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尧天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1920年8月6日,鲁迅被聘为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按当时校方规定,鲁迅须为所开设的“中国小说史”课程编写讲义。此后,鲁迅一边编写讲义,一边由校方油印发给听课的学生,即“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注]《柳无忌来信按语》,《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37页。,最初形成讲义凡17篇,总题《小说史大略》。此后,鲁迅在这份讲义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规模修订,从原来的17篇扩充至28篇,并于1923、1924年分上、下两册由北大新潮社出版,此即《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虽然鲁迅此后对该书仍事修改,但基本维持了这一版的面貌。[注]详参鲍国华:《论〈中国小说史略〉的版本演进及其修改的学术史意义》,《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期。

相对于作为文学家与思想家的鲁迅,作为学问家的鲁迅一度较少受到关注,不过,晚近二十多年来,这方面也积累了诸多成果。至今,研究界已经不乏从学术史视角对《史略》的讨论,这部著作的开创性以及示范性被不断彰显。[注]如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刘永强、战立忠:《〈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理念及表述方式》,《文史知识》1999年第8期;陈伟华:《学术史和文学史比较略论——以〈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小说史略〉为例》,《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3期;鲍国华:《从学术史视角看鲁迅的文学史研究》,《东岳论丛》2012年第12期;刘东方:《鲁迅对现代学术文化的贡献——以〈中国小说史略〉为例》,《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9期。《史略》出版于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时刻,同时也内蕴了现代学术建立初期的诸多矛盾与张力。从《史略》的这一特点出发将更易于我们理解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的复杂性。诚然,鲁迅的小说史写作体现出了严谨的逻辑化和体系化特点[注]贺根民:《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体系意识》,《聊城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但如果我们将逻辑化、体系化作为文学研究现代转型的标志,那么不可忽略的是,鲁迅的《史略》仍然保留着较强的主观色彩,体现出鲁迅作为文学家丰富的艺术感受力。《史略》以此在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显示出独特性。

一、《史略》的结构:“进化”或者“演进”?

囿于传统史学家对小说的成见,小说长期被视为“小道”,因而难以进入学术主流。在《史略》的《序言》中,鲁迅开篇即指出:“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鲁迅全集》第9卷,第4页。鲁迅这番对小说史的检讨,不仅是面向过去,指出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情形,同时也表明了《史略》在中国学术上史的开创性。虽然他随后谦逊地表示“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鲁迅全集》第9卷,第4页。,但正是这部“粗略”的著作折射出了中国学术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诸多复杂现象。

“自来无史”的中国小说,却并不意味着中国小说“自来”不受到传统学者的重视。实际上,自宋以来,古代文学批评就形成了“话”与“评点”两种最普遍、影响最深广的形式,前者适合于诗、词、曲的批评,后者更适合于小说的批评[注]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导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10页。。小说评点来源于传统经注、史评和文选注评,虽然依附于特定的小说文本,但小说评点机动灵活,且多主观性的自由发挥;最常见的是评论者的吉光片羽,其形式多样,可以包括释义、补遗、考证、论曰、音释、补注、断论等。但由此带来的缺陷就是,零散、碎片化的评点始终无法形成连贯的论述脉络,更难以在内部关联起来达到“史”的标准。从明末清初到鲁迅写作小说史的民国时期,小说评点经历了一个由繁盛到衰落的历史过程。这首先与小说从文坛边缘移向中心有关,人们认识、研究小说的方式亦由此发生了转变。

随着文学观念的更新,小说从文坛边缘移向中心,从根本上带动了小说研究方式的变化。评点的衰落,离不开小说研究从评点向小说史写作的转变;当小说被纳入到历史谱系中时,小说的研究也就开启了向现代转型的进程。“评点”与“史略”不同,前者近于文学批评,而后者更侧重文学的历史性,二者在晚清民初的接续与转化反映了小说研究范式的转变。当梁启超在1902年鼓吹“小说界革命”时,他是把小说作为现代启蒙与救亡事业的一部分看待的。如果这一事业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进程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关于小说的研究也同样离不开这层历史背景。如梁启超在强调小说的使命时即认为:

本报论说,专属小说之范围,大旨欲为中国说部创一新境界,如论文学上小说之价值,社会上小说之势力,东西各国小说学进化之历史及小说家之功德,中国小说界革命之必要及其方法等。[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十四号,1902年。

值得关注的是,这段引文中所提出的“小说学进化之历史”:一方面说明“小说”可以成为专门的学问;另一方面也为撰写小说史预设下了进化的眼光。梁启超的观点表现出,进化论不仅成为清末民初启蒙思潮的重要思想资源,而且也为文学研究或者学术转型提供了最为基本的理论框架和方向指引。

在1906年跟随章太炎之前,鲁迅早年曾经一度对梁启超的文章和主张颇为着迷。像梁启超一样,鲁迅也接受了进化论的号召,并且在此后将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保持着对进化论的信仰。因此,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这种最能够体现现代史观革命的理论,是否也在《史略》中有所表现呢?

首先,鲁迅自觉地将进化论作为小说史的结构方式。在《史略》的不少章节中,鲁迅述及小说文体时都使用了“演进”或“变”等词汇,这涉及到了跟时间、进化有关的新的历史意识,而正是这些体现时间、进化意识的关联词语将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贯通起来,使得原本只能对应单部作品的“评点”具有了某种深度的时间性。其次,我们还应当注意的是,鲁迅对于进化论的把握仍然较为复杂。1924年7月,在西安讲学时所形成的记录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曾经这样阐释进化史观对其小说史写作的影响:

我所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许多历史学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也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孱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文艺,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注]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11页。

不同于直线性的目的论进化史观,鲁迅这里提到了小说史在“进化”过程中“反复”、“孱杂”的现象,换言之,鲁迅并没有从某个预设的理论制高点评估中国小说的历史,而是根据具体的现象梳理小说史内部更为复杂的情况。

这或许与他一直以来对于进化的认识相关。这里所谓的“进化”,虽然是来自现代生物学领域的术语,但其含义已经被泛化,同时,也不能等同于带有线性目的的历史进步论,而是鲁迅在考察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后所得出的独特的历史观。他早年(1908年)在《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文章中,都曾提到过这种会发生“迭代往来”[注]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1卷,第28页。、“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注]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0页。、“进化之道途,其度则大有差等”[注]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34页。的独特的进化观。因此存在这种可能,即《史略》也同样延续了这一认识。[注]如鲍国华认为,鲁迅在《史略》中提出“反复”与“孱杂”来自于五四时期对文化现象的历史轮回感,因此,对小说史上的类似现象特别敏感,详见鲍国华:《进化与反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进化史观》,《东方论坛》2009年第2期。这里从鲁迅早年的思想资源出发,指出鲁迅从接受进化论开始就对这种理论进行了独特的解释,说明这种特殊的进化的思路很早就已经形成。

在《史略》中,鲁迅把“反复”、“孱杂”这种独特的进化思维应用到小说史的写作上。以《史略》所论述的宋朝小说为例。小说“进化”至宋朝,一方面,既发展出了话本小说的新形态,另一方面,志怪及传奇也与之并行。志怪小说最初兴盛于六朝,传奇则兴盛于唐,绵延至宋,这两种小说类型都依然余音不绝。而所谓“明之拟宋市人小说”、“清之拟晋唐小说”,这里的“拟”字颇能证明小说类型演进与历史顺序并不存在必然关联。较早朝代出现的小说类型或者直接延续,或者间隔经历了较长时间之后再次兴起并得到更新。如鲁迅在论述明末市人小说复兴时有,“惟至明末,则宋市人小说之流复起,或存旧文,或出新制,顿又广行世间,但旧名湮昧,不复称市人小说也”[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04页。。此一语已足见小说“进化”之“反复”、“孱杂”的状貌。“反复”意味着某一类型小说的演进并不具有明确的时间连续性,而“孱杂”则说明鲁迅所谓的小说“进化”并非是单线性的演进。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并没有仅仅因为“反复”与“孱杂”而批评这一类型的小说缺乏价值,而是仍然做到了平实的论述。

