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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途与拯救

2019-04-21喻赛琼

文教资料 2019年36期
关键词:基督教

喻赛琼

摘    要: 朱西甯的《旱魃》引入《圣经》叙事的“迷途”与“拯救”/“忏悔”与“新生”的叙述模式。作品一方面有着朱西甯作为基督徒所坚持的宗教信仰与作为小说家的叙事操作间的矛盾,一方面有着从叙述传统文化到传播宗教信仰的过渡特点。原本蛮横冷酷、祸害乡里的唐铁爷与妻子佟秋香一起皈依了基督教,这对迷途羔羊经历了“堕落-皈依-质疑-皈依”的过程。小说人物佟秋香对基督教的质疑也是普通读者的质疑,朱西甯让金长老再次劝说并使她彻底皈依,但朱西甯作为小说家与基督徒的矛盾由此显现。金长老这一人物及其代表和传播的基督教信仰在小说叙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基督教代替儒家传统文化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

关键词: 《旱魃》    基督教    叙事操作

2018年10月,朱西甯的小说代表作《铁浆》与《旱魃》由理想国进行出版,也是其作品简体版的首次面世。长期以来,大陆由于意识形态和研究资料的局限,对朱西甯的研究还不多。对大陆读者来说,“朱西甯”还是一个陌生的符号,与司马中华、段彩华合称“军中三剑客”,是新生代作家朱天文、朱天心的父亲,与张爱玲、胡兰成的交往等此类外部因素一直掩盖着朱西甯自身的文学创作。如于加彩在她的硕士毕业论文《梦里花落知多少——朱西宁小说中的原乡书写》中的分析:“他(朱西甯)的文学生涯和思维模式间的曲折矛盾,使得任何简单平面的概括都难以表达他的文学真貌,轻易地把他划归为反共作家、怀乡作家或者现代主义作家,似乎都有短视之嫌。各种价值观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繁复而难解的文学想象。”[1](8)本文试从作品原貌入手,分析作品中的基督教叙事,试图发掘作品新的侧面。

一、“迷途”与“拯救”/“忏悔”与“新生”的叙述模式

《旱魃》作家从当地的古老传说取材,以杂耍班女子佟秋香和土匪头子唐铁脸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感情的热和天地的旱燥互为呼应。唐家已去世的男主人唐铁脸原本是个凶神恶煞、祸害乡里的人物,遇到卖艺杂耍班的佟秋香后逐渐收敛成为良民,后因嫉枪杀过往情妇而被恶魔缠身,百般不得解脱。无奈之下,求救于地方上基督教的传道人金长老,其魔症居然在祷告声中不治而愈。夫妻二人遂皈依了基督教,并在金长老的教导下将不义之财一一舍弃,靠自己的力量另谋生路。昔日的血性英雄一变而为谦卑的基督徒,努力尽本分造福乡里。唐铁脸亦改名唐重生,寄寓重获新生之意,为恶的人性由此得到救赎。如果小说到此结束,不过是一个有点俗套的“浪子回头”的故事,与以往儒家文化所强调的“恕道”的救赎没什么分别,但朱西甯的作品在此却是他所设定的宗教救赎的真正开始。小说之后的情节发展急转直下,弃恶从善的唐铁脸被人意外枪杀,妻子佟秋香在丈夫去世后不仅对自己信仰的基督教产生了质疑,随即被金长老说服,并为自己与主讨价还价的行为感到羞愧。然而在渡过了信仰危机后,由于旱灾严重,到处缺水,唯独唐家油坊的那口水井源源不绝地涌着清泉,村里传言出了旱魃怪物,去世100天的唐重生的坟墓无辜被掘。佟秋香一面劝说主张打官司的下人不要多事,一面憎恨着那些挖掘丈夫坟墓的乡亲。

