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邵阳

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要求各个解放区抽调5万干部到新解放区。随着形势的发展，冀东区党委决定：冀东区脱产干部半數留冀东，半数下江南，共计抽调新老干部3410人组成南下干部总队，随军南下。

我出生于1933年6月。1948年，15岁的我在河北省立唐山中学高中一年级读书，成绩好，担任班长。这年12月12日唐山市解放了，第二天，我就接到高二班同学高奇（秘密党员）的通知，参加了“学生积极分子训练班”。1949年5月4日，市学联召开大会，号召发扬“五四”爱国精神，参军参干。我立即报了名，还带动同班3位同学南下。我们戴上大红花受到全班同学的欢送。5月9日，我进入冀东南下干部工作团。

1949年5月25日，我们出发远征。从这天开始，直到10月13日我们到达湖南邵阳，行军路程累计5000余里，用时135天。途中路过的大部分是新解放区，天上有敌机骚扰，地下有散兵匪特横行，再加上空气潮湿、气候炎热，队员们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南下行军历经艰难困苦。当时实行供给制，我们的生活待遇是每天1斤半小米、1斤青菜、2钱油、3钱肉、5钱盐。津贴费每月每人2万元（旧币），相当于现在人民币2元。行军到郑州，7月3日宣布中共邵阳地委成立，建立了各县的领导班子。6月中旬，刚刚入团的我被任命为中共邵阳县委秘书处干事。

1949年8月5日，程潜、陈明仁在长沙起义。白崇禧调配重兵20多万，猬集于衡阳、邵阳一线顽抗。8月9日，蒋介石派国防部次长黄杰任湖南省长，坐镇邵阳重组省、专、县政府。邵阳地区历史上就有土匪100多股，2万多人枪，另外，还有散兵游勇1万多人枪，这些土匪全部被国民党改编，成立了“湘赣反共救国军”，八大匪首都被加封为“军长”“师长”。这些土匪武装闹得邵阳鸡犬不宁，民不聊生。

8月20日，邵阳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周泽民化装潜行5天，穿越国民党“湘赣防线”，到长沙和南下干部接头会面。我原来对“地下党”抱有神秘感，想象他戴着墨镜，行踪诡秘。可是见面握手才知道他就是一名衣着朴素的在校大学生，不过22岁。他向我们介绍了邵阳的近况。邵阳地处湖南西南，是通往云贵川黔的门户，全区共20235平方公里，407万人。邵阳地区又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1949年6月6日，邵阳中共地下党举行武装起义，组建了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二支队，消灭3个乡的反动武装。起义部队已经发展到1400人枪。我党印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遍及城乡，广大市民纷纷开展护厂、护校，迎解放，革命激情如同炙热的岩浆，正在地下汹涌，时刻喷薄欲出。

到了9月底，白崇禧主力被歼，10月10日邵阳解放。

讨还血债

1949年10月11日天亮时分，260名南下干部分乘10辆大卡车冒雨进抵邵阳。刚入邵阳，传来命令：全体下车，徒步行军。在晨光熹微中，大家这才看清，公路已经被挖断多处，到处弹坑累累。

连续在泥泞中行军半个小时，阴暗的天空更加雾霾沉沉。在山坡下，我们发现了5处新的坟场。坟茔前木板上写着：“革命烈士之墓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四六师四三八团立”。据引路的老乡反映：这个陡峭的山头叫石龙山。为了解放邵阳，解放军在这里和白崇禧主力打了一天一夜，有168名英烈长眠在这里。再往前赶，又是一座被敌人烧断的木桥。断桥下有一个石头垒起的滚水坝，坝顶有十几个石墩子。

忽然，有位女干部惊恐地大叫一声，大家顺着她目光望去，只见有张苍白的脸在绿色湖水中隐约显现，这是一具烈士遗体。中共邵阳县委的杜秘书连忙布置找人打捞、登记、掩埋。

烈士遗体出水后，我看到那名烈士十分年轻，唇上刚长出一抹绒毛，帽子上一颗红底黄字“八一”五角星在闪耀。他脚上穿的两只布鞋已经穿帮露底；鞋垫上绣的“下江南”“打老蒋”红线依稀可见，脚掌上布满几个大白杏似的水泡。烈士是怎么牺牲的？我们翻遍全身，却找不到伤口。只见他怒目圆睁，直视蓝天，那没有血色的稚嫩双唇，微微张开。我含着热泪为他擦干水渍，反复叨念：“安息吧，我们一定继承你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但是烈士就是死不瞑目。

