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兴

公元一世纪东汉明帝永年间，印度佛教经由西域传入我国，当时正是中国思想界儒学一统天下之日。佛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在当时深受儒学熏陶的士大夫看来，只是一种道士的方术，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直至魏晋，玄佛合流，佛教才得以迅速传播。

魏晋时期，天下大乱。汉末有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然后是三国鼎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候”。西晋又有“八王之乱”。这一时期，老百姓饱受苦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不但如此，连当时的读书人也深受其害，“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这是佛教得以流行的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一大批中国僧人，如僧肇、道生等均致力于佛教中国化的工作。僧肇运用老庄无为心法的理论，来发挥般若性空论，道生也用老庄玄学的恪义方法，创立了顿悟成佛论等，他们都为以后禅宗的崛起，做了充分的准备。由此可见，禅宗的形成及流行，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及文化背景的。

“自性”，是禅宗的一个重要概念，即诸法各自不变不改之性。在不少禅师那里，常常被理解为个体生命的绝对性。作为禅宗“宗经”的《坛经》，在许多方面都是围绕“自性”或“自见本性”展开的。在禅宗看来，“世界”、“佛”都包括在“自性”中。这种以性学（自性）为主导思想的修持法门，是与仙道修炼中的“性命双修”思想格格不入的。仙道修炼以修命为基础（开发强盛元阳真气能量、运炼周天炼形），进而逐步改变身心的变化，进入长生久视的境界。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作为典型的中国佛教，禅宗没有照搬印度佛教的教义，一如法相宗。而是把印度佛教的精神（如僧肇发挥的般若性空论、道生创立的顿悟成佛论）同中国传统的思想（如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庄子的“坐忘”、孟子的性善、王弼的“言不盡意”、郭象的“不知而知”等）结合起来，提出了顿悟成佛和渐悟成佛之说。不仅强调人人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而且成佛也不必像以前那样通过累世修行了。所有这些，对于历经苦难而又无力抗争的民众来说，无疑是有极大吸引力的。

当然，人间的苦难，并不只如佛教徒所说，是由个人的愚昧（即“无明”）造成的，它还有其社会外界原因。这样就牵涉到对禅宗的评价问题了。以前我们总说，禅宗对劳动人民有更大的欺骗作用，当然是对的；因为它确实更为廉价地出售天国的门票。说它对佛教本身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也是对的，因为它强调的不是佛教的仪式，如念经、坐禅等，而只是它的精神。禅宗所追求的瞬息永恒、万物一体的顿悟和渐悟境界，不如说是某种审美感受。也许、正是这种审美感受，驱使着一批又一批的信徒投向它的怀抱。近年来出现的禅宗热，无疑表达了现代人要求克服“异化”（权力、金钱等）、实现自我的一种努力。至于效果如何，只有追求信奉者来下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