王本朝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中认为:“《圣经》的内在结构是双重的,是‘罪恶与救赎‘布道与应和‘上帝说与‘我遇见的对应。在上帝的声音与信者得跟随之间形成了多种叙事结构模式,如‘寻求与‘漫游,‘受难与‘复活,‘忏悔与‘新生等。”[2](282)王云芳也在她的《论朱西宁小说中的基督教文化印记》中认为:“他极力表現唐铁脸皈依基督前的残暴蛮横、任意而行,正是为其后来的突然转变、皈依基督走入圣贤境界而造势,总体上乃是借鉴了《圣经》中罪恶-救赎的文学架构。而女主人公佟秋香,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信仰的两种价值观之间,其心理上的犹豫、彷徨、无助恰恰又隐含了《圣经》中‘寻求与‘漫游的叙述模式。”[3](3)依照此观点,梳理小说主要情节后可看出,唐铁脸(唐重生)、佟秋香、地方上基督教的传道人金长老这三者的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唐铁脸、佟秋香在迷途中从金长老处获得基督教信仰和救赎,金长老在唐、翁的信仰不坚定或不纯粹的时候对其进行劝说和教育,以此维护正确的基督教信仰。即,作品的叙事模式可以概括为“迷途”与“拯救”(金长老角度)和“忏悔”与“新生”(唐铁脸、佟秋香角度)。

“迷途的羔羊”出自《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和合本·以53:6)此外,还有《路加福音》中说,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知道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和合本·路15:1-7)《马太福音》:“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和合本·太18:12-14)《旱魃》这部小说,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土匪头子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但从深层里看,却是基督拯救两个迷途羔羊的神迹。唐铁脸之前的凶暴残烈、胡作非为称得上是“迷途”。之后转信基督教之前还有过以世俗的礼金或认干亲作报答的挣扎,是金长老坚持信仰需真挚才使得唐铁脸和妻子佟秋香二人开始基督教信仰:“跟着礼拜、听道、祷告、查经,也跟着唱起赞美诗,用他嘎嘎嘎的破锣嗓子,真唱得惹人笑,老着脸也不在意人家怎么笑他。”[4](247)在信基督教之后,唐翁夫妻还舍弃掉所有财产,在金长老家借了半吊现洋、“靠着挑八根线儿,走乡串集做小本营生”[4](253),但这也是金长老坚持劝说、而不是唐铁脸自我醒悟的结果:“只见一根针,不见一根梁;赶走了小小不言的鬼蝴蝶,你俩觉得是死里逃生。给你赶走那些个缠了人一辈子也不觉得的鬼,反而不打心甘情愿了。”[4](251)唐铁脸与佟秋香的基督教信仰不诚恳不纯粹,且多是在金长老的鼓励或劝说下实现的。由此可见,与其说是唐铁脸迷途知返,不如说是金长老坚持基督拯救迷途羔羊的精神,没有放弃拯救唐铁脸。

从唐铁脸和佟秋香的角度看,这一故事则可以理解成“忏悔”与“新生”的模式。“忏悔”与“新生”也是《圣经》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种叙述结构。郭沫若小说《落叶》《圣者》和自传《漂流三部曲》(《歧路》《炼狱》《十字架》),郁达夫小说《沉沦》,鲁迅小说《伤逝》,曹禺戏剧《雷雨》等都有“忏悔”的叙述结构。王本朝认为:“‘忏悔在叙述结构上一般由两部分,一是有‘罪的存在,二是‘悔罪的‘新生。”但在《旱魃》中,“忏悔”与“新生”这一普遍叙述模式还有其特殊之处。其一,唐铁脸和佟秋香的皈依和信仰并不是主动进行的,而是在金长老一再劝说下做出的被动反应,上文已做出详细举证,此处不再赘述;其二,唐铁脸和佟秋香的信仰之旅经历了“堕落-皈依-质疑-皈依”的过程。当皈依了基督,散尽了财报,收束了身心,勤恳地劳动着的唐重生(唐铁脸)被他的仇家打死在油坊的榨槽上时,他的妻子佟秋香,撕毁了那幅“宽窄路途”的立轴中堂,“好像撕毁了半个天,把上帝的裤子撕下来”[4](270)。然后,对着他们的引路人金长老大发雷霆:“难道说,主就不长眼睛?人也悔改了,什么都舍掉不要了。做了多少好事,行了多少善,还要他怎么样?天哪,作恶不得恶报,行善倒得了恶报。哪里还有天理!就这么个公道吗?教人寒心哪……”[4](270)尽管作者朱西甯很快就安排金长老出面将佟秋香劝服,并让她为自己与主讨价还价的行文感到了羞愧:“我看,你是做買卖久了,跟天父也做起买卖来了……原来行善,做好事,只为着得到好处?得不到好处,就觉着这个买卖不公道?”[4](271)但佟秋香在丈夫遭人报复之后对基督教产生的怀疑,这既是从现实功用上发出的质疑,也是从心理情感上发出的不信任的质问。佟秋香的质疑反映的问题可以表述为两点:第一,反映他们的“忏悔”与“新生”并不是完全彻底和以往之前的,而是经历了犹豫和质疑的;第二,金长老的极力传教和佟秋香的将信将疑反映的矛盾,这一点本文将在下文详细论述。

