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洁 刘奕

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行动取向更突出，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利益诉求也格外明显，他们想要定居城市，却避免不了身份认同的尴尬。如何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与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关键所在。从经济、文化、政治维度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遭遇的挑战，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原因进行分析，建构了三个维度上农民工参与平等的路径。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参与平等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03.038

1 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

所谓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新生代农民工即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群体。据《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

2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面临的挑战

无论是就业还是生活，新生代农民工都把自己的心理预期定位于城市，其教育程度和兴趣爱好较之老生代农民工也更接近城市习性。但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特点和市民化诉求之间的矛盾，在城市生活中常常想要融入却又不时面临边缘处境，因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本差异、文化价值差异和制度保障差异与城市之间仍然存在隐性隔离。

2.1 经济情况有所改善，条件保障仍有不足

以“经济人”属性来说，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份工作、获得稳定的收入以及改变原有的居住条件。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导向性更加理性和成熟，他们在考虑赚钱的同时，更多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提出了对工作环境、生活交际更高的要求，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服务业相对来说更吸引他们，月均收入稳中有升。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情况的改善仅仅只能和老生代農民工或者他们自己相比，和城镇职工对比分配并不公正。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生产人员和服务人员占有很大比重，更换工作较为频繁，从事的是低端劳动，进入的是次要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低、工作环境差、社保体系不健全、向上流动机会少。2017年，农民工年均收入41820元（按照月均收入3485元得出），与非私营单位的74318元和私营单位的45761元还存在差距。

2.2 文化氛围日益趋同，差序格局仍然存在

以“社会人”属性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文化认同以及城市对他们的身份认同是实现其社会融合的难题之一。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能力比老生代更强，生活方式与相同年龄的城市居民基本趋同，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可度也更高。但就生活水平和交往质量来说，其精神生活仍然呈现孤岛化。由于文化价值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低、消费结构比较单一，可支配收入少，用于日常生活开支多，物质生活的消费远大于精神世界;他们的休闲方式存在随意性，多用来消磨时光，广场舞、打牌等娱乐活动更受青睐，没有合理的时间安排。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延续了老生代农民工的差序格局，身处城市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关系简单，人际交往仍限于封闭的交际圈，他们绝大多数交往的对象是同乡、同事和同学，与城市居民缺少沟通。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都通过微信等新媒体来进行虚拟社会交往，现实反而更加孤单。身份来源的特性使他们缺乏城市归属感和心理认同感，交往圈子小、范围窄;密集型劳动的工作使他们工作量大、休息时间少，缺乏时间经营人际关系。

2.3 政治资源逐渐丰富，行为效能有待提高

以“政治人”属性来说，新生代农民工需要通过政治资源来争取平等地位和平等权益。他们政治资源的获取主要通过日常的政治参与行为和权益维护行为。日常的政治参与包括选举投票、利用网络形式参与政治生活等。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可以行使好他们的政治权力。权益维护行为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取政治资源的主要手段，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包括加入工会、劳动维权、财产维权等。相比老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更大、自身素养更高，寻求权益保障的渠道更广也更规范。他们擅长使用互联网，懂得用法律手段来进行自我保护，维权意识比较高。比如，在维权的诉求上，具有更加明确和全面的依法维权意识，在劳动维权时维权诉求都有法律依据。受教育水平、互联网普及程度、工会组织数量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维护行为更加具备法律色彩，文明程度有所提高。不过，新生代农民工处在农村与城市的灰色地带，没有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城市建设者而不是居住者的角色定位让他们在两地的行为效能都相对低下。在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和务农的农民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已有很大不同，政治参与程度有限，即便想要进行日常政治参与，也缺乏充分的知识和经验，无法带来真正的决策效能。在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能够行使的权力远远少于城市居民，政治资源获取机会不平等，缺乏政治参与的话语权。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背景下的经验研究中发现，老生代农民工大多将自身角色定位为“农民”和“暂居者”，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多将自己定义为“社区一员”，拥有享受更多城市资源和服务的信念，这种心理上的差异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社区公平感却又无法保证程序上的公平，形成了较大落差，也无法发挥政治参与效能。

3 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策略建议

3.1 完善资源配置机制，打破新生代农民工经济壁垒

与老生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期望方面具有很强的自身群体特征，工作嵌入率低，主动离职率高，平均每年换工作的次数多。根据其群体特点和利益诉求，政府应当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程序，加强专项扶持，保障就业平等。在增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平台、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平等创业方面出台相应政策。特别是对于有创业需求的新生代农民工，政府可通过为其提供创业贷款、创业补贴等方式为新生代农民工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3.2 重视内在心理需求，转变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农村、工作在城市，至今，他们对自己身份的定位仍然倾向于盲目的服从国家与社会给予的模糊性安排，无法结合社会现实对自身身份进行正确的认识与调适，进而表现出一种沉默的服从。社交圈子窄，交往对象主要是老乡、当地朋友和同事，甚至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和他人来往，无法表达真正的心理需求。为了消除城市隔膜、解决精神孤岛问题，作为社会人，新生代农民工应寻求心理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必要的方面和城市居民进行日常交往。此外，身份承认涉是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条件等外在认同之外的内在认同。新生代农民工身份不被承认的关键在于中国是“身份社会”，身份符号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新生代农民工被定位在弱势阶层上，人们形成了固化印象。对此，社会要建立契约精神，消除新生代农民工的角色地位。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城市居民，都应当把新生代农民工看作是“契约人”而不是“身份人”，以他们的学识才能而不是家庭出身判断其个人素质。政府需要引领社会的思想转变，企业应当看重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潜能，城市居民应该把他们作为独立的人格看待。称呼只是一个代号而不是符号，社会必须抛弃称呼的有色眼镜才能进步。

3.3 加强正义制度设计，消除新生代农民工政治障碍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城市平等政治资源的成因。近年来，尽管全国各地都出台了取消农业户口的方案、加速城乡统筹，但真正实现户籍制度改革不能只是形式上的统一，更应该涉及到实质上的规范管理。新生代农民工注重的不是纸上规定的改变，而是能够真正实现“农”和“非农”背后社会保障和政治权利的平等。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应当着重聚焦流动人口管理，使他们获得平等的政治地位，实现权益均等化。新生代农民工属于典型的流动人口，其流动范围不仅局限于一个地方的农村或城市，还有相当一部分跨省市流动。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都是各个省（市）级政府独立拟定，取消的是本省（市）内农业户口的限制，对于跨省务工的农民工并没有考虑在内。而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的差别却是比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更大的鸿沟，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千差万别，政治地位也更低。地区差异仍然是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阻碍。但结合实际情况，我国现在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户籍制度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居住证积分制度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上海为例，居住证积分划分详细，指标包括年龄、教育背景、技能等级等，达到积分标准可享受和上海户籍同等的保障，这样的举措不仅合理规范，而且是对来沪工作人员自由发展的一种鼓励手段，为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的政治参与和权益维护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因此，各个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地区条件设置相应的条例办法，在法规上消除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障碍，拓宽其获取政治资源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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