我伸出手掌，罩在他的眼上，往下摩挲，想让烈士闭上双眼，手一接触，烈士的眼皮和整个身体都是冰冷的，好像石雕一样。摩挲十几下以后，他仍然怒目圆睁。我甚至感到小战士好像没有死，正和我较劲，用力在睁大双眼，满肚子的话要对亲人诉说……

杜秘书也过来察看，几滴热泪滴在小战士脸上。他看到小战士帽子没有戴正，就帮他脱下正冠。忽然，他瞥见小烈士短发下面有一丝淡淡的血迹，立即俯身细看，大吃一惊，原来小战士的头颅正中“前囟门”被插进了一根大铁钉。

这才是小烈士牺牲的真正原因！

杜秘书带领大家立正默哀：“你放心吧，我们一定追查凶手！”停顿一下，他又斩钉截铁地说：“我断定这个凶手就在附近！他制造失足落水的假象，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拙劣手法。这恰恰是凶手就在附近的铁证！”我再一低头，发现小烈士的双眼已经阖上！我惊愕得瞪大双眼，心想：难道真是他听到了杜秘书的正确判断？也可能是小烈士眼皮水分已干，皮肤收缩了吧！

4个月后，杜秘书和我到邵阳东部龙山搞减租反霸工作。他和区委商量，特别布置全区工作队注意调查小烈士牺牲的案件。调查走访中，有一名坐过地主水牢的妇女揭发出惊天秘密：“农历八月十五那天天没大亮，我在门缝里看见有个年轻解放军，坐下挑脚上的泡。这时地主周盘从门里钻出来，从一根手杖里抽刀刺那小战士。土匪头子匡麻子出来帮凶，把解放军打倒在地，又用一根大铁钉打进他的头顶，再戴上帽子，丢到水里……”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间一到，一切都报。在减租反霸斗争中站起来的农民，是非分明。根据群众举报，真相大白，恶霸和匪首都得到了法律严惩。

10月13日，我们背着背包进驻国民党邵阳县政府。

县政府门口有棵大槐树，枝叶干枯，开始并没有引起我们注意。后来，周围老百姓含泪告诉我们：“今年7月21日，反动派在这棵槐树上挂过地下党湘中二支队司令员尹如圭的头颅，示众四天。周围群众痛恨敌人迁怒于槐树，剥掉了树皮，往树根上澆开水，大槐树枯萎了……”

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为了彻底消灭残匪，中共邵阳地委、一五八师和军分区联合成立剿匪指挥部，剿匪部队经过长途奔袭，围追堵截，全歼反共救国军一个师。12月8日，邵阳最大匪首陈光中被活捉！

陈光中自幼为匪，1927年马日事变时混成营长。他在江西“血洗莲花”屠杀工农，一次上交300个铁丝穿起的人耳，被蒋介石看中，提升为国民党军六十三师师长。邵阳解放后，陈匪又啸聚2000人，被委任为“湘西南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陈光中被活捉后，城乡一片欢腾，锣鼓喧天，鞭炮齐鸣。12月25日，召开了3万人大会，对匪首陈光中公开审判处决。

几天后，邵阳各界人民又召开了追悼烈士大会。会后，我看到县政府门口那棵枯萎的大槐树上，悬挂了一只花圈。花圈上的纸花绚丽多彩，映照得干枯的树枝似乎也有了生机，旁边挂着挽联挽尹如圭等烈士：

为国为民，抗贼不惧，壮烈英名留宝庆；

可歌可泣，从容就义，浩然正气溢资江。

亲手灭敌

邵阳解放之初，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进军两广川藏，而地方武装还没建立，邵阳地区土匪立即嚣张起来。土匪围攻了3个区政府，邵阳市也经常发生抢劫。面对严重的敌情，上级号召我们南下干部“既是工作员，又是战斗员”，没有武器怎么办？请主力部队支援一些，从伪警察局、乡公所缴获一些。在短时间内，我们全区2200名南下干部就这样武装起来了。我当时对使用武器一无所知，第一次拿枪，心慌意乱，还发生了一次事故。那是1949年12月23日，邵阳市军管会开展了全市大清查。杜秘书给我一支美式30自动步枪，我仍然按照中正式步枪扳弄，结果枪支走火，差点伤人，为此我受到了严肃批评。但是，也是这一天，有让我欢欣雀跃之事——我亲手捕获了第一个土匪。