二、信仰与否:宗教信仰与叙事操作的矛盾

上文论及,佟秋香在丈夫死后对基督教发出质问,之后金长老成功说服了佟秋香,但读者还是不难感受到此间的裂痕。这一裂痕可以被概括为,朱西甯作为基督徒的宗教信仰与作为小说家的叙事操作间的矛盾,以及朱西甯基督教信仰与传统文化间的矛盾。

从宗教信仰与叙事操作来看,如莫言在《我的先驱——读〈旱魃〉杂感》中所说,“但她(佟秋香)在激愤之时喊出的质问,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一般的读者,也不会轻易地被金长老说服。这大概时朱先生料想不到的,这是一个基督徒与一个小说家的矛盾”[4](5)。金长老是基督教的传教人,不难看出,他是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他能“渡人”,也能“自渡”。所以常在救人于水火的同时,又保持一贯的淡定。他是基督精神的化身,引导羔羊迷途知返,让背负十字架的囚徒重获自由。从这一角度看,他的传教不应该存在什么阻碍,但一方面,由于金长老这个形象过于完美,难免给人“高大全”的嫌疑,乡亲邻里纷纷议论:“不该说的,他金家存的什么心。唐油坊固属是打金家老油坊分出来的,既经分出来了,就是各立门户,没见过那样子一把抓到底,唐家省不省,费不费,干他金家哪一门子事哟,刻薄了死者,又咒了人家后人,打着吃洋教的招牌,气的什么歹念呀!”这些固有不明所以的百姓对外来基督教的误解,但指责可概括为金长老打着基督教的招牌“多管闲事”,也是他给群众的固有印象;另一方面,如王本朝所说,“基督教文化在中国有观念性的基督教,也有生活化的基督教……但中国文学很少表现人们日常生活里的基督教,而是把基督教作为了观念和语言的形式”[2](7)。金长老的传教过于形式,没有给人贴近现实的真切感,这一缝隙在唐重生意外去世以及意外被掘坟处显得尤为明显。以乡亲抓旱魃、想要强行掘开唐重生的坟墓为例,在坟墓被掘后,金长老如是安慰悲痛欲绝的佟秋香:“要刚强,秋香。除非你真相信有旱魃……跟你说过,惨也罢,不得安身也罢,都是你替他那么想。你替他高兴,就替对了。除了他,有谁还能把败坏的肉体再为主做工,为祂的道作见证?古往今来,没有第二人。”[4](369)留下惨烈悲壮令人心碎的场面给秋香独自面对,却在混乱悲痛时说起了让“败坏的肉体再为主做工”之云,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对此,王云芳在其文中分析,金长老以上话语说明,“用自己的屈辱来换取百姓的醒悟,这样的救赎实在是谦卑至底,唐重生的形象让人不禁想起耶稣被钉十字架,犹向上帝恳求对世人的饶恕。正因为有了上帝这一超然的参照体系,为善、博爱才能超越起功利性的目的而自有其存在价值”[3](3)。唐重生的被掘墓是否称得上“救赎”有待商榷,他是否有唤醒民众醒悟的自觉值得讨论,能否跟悲剧性伟大的自我牺牲的耶稣相提并论更是让人存疑。而朱西甯坚持设置“金长老”这一人物,让他推动唐铁脸、佟秋香的悔改重生,使基督徒唐重生意外惨死,使佟秋香接受丈夫坟墓被掘这一悲剧,无疑表明了他笃信基督教的立场,叙事逻辑上的可行因此被轻视。

三、过渡之作:从传统文化到宗教信仰

从朱西甯的创作历程来看,《旱魃》写作于朱西甯短篇小说集《铁浆》与长篇小说《华太平家传》的中间。朱西甯在1966年写作了长篇小说《旱魃》,时年40岁,三年后的二月至九月于《中国时报》连载。此前,他已发表了《铁浆》《新坟》《锁壳门》等短篇小说,并于1963年11月出版短篇小说集《铁浆》;此后,1998年3月20日起,长篇小说《华太平家传》连载于《联合报》副刊,至7月28日刊毕;同年3月22日,朱西甯病逝于台北万芳医院。

