弟弟毛泽覃率特务连前往湘南与朱德部取得联络，另一方面领导部队就地整训，发动当地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在酃县（今湖南省炎陵县）中村对部队进行了一周左右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士兵们讲解当前的政治形势和中国革命的任务，阐明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重要性，并对危害革命的“左”倾盲动主义进行了批评，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向；针对部队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发生违反纪律的情况，在沙田又集合部队进行纪律教育，首次完整地宣布和解释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一时期，毛泽东一方面和朱德、陈毅一起开展反“会剿”斗争，一方面重建红色政权，发展党的组织，对于重大政治原则性问题如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进行了严肃的实践和思考。1928年10月5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及中国革命政权的实质进行了精辟的阐释，总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教训，首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11月25日，在给中央写的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总结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经验，再一次陈述了工农武装割据及其建党、建军、建政的原则，这些思想受到周恩来、李立三等当时中央负责人的肯定。

红四军七大上，受到严重警告，落选前委书记一职

1929年，红军开始转战赣南闽西。在如何领导军队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倾向于军队集中权力和严格管理，而以朱德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则坚持军队分权和保障民主管理。毛泽东认为，在当时极端险恶的斗争环境中，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队极端民主化现象，主张红军不仅是战斗队，而且还是政治宣传队，只有这样，红军才能够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这些观点对于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提高红军的战斗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朱德则更看重红军中的平等和民主，倾向于通过部队各级组织中的士兵委员会来实行民主化管理。红军中的平等和民主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激发干部、战士主动性的作用，但这种民主精神如果最终发展为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在残酷的战争时期会带来不容忽视的弊端甚至危险，历史上的“八月失败”就是这种极端民主化的突出体现。两种观点虽在治军方略上不同，但目标却都是一致的，即都为了提高红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毛泽东和朱德也都是站在如何治军更有利的立场上阐明各自治軍方略的。

朱毛在认识上的分歧更由于从苏联回国并担任临时军委书记的刘安恭的介入而日益公开化，而两种观点最后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前委和军委的关系处理上。1929年5月底，在永定县湖雷镇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上，针对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问题，一种意见是：既然成立了红四军就应该有军委，而目前前委对军事颇多干涉，权力过分集中在了前委，批评毛泽东有“家长制”的倾向；另一种意见认为：目前工作的重心仍是军事问题，军队的指挥需要的是集中而又迅速的行动，不能过分“分权”，前委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作战是必要的，再设军委已无必要。由于意见未能统一，实际上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已无法贯彻实行，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有鉴于此，6月8日，在福建上杭白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书面申请“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鉴于刘安恭刚到红四军就挑起争论、破坏团结的做法，白砂会议决定取消临时军委，刘安恭自动免职。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的公民小学召开，以此来彻底解决朱毛之争的问题。会议由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前委的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议通过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否定了前委下再设军委的意见，对于朱毛之争，陈毅在工作报告中对毛泽东、朱德二人均提出诸多批评意见，但由于毛泽东当时任前委书记，因此要负主要责任，故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对于这个结果，毛泽东是保留个人意见的，他在最后的发言中再一次强调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必要性以及红军的任务不单纯是打仗的观点，并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会后，毛泽东服从了会议的决定，被迫离开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岗位，到上杭蛟洋养病，同时指导闽西特委开展工作。

1929年8月29日，陈毅从苏区来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党内问题。根据陈毅的汇报和政治局所掌握的情况，此时由李立三、周恩来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显然是支持毛泽东的，在由陈毅执笔起草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中，严肃批评了红四军中的极端民主化倾向，肯定并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的地位和作用。12月28日，根据“九月来信”精神，红四军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毛泽东得以恢复前委书记一职。

在中央苏区，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离开部队

毛泽东第三次受大的纪律处分是在中央苏区。此时，在中国革命如何取得胜利这一根本问题上，中央的意见仍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以实现革命在一省乃至数省的首先胜利。而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因此成为王明教条主义排挤与打击的对象，长期处于“靠边站”的境地。这次遭挫折，历时最长，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最大。

自从古田会议后，由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也由于毛泽东等人在军事指挥上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工农红军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红军和根据地规模不断发展壮大。与此同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开始了对中共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

1931年3月，党中央派代表团来到中央苏区，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同时加强对中央苏区工作的指导。中央代表团参加了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还是肯定的，甚至在任弼时的支持下，中共中央一度同意由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不断蔓延，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及苏区中央局的分歧还是不可避免地日益凸显出来。首先是在土地改革问题上，苏区中央局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平均分配土地并不认同，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是非阶级的”，在《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中强调，地主豪绅及其家属根本无权分得土地，即所谓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8月30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指责中央苏区在巩固根据地和红军问题、分配土地问题、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工人运动与反帝斗争问题，以及在党内和群众中开展思想斗争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错误”。

在1931年11月初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受到更严厉的批判：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存在“富农路线”的错误，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在根据地问题上，对发展根据地右倾保守；在军事问题上，所倡导的保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会议决议认为，要“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其对象所指，昭然若揭。会议还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为主席。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所担任的红军总前委书记一职被解除，仅为15人组成的委员会成员之一。尽管如此，此时的中共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未达到预期效果。1932年10月初，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上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针对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被说成是“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而且，将毛泽东正当的辩解斥责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只负责政府日常工作，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经过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努力争取，会议最终决定撤销毛泽东的原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仍留前方助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会后，毛泽东尊重了集体决定，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并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就这样，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离开了红军之后，他首先到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进行休养，并同伤愈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进行交谈，主张福建亦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罗明返回闽西后贯彻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这成为后来党中央错误地发动反对邓、毛、谢、古的所谓“罗明路线”斗争的导火索。

据李维汉回忆，虽然遭受排挤，身处逆境，毛泽东并没有气馁，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这一时期，他做的主要工作有：領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力抓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领导开展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领导中央苏区的反贪立法工作；仍然时刻关注着第五次反“围剿”战局的发展，不断提出军事建议。在养病期间，许多干部、战士常去探望他，但是，毛泽东在他们面前缄口不谈党内斗争。聂荣臻回忆说，第四次反“围剿”前后，他和林彪从前线回来看望毛泽东，曾询问毛泽东对党内斗争的看法，毛泽东避开话题，带他们去参观瞿秋白创办的红色书店。当被问到“红军要到哪里去”时，毛泽东回答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我们不得不感慨毛泽东组织纪律意识之牢固。

从毛泽东面临的三次处分及其应对，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自己的正确主张被错误的否定，甚至被罢免了职务，毛泽东却始终服从组织决定，恪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务上级的组织纪律，服从组织决定，委曲自己，顾全大局，维护了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