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基督教原罪观与现代文学乡土书写

2019-04-21张腾威

文教资料 2019年36期
关键词:基督教丈夫

张腾威

摘    要: 短篇小说《丈夫》是沈从文三十年代创作的乡土叙事典型作品,本文拟借助基督教关于“罪”的观念和叙述,重新阐释文本中人物之间相互交错的关系,并以此发微人物的精神世界和探寻人物行动的思想来源。

关键词: 基督教    罪    丈夫    人物关系

一、观念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西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期的现代作家几乎都有过海外学习的经历,他们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熟谙域外的文学作品,有机地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催生出灿烂的现代文学图景。基督教也是在此时进入中国,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作家的思想构成。特别是基督教的經典作品——《圣经》。《圣经》讲述古时犹太人的历史,并记录先知预言,其内容宏复庞杂,又经历年的翻译、流传,已形成专门的“释经学”,而后传入中国又经过了不同时代的翻译,早在十九世纪基督新教的传教士就翻译了多个文言文版本的圣经。《圣经》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在中国流行,中国现代大部分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过《圣经》的影响,如老舍、林语堂等人更是接受洗礼的基督教徒,周作人更是直言: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1](39)。现代作家们吸收了《圣经》的博爱爱人思想、学习其中充满文学性的叙事技巧,转为己用,所以基督教也成为了现代文学、思想得以诞生的一个重要来源。

沈从文是深受其影响作家之一,1957年,沈从文回忆起他早年生活时坦言十分受益于两位伟大的写作“师傅”:初到北京时,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我还不熟悉。身边唯一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又才偶然得到译本破旧“圣经”。我并不迷行宗教,却喜欢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2](1)。虽然大部分现代作家并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可能同时还是无神论者、革命家,如陈独秀之文学革命、国民革命的思想来源主要还是西方: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油坑中救起[3](484),基督教在他们眼里与金刚努目,所以降伏四魔不无一致。另外《圣经》文本中的象征和隐喻通过其优美简约的文笔传递出来,动人心肠,也成为许多新进作家文学创作效法的对象,透过神圣话语言说的背后可以看到,在神的语录之下关怀的其实是“人”,这是宗教和文学的共通之处。

《圣经》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罪,或者说“原罪”,有时候也称呼为祖先罪/祖罪,是一种基督徒对罪恶状态的信仰,在基督教的历史文本与理解中,这种罪恶自人类堕落以来就存在,并构成我们最原始信仰的一部分,这种观念来源于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反叛,即消耗禁果的不服从罪来自于善恶树的知识。但这种情况发生在现实的人的身上时可能又是不自觉的,微不足道的东西,或者是没有个体感的罪恶倾向,作为共性而存在。基督信徒认为,由于亚当的堕落,人类天生就有罪,根据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的说法,人类不仅继承了亚当堕落的本性,而且还继承了他的过犯的实际内疚心理,在圣经中是表现于对上帝的躲避,某种程度上,信徒对原罪的立场是认为亚当的罪,应被视为字面的,物理的,时间的或实际的死亡——与生命相反,即停止存在。在没有经文的事实中,死亡可以被精神化为堕落。上帝并没有通过让他成为一个罪人来惩罚亚当。这是亚当自己在做的事情。所有人都死于第一次死亡,因为亚当的罪行无论其道德品质如何。所以信徒不再强调从亚当继承的道德败坏性质,而是强调个人犯下的实际个人罪行的重要性。他们从物理死亡而不是道德堕落的角度思考“罪性”。

