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9年之后，刘再复漂泊异国，开始他的“第二人生”。他远离文学潮流，却依然不倦地思索与写作，成为一个普世的文学思想家。2000年之后，刘再复从中国禅宗思想中提炼并明确出“悟证”、“明心见性”、“心性本体论”、“自性”等概念，对中国文艺批评被西方理论裹挟的潮流进行了醒观与清理。他进行中国古典的“转化性创造”，与挚友高行健对他的启悟密切相关。本文总结刘再复对高行健的评述。

关键词：禅悟；自性；高山流水；刘再复；高行健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1-0020-10

1989年之后，刘再复漂泊异国，开始他的“第二人生”①。他远离文学潮流，卻依然不倦地思索与写作，陆续出版了9部《漂流手记》，还写了许多学术著作，成为一个普世的文学思想家。高行健这样评价：“这些珍贵的文集呈现了一种独立不移的精神，宁可孤独，宁可寂寞，宁可丢失一切外在荣耀，也要守持做人的尊严，守持生命本真，守持真人品、真性情。这给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一份没有过的光彩，给中国现代思想史留下了一笔不可磨灭的精神财富。《罪与文学》②更是现今最好的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它史论结合，又是一部带有历史意义的宏观文学论。海内外至今不曾见到一部这样有见地有思想深度的关于中国文学的巨著。”③2000年之后，刘再复从中国禅宗思想中提炼并明确出“悟证”、“明心见性”、“心性本体论”、“自性”等概念，对中国文艺批评被西方理论裹挟的潮流进行了醒观与清理。他进行中国古典的“转化性创造”，与挚友高行健对他的启悟密切相关。刘再复擅长用理性的清明和澄澈，对高行健进行一系列高屋建瓴的阐发，让我们领略到文学灵性的博大与辉煌，这是20世纪中国的苦难和迷雾中淬炼出来的一道亮光。

学者张梦阳在《从启蒙到普世——刘再复文学思想的一条主线》中指出，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有文学评论家、文学鉴赏家、文学考据家、文学理论家、文学思想家之分。最为难得的是文学思想家。所谓文学思想家，就是在文学思想领域里能够“从思想方法开始进行变革”的人，刘再复先生则属于文学思想家。④笔者认同这种界定。“转化性创造”这个词则来自于李泽厚。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合著《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谈录》中，在谈及美国华裔历史学教授林毓生⑤时，李泽厚说：我把林教授的心爱的词汇倒过来了，即把“创造性转化”改为“转化性创造”。这似乎是在玩文字游戏，其实不然，它表现了一个重要分歧。这就是：林先生的重点在于把今日中国创造性地“转化”到西方既定的形式、模态、规范标准中去。而我强调的则是通过“转换性创造”，即逐步改良的方式，使中国成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但不必全同于西方的形式、模态、规范，其中也包括法制体系。⑥刘再复认为李泽厚的这段话是“强调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要创造发达国家的新形式，要有一种开放的眼光、心态和标准。我们要向西方学习，但不要被封闭在西方既定的模式上，即不一定要以西方现成的模式作为模仿、追求、转换的对象与目标。”⑦笔者认为，刘再复在文学批评上对禅宗观念的借鉴和运用，也是一种对中国古典的“转化性创造”。从词语的习惯来看，“创造性转化”重点在转化，而“转化性创造”着重点在“创造”。文艺的活力在于创造。

刘再复对高行健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述，相关的个人论著已出版了4部⑧。笔者的博士论文《论高行健小说的现代性追求》⑨的主要论点就受到刘再复文艺批评的启发，文中引用了他的许多创见，包括“文学主体性”、“主体间性”、“百年来三大意识的觉醒”，以及他对高行健的论断——“完全的个体的美学立场”、“高行健的自由原理”等。高行健的剧作《八月雪》，以禅宗六祖慧能为故事原型，刘再复指出：慧能就是高行健，高行健就是慧能。下文将以三个关键词“禅悟、自性、高山流水”，总结刘再复对高行健的评述，兼及他对中国文论的“转化性创造”。

禅悟：六祖慧能的启示

禅宗是中国化后的佛教。慧能传承的禅宗，让中国人知道佛教从不外来，如众生的佛性本具，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之学，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也使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慧能被视为禅宗的真正传承人。⑩刘再复指出：慧能直截了当地说：悟即佛，迷即众。完全以悟代佛，以觉代神。讲的是当下的明心见性，根本不讲彼岸世界和什么生死轮回。这正是体现中国大文化的特点。{11}高行健和刘再复在中国大陆的青少年时代几乎被彻底唯物主义文化的风潮所席卷，出国之后他们在中国禅宗中找到生存的智慧和精神的慰藉，也在文艺作品中“转化性创造”了灵性的大天地。

