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立涛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哲学系,北京 100084)

“理想社会”是指人们对未来社会发展和理想秩序所作的宏观设计,对指引社会的发展、匡正现实政治有着重要意义。每个时代的思想家都会提出自己时代的“理想社会”构想,都会提出理想社会的实现途径和美好图景。在汉代,“太平”逐渐成为人们的政治理想,“太平”社会理想又深刻影响到现实政治,对政教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构建“太平”理想社会的过程中,董仲舒的理论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春秋》之道与“太平”理想社会

(一)“太平”观念溯源

先秦是“太平”观念的萌芽时期。“太平”一词较早出现在道家典籍中。老子未明言“太平”,但《老子》一书中出现了“安平泰”的观念,“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安平泰”可看作是“太平”观念的萌芽。《庄子·天道》篇记载道:“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天道》篇用“治之至”来诠释“太平”,把“太平”看作是顺应天道的自然状态,与儒家强调“太平”是礼乐人伦秩序的和谐状态有着不同之处。

儒家对“太平”观念也做了探讨,对“平”观念做了深入的诠释,发展出平天下、治平、均平和太平的思想。《孝经·圣治》篇云:“上敬下欢,存安没享,人用和睦,以致太平。”《礼记·朝事》篇云:“是故诸侯附于德,服于义,则天下太平。”《孔子家语·礼运》篇云:“周公摄政致太平。”《孔子家语·问玉》篇云:“是故天下太平,万民顺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礼也。”儒家主要是从人伦秩序、道德秩序、政治规范和礼乐秩序等方面阐释“天下太平”,认为力行礼乐才能实现天下“太平”,与道家的“太平”观念不同。

先秦之时,儒道两家都有“太平”或“致太平”的理想,都把“天下太平”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此时的“太平”观念还处于萌芽时期,“太平”思想主要是一种“太平”观念,还没有提升为系统的“太平”理想。秦汉之时,“太平”观念开始与阴阳五行观念、天人感应思想相结合,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太平”思想体系。

在汉代,“太平”、“致太平”和“兴太平”等概念开始频繁出现,在《春秋繁露》一书中,“太平”一词一共出现了四次。“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春秋繁露·王道》)[注]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9页。以下凡引《春秋繁露》文字,随文仅注篇名。孔子通过阐明得失、区别贵贱,返归王道的根本,讥刺天王以达致太平。“天道积聚众精以为光,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圣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考功名》)圣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圣人通过积聚众善以为功。“能致贤,则德泽洽而国太平。”(《通国身》)董仲舒突出了贤者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能致贤,国家才能“太平”。“无为致太平,若神气自通于渊也;致黄龙凤皇,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天地之行》)董仲舒提出了“无为致太平”的观点,认为君为心、臣为体,“心所以全者,体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君需要依赖臣子之功,如此君才能成就“无为致太平”。

(二)汉代“太平”理想社会产生的原因

“太平”社会理想是人们祈求天下太平,渴望建立理想政治秩序的美好诉求。秦汉之时开始慢慢形成“太平”社会理想,这也反映了人们摆脱乱世的渴望,期望太平盛世能够降临。汉儒吸收了先秦和秦汉之际的“太平”思想,并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为“太平”思想注入了新的内涵,使“太平”观念提升为“太平”社会理想。

汉代儒生在建构理想社会的过程中面临着如何看待秦政这一问题。秦朝实行霸道政治导致政局不安,民不聊生。汉初推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通过总结三代的历史经验,总结春秋战国和秦代的历史经验,提炼出新的政治智慧,成为汉代儒生的重要使命。汉代儒生深刻反思了良善社会秩序的基础,思考法家思想的弊端,思考如何走出秦政的严刑酷法,思考如何建立太平盛世。

董仲舒也深刻反思了汉朝如何“致太平”这个问题。汉承秦制,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制度和大一统体制。但秦政存在着很多问题,汉代如何避免秦政的问题,如何建立良善的社会秩序,如何“致太平”成了重大问题。汉初推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汉武帝之时实行“复古更化”,改变了汉初清静无为的政治措施。“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注]《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册，第212页。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实现了思想文化的统一。同时,汉武帝改革博士制度,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注]《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59页。,其后又为博士设立弟子员。“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注]《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册，第3620页。设置“五经博士”,为博士设立弟子员让经学得到了发展,也实现了思想的统一。[注]《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0册，第3790页。汉武帝通过“复古更化”,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实现了思想文化的一统。“举其俊茂,与之立功”,使文学之士进入到朝廷之中。创建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实现了汉代礼制的创建。通过汉武帝的一系列改革和董仲舒等人的努力,使儒家思想成为主导思想。同时,“太平”理想也上升为官方的政治理想,影响到整个国家政治秩序的制度设计。