这一点十分有别于中国传统的仁善观念,在我们的文化里历来存在着所谓人之初性本善的理论背景,如孟夫子言:“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说“满街都是圣人”也是基于性本善的古来观念。但《圣经》则认为人性邪恶,所以人一出生就必须加以约束,用道德、法律等将恶束缚起来,这一点颇近于荀子,荀子认为触目所及都是恶人,所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是从性恶说生出来的。不过二者也有些细微的不同,《圣经》因为是宗教经典,所以根本上它仍然是为神服务的,荀子则是从现实的管理出发,强调法则、道律的重要性。在创世纪3章中,亚当和夏娃通过吃智慧之树的果实而犯了罪。他们吃了水果犯了罪之后,便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恶: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创世纪第3章第7节)。罪恶的觉醒来自人的智慧,同时伴生的还有羞耻之心。然后是亚当和夏娃,听到耶和华神在天凉的时候在园中行走的声音,这人和他的妻子在耶和华神的面前隐藏在园中的树木中(创世纪第3章第8节)。这里存在中着两层的遮掩行为,一是对于自身的掩盖,物质身体上,另一则是对上帝的躲避,附属于权力之上。同时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下,人类都是亚当和夏娃繁衍的后代,所以这种“人”的天生罪恶性是不可避免,它从我们一出生就伴随着我们,直至死亡,死亡是对“罪”的救赎和解脱,所以“罪”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构成我们本质的一部分。

二、《丈夫》中“罪”的叙事

基于基督教“原罪观”而演变来的罪恶感与自我反思已经内化为现代作家们普遍化的思考方式,自五四以来作家们不仅剖析自身,也试图解决漫长的历史传统遗留下来的病症。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对“非人道”、有着四千年吃人经验的历史进行了猛烈的控诉,但他同时也在自我叩问: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郭沫若的《天狗》《凤凰涅槃》等诗中强烈的自我撕裂感也是源于对自身罪的不满。曹禺的《雷雨》更可以看成是始作俑者周朴园的自我忏悔回忆录。沈从文的一篇小文《丈夫》同样具有这种结构,《丈夫》是沈从文写于1930年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30年4月10日《小说月报》第21卷第4号,收入1931年5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单行本《沈从文子集》(小说集)。此时沈从文的创作题材多为故乡湘西边缘生存的人物,聚焦他们的悲欢琐碎生活,在《丈夫》一文中,小说以婉转细腻的笔调描写了湘西某地花船妓女的一段生活轨迹:新婚不久的女主人公“老七”来自穷困偏关的地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进城卖身。但作者笔下营造情感基调并不显得凄惨,因为这是他们生活的常态,每一个努力活着的人都值得尊重,在贫困的年代道德的议题显然没有生存,这一人的存在之基础,更能直击人性本源,从而使人物带上了鲜活、野蛮而旺盛的生命力。在作品的叙述中作者巧妙地抓住了“老七”的丈夫进城探望妻子的几个场景,生动地写出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人物的微妙关系,细品之下又感到耐人寻味。这个或被道德家不齿的阴暗生存故事经作家之手得以涂抹上一缕温情色彩,同时也承载了沈从文乡村乌托邦的幻想实践,和宗教、哲学等文本一样体现了文学对于人的终究关怀。

在《丈夫》的叙事中,如果我们以“罪”作为人物活动的依据,可以得出两层叙事,一是世俗意义上:船上人,她们把这件事也好像其余地方一样称呼,这叫做“生意”。她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4](47)。妻子靠着出卖自己的身体维持着这个家庭的正常生活,这种事情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在困苦的年代似乎也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他们自发的命名“生意”,这个称谓试图掩盖了这种交易的邪恶性——即性的不道德。但这种举动是徒劳的,文中这样写道:(丈夫)赶到市上来,像访远亲一样。到了船上,小心地把一双布鞋放到舱外护板上[4](48),于是这丈夫不必指点,也就知道怯生生的往后舱钻去,躲到那后梢舱上去低低的喘气。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他愿意转去了[4](52)。好像单单是这样答应,还深恐开罪了来人,这是觉得有一点义务要尽了,这男子于是从暗处爬出来,在舱口,小心扳着篷架,非常拘束地望着来人[4](48)。男人拘束谨慎的行为其实是内心传统尊卑观念在映照,从农村过来的“丈夫”事实上徒有其名,因为他们夫妇二人是处于离居的状态,同时更直接体现在了经济实力上,并进而引发起人物的负罪感,负罪感的来源依然是智慧,是对于这套权力体系的认同。在宏观上还存在着一种“罪”——对自身归属的叛逃:(妇人)慢慢地变成城市里人,慢慢地与乡村离远,慢慢地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妇人就毁了[4](48)。对举《圣经》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两种《丈夫》中存在两种遮掩,一是对自身行为的遮掩,二是对“乡村”的遮掩,她们在遮盖自身身上的“污点”,在逃离生育她们的地方,如亚当夏娃逃离了上帝。在现代化的框架中,城市如彗星般崛起,耀阳而庞大,这无疑具有确实的可感性,所以,这两种遮掩,或者说罪的起源与流布,都具有现代性进程的合法性,也是区别传统“人”诞生的社会背景之一种。