2000年10月高行健获诺奖，刘再复激动万分，他在香港科技大学、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做演讲，题目为《论高行健的状态》。他指出：高行健喜欢禅宗，是真的喜欢。他不仅喜欢，还身体力行，把世俗所追求的一切都放下，对世俗的花花世界毫无感觉。他在巴黎十几年，没有固定工资收入，几乎是靠卖画为生，过的是粗茶淡饭卷纸烟的日子，但他对贫穷没有感觉，唯有对艺术十分敏感。高行健把禅宗的价值观与生命状态融为一体，所以赢得大彻大悟。{12}

高行健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中的禅意相当明显。他的剧本《八月雪》完成于1997年，该剧2002年在台湾首演，2005年在法国再演，引起很大的轰动。赵毅衡这样评价：高行健的现代禅剧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创举，没有前例可循。中国戏剧界关于写意剧的诸多讨论，没有击中要害：虽然起意于古代诗画，却错误地从戏曲找模式，而完全忘记（或不敢）以禅为基点。只有世纪末，高行健终于能够在他的剧中，以禅宗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式的戏剧美学。刘再复说高行健从禅宗那里得到巨大的启迪，把握住当下生命的本真，到达理性不能到达的地方。{13}

2004年1月，刘再复在《精神囚徒的逃亡——读〈八月雪〉》一文中写道：“高行健的十八部剧本，虽然每一部都融入自己的理念，但没有一部是完全写自己的。而这一部，写的则是他自己，剧中的慧能便是高行健，慧能就是高行健的思想坐标与人格化身。解读高行健，只要把《八月雪》读深读透就行了。《八月雪》里藏着一个真实的、内在的、得道的高行健。”{14}2005年2月，刘再复到普罗旺斯大学参加高行健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前夜在马赛歌剧院看了高行健导演的《八月雪》。之后两人促膝长谈，刘再复整理后发表《放下政治话语——与高行健的巴黎十日谈》{15}。endprint

高行健强调“禅是一种立身的态度、一种审美”{16}。他推崇的六祖慧能是“不立文字、不使用概念的大思想家、大哲人”{17}、是“东方的基督”{18}，“开创了新风气”{19}。他指出：慧能与圣经中的基督不同，他不宣告救世，不承担救世主的角色，而是启发人自救。20慧能的思想和他的一生提示我们还有另一种生存的可能，另一种生活态度。{21}对当下清醒的意识，对活生生的生命的感悟，便进入禅。所谓明心见性，就是对此刻当下清醒的意识，对生命瞬间的直接把握。{22}以下是高行健的话：

慧能是一个独立不移的人，他追求的是得大自在。他作为宗教领袖，却拒绝偶像崇拜，也不鼓吹信仰，排除一切迷信，如此透彻。他声名赫赫，但拒绝进入宫殿当什么王者师，宁可掉头也不去，他知道一去就只能成为权力的点缀，当皇帝的玩偶，失去自由，他很了不起。慧能哪来这么大的力量？全来自他的大彻大悟。{23}

慧能开创了新风气，回到人的本真，率性而活，充分肯定个人的尊严。这种生活方式对权力当然是巨大的挑战，也是对社会习俗和伦理的挑战，但挑战不是造反，也不搞革命，不破坏，也不故作挑衅的姿态，而以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切切实实确认生命的价值和做人的尊严。{24}佛教讲慈悲，还为传宗衣钵而追杀慧能，佛门中尚且如此，更何况佛门之外的政治领域和其他领域。衣钵是权力的象征，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权力之争，这是一条定律。慧能的大智慧就是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不接受权力，更不进入权力框架。{25}禅宗衣钵到了慧能便不再传，这是历史事实。慧能敢于打碎衣钵，在宗教史上也是个创举。禅讲平常心，但平常心并不容易。面对巨大的权力的压力、财富的诱惑，还是以平常心做该做的事，不生任何妄念。以平常之心处置非常的压力与诱惑也是慧能的重要思想。而他之后的打杀菩萨，咒骂佛祖，则是故作姿态，而故作姿态，也是妄念作怪。{26}

一千年前的慧能，告诉我们如何把握生命，如何存在于当下，存在于此时此刻。这此刻当下，是个体的当下，活生生的当下，也是永恒的。永恒就是寄寓在无穷的当下的瞬间中。{27}要知道世界本是无知的，意义何在？二十世纪那么多改造世界的预言与乌托邦，都变成了一片谎言。从科技层面上说，世界确实进步了。但在人性层面上，人类却不见有多大的长进。人类发明了那么多医药，但人性的弱点无药可治。今天的人甚至比过去更脆弱。我不相信改造世界的神话，也不制造乌托邦。所谓有无意义，只在于是否自觉。我说“自觉”，就是用清明的眼睛清醒地认识自身与周围的世界。{28}