朱西甯真正能在艺术上独立地揭露他自己对于人性与文化的见解者,且又能在战后中国台湾文坛建立其小说家地位的代表作,仍须推这批主要创作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包括《铁浆》在内的乡土题材小说。司马中原认为,朱西甯将中国乡土民情铺陈再现,不只是乡愁的袒露,同时也在情节与人物的塑造中凸显作家在家国飘零下的价值取向[5](27)。确实,朱西甯早期的作品多取材于遥远的乡土中原,在刻画人性方面,有着鲁迅式的犀利。他塑造了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血气英雄,无论是《铁浆》中的孟昭有、沈长发,还是《新坟》中的能爷,《锁壳门》中的大春、永春,个个都不甘心向命运低头。然而,他们却总是敌不过命运的捉弄,终归落得悲剧结局。在冷峻荒凉的氛围中,朱西甯一面描摹传统文化熏陶下的蒙昧与无知,一面感叹着天地不仁。那么,该如何救赎这些堕落的血气英雄呢?朱西甯在创作中追寻着答。他将希望寄托于中国传统儒家君子的身上,塑造了一些正面人物形象,如小说《锁壳门》中的长春,《狼》中的“大毂辘”,他们身上都凝聚着儒家文化精义——恕道。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恕道”能否彻底救赎这堕落的人性,朱西甯显然有更深的思考。但不能否认,“朱西甯在他的乡土小说中,的确思考了中国文化与国民性格等根本议题,并且在悲剧感中呈现出他的问题与批判,显示了他自觉承担起知识分子关切国族命运的积极角色”[6](99)。

到晚期《华太平家传》,朱西甯已将作品中的关键从重华传统文化置换成了基督教信仰。晚年的朱西甯不再满足于早期含蓄的情怀抒发,而是将自己的文学理念和宗教情怀呈现给神看,不虚美,不隐恶,通过更富有人情味和温和色调的祖父的传教,系统而深入地致力于二者的融合,《华太平家传》也因此成为其宗教信仰的集中表达和宗教热情的集中迸发。相比较而言,早期的朱西甯往往更注重艺术的精益求精,认为文学是写给有修养的读者看的,因而在下笔时字字句句斟酌,注意辞藻的运用;他的情怀也内化为对血气英雄悲剧人性的救赎;而晚年的朱西甯,经历了人生的大风大浪,似乎已预见到时间的紧迫感,于是对于作品已不在考虑发表,而是写给神看①,所以迫不及待地现身说法,向读者宣扬他的宗教主张。

而处在过渡期的《旱魃》,则兼有二者的特点。前文论及过的佟秋香在丈夫被意外枪杀后喊出“天哪!作恶时不得恶报,行善时倒得了恶报,哪还有天理!”[4](270)金长老反驳道:“我看,你是做买卖久了,跟天父也做起买卖来了。”[4](271)“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最初本是佛家的价值观,但佛教文化入华已久,早已融入中国传统子民潜意识的心理结构:这种思想与儒家文化中的实用理性精神相结合,经过民间通俗化亦强化了这种凡事讲求实效的道德价值观。当现实生活中为善而不得善果時,这种传统的道德观念即会产生崩溃的危机。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恕道虽然可以实现人性的救赎,实施劝人为善的社会功能,但纵是孔圣之仁,也只可以以直报怨。中国传统文化现实性、功利性的一面使得这种为善不能持久、彻底,为善的价值需要另一种超世俗精神资源的肯定。对此,朱西甯提供的正是基督教文化,他在《旱魃》中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血气英雄从宗教信仰中汲取救赎力量的神话。《旱魃》显然不只是记录农村荒年的种种惨状愚行,也不仅是书写唐铁脸由无恶不作的兽性大魔头向神性的转化,而是要借之点出一种宗教对人性的考研和启悟契机。事实上,唐重生散尽千金、皈依基督,只是救赎的前奏。而此后他的莫名被害,才引出了文章的吊诡之处:何以信仰基督之前的“恶人”能够活得逍遥自在,转信基督之后却突然神秘被害?何以好人被谋害后尸体却不能入土为安,还被乡人认为是旱魃化身而开棺验尸?事实上,问题的所有焦点都集中到了最后的开棺一幕:唯其开棺,方能再次展现人性内神魔纠结的凶险。棺木被打开后,阵阵恶臭令人掩鼻,而一堆枯发白骨更让人不忍目睹,旱魃之说自然不攻自灭。对于秋香而言,昔日伟丈夫化为如此惨状,固然难以接受,可正是这一刻,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危机,也是最大的转机:“唯有参破了有形生命的丑陋与消亡面,还有人与神恩有限的交易心态,她乃能成就更清朗的神性关照。”[7]唐铁脸前面经历的一切只是他人性救赎的前奏,唯有在这最后的曝尸示众、弥平旱魃谣传之际,他的神性才真正超越了模型;他的救赎才真正默默地、无条件地、也无所遮蔽地表现了出来。