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罪必须得到惩罚,因为罪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如果上帝无视自己的律法,那么他就会赞同罪。忽视他自己的法律将与他的法律所衍生的神圣性格相矛盾。但是,上帝不能忽视他自己的神圣品格: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得前书第1章第16节)。因此,必须坚持和执行法律及其所包含的惩罚。无论哪种方式,法律都是满意的。由于罪是违背上帝的律法,罪是一个法律问题,虽然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第3章第4节)。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12节中,耶稣说请原谅我们的债务。在路加福音第11章第4节中,他说原谅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不难看出,耶稣把罪和债等同起来,在基督教中,对上帝的合法罪——债转移给耶稣的人: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第2章第24节)。他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我的罪孽。这样,耶稣就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并通过死在十字架上来满足法律的要求。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亡。(罗马书第6章第23节)。

在《丈夫》中,赎罪也直接体现在了“债务”上:他猜想这人一定是老七的熟客。他猜想老子一定得了这人许多钱。他忽然觉得愉快,感到要唱一个歌了,就轻轻地唱了一首山歌[4](56)。物质的力量不仅是维持人的生存的需要,它也减轻了人的负罪感,让身心得以愉悦起来,附属于“物”的同时也提升了人的主体性与价值感。但《丈夫》中赎罪的体现并不简单地体现在“债”的转移上,而是更深一层地写出了另一种人的发展的可能性:扬弃。如文中:他仍然得想一点事情,一个不安分的估计在心上滋长了,正似乎为装满了钱钞便及其骄傲模样的抱兜,在他眼下再现时,把和平已失去了。胡想使他心上增加了愤怒,饥饿重复揪着了这愤怒的心,便有一些原始人不缺少的情绪,在这个年青简单的人反省中长大不已。他不能再唱一首歌了。歌喉為妒忌所扼[4](57)。男子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地哭了[4](65)。水保来船上请远客吃酒时,只有大娘同五多在船上,问及时,才明白两夫妇一早皆同转乡下去了[4](66)。三层结构缓缓递进,从情绪化到放声而哭再到离去,《丈夫》对于现实施加给人的困境做出了具体的,超越了《圣经》的尝试。

丈夫与妻子的离去返乡,是基于自己的情感判断所作出的选择,这一选择冲破了现实与道德的困境,让他们二者的关系重新变得合理合法,让世界的秩序回归到了理性,这不仅是人性的觉醒,也是自我的救赎之路开端,二者并行不悖。

参考文献:

[1]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艺术与生活[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选集题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M]//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0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猜你喜欢

基督教丈夫
为什么丈夫总这样偏激?
我丈夫是得抑郁症了吗?
丈夫做事先斩后奏为哪般?
基督教与葡萄文化——以《圣经》为中心的考察
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思考与实践
明确路向,践行基督教中国化——以福建基督教为例
男女平等得看丈夫的良心好不好
我爱丈夫,胜过自己
种类型的“基督教哲学”
基督教伦理与现代社会工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