从事创作，无论是文学写作还是作画，创作的此时此刻已得趣其中，自由书写和尽兴书写的本身，就得到极大的满足，无需指望明天有人认可才得到满足。{29}

刘再复这样回应：禅实际上是审美，搁置概念、搁置现实功利的审美。{30}哲学本是“头脑”的，思辨的，逻辑的，实证的，但禅却把它变成生命的，感悟的，直观的。它创造了另一种哲学方式。{31}慧能不识字，可是他的思想却深刻得无与伦比。他的不立文字、明心见性，排除一切僵化概念、范畴的遮蔽，击中要害，直抵生命的本真。{32}慧能把禅彻底内心化了。他的自救原理非常彻底，他不去外部世界寻求救主，尋求力量，而是在自己的身心中唤醒觉悟。佛不在山林寺庙里，而在自己的心性中。每个人都可能成佛，全看自己能否达到这种境界，明白这一点确实能激发我们的力量。{33}慧能的一个思想贡献，是把佛学的外三宝——佛、法、僧，变为内三宝：觉、正、净。这是一个关键。把外在的求佛、求法、求救，变成内在的自觉，变成清醒的意识。{34}他进一步深化高行健对六祖慧能的阐发：

《六祖坛经》有个重要的发现：发现语言是人的终极地狱，也可以说，概念是人的终极地狱。慧能的思想是超越概念、穿越概念的思想。没有概念、范畴也可以思想，这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慧能那里却得到精彩的实现。这确实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资源。理性作为工具，是有用的，但它并非万能。慧能不是通过理性，而是通过悟性抵达不可说之处，抵达实物的本体，抵达理性难以抵达的心灵深处。{35}慧能知道，一旦进入宫廷，他就要被皇帝“供奉”起来，虽得到膜拜，但失去自由。慧能是一个思想者拒绝为权力服务的典范。他生活在唐中宗、武则天的时代，还属盛唐时代，是很繁荣、很开放的时代，连皇帝都信佛，都接受外来的佛教文化，也只有这种社会条件才能容纳慧能，容纳各种宗教流派，然而，即使在盛世，他也不为荣光耀眼的权力服务，只独立思想。慧能如此拒绝进入权力框架，事实上开创了一种风气，不作皇帝附庸与权力工具而独立自在的风气，实在了不起。{36}人的脆弱常常表现在很容易被权力、财富、功名所诱惑，也很容易被自己的偶像、名号、桂冠、衣钵所消灭。人的本真存在每时每刻都受到威胁，慧能的意义正是他提供了生命本真的当下存在受到威胁时如何抵抗这种威胁，如何守住人的真价值。{37}

慧能的思想有时呈现在他的讲道释经中，但更重要的是呈现在他的行为语言中。他拒绝偶像崇拜，拒绝皇帝的诏令进入政治权力框架，特别是最后打破教门权力的象征——衣钵，这些行为意义重大。《八月雪》把打破衣钵这一情节表现得非常动人。慧能这一行为包含着他对教门传宗接代方式的怀疑，只要看看当今宗教的派别之争，就可明白慧能的思想是何等深邃。{38}最讲和平的佛教尚且如此争斗，更勿论其他了。小权力让人产生小欲望，大权力让人产生大欲望。我曾感慨，也已写成文字，说宫廷之中因为有大权力，所以连被阉的太监也充满欲望，肉体上去势，心思里却去不了权势欲。可见人性恶是多么根深蒂固。{39}

慧能没有任何妄念，他什么都放得下。唐中宗、武则天两次征诏，他都抗拒，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历代多少寺院，只要皇帝一赐匾额，一征召入宫当“大师”，都感激不尽，连称“皇恩浩荡”，唯有慧能全不在乎，全都放下。他“止”于空门，决不“止”于宫廷之门，这是对功名心的真正否定，何等的力量。{40}《八月雪》最后一幕所表现的妄禅、狂禅，正是对妄念的批判。慧能致力于缩小人性与佛性的距离，把清净自性视为佛性，把平常自然之心视为菩提之心，把出世的宗教改为人文宗教，本是创举。可是到了马祖的弟子之辈，便把禅戏闹化，走向佛的反面，公开宣称“佛之一字，我不喜闻”，以至喝骂达摩是“老臊胡”，释迦是“干屎橛”，完全走火入魔了。《八月雪》最后一幕表现大闹参堂最后参堂起火，一切都归于灰烬，这不仅是禅的悲剧，也是世界人生的悲剧。慧能似乎早已洞见这一切，世事浮沉，人事变迁，周而复始，本想寻求大平静，但终于挡不住嘈杂与喧闹，这是世界的常态，今朝明朝都一样，所以也不必过于烦恼，重要的是在当下充分思想，充分生活。{41}endprint