例如,鲁迅虽批评明末的市人小说因训诫过多而丧失活泼的市民趣味,“宋市人小说,虽亦间参训喻,然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用以娱心;及明人拟作末流,乃告诫连篇,喧而夺主,且多艳称荣遇,回护士人,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09页。。但他对于清代拟晋唐小说的代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不吝赞美, “《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已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16页。又称赞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立法甚严”、“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20页。。

以上或许是鲁迅用“变迁”而不是“进化”作为总标题的原因,它包含着比“进化”更为丰富的内容。虽然鲁迅对于“进化”表示出较高期待,他认为中国的小说正如“中国的进化”一样,也在缓慢的进化之中,并给自己设定任务——“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行进的线索来”[注]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11页。,但是,如果考虑到鲁迅同时强调“反复”与“孱杂”这些特殊的现象,那么这种“行进的线索”与单线连续性的进化史观就明显不同。他所谓的“进化”更接近于价值等级色彩不那么强的“演化”,而这其实更接近“进化”的生物学本意。[注]如有生物学领域的学者指出,“进化”和“演化”源于对evolution的英译,但这个词原本的含义是指生物从受精卵中慢慢“展开”,且在达尔文的使用中没有“进步”的含义,“演化”更能体现生物演化的本质,很多生物演化研究者更建议使用(此概念含义可详参顾红雅:《有关Evolution的中文翻译》,《植物学报》2015年第2期)。在中文语境内,“进化”往往含有“进步”的意思,但鲁迅对“进化”的使用与“进步”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因而更接近于“演化”,也即evolution的含义。

更准确地用鲁迅自己的表述,即“演进”。以往的研究多从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引申出“进化”的小说史观,而基本忽略了对《史略》的直接考察。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史略》,恰恰可以发现鲁迅从未使用过“进化”,而是运用了“演进”一词,这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吗?

例如,在“神话与传说”一节,鲁迅就有所谓“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0页。。随后,鲁迅以五个具体案例说明神话系统内部的变化时又再次使用了“演进”,“前二为随时可生新神,后三为旧神有转换而无演进”[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4页。。再如,在“唐之传奇文”一节,鲁迅同样再次使用了“演进”一词,他如此勾勒出小说从六朝到唐代的“演进之迹”：“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73页。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运用了“进化”,而在《史略》中运用的却是“演进”,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他勾勒出了两种小说史脉络。如有学者也指出,鲁迅在使用“进化”时超越了一般进化史观的局限[注]鲍国华:《进化与反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进化史观》,《东方论坛》2009年第2期。,还包括了“反复”和“孱杂”——综合这些内容,《史略》中使用的“演进”更为恰当。[注]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把讲述小说史与对中国历史的批评联系起来,其中包含了许多杂文笔法。尽管他对“进化”做出更复杂的解释,但《史略》中使用的“演进”无疑更为严谨。此即鲁迅结构《史略》的方式:他以“进化”为时间线索,同时又辅助“反复”与“孱杂”等枝节;只不过,我们对于“进化”应当做出更为全面的理解。

相比于《史略》,“评点”只能直接面对单部作品,无法形成内在关联并组织为小说史的论述脉络。更为关键的是,评点家多重视自我性情之发露,正如金圣叹批阅《西厢记》时感叹:“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而张竹坡亦有云:“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注]转引自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8、109页。评点家虽然以此彰显出作为读者的个人感悟,在更加能够凸显个体性、独特性的同时,却使得“评点”只能呈现出孤立、散点式的形态。伴随“西学东渐”大潮传入中国的进化论,对于鲁迅写作《史略》最大的意义未必来自其直线性、目的论的进化内涵,而是它为小说研究带来了新的时间和历史意识,只有从这种新的时间和历史意识出发,逻辑化与体系化的“史略”才具备可能性。