凌晨5点，3发红色信号弹升空，全城大清查统一行动开始。这天共抓获匪特200余人，缴获各类枪支200余支、电台1部。我被分配在“三府街”参加清查。这一带原来是国民党第六绥靖公署驻地，是赌博卖淫的聚集区。在清查一栋吊脚楼时，我忽然发现床后有动静，从蓝黑色苎麻蚊帐后伸出一条刺着文身的手臂，在被褥下一阵胡乱翻找。我立即大喊一声：“不准动！”那黑手还在乱翻乱抓，抓出一杆像枪又不像枪的东西。此时，我紧张得一头大汗，嘴角抽搐，腿肚子转筋，立即朝人影上方开了一枪。子弹打在杉木板墙上，一帧印有青天白日徽章的“乐女（性工作者）证”掉下，一个人影战战兢兢地把两只手举过了头顶。跟随我一起行动的小李和小赵迅速冲上前，从帐子后边揪出一个烂鼻子的家伙，再看这家伙手里抓的是一杆湘妃竹做的大烟枪。小赵又从被褥下搜出一支手枪。看到搜出真枪，我们才惊出一身冷汗。原来，这家伙是一个进城嫖宿的土匪小头目，刚才慌乱中他抓错了“枪”。我们把他押送到军管会。军管会把枪奖给县委。我仔细察看那把枪，枪上也有“USAARMY”字样，型号是FP-45，是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制造，作为“美援”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却把它送给了土匪。

1950年春，领导派我到和安乡成立农会。我们找到了出身好、作风正派的农民，经过个别串联，发展贫雇农30多人入会。按照一名老农协会员的提议，我们沿袭1927年成立农会时的仪式，杀了一只大公鸡，将鸡血滴在红茹酒里，每人喝一口，发誓同生死，共患难，同心协力推翻三座大山。由于有了这个基本队伍，我们很快掌握了这个乡的真实情况，顺利开展减租减息工作。2个月后，清算收回稻谷200余石。

为了保护粮食，我们把稻谷集中在祠堂一楼粮仓。我和5名农会干部住在2楼。我们用土砖堵了窗户，垫高了床板，自造了一个可攻可守的土碉堡。有天晚上，土匪来抢粮。因为有20公分厚的土砖保护，我们没有受伤。但是我看到有的子弹穿透床前楼板斜射在墙上。看到“两点”，立即联想到老干部教我的“三点成一线”，第三点那里肯定就是敌人。我逆向思维，顺着两点之间的直线，隔着一层楼板打回两枪。只听楼下“啊呀”一声，土匪逃之夭夭。事后查看，地上留下了一片血迹，一个匪首逃进深山伤重身亡。

后来，我们又召开公审大会，县人民法庭当场宣判处决了欠有11桩血债的“反共救国军”团长钟岳。此举大长了人民的志气，但也更引起敌人的仇恨和惊慌。反动地主胡玉南组织“黑杀队”多次开会密谋“悬赏光洋100元，要小北方佬路福贵的人头”。就在他们暴动的前夜，一个姓胡的农协会员及时举报。我们立即先发制人，端了“黑杀队”的老窝，缴获长短枪各1支、土造枪10余支，胡玉南被法办。我至今感激那名农协会员的救命之恩。

生死考验

1950年3月，刚满18岁的南下干部魏春富（河北乐亭县人）担任工作组长，带领当地干部姚健康、康武生进驻新化县田坪镇，开展减租反霸。就在准备分胜利果实的时候，地主恶霸勾结了“新八军独立师第五团”团长谭觉非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刘典修，拼凑了100多名匪众，长短枪12支、鸟枪几十支，包围了田坪农会。深夜11点，匪徒们撞门砸窗，打枪扔手榴弹，一时火光冲天，子弹乱飞。魏春富、康武生和村长都受了轻伤。

