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 瑛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经贸研究所，上海 200336)

一、引言

自Koopman等提出了垂直分工体系下的贸易增加值核算体系以来[1][2]，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研究迅速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如图1所示，2000～2006年中国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有了显著的提升，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幅度最大并为整体出口附加值率的攀升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也得到了Kee和Tang、张杰等的普遍认同[3][4]。但现有文献更多关注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整体变动，涉及加工贸易也往往聚焦于外生冲击对加工贸易占比变动的影响[5][6]，少有研究直接关注劳动供给变动所引致的加工贸易升级进程。而从图1所揭示的趋势来看，单纯讨论加工贸易占比的变动固然可以基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在不同贸易方式之间的天然差异解释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整体变动，但显然不足以解释加工贸易自身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尤其在同一时期，中国人口结构转型加速，人口红利逐步消融[7]，这对依赖低端劳动力禀赋的加工贸易无疑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除了加工贸易的转型，是否还存在一种潜在的可能，即人口结构转型通过推动加工贸易升级而实现中国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攀升呢？因此，本文不再关注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平均水平，而是直接基于人口结构转型背景探讨加工贸易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变动，并尝试解答上述问题。

图1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变动趋势(2000～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