慧能以他的惊世绝俗的行为告诉我们，存在的意义只有一条，那就是存在本身，那就是存在本身的尊严、自由与它对世界的意识。{42}这就是说，存在的意义是对生命本身清醒的意识。更为简单的表述，便是意义即意识。高行健的戏剧作品中一再表明这种思想，说世界难以改造，而人心往往一片混沌，活在妄念之中而不自知。{43}清明的眼睛，清醒的意识，再加上充分的表述，确实是很大的幸福与意义。{44}意义要从转变中去开掘，去发现。少说一点改造世界的大话，多做一些改造自身的修炼，可能更好些。{45}

从“文学主体性”到“文学自性”

上世纪80年代，刘再复在中国大陆提出“文学主体性”的命题，为文学回归文学本义而努力。主体性是西方的概念，它与客体性对立。离开中国后，他认真思考大乘佛教与禅宗的要义，更喜欢讲“文学自性”。“自性因缘而生，更具流动性。文学必须从一切他性（包括政治性、市场性、功利性、社会批判性等）解脱出来，才有自由。”{46}

刘再复的思考背景是宏阔的，他认为“真理有实在性真理与启示性真理之分，也可以说是雅典与耶路撒冷之分，希腊理性文化与希伯莱神性感性文化之分。整个西方文化，都以这两大思潮为基石。希腊理性派生出科学、哲学，耶路撒冷则产生宗教。文学如宗教，更注意感性生命。重感悟、重想象而扬弃实证。文学恰恰因为能够超越实证、超越有限时空，它才有存在的理由。文学可以反映现实，但不必受制于现实，也是这个理由。”{47}

他在出国后选择“返回古典”，还在于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反思。他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对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怀疑，也可以说是对西方理性体系的质疑。启蒙家们讲了一两个世纪的理性，结果到了20世纪发生了世界大战，绝对疯狂，绝对反理性，面对血腥的历史事实，思想家们对原有的理性形而上学体系产生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现代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有很大的区别。现代主义有大建树，有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的经典文本，有弗洛依德、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芙、贝克特等人对人的荒诞的发现与描述，其价值很高。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思想文化艺术领域中的革命思潮，造反思潮，其根本弱点，是只有解构，没有建构，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它总是以理念代替审美，我很不喜欢，所以提出要‘返回古典，意思是说，现代主义不应走向后现代主义，而应‘返回古典，从一切古典创造物中吸收营养，这也是我出国后的一种变化”。{48}自性这个概念是禅宗慧能思想的核心，自性、自佛、自救，我即佛，佛就在自身洁净的本性之中。刘再复用“自性”代替“主体性”，打破主客二分，融化在场与不在场。“自性概念的内涵大于个性，也大于主体性，它包括作家个性、主体性，但又大于这两者”{49}，他强调“文学的自性”是它的心灵性、生命性和审美性。{50}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在精神内涵层面只有‘国家、社会、历史这一政治性维度，从而使文学的想象力要素在现代文学中显得异常薄弱。鲁迅是成就很高的现代作家，但他后期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并认定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翼，也显然是离开了文学的自性立场”。{51}

刘再复评价高行健是“文学自性意识最强或说是自性意识觉醒得最早的当代作家。他早就宣称只对语言负责，只肯定文学中的审美判断，不肯定政治判断、道德判断、意识形态判断、市场价值判断等，完全从他性中抽离出来。他自觉地站立于非主義、非集团、非市场、非功名、非功利等状态中，即拒绝他性的状态中。他甚至认为，作家不可能充当‘社会良心、‘正义化身，一旦充当这种角色，就会陷入他性中，其结果便是付出作家自性的代价。”{52}他指出：作家当然要有良心，但这是个人良心，是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衷心体认，而以社会良心自居则会把自己的良心标准化、权威化。有些从事文学的人，自己的内心一片混沌，具有各种恶的可能，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并没有深入研究，却充当社会批判家和道德裁判者，结果总是言不及义，不仅于社会无补，而且丢掉了文学本义。{53}

对高行健的比较研究，刘再复选择了两位伟大的作家。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卡夫卡。他说：“鲁迅和高行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精神类型。简要地说，鲁迅是入世的，救世的，战斗的，热烈拥抱社会与热烈拥抱是非；而高行健则是避世的、自救的、逃亡的，抽离社会与冷观社会的。”{54}他具体分析了两人的代表作：慧能的精神在《八月雪》中表现出力透金刚的力度。如果说，《铸剑》中的黑衣人表现出来的是“厮杀”、战斗的力度，那么，《八月雪》中的慧能，表现出来的则是拒绝的力度，看破的力度，放下的力度，守持自由的坚定不移的力度，中国佛教史上，多少寺庙都因为皇帝的赐字赐号而欢呼，唯有慧能看得那么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奇观。如果说，黑衣人宴之敖是鲁迅的人格化身。那么，慧能则是高行健的人格化身。这两个化身形象，映射出两种非常不同的精神类型。{55}

