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来《奔月》研究述评
2019-04-21王玥
文教资料 2019年36期
王玥
摘 要: 本文对四十年以来《奔月》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向:主人公形象及意义、悲剧根源和比较研究。这些方向均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进展,对《奔月》的价值发掘和鲁迅研究都有所裨益。同时,也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有待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 鲁迅 《奔月》 研究述评
1926年9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在廈门度过了短暂的四个多月时间。然而这期间内,他却创作出了许多重要作品,比如《朝花夕拾》,又如《故事新编》中的《铸剑》和《奔月》。1988年,林斤澜先生曾作文《回想〈奔月〉》,以《奔月》说起“读者的艰难”:在他十三四岁时,受“学运”中“读书会”的影响,认为《奔月》只是对高长虹的讽刺。过了十多年,一位老教授将《奔月》的意义定义为“斩尽杀绝”;而到了十年浩劫,林斤澜才恍然:《奔月》实际上也是鲁迅的“自我分析、解剖、谴责”[1](146-150)。但似乎是这样,又不只是这样。
自然,鲁迅曾夫子自道,《奔月》的诞生源于与高长虹的情感冲突,“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2](275),但《奔月》的意义绝不仅止于此。自问世以来,《奔月》就受到文学评论家们的高度关注,但多集中在对后羿形象的单一评价上,八十年代以来才逐渐出现了更丰富的研究方向,观点也更求同存异。本文将集中对四十年来文学界对《奔月》的观点进行梳理和评析,并期望对其未来研究提供更多可能性。
一、后羿形象及意义、悲剧根源研究
1979年,唐弢发表了《〈故事新编〉的革命现实主义》一文,提出鲁迅的创作体现了一种“特有的时代和个人的色彩——一种时时向前看的色彩”,而在《故事新编》中,这种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色彩更加鲜明。……
登录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