二、“科学方法”与“感情之论”

关于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文学史家王瑶曾指出:“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至少使文学的范围比较确定和谨严了,文学观念有了现代化的特点,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这些都可以说明,即使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东西,也必须广泛从外国的学术文化中汲取营养。”[注]陈平原:《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小引》,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页。以上对于《史略》结构方式的考察,说明了散点性、感悟式的“评点”逐步转向追求客观的“条理化和逻辑化”“史略”式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史略》无疑是体现文学研究现代转型的范本。正如进化论本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重要成果,当鲁迅将之作为《史略》的结构方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认为鲁迅在研究中使用的是一种科学方法。

然而,仔细翻阅《史略》,我们却发现,鲁迅的论述似乎又多少游离于这个历史转型,而存在着诸多非科学性的、感悟性的文字。相较于鲁迅,更能在学术思路上体现上述“现代化的特点”的人选或许是胡适。

胡适是将科学方法运用到学术研究的代表。1919年,正当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之际,胡适连续发表《新思潮的意义》、《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三篇文章,拉开了“整理国故”的大幕。在这场运动中,胡适交出了丰厚的小说史研究成绩,如《〈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等著作。胡适相信,只要“能打破遗传的成见,能放弃主观的我见,能处处尊重物观的证据,我们一定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注]胡适:《〈水浒传〉后考》,《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7页。。遍观胡适的小说史研究,确实可见胡适放弃主观、朝向客观(“物观”)的不懈努力。这与胡适所倡导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有关,他将清代汉学家的考证方法与实验主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套“科学方法”,这也被人们视作现代学术转型的重要标志[注]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0页。。但小说史的特殊性在于,它必须以文学作品为对象,那么,如何在追求“条理化和逻辑化”的科学方法时,又保持文学本身的特性呢?

查鲁迅书信集,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鲁迅与胡适之间共有七次通信,信中所谈无不与小说史研究密切相关。鲁迅致信胡适,大体是为了小说史写作而收集资料。关于《史略》的写作思路,二人曾有过一次交流,胡适在接到鲁迅的《史略》之后,对其做出了“论断太少”的批评,鲁迅不仅谦逊地接受了这个批评,而且坦率承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所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注]《231228·致胡适》,《鲁迅全集》第11卷,第439页。。这句语意曲折的话表明了鲁迅自己对《史略》的评价,对于理解鲁迅的学术理念具有关键意义。鲁迅自陈在写作过程中尽力避免个人的“感情之论”,而这正是《史略》的不足之处。换言之,他在控制主体性因素对著述的侵扰的同时,又意识到了这种努力可能产生的弊端。因此,鲁迅对于“感情之论”并非持全然否定的态度,他毋宁试图保持着某种论述的平衡。

鲁迅的“感情之论”接近于胡适的“主观的我见”。不过,根据上述胡适治小说史的思路,他所谓的“论断太少”的批评,并不指向鲁迅自陈的“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我们发现,一方面,胡适和鲁迅的这次交流并不是一次准确呼应的对答,鲁迅所谓的“感情之论”,原本就不在胡适的科学化的论述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这句话更有提示性的是,鲁迅自我反省的方式恰恰说明了他与胡适治学、与追求科学方法的现代学术思路某些不同的特点。

《史略》无疑是一部史料详实的著作,从中可见鲁迅深厚的辑佚、考证功底,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鲁迅不时流露出的那些更带有主观性、感受性的文学赏析性的文字,这或许来自于他作为文学家的特殊敏感。而这正是胡适所力图摒弃的“我见”,也是很难被整合进科学方法中的内容。