2005年4月，刘再复在广州中山大学发表题为《从卡夫卡到高行健》的演讲，他认为禅宗的审美眼睛和卡夫卡的现代意识构成了高行健作品的诗意源泉，高行健无论在戏剧创作还是小说创作中，都有一种冷眼静观的态度，冷观世界，也冷观自己，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醒观美学和冷文学。{56}刘再复说：高行健的“观自在”得益于禅的启迪。禅宗的“明心见性”其要点是开掘“自性”（《六祖坛经》：万法从自性生。）他通过对个体生命之脆弱与混沌的清醒意识来肯定个体生命的价值，肯定人性弱点的合理性，从而给予生命最大的宽容。20世纪弥漫着救世主情怀，高行健一再批评尼采，正是批判自我的膨胀。尼采一面宣布上帝的终结，一面则在实际上宣布自我的创世纪，把自我膨胀为重建世界的超人。{57}

2008年5月，刘再复与高行健在香港对谈“走出20世纪”，他们从多个层面跳出20世纪的思维框架与概念。刘再复这样说，“20世纪的人类有很大的问题，尽管‘科技发展与‘结束殖民时代这两项有巨大成就，但缺少理性，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世纪的前期变成战争动物，中期变成意识形态动物（冷战动物），后期变成经济动物。整个世纪完全是天才小说家卡夫卡所预见。他的三部小说名字，《变形记》、《审判》、《城堡》，本是大寓言，不幸变成实际性的大预言。20世纪的人类变成甲虫（先是生活在装甲车里的战争动物，后又是生活在各种机器包括汽车里的经济动物）、摩天大楼、机场等变成使人异化的迷宫，更可怜的是本来什么问题也没有的正常人，却到处被批判、被揭发、被追踪。直到今天，卡夫卡的预言没有过时，人类仍然处在被物化、被异化的状态中。庄子所说的‘心为物役已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人为他物他者所役，包括被各种自己制造的大概念所役。‘继续革命、‘全面专政，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概念牢房。在文学艺术领域，我们也制造了许多漂亮的概念，例如‘时代的镜子、‘时代的鼓手、‘时代的风雨表、‘匕首、‘投枪、‘旗帜、‘新民、新社会、新国家的历史杠杆”等等，每一种概念都使文学变成非文学。此外，许多作家以为可以充当‘救世主，可以当改造世界的灵魂工程师，结果担负不该担负的各种重担，完全被他性所困，从而失去心灵的自由。”{58}endprint

对文学的功能，他们“并不强调形象与情感，而是强调其对世界与人性的认知。对文学真理，他们“只强调尽可能贴近真实，并不奢望确有真理可以穷尽。”刘再复和高行健的文学思想十分深邃，“既远离华人华文的思维框架，也远离西方知识界的思维框架。”{59}

高山流水

余英时先生这样评价刘再复和高行健的关系：他们不但是“漂流”生活中的“知己”，而且更是文学领域中的“知音”。他们之间互相证悟，互相支持，互相理解，也互相欣赏。这样感人的关系是难得一见的，大可与思想史上的庄周和惠施或文学史上的白居易和元稹，先后辉映。{60}他还用了中国古典文论中的“真赏”两字来定义他们的交情：

再复十几年来写了不少文字讨论高行健的文学成就。无论是专书《高行健论》或散篇关于《八月雪》剧本的阐释，再复都以层层剥蕉的方式直透作者的“文心”，尽了文学批评家的能事。这是中国传统文艺评论所说的“真赏”，绝非浮言虚誉之比，更没有一丝一毫“半是交情半是私”（杨万里句）的嫌疑。在《巴黎十日谈》中，高行健对刘再复所说的短短两三百字中{61}，为刘再复的“第二人生”勾勒出一幅最传神的精神绘像，不但画了龙，还点了睛。这也是建立在客观事实之上的“真赏”，绝不容许以“投桃报李”的世俗心态去误读误解。{62}

香港明报总编辑潘耀明则用“满腔热血酬知己”来形容刘再复对高行健的感情。他说：“凡是认识刘再复的朋友，都会听到刘再复对高行健的反复推崇，当初如此，年年如此。”{63}羊城晚报记者吴小攀问刘再复：您与高行健的私人关系也很好，这是不是会影响您对他的客观评价？刘再复这样回答：