生死关头，魏春富沉着冷静，他立即指挥姚、康二人用步枪从窗口反击。敌人第一轮攻击没能得逞，便喊话挑拨离间：“我们打的是北方佬，不打本地人！”同时，匪徒买通一间商店老板，打开店铺与祠堂相连的小门钻进院内。正在楼下立柱旁潜伏的魏春富，忽然看见数十个匪徒在匪首指挥下蜂拥而入，他立即抬手连射3枪，击中匪首，匪众们见状吓得纷纷逃出大院。半个小时后，小门内又冲进10多名匪徒，弯腰奔向大门，妄图打开大门。谁知小魏早已机动灵活换了地方，正好蹲在大门旁的煤炭堆后。他连开2枪，又打倒一个小匪首，匪众再次逃出。小魏心想：不能等土匪来攻，要主动进攻他们。他出了小祠堂，进入商店，借着火光看清一名土匪正持步枪守大门，距离小魏只有2米，还有一名拿手枪的匪首在10多米处高声指挥。小魏舍近求远，先瞄准打匪首，再顺手打守门的匪徒。两个敌人先后倒地。匪众顿时大乱，乱糟糟地溃逃。事后检点，共打死打伤8名匪徒。匪团长谭觉非被打成重伤，抬上山3天后毙命，曝尸山野。右路指挥梁上贻被当场击毙。工作组3人虽受了轻伤，但经受住了生死考验，打出了南下干部的威风，得到中共新化县委的通报表彰。

南下干部崔葆成，是我在河北省丰润县的同学，南下后在湖南省隆回县一区人民政府担任支前干事。为了完成征粮任务，崔葆成自告奋勇：“我年轻，让我到最偏远的地方去！”10月24日，崔葆成身背长短枪各一支，到匪首陈光中盘踞的滩头乡开展征粮工作。开完乡保长大会，刚刚出门，崔葆成就被匪徒杀害。一位老人用自己的寿材装殓了这名“17岁的人民政府干部”，然后潜行15公里，把从崔葆成身上检出的《入团志愿书》等遗物送到区政府报信。一个月后，政府将杀害烈士的土匪大队长朱某捕获。1952年，隆回县人民政府将崔葆成忠骨迁到县城烈士陵园，为他雕刻挽联：年近弱冠，革命精神今犹在；含笑九泉，英雄气概永世传！

还有阎振远，河北省滦县人。南下在武冈县二区政府任民政助理。他深入寥清乡剿匪征粮，3次捕获匪徒荣立战功。寥清乡3个反动保长，串通一气，花400块光洋，买通了匪首邓兆瑞，“打死这个抓获我们几个弟兄的小北方佬！”一天，100多名匪徒包围了祠堂。18岁的阎振远开枪掩护群众撤退，自己却留在最后，不幸身中20刀，壮烈牺牲。

绥宁剿匪

位于湖南西南的绥宁、靖县、通道、会同4个县以及周边方圆1.7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直到1950年10月才重獲解放。其中，笔者最熟悉的是绥宁县。笔者不仅在邵阳地委工作时到过这个县，而且还在1963年担任过中共绥宁县委副书记，对绥宁留下了深刻印象。

绥宁，地处湘桂交界的雪峰山深处，面积2927平方公里，30万人口，森林覆盖率高达73.6%，被联合国官员惊呼为“北纬27度线上一片神奇的绿洲”。但是，就是这片大好河山，70年前，却被6000多惯匪霸占。他们滥征苛捐杂税，多达30余种。为了维持统治，他们镇压群众的手段也极其残酷，刑罚多达30余种：水牢、火烙、活埋、剁手指、剜脚筋、吊半边猪、坐老虎凳、点天灯、五马分尸、活剐、割舌头、剜眼珠……

素有“匪王”之称的张云卿，17岁为匪，恶迹昭著。一是杀人如麻。他亲自动手杀害有名可查的就有586人，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妻、妾和侄子。二是人性泯灭。他随处奸淫妇女，既有10岁幼女，又有70老妪；既有尼姑，又有孕妇。三是既抢外县外乡，又抢本乡本土。他的家乡武冈三区有3万户，就有1.5万户曾被他抢劫抄家。四是国民党对他三次招安，他三次反叛。他重礼行贿，官职越做越大，由惯匪——武冈县铲共大队长——国军团长——纵队司令——最后当上了国民政府的“将军司令”，匪众由20人发展到1500人。