这一方面却常常被忽视,当时的批评者们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了鲁迅于考据方面的深厚功力。譬如,胡适对《史略》就有这样的评价:“这是一部开山的著作,搜集甚勤,取裁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为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注]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页。他评论的着眼点即是材料辑录与考证方面。胡怀琛也从这一思路赞扬《史略》，“现在所有的中国小说史要算这一部是最好的”[注]胡怀琛:《读〈中国小说史略〉》,《时事新报》1935年8月25日。。阿英同样认为,《史略》“实际上不止是一部‘史’,也是一部非常准确的‘考证’书”,而且“鲁迅先生以历史的,同时又是考据的态度,来从事整理,成‘史’而又可‘信’,这是在方法上最见卓识的地方”[注]阿英:《小说四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86页。。这些评论强调《史略》的科学性,由此更关注其历史考证、资料详实等特点,而于《史略》中随处可见的带有文学感受性的文字未置一词。我们自然无法否认,鲁迅写作《史略》之前有着长时间的史料工作。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就开始辑录《古小说钩沉》以及《小说备校》、《谈薮》,在《史略》完成之后又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确可见其一生对小说史料工作的重视。但就鲁迅在《史略》中的论学方式来看,《史略》绝非停留于纯粹的辑录与考证汇编,除了这些体现其科学的方法之外,我们无法回避鲁迅所谓的“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正是那些“感情之论”,使得《史略》更能够体现作为小说(文学)史研究的特性,他需要给文学性留出空间和位置。

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当众人纷纷夸赞鲁迅的史料收集工作时,他本人却对此很少回应。鲁迅对何为文学史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虽然强调写作文学史应当“先从作长编入手”[注]《330618·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2卷,第404页。,又认为“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注]《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第3页。,但他对专注收集“孤本秘籍”的做法颇不以为然。1932年在写给台静农的信中,鲁迅即批评有此嗜好的胡适和郑振铎:“恃孤本秘籍,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相比于新奇的史料,鲁迅写作《史略》所用仅为“通行之本,易得之书”,长编只是为写“史”而做的准备[注]《320815·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第321页。。

相比于史料,鲁迅更看重的是“史识”。他认为真正使“史料”得以成为“史”的条件在于,通过对材料精心体会、理解而产生的“史识”,史料资料长编必须经过“史识”的点化才可称为“史”,正如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有这样的说法:“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注]《320815·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第321页。“史识”固然需要从翔实的“史料”生发,但倘若没有“史识”,“史料”亦无法上升到历史或文学史的地位。虽然鲁迅没有具体说明何为“史识”,但通过他对胡适等人的批评,我们可以认为,“史识”应当超越纯粹的史料汇编,而更能体现出研究者主体性、独特性的判断和见识。[注]如有研究者认为,鲁迅所谓的“史识”首先是“对小说本体的认识”,包括小说的功能与作者的写作意图以及小说的文化背景,其次即小说的文化批判功能。见刘保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史识”与小说教育》,《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前一点在《史略》中有充分的体现,但后者在《史略》中较难以发现,这一点仅表现在讲授的过程中。如结合《史略》,鲁迅的“史识”应包括其所使用的理论资源(如进化论)、主体性的评价以及体现文学感受力的那些“感情之论”。

三、主体性如何彰显

蔡元培曾在纪念鲁迅的挽联中赞其“著述最谨严,岂徒中国小说史”,格外强调《史略》严谨的著述特点。两年之后,在为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的《鲁迅全集》作序时,蔡元培一方面称“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完全用清儒家法”,另一方面又指出:“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注]蔡元培:《〈鲁迅全集〉序》,《蔡元培散文》,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244页。如以《史略》为例,鲁迅学术研究严谨的风格和不为科学方法所限的特点也是清晰可查。不管是蔡元培、胡适这些同代人对鲁迅治学的褒扬,还是王瑶对文学研究现代转型问题的关注,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现代学术严谨、科学的品格。但如蔡元培也指出,鲁迅超出清儒的地方之一在于“酷爱美术”,那么《史略》中也是否体现出了这种美学性的艺术感受力呢?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如果从鲁迅自陈的《史略》中不乏“感情之论”出发,那么,鲁迅是如何在保持严谨、科学的现代学术品格的同时,使得《史略》彰显出个人的主体性呢?