我们可以感受的是,《旱魃》这一处于过渡期的作品,既少了一些《铁浆》为代表早期作品的厚重与淳朴,也少了一些晚期福音小说《华太平家传》的纯粹与圆润。

四、小结

朱西甯的《旱魃》引入《圣经》叙事的“迷途”与“拯救”/“忏悔”与“新生”的叙述模式,表现了唐铁脸和佟秋香在罪恶面前悔过的姿态,将二者至于信仰与牺牲的艰难处境中,展现以金长老为代表的基督教信仰的纯洁与伟大。这部作品一方面有着朱西甯作为基督徒所坚持的宗教信仰与作为小说家的叙事操作间的矛盾,一方面有着从叙述传统文化到传播宗教信仰的过渡特点。基督徒朱西甯在小说《旱魃》中设置了金长老这一人物,对唐铁脸及其妻子佟秋香进行规劝与传教,使原本蛮横冷酷、祸害乡里的唐铁脸与妻子佟秋香一起皈依了基督教。这对迷途羔羊经历了“堕落-皈依-质疑-皈依”的过程。小说人物佟秋香对基督教的质疑也是普通读者的质疑,朱西甯让金长老再次劝说并使她彻底皈依,但朱西甯作为小说家与基督徒的矛盾由此显现。金长老这一人物及其代表和传播的基督教信仰在小说叙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基督教代替儒家传统文化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直至晚期《华太平家传》完全转向基督教文化的描写,小说家朱西甯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不断直至彻底彰显。

总体来看,朱西甯乡土题材的小说创作,一方面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批判国民性的文学传统,借此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另一方面,又以中国文化为本为,创造性地融入了基督教文化资源,借以矫正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丰富中国文化的审美维度。但作品中存在的宗教信传播与叙事操作设计中的矛盾仍不能忽视。小说人物佟秋香被金长老轻易说服,但一般读者不会轻易被金长老说服。这种一个基督徒与一个小说家间的矛盾,是否真正能成为小说的福音,我们不得而知。

注释:

①朱西甯在1987年的一项访谈中,分析自己创作心态的三阶段变化,最早,是写给有文学修养的读者看,在下笔时字字句句斟酌,注意辞藻的运用;到了第二阶段,发觉到这样子的创作心态,太着重在形式技巧上,会成为雕虫小技的东西,反省之后进展到认为文学是个神,处处小心的伺候,而神有神的高、神的伟,是一种无限的捕捉。第三阶段,发觉神不是可以拿来在手下成笔的,自己不配这样做,创作的心态又转变为“写作,是给神看的”。文章是为了宇宙中最高的主宰而写,真、善就包括在里面了。这之中不会有虚伪、隐瞒,也不会有人性中丑恶的、令人憎恨的,所有的处发现都在于虔诚,在于展现最好的一面来祭祀神。转引自张瀛太.《朱西宁六七〇年代的小说实验——以〈失车记〉〈本日阴雨〉〈现在几点钟〉〈蛇〉〈巷语〉等作品为例》.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语文集刊》第12期,2007年7月:81-116页。

参考文献:

[1]于加彩.梦里花落知多少——朱西宁小说中的原乡书写[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9.

[2]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3]王云芳.论朱西宁小说中的基督教文化印记[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7(3).

[4]朱西甯.旱魃[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

[5]司马中原.试论朱西甯[J].文坛,1963,42(12).

[6]陈建忠,编选.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24,朱西甯[M].台南:台湾文学馆,2012.

[7]王德威.乡愁的困境与超越——司马中原与朱西宁的乡土小说[N].中央日报,1991-04-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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