我与高行健关系的确很好，情同手足。但我对他的评价在认识他之前就已开始。他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我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当然是非读非关注不可。一读他的书，我真的顿开茅塞，正如王蒙评价说：“妙极了！”这之后因为心向往之，才通过刘心武第一次请他到我家（劲松寓所）。头一次见面，是他和我們“劲松三刘”（包括刘湛秋）。主讲人是他，我至今印象极深，意识流、荒诞派、贝克特、加缪、拉康、德里达，一个接一个新鲜信息。我经受了一场轰炸，一次浇灌。散场后，我还记得刘心武说：“听行健说话，如闻天乐。”我记得自己感慨说：“他真是我们的先锋。”他法文好，直接从法文里了解最新的文学信息，所以此后我们几个经常聚会，有时行健独自到我家，一坐下来便抽烟、说话，就是不讲一句客套话、废话，也决不留下吃饭，显得特别忙，当时我还开玩笑说过：“你怎么像牧师，布道完就走。”当时我发现这位朋友特别有思想，也特别个人化，对世界上的各种创作流派和各种主义如数家珍。后来他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我给他很好的但也是恰当的评价，就不奇怪了。{64}

2000年诺奖名单公布后，高行健和评委马悦然都给刘再复打电话。马悦然这样说：“再复啊，我告诉你，行健得奖了，我很高兴，而且我特别要感谢你，当时行健的手稿我实在看不清楚，多谢你帮我背回去打印，让我能及时翻译成瑞典文。还要感谢菲亚（刘再复的妻子），她帮忙打印。”{65}1988年，刘再复作为中国第一个作家，被邀请去参加诺贝尔全部奖项的发奖仪式，“很隆重的，因为他们过去一直跟我们中国没有关系，这是头一次邀请一个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作家来参加发奖仪式的全过程，包括国王宴会，《人民日报》记者顾耀铭报道了这件事。当时我和修瑞娟{66}一起去，科学界邀请修瑞娟，文学界邀请我。马悦然告诉我，他很喜欢高行健的作品，他说最近刚接到行健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叫《灵山》，可惜初稿他看不清，因为它是中文手稿，不然他马上会把它翻译成瑞典文。我说我背回北京打印。”{67}刘再复和马悦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注意到高行健的价值。上世纪80年代初，刘再复就与高行健开始密切交往。他高度评价高行健80年代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振聋发聩，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给我和很多作家朋友很大的启发。原来小说有千种万种写法，现实主义方法之外还有那么多不同的写法。通过高行健，我们的眼光开始投射到荒诞（荒诞戏剧和荒诞小说），投射到意识流，投射到魔幻现实主义。高行健戏剧作品《车站》和理论作品《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开创了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先河，扩大了作家的视野。以《车站》为开端，中国当代文学形成了和现实主义对峙的另一脉络，这就是高行健、残雪、阎连科的“荒诞”脉络。这一脉络使中国当代文学更为深刻也更多姿多彩。高行健是我们这一代人最醉心于艺术探索也是从心灵深处最远离政治的人。{68}

刘再复认为高行健的魅力在于他拥有一个“精神的十字架”。

他思想很开阔，对西方文化很了解，直接从法文了解。他有个精神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纵的方面是中国的古和今，横的方面是世界文化的东和西。人要丰富，就必须要有这个精神十字架，要打通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的血脉。首先要打通中国文化“古与今”的血脉，然后再打通中西文化“东与西”的血脉。高行健是个天才，他特别善于打通并创造出前人未有的艺术，说出前人未曾发过的声音。{69}

出国之后，刘再复与高行健经常联系，“每一次电话都谈很久。”{70}他回忆道：1983年，我和妻子带着五岁的小女儿去看《车站》，行健和林兆华等在门口。看完戏后，我对妻子说那个“沉默的人”就是高行健，他已离开那个总是等待着的集体意志，走自己的路了。“沉默的人”最后在戏场里从低处走向高处，一直走出场外，这也预示着行健后来的命运。1989年我出国后，第一星期就在巴黎和行健见面，他告诉我，此后最要紧的是抹掉心灵的阴影，走出噩梦。我一直记住这句话。1997年他到纽约办画展，特地到科罗拉多看我，三天三夜，他一步也没有踏出房门，只是推心置腹谈个没完。每次和他交谈，我的视野就进一步打开。阴影就愈少。朋友之交。灵魂互相撞击。彼此都好。但我总觉得他给予我的，比我给予他的更多。我的一些评论推介文字不过是呐喊助阵，真正走在历史前沿的，还是他的才华与文字。不过，他知道我看了《车站》、读了《冥城》、《山海经传》后是怎样高兴，也知道我读了《一个人的圣经》的清样后在电话里兴奋得如何叫嚷。作家本该亢奋，但他偏偏格外冷静；思想者本应冷静，但我偏偏老是抑制不住内心的翻腾。{71}2015年，刘再复又写道：他的作品不仅使我感动、震动，而且从根本上启迪了我。我结识过许多作家，他们的作品也曾打动我，但没有一个像高行健如此给我启迪。这启迪，甚至改变了我的某些文学理念和思维形式。{72}endprint