“感情之论”虽然使得鲁迅的小说史论述难以完全符合“条理化与逻辑化”的“科学方法”,但恰恰正是在抒发这样的“感情之论”时,更能表露出鲁迅的文学趣味与独特的审美方式,由此便造成了这种现象:如果从局部细节着眼的话,那么,在不少细节之处,他仍然有意地继承了“评点”的遗风余韵,“鲁迅正是凭借传统术语大而化之的优势,充分发挥其高屋建瓴的识力和艺术感受力,以简驭繁,三言两语,直指核心,而不作过多的剥析、周旋。”[注]刘勇强、战立忠:《〈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理念及表述方式》,《文史知识》1999年第8期。

在《史略》的诸多评论者中,李长之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最早注意到了《史略》中那些更能体现鲁迅美学感受的部分。如其认为,《史略》中“凡举一作品,几乎都有中肯而犀利的批评,特别在艺术性方面,见出鲁迅的美学敏感”,他随后举出了大量例证,如论《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论《会真记》:“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论《隋唐演义》:“叙述多有来历,始不亚于《三国志演义》,惟其文笔,乃纯如明季时风,浮艳在肤,沉著不足,罗氏轨范,殆已荡然,且好嘲戏,而精神反萧索矣”;论《封神演义》:“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注]李长之:《文学史家的鲁迅》,《人民文学》(月刊)1956年第11期。更有论者继而指出:“鲁迅的文学史著中,批评词汇其实相当简单且古老,全无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概念’,靠的全是史家精准的艺术感觉。”[注]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第98页。无论是论述体式,抑或这些“简单”、“古老”的批评词汇,的确都很容易令人想到传统小说“评点”的风范。

除了李长之所摘引的论述,其他亦如鲁迅论述《世说新语》时有“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63页。,论述《红楼梦》时有“悲凉之雾,遍披华林,然呼吸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39页。。这些极有艺术见地的批评观点——或曰体现出鲁迅“精准的艺术感觉”的文字——至今仍然是不易之论,也无疑增添了《史略》的艺术性与独特性。

因此,鲁迅在现代学术严谨的科学性之外,恰到好处地发挥了他作为文学家的艺术感受力。正是这些内容,以其独特的艺术表述方式为《史略》增添了鲁迅的主体性色彩。史料收集、材料考证的结果可以是客观的、科学性的,但能够把《史略》的特色与作为学问家、文学家的鲁迅真正关联起来的,恰恰是这些称不上科学的、主观的、带有高度艺术感受力的一类批评文字。

此外尚需提及的是,作为“文学史”的课程讲稿,《史略》在讲授“文学史”方面亦受到了当时校方规定的制约。在鲁迅任教北京大学时,北大国文系曾对“文学史”与“文学”的讲授方法有过细致区分:“文科国文学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注]《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0月17日。文学史“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而文学则“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注]《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0月17日。。由于在此限制之内,立意于“文学史”所要求的文学变迁之层面,鲁迅为《史略》制定了“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行进的线索来”的叙述策略;但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即便是有别于“文学”的“文学史”,在《史略》中鲁迅也没有放弃“文学之技术”。

有两处材料可对此进行补充。首先,让我们回归当时的小说史课堂。据曾经旁听鲁迅讲课的许钦文回忆:“往常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的课上,也常常附带地讲些文学批评和新小说的作法,这次讲的范围更加广,也谈到果戈理和契诃夫等的作品,对于我们的帮助是很大。”[注]转引自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5页。由此可见,授课的随机性使得鲁迅并未拘泥于“文学史”的讲课要求,作为文学家,鲁迅在课堂上穿插演讲“小说之技法”并不令人意外,而为课堂演讲准备的《史略》自然也包涵了这些内容。

