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据考证是为了与汉代刘向的《世说》相区别，而冠名“新语”。与旧《世说》想比，《世说新语》是一部新经典。既入经典之列，必定有创“新”之处。本文即着手分析《世说新语》中教育观之“新”。

关键词：世说新语 教育 家学 对话 激励 夸奖 有教无类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载的是魏晋时代名士的言与行，因此鲁迅将之誉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世说新语》的题名据学界考据来自于汉代刘向的《世说》，在后面加以“新语”，以示与前人作品的区别。流传至今，《世说新语》已经成为一部不争的经典，说明它本身较之于《世说》有其创新之处。新在哪里？人物、举止、思想、精神无所不包。本文就《世说新语》中教育观之“新”做一探析，以求教于方家。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继春秋战国以后又一个四分五裂的历史时期。时局极为动乱，乱世对教育的发展不是一件好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可谓任重而道远。因此很多学者认为魏晋时代是一个传统教育大退步的时代。如《晋书·儒林传序》卷九一云，“惠帝缵戎，朝昏政弛，衅起官掖，祸成藩翰。惟怀逮愍，丧乱弘多，衣冠礼乐，扫地俱尽。……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也就是说作者认为两晋教育处于“衣冠礼乐扫地俱尽”的状态。但是我们透过《世说新语》却看到了一群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人物群像。这里出现了不少“神童”，如：何晏、王戎、张玄、陈方元、陈季方，钟毓、钟会、孔融二子；出现了高级家奴，她们平日嬉笑怒骂中都能引用《诗经》，恐怕是今日所谓的知识分子都为之汗颜的；出现了一批新型女性，她们思想开放，情感率真，文学素养深厚，甚至“男子不能比”[1]；更是出现了一大批让今人依旧对其学识、人格、生活方式无不仰慕的“新”人，如竹林七贤。无怪乎李泽厚在其《美的历程》中称这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期”[2]。因何乱世中本应衰微的教育却人才辈出，让今日太平盛世下的教育都叹为观止，以向往之。首先我们从《世说新语》中的教育模式来看这一时期的教育观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家学为主的新教育模式

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动乱，表明之前“独尊儒术”的教育模式有其自身缺陷。为了生存，人们转而从先秦诸子学说中寻找治国良方。于是形成了儒、释、道多元并存，相互融合的新局面。此时士大夫阶层异军突起，为维护门第特权，抵制皇权的侵蚀，子弟的教育就成为士家大族的头等大事。但由于官学教育碍于战乱时有时无，不能接续，于是家学就成为这一阶段的新型教育模式。

家学在魏晋时期是教育的主流模式，在《世说新语》中多处描述了家学场景。《文学》门第39则就记载了东晋大名士谢安教育子弟的家学情境。谢安与僧人支道林谈玄论道，要求家族子弟必须参加。年少的侄子谢朗由于大病初愈，时间过长，身体不堪劳顿，但依旧不能也不敢擅自离席。母亲王夫人即使护儿心切，也不敢贸然进入谈玄场所将其带走，最多是派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替儿请假，但都未得家长同意。最后事情的解决只得依靠女人的眼泪。王夫人强力闯入，痛苦流涕最终才抱得儿归，保其性命。由此可以看出士家大族当时对家学要求之严格。再者士族给予子女的家学也是有物质保障的。仅以当时高门望族中的藏书量就可以一窥之。《晋书·张华传》中记载：张华“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当年东汉献帝西迁，所携书籍不过70余车。然张华一人藏书已达30车。甚至官方撰写官书查阅资料也须到张华处借阅。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世家子弟完全可以在家里享受到优越的教育。