上述真实的生活细节和发自肺腑的话语彰显两人惺惺相惜的深情。他们共同经历过中国大陆的毛时代，都因为政治原因流亡异域，他们对彼此创作意图和作品的理解，有他人无法企及的默契与深度。刘再复和高行健两人，是同时代的文学巨人。他们代表了中国古典中“高山流水”的境界，《列子·汤问》中说：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73}他们之间如伯牙和钟子期，既是知己和知音，各自的文艺作品又都十分高妙。

谨以此文向刘再复先生和高行健先生致敬！

2017年6月22日～7月4日

7月12日再修改

7月27日校正注释

① 刘再复说：我把48岁之前（1989年之前）的人生，视为第一人生，把这之后到海外的人生视为第二人生。转引自刘再复、吴小攀：《走向人生深处》，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月第1版，第13页。

② 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关于文学忏悔意识与灵魂维度的考察，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刘再复：《思想者十八题——海外谈访录》，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6月初版，第3-4页。

④ 转引自《渤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2期，第34页。

⑤ 林毓生，1934年生于沈阳，原籍山东黄县，7岁时移居北平，14岁随家人迁入台湾。1958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师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大师殷海光。1960年赴美深造，师从世界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197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任维吉尼亚大学访问助理教授。1970年开始执教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主讲中国思想史，于2004年退休，改任该系荣誉教授。1994年当选为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在中国大陸出版的著作包括《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初版、1988年增订再版）、《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热烈与冷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等。根据百度“林毓生”词条简编。

⑥ 此文发表于1997年1月13日香港《明报》，收入李泽厚、刘再复著《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谈录》，（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2月1日初版一刷，第344页。

⑦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谈录》第344-345页。

⑧ 这四部书分别是：刘再复：《论高行健状态》，香港：明报出版社2000年版；刘再复：《高行健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刘再复：《高行健引论》，香港：大山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刘再复：《再论高行健》，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6年版。

⑨ 庄园：《个人的存在与拯救——高行健小说论》（高行健研究丛书），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7年2月第1版，第6页。

⑩ 根据百度百科“禅宗”词条简编。

{11} 刘再复、吴小攀：《走向人生深处》，中信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第1版，第105页。

{12} 刘再复：《论高行健的状态》，香港：明报出版社2000年11月初版，2001年1月第二版，第6-7页。

{13} 原载《亚洲周刊》2005年5月15日《放逐的灵魂释放自由的声音——〈亚洲周刊〉石燕紫的报道稿》，转引自刘再复著《思想者十八题——海外谈访录》第363-364页。

{14} 刘再复：《精神囚徒的逃亡——读〈八月雪〉》，写于2004年1月15日，收入刘再复著《高行健论》一书。

{15} 《放下政治话语——与高行健的巴黎十日谈》之“（一）慧能的力度”，收入刘再复著《思想者十八题——海外谈访录》第5-12页。该文署名“刘再复高行健”于2009年4月刊发在中国大陆《书屋》期刊，题目为《禅性与文学的本性——与高行健的对话录》。

{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 刘再复：《思想者十八题——海外谈访录》，第5页；第6页；第7页；第8页；第7页；第8-9页；第11页；第7-8页；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0页；第11页；第12页；第5-6页；第6页；第6-7页；第7页；第11-12页；第7页；第8页；第8页；第9页；第9页；第9-10页；第10页；第10页；第11页；第11页；第12页。

{46}{64}{65}{67}{68}{69} 刘再复、吴小攀：《走向人生深处》第236页；第69-71页；第146页；第146页；第148页；第147-148页。

{47}{48}{49}{50}{51}{52}{53} 《文学自性与文学本义——刘再复答朱爱君》，转引自刘再复、吴小攀著《走向人生深处》，第210页；第206-207页；第202页；第202页；第214页；第203页；第203页。

{54} 刘再复：《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两大精神类型——鲁迅与高行健》，原载香港《文学研究》2005年创刊号，收入刘再复著《再论高行健》一书，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6年12月初版，第69页。

{55} 刘再复：《再论高行健》，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6年12月初版，第71页。

{56} 《放逐的灵魂释放自由的声音——〈亚洲周刊〉石燕紫的报道稿》，转引自刘再复著《思想者十八题——海外谈访录》，第362页。

{57} 刘再复：《从卡夫卡到高行健——高行健醒观美学论述提纲》，原载《明报周刊》2005年9月号，收入刘再复著《再论高行健》一书中，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6年12月初版，第60页。endprint

{58} 《文學自性与文学本义——刘再复答朱爱君》，转引自刘再复、吴小攀著《走向人生深处》，第205-206页。

{59} 引自刘再复2017年7月9日给笔者的信函。

{60} 余英时为刘再复所著《思想者十八题》所写的序言《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2007年5月14日写于普林斯顿。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6月初版，第xi页。

