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冰

多年以前的辛丑除夕，那大约是城里的百姓饿到极致的时段。

三十晚上，母亲七拼八凑，勉为其难地总算做出了几样年菜：一碗慈菇、胡萝卜烧猪肉，一条巴掌大的鲢鱼，鸡蛋饺烩豆芽。看看天要黑了，母亲取出家里的酒票和五毛钱，让我去打半斤散装白酒。把玻璃瓶递到我手里时，她又叮嘱了一遍，下台坡时小心滑，别把酒瓶打破了。

出门时空中已经飘起了小雪花，好在杂货店不远，拐上汉西门大街，南行三四十米，就在菜场的对面。因为店门前铺着三层青石台阶，差不多有我们半人高，所以都叫它“高台坡”，是附近最大的一家杂货店。阴沉沉的暮色中，店里的低瓦数电灯黄黄地眨着眼，好像也倦到要睡了。门前的铺板已经上了一半，店堂里坚守在为人民服务岗位的值班店员，除去了白围裙，摘掉了蓝布护袖，双手笼在棉袄袖筒里，百无聊赖地倚在柜臺上，随时打算回家吃年夜饭的模样。他验过酒票，收钱找钱，把铁皮漏斗插进酒瓶中，一手握着瓶颈，一手掀开酒坛口的布沙袋，三根手指捏住毛竹酒端的高柄，深深地压进酒液里去，利索地一提一倾，玻璃瓶里就有了半斤白酒。

我接过酒瓶，凑近瓶口闻了闻，一股辣劲直冲脑门。压紧瓶塞，小心翼翼地走下湿滑的石台坡，抬眼看路时，忽然发现对面菜场门前，围着五六个人。这个时候，街面上还能有什么热闹可看呢？好在是顺路，我走过时便从人缝中张望了一眼。

居然是青菜！

地上一并排放着三棵青菜，高梗白，七八寸长，都有小孩胳膊粗细，估算至少有一斤多重。雪白的肥厚的菜梗，碧绿的舒展的菜叶，都神采奕奕地挺拔着，显见得是刚离地的。

半个世纪后，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看那棵翡翠白菜，心灵的震颤都没有如此激烈。

青菜旁边，是一双穿着泥鞋的脚，黑布大裆棉裤，黑棉袄，腰间束着根黄草绳，笼在袖筒里的双手紧抱在胸前，酱紫色的脸膛，说不清是饱经风霜还是冻着了，头上一顶破毡帽。

我的手心里还捏着一毛二分钱，忍不住问：“多少钱？”

旁观的人代他答：“不要钱，要半斤白酒！”

人们的视线转向我身上，立刻注意到我手中的酒瓶：“这娃儿正好有半斤白酒！”

“娃儿有，管嘛用，娃儿又当不了他老子的家！”

紫膛脸上混浊的眼，看着我手里的酒。

我看着地上的青菜。

真想拿白酒换了这青菜啊！

南京人对于青菜有特别的感情，俗话说：“三天不吃青，两眼冒火星。”差不多有两年了，没见过如此鲜嫩的青菜！而且，就连张牙舞爪的“飞机苞菜”，也不是每天都能买到的。当时凭蔬菜票买菜，即便有票，如果你排队排得太后，菜卖完了，那也只能“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往年入冬之际，便是腌菜时节。就在摆放这三棵青菜的街面上，青菜堆积如山。家家户户都会买上几百斤青菜，外加百十斤雪里蕻，卖菜的、买菜的、运菜的、洗菜的、晾菜的、腌菜的，街头巷尾，房前屋后，满眼一片青青白白，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

做梦也想不到，南京居然会有看见青菜让人两眼放光的时候！

如果我把这三棵青菜换回去，肯定是今年春节最受欢迎的美食。母亲和弟弟妹妹，又该是何等的开心啊！然而，父亲呢？

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年轻时一好烟、二好酒、三好茶。这两三年，他的烟瘾、酒瘾、茶瘾，都被熬到了极致。我曾经在放学的路上，悄悄地为父亲捡烟头，一个星期的所获，剥出一小火柴盒。父亲打开那个火柴盒时，脸上的表情，感动之外，更多的是羞愧，他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去沿街捡垃圾。但只是一瞬间，他便裁出一角纸，卷成一支烟，点火猛吸，一口就抽掉了一半。后来连烟头都捡不到了，有人教父亲卷干荷叶、柳树叶抽，抽一口，咳呛几声，也算过了瘾。上半年家里的酒票，被父亲换了两张烟票。这半斤酒，该是父亲辛劳一年、仅有的一点享受了。我又怎么忍心剥夺呢？

我抱着白酒回到家中，母亲已经在担心，是不是冻得手抓不住摔了瓶子不敢回家。我说不是，是在看青菜，有人要用三棵青菜换半斤白酒。

父亲听到了，忙说，你怎么不换呢？我也想吃青菜呢！

我什么也没有说。

很多年过去了，现在别说过年，就是平常的物质生活也已经极大丰富了，那三棵菜却一直鲜亮地在我眼前，它们曾细微地衡量着亲情的比重，也在艰苦的环境里让我很早就知道了亲人的意义：那就是全心全意地为对方着想，像旭日暖阳，包围彼此。

（林冬冬摘自《饥不择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