二.尊重+激励为主的新教育理念

在汉代，在国，在家，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都要尊卑有序。各在其位，各行其事是人们的形式准则。律法中的“大不敬”、“不孝”、“不道”等罪名就是严苛的人际关系的表现。在如此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下注定培育不了理想的人，鲜活的人。罗素就说“须知参差多样，才是幸福之源。”“獨尊儒术”经实践证明，不是最佳的教育选择。最先对这一教育体制进行改革的就是士家大族。他们在家学教育中打破了父子长幼之间的尊卑，给予子女平等的对待。在上文中提到的长辈间的清谈活动允许子弟出席，本身就是教育者教育理念的一种改革，将受教育空间向子女大幅开放。在《世说新语》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子弟不仅仅能够参与这样的清谈活动，并且可以在这些严肃场合直抒胸臆，哪怕言语不当，也不会遭受呵斥和批评。比如《排调》门第30则记载：张吴兴年八岁，亏齿，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张应声答曰：“正使君辈从此出入！”这样的长幼对白放在汉代是绝对不被认可的。但从作者刘义庆对于这一则的位置安排就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这一出言不逊的回答并无谴责和反感之意，甚至对其对话的机敏还暗中有所赏识。另《夙惠》门第3则记载的晋明帝年少有关“长安何如日远？”的两则神妙回答的故事。——“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日近。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这则记载中孩童的思辨能力确实惊人，但让人更为慨叹的是家长对于孩童教育的重视以及给予孩童的鼓励。因为孩童的一次不俗的思考，身为帝王的家长竟然为此特意召集群臣宴会，在文武百官面前让孩童发言就是对其最大的肯定。在孩子一反常态之后，在大多数家长认为没有给自己挣回面子时没有当场发怒，而是循循诱之。这一细节性变化就将最初读者对召开集会初衷的怀疑——家长虚荣心作祟排除在外，剩下的就是一位单纯的致力于子女教育的好家长形象。再者，《品藻》门第48则记载东晋刘惔与儿子的对白。刘惔与王濛清谈，在刘惔离去之后，时年13岁的王修询问其父二人清谈孰优孰劣？身为清谈名家的刘惔怎能不知名与实孰轻孰重的关系，清谈向来以析理为目的，“往辄破的胜我”的回答可以说是在家学教育方向跨出的又一步。身为家长，他对于孩子的问题，并没有糊弄了事，也没有因为自己技不如人而歪曲事实，而是认真中肯的给予了回答，并且最后还不忘告诉孩子名与实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可厚此薄彼。

三.有教无类的新教育对象

在魏晋时期，士族家的女子是享有教育权的，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而成名的才女谢道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另外不仅是出身士家大族的女子享有受教育权，一般人家的女子也可以求学，甚至可以自己创办私学。《晋书》卷九六《烈女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韦逞的母亲宋氏，家世以儒学称。宋氏幼丧母，其父躬自养之。及长，授以《周官》音义，谓之日：‘吾家世学《周官》，传业相继，此又周公所制，经纪典诰，百官品物，备于此矣。吾今无男可传，汝可受之，勿令绝世。”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家学传儿也传女。正是这一宋氏女子后来竟然受到太学博士的举荐，在80岁的高龄在自家开设讲堂，置生员120人。《周官》学复行于世。宋氏家族靠《周官》学传世，宋氏本人也靠《周官》学而显名。最后当时的教育亦尝试打破教育阶级壁垒，据《文学》门第3则记载：“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箸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这个故事讲的是汉末经学大家郑玄家伶牙俐齿的婢女的故事。两个婢女的问答都引自《诗经·邶风·柏舟》的诗句。关键是一问一答所引用的诗句与当时的情景贴合的天衣无缝。如果没有读过《诗经》，是体会不出郑玄家婢女一问一答的妙处的。由此说明，当时处于下层的婢女不仅读过《诗经》，而且属于读懂读透状态。这种修为肯定是受惠于大环境的影响，耳濡目染的结果。

四.“对话”教育的新教育理念

在魏晋时代，清谈是这一时代的文化标志。不论清谈的内容是否会误国，只要是谈，总之就是一种“对话”。“对话是一种平等、开放、自由、民主、协调、富有情趣和美感、时时激发出新意和遐想的交谈”[3]。从一定意义上讲，交谈包含着对话；交谈最完美的表现形式是对话。一部《世说新语》基本上就是一部名士对话录，而在《世说新语》中不论是名士间的玄学清谈还是父子间的家庭教育，总是在对话中进行的。长辈在子女教育中一般不会给予子女既成答案，而是引导孩子在问答中一步步趋近真理。比如言语门第12则记载“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父亲发现儿子偷酒这一不当行径，没有当即给予行为制止，也没有言语是非定性，而是从另一问题“拜与不拜”中着手问询，孩子因为长辈问询的是另外的问题，因此也就能做到就事论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而在两个孩子的观点相互碰撞中，“偷”的行为本质自然显露，长辈在不着一字的情况下就完成了子女自我认识和自我教育的功效，从而避免了孩子逆反心理的生成以及对孩子自尊心的伤害。在整个对话过程中，看不出孩子对于家长的畏惧心理，在这一言简意赅的对话中，不仅点出了行为的不正当性，另一还在辩论中培养了孩子的思辨和推理能力。

一部《世说新语》，它的教育观对于今天的教育仍然有所启示。今天大谈特谈的原生家庭对于孩子的影响，教育平权问题，启发式教育、对话式教育等等，在《世说新语》时代已经被提出并得以运用。甚至今天传到中国的蒙氏教育中的混龄式教育在《世说新语》中也早已出现。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如何培養有个性有创造能力的人，已成为社会家庭的共同课题，《世说新语》未尝不是我们找寻方法的一条合适的路径。

参考文献

[1]李贽.初潭集·夫妇·才识.转引自：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189

[2]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137

[3]滕守尧.对话理论[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22.

（作者介绍：侯建芳，河西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