这类内容实际上非常之多,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史略》的基本论述方式,也往往是鲁迅评价小说艺术水平高低的标准。如鲁迅称赞《红楼梦》的成就时指出这部著作在写作技法上的创造性:“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41页。又如鲁迅批评清代以才学见长的小说《野叟曝言》时评语：“意既夸诞,文复无味,殊不足以称艺文。”[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51页。又如鲁迅论述清代狭邪小说《花月痕》时评语：“其布局盖在使升沉相形,行文亦惟以缠绵为主,但时复有悲凉哀怨之笔,交错其间,欲于欢笑之时,并见黯然之色,而诗词简启,充塞书中,文饰既繁,情致转晦。”[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67页。再如鲁迅批评清末侠义小说《三侠五义》时评语：“至于构设事端,颇伤稚弱,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82页。

其次,就《史略》的具体写作方法而言,“文学”的痕迹更是所在多有。鲁迅极为重视每一部小说的文辞特点,这体现出了他独特的文字感觉。如鲁迅论《汉志·伊尹说》时有“然文丰赡而意浅薄”[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9页。;论《西京杂记》有“意绪秀异,文笔可观”[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40页。;论《拾遗记》有“文笔颇靡丽”[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59页。;论《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早有文名,词句多奥博,世所珍异”[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98页。;论《金瓶梅》时有“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189页。;论《阅微草堂笔记》时有“纪昀本长文笔,……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20页。;论吴敬梓《儒林外史》时有“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29页。……这些应当来自鲁迅作为作家身份主体性的文学敏感。而在一部体现了现代学术转型的《史略》中如此连续不断地考究作品的文辞,也颇能让人体会到鲁迅执着地跨越根据“文学史”要求讲授“文体之变迁”的界限的努力。

如果我们不限于《史略》,进一步考察鲁迅讲述小说史的情况,《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也颇值得重视。有意思的是,《史略》原本是鲁迅为授课准备的讲义,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则是依据《史略》演讲之后的记录稿而成,二者形成文字的过程恰好互逆。由于只有六次演讲,时间被压缩在十二个小时以内,相对于《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只是简略得多的一部讲稿。

在这部讲稿中,鲁迅个人的主体性体现得更为明显,他甚至把杂文的笔法带入到小说史的讲述中去。譬如第三讲“唐之传奇文”,在论述《莺莺传》中的故事“终于团圆”的变迁历史时,鲁迅就不客气地加入了其一贯坚持的国民性批判:

这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的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注]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26页。

这段论述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几乎同一时期,鲁迅那些批判国民“十景病”、“瞒和骗”的辛辣杂文来。鲁迅不仅在这里讽刺旧式小说大团圆的叙事,在第四讲评《水浒传》“宋江服毒成神之事”时,也依然有“这也就是事实上缺陷者,小说使他团圆的老例”[注]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35页。的批评。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的心态变得更加宽松、自如,他的自我意识突入历史叙述之处亦随之增多。除了由论学所带出的国民性批判外,鲁迅频频在句首添上了“我以为”、“据我看来”,其主观性明显得到加强。甚至本来可有可无的一些信息也被纳入进来。譬如,鲁迅在考察了罗贯中生平事迹之后,便介绍“有的说他因为做了水浒,他的子孙三代都是哑巴,那可也是一种谣言”[注]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32页。；在品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时,又称“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赏鉴——这也是他的本领”[注]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38页。,鲁迅在演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的放松心态由此亦可见其一斑了。

结 语

整体上,鲁迅虽然运用源自生物学的进化论作为结构小说史的方式,但他对之做出了独特的阐释,因此,这种现代的、科学的方法论从一开始就具备了高度的个人性。此外,除了自觉地追求论述层面的体系化与逻辑化,鲁迅还尤为强调“史识”的重要性,并在《史略》中融汇了颇多“感情之论”。正是由于鲁迅的这些主观性因素的渗入,使得《史略》不仅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而且也像是一部别出心裁的、带有高度美学意味的文学性作品。在这些意义上,作为中国小说史写作的开山,《史略》向我们呈现了现代学术转型初期的复杂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