{61} 本文第一段所引用的高行健的话。

{62} 余英时为刘再复所著《思想者十八题》所写的序言《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第xii-xiii页。

{63} 潘耀明：《满腔热血酬知己》，写于2000年11月7日，收入刘再复著《论高行健的状态》一书为序言，明报出版社2000年11月初版，2001年1月第二版，第i页。

{66} 修瑞娟，女，1936年出生，微循环医学专家、研究员，是世界医学史上第一个以中国人姓氏命名医学理论（修氏理论）的医学家，目前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根据百度词条“修瑞娟”简编。

{70} 刘再复2000年时在香港《答〈文学世纪〉颜纯构、舒非问》，此文收入《论高行健的状态》，明报出版社2000年11月初版，2001年1月第二版，第64页。

{71} 刘再复：《后记：经典的命运》写于2000年11月11日香港城市大学校园，收入刘再复著《论高行健的状态》一书，明报出版社2000年11月初版，2001年1月第二版，第232-233页。

{72} 刘再复：《自序——高行健，当代世界文艺复兴的坚实例证》，刘再复著《再论高行健》自序，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6年12月初版，第3页。

{73} 根据百度词条“高山流水”。

参考文献：

1. 《放下政治话语——与高行健的巴黎十日谈》，该文收入刘再复著《思想者十八题——海外谈访录》第一题，1-32页，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6月初版。2005年2月，与高行健就四个话题展开对话，包括（一）慧能的力度（二）“认同”的陷阱（三）走出老题目、老角色（四）现代基督的困境。该文改名为《禅性与文学的本性——与高行健对话录》，刊发于中国大陆（湖南）期刊《书屋》2009年第4期。

2. 刘再复：《论高行健状态》，香港：明报出版社2000年版。

3. 刘再复：《高行健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

4. 刘再复：《高行健引论》，香港：大山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

5. 刘再复：《再论高行健》，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6年版。

6. 刘再复：《读高行健》，香港：大山文化出版公司2013年版。

7. 刘再复、吴小攀：《走向人生深处》，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月第1版。

附录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发表的刘再复评述高行健的单篇文章（共12篇）：

1. 刘再复：《十年辛苦不寻常——高行健获奖十周年感言》，《华文文学》2010年第6期，第7-9页；

2. 刘再复：《当代世界精神价值创造中的天才异象》，《华文文学》2010年第6期，第28-32页；

3. 刘再复：《走出二十世纪——高行健〈论创作〉序》，《华文文学》2010年第6期，第33-37页；

4. 刘再复、潘耀明：《〈高行健研究丛书〉总序》，《华文文学》2010年第6期，第44页；

5. 刘再复：《高行健近十年著作年表及获奖项目》，《华文文学》2010年第6期，第45-50页；

6. 刘再复：《高氏思想纲要——高行健给人类世界提供了什么新鲜的思想》，《华文文学》2012年第3期，第38-41页；

7. 刘再复：《高行健的自由原理》，《华文文学》2012年第3期，第42-43页；

8. 刘再复、刘剑梅：《高行健莫言风格比较论》，《华文文学》2013年第1期，第13-18页；

9. 刘再复：《世界困局与文学出路的清醒认知——高行健〈自由与文学〉序言》，《华文文学》2013年第5期，第10-12页；

10. 《要怎样的文学？——高行健刘再复在香港科大的对话》，潘淑阳整理，《华文文学》2014年第6期，第5-10页。

11. 刘再复：《走向当代世界绘画的高峰》，《华文文学》2015年第5期第5-9页。

12. 刘再复：《高行健：当代世界文艺复兴的坚实例证——〈再论高行健〉自序》，《华文文学》2017年第5期，第5-8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wakening to Buddhist Truth， Self-nature， and Tall Mountains with Flowing Waters： Liu Zaifus

Commentaries on Gao Xingjian

Zhuang Yuan

Abstract： After 1989 when Liu Zaifu drifted overseas and began his‘second life， he kept away from literary trends although he never stopped thinking and writing， thus becoming a universal literary thinker. It was not till 2000 that Liu extracted and purified such ideas as‘wuzheng（realizational evidence），‘mingxin jianxing（nature as seen by bright heart），‘psychological ontologyand‘self-nature， achieving a clear-sighted view of the trends in which Chinese art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s carried away by Western theories and sorting them out. His engagement in the transformative cre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nlightenment Gao Xingjian， a close friend， on him. This article is a summary of what commentaries Liu has made on Gao Xingjian.

Keywords： Awakening to Buddhist truth， self-nature， tall mountains with flowing waters， Liu Zaifu， Gao Xingjian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