在解放大军面前，“匪王”张云卿的一切伎俩全部失灵。张部在绥宁遭到解放军分割包围，1500人全部被歼。他带领亲信10余人开溜。可是，我军政民已经铸成铜墙铁壁。10天内，张云卿十几个亲信都被捉拿归案。最后，只剩下这个光杆司令，潜回老家武冈县黄桥乡石背村，躲在山上的观音洞里。深夜，张云卿找到老佃户张中玉，威逼他为自己送饭。张中玉暗中把此事告诉了张云卿的长工谭立成，谭立成立即报告政府。副区长姜元腾（南下干部）等商量，捕捉张匪必须“万无一失”。但是，观音洞有几个出口，不易封锁。几经筹划，商定由谭立成出面送“过年饭菜”，劝张云卿搬到自家山后岩洞。当张云卿钻进这个没有第二个出口的石洞后，谭报告政府，剿匪部队立即封锁洞口。群众听说围住了张云卿，群情振奋，奔走相告，犹如大海怒涛，涌来1000余人。他们砍来松枝，堆在洞口；每户自发捐献2两干辣椒、桐油，又抬来风车，煽风点火，熏得张云卿昏迷窒息，终于饮弹自毙。有老年人心有余悸，看了张云卿的尸体后，惊说：“死者不是张云卿，脑后没白毛！”乡干部把张云卿已经被烟熏黑的头发洗净，老人们这才看到死尸脑后两圈白毛。验明正身之后，他们跪地拜天，泪流满面：“天老爷睁眼了！我们真正翻身了！”

绥宁县山高水险，数百年来匪患严重。蒋介石逃到台湾之后，仍然对此地情有独钟，派出大特务蒋燮琴化装潜入绥宁，并寄予莫大希望：“一胜湘西，二胜湖南，三胜全国”。蒋燮琴家在武冈，他在1927年马日事变中当上师长，后又当上国防部专员、第一兵团中将高参。1949年8月，他随败兵溃退到越南，后经台湾“国防部”批准，主持特务训练。1950年6月12日，蒋燮琴率领25个特务，携带枪械、银元、电台，从越南潜回中国。蒋燮琴化名“姜伦”，找到绥宁匪首龙怀麟。7月16日，在绥宁县武阳镇，蒋、龙等人烧香宰鸡，拜把盟誓，加官晋爵，当场宣布由“反共救国军华南总部”统编盘踞在绥宁、靖县、黔阳、雪峰山区的土匪，编成11个纵队，晋升11名匪首为少将纵队司令，加封校级军官70余名、尉级军官700余名。同时下令加派苛捐杂税，洗劫大小城镇。黔城原有人口12500人，遭洗劫后，只剩5629人。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分多路，连续作战，创造了一昼夜连续行军60公里、75公里，甚至95公里的奇迹，插入敌人心脏。消灭绥宁土匪的战斗，是解放军模范战例之一。英勇善战的一三六师3个团，分割包围了绥宁县土匪的11个纵队。然后，多次合围突击，奇袭夜袭。有的连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连续四五天不睡觉，吃干粮，夜以继日不断追击，硬是把善于爬山的匪徒饿倒累垮。经过40天的清剿，共歼灭土匪6275名，生擒土匪中将司令龙怀麟等将军级匪首10名、校级匪首153名。10月21日，蒋燮琴化装成一名商人，丢弃了译电员、电台，仓皇逃窜。当逃到武阳镇凉子界森林时，被我一三六师四○八团侦察排战士范春海、陈自宗、陈茶生活捉。被蒋介石寄予厚望的“反攻复国基地”，就这样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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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地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共歼灭各类反动土匪武装100多股，3万多人，缴获各种枪支1.2万余支、迫击炮26门，从根本上清除了匪患，建立了人民政权。邵阳地区共设立县、市政府8个、区政府56个、乡政府976个、村公所7847个，建立村农民协会7800多个，发展农协会员104万余人、民兵12万余人。

在此期间，全区新老干部也牺牲了40多位同志（不含部队）。他们牺牲时年龄大多都在20岁左右，正是“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小荷才露尖尖角”，他们用“黎明年纪”的鲜血，换来了江南大地的黎明。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