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嘉艺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镜铭出现于战国，发展至汉代成为铜镜的主体装饰，其体式发展历经三言、四言、六言再到七言的转变，每一次变动都有其内在生成机制。镜铭是七言体式文学诞生的早期形态之一，从内容、结构等角度将汉代七言镜铭与七言诗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有颇多近似之处。通过梳理镜铭的体式演变和生成原理，可以从结构的视角构建较为完整的镜铭发展史，亦可对汉代七言诗歌的起源予以补充。

一、汉代镜铭体式的演变

从语体角度考察，诗歌的语体呈现从三言、四言、五言再到七言的发展趋势。镜铭与诗歌的发展线索基本一致，西汉时期的镜铭中有三言体、四言体，其中以四言为主。西汉中晚期出现了六言体、七言体，新莽时期直至东汉中晚期，七言体得到大量运用，三言体亦有存续。

西汉早中期镜铭体式与诗歌类似，均受《诗经》的影响，多以三言、四言为主。而与诗歌相异之处在于，镜铭作为附属于铜镜上的实用性文字，其表现空间受到限制，故更加简短。四言类镜铭中多有类型化的固定书写：“大乐富贵得所好，千秋万岁，延年益寿”[1]34；“与天相寿，与地相长，富贵如言，长乐未央”[1]86；“服者君卿，万岁未央”[1]94。还有一些较长的镜铭，在简单铭文的基础上稍加变动，其实大同小异。比如：“见日之光，天下大阳，服者君卿，延年千岁，幸至未央，常以行。”[1]134内容多为求长寿、求富贵简短韵语的组合。

又有三言类镜铭，如祝寿类“寿如山，西王母，谷光憙，宜子孙”[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