(三)《春秋》公羊学与“太平”理想社会

西汉初期,董仲舒系统阐发了大一统、通三统、以《春秋》作新王等命题,这些主张顺应了时代的需要,也满足了汉王朝秩序建构的需要。董仲舒以公羊学为基础,为汉帝国的神圣秩序和政治秩序做出总体设计。可以说,董仲舒是汉帝国政教秩序的立教者和设计者。

汉代儒生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为汉制法”。《春秋》是孔子本鲁国旧史而成,后儒都认为《春秋》经有“微言大义”,认为孔子曾寓其义于其中。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春秋》中的“微言”可以令乱臣贼子惧怕。《荀子·儒效》篇谓:“《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荀子讲“《春秋》言是其微”,杨倞注:“微,谓儒之微旨,一字为褒贬,微其文,隐其义之类是也。”[注]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33页。《春秋》经有圣人之“微言”,一字见褒贬,圣人隐其“微言大义”于经书之中,正是为了建立一套价值规范。

《春秋》公羊学大盛于西汉,董仲舒通过阐释《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通三统和德刑并举的一套理论体系。董仲舒认为《春秋》是孔子“应天作新王之事”(《三代改制质文》),是为后世所立的大经大法。在董仲舒看来,《春秋》经是天下仪表,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为王道理想提供了一套准则。“《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册，第2523页。“《春秋》大一统”是天地间的普遍原则,也是指导国家政治的最高理论。

《春秋公羊传》中没有出现“太平”一词,但经过董仲舒、何休等公羊学家的重新诠释,发展出了“太平”思想。孔子作《春秋》收笔于“哀公十四年”,《公羊传》记载道:“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这段文字体现了“春秋之义”,也包含了汉代公羊学家的“太平”思想。《公羊传》中提到了“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的观点。“拨乱反正”是两汉时期重要的政治观念,董仲舒认为“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王道》)这也是公羊学家“太平”理想的较早出处。在两汉儒生看来,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拨乱世”和“反诸正”。到了东汉之时,公羊学家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在“拨乱世,反诸正”和“所传闻、所闻、所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据乱、升平、太平”的理论,“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个阶段所受君恩厚薄不同,采取的笔法也不同。在“所见之世”,孔子承受君主厚恩,不忍直言乱世之恶,“于所见,微其辞”;在“所闻之世”,孔子“痛其祸”;“传闻之世”距离孔子最远,故“杀其恩”。何休总结为:“与所传闻世,见至起于衰乱之中”;“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注]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元年》(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8页。通过对《春秋公羊传》的重新解读,董仲舒为“太平”理想注入新的内涵,同时也把“太平”观念提升为“太平”社会理想。

(四)太平祥瑞

汉儒不仅憧憬古代的太平盛世,还期待新圣人的出现,期待新的太平盛世。《公羊传》记载道:“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何休注云:“上有圣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后乃至。”[注]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哀公十四年》(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90页。徐彦疏云:“麟者仁兽,太平之嘉瑞。”[注]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哀公十四年》(下册)，第1188页。汉代公羊学家将“麟”看作是象征“太平”社会的符瑞,也是圣明帝王到来的象征。“太平”符瑞也强化了公羊学树立“太平”社会理想的权威性,“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致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符瑞》)“西狩获麟”不是人力所能致的,而是“受命之符”的表现,也是圣明帝王出现的象征。“获麟”是预示“太平”之兴的符瑞,预示了“新王”出现来治定“太平”。把“获麟”与太平盛世和圣明帝王联系起来,也就以“太平”符瑞的神秘性强化了“太平”理想社会的神圣性。

“符”与“瑞”原本都是信物,“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说文解字·竹部》)“瑞,以玉为信也。”(《说文解字·玉部》)后来“符”与“瑞”也用于天子受命等事宜,成为统治者获取“天命”的重要政治象征。“太平符瑞”应王者而至,圣王出现之时,阴阳和谐,祥瑞之气充塞,于是“嘉禾”、“甘露”、“醴泉”、“朱草”、“景星”、“凤麟龟龙”等符瑞,这些“太平符瑞”成为天下太平的政治象征。

《王道》篇云:“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王道》)在董仲舒看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不敢怀有君临民众的想法,只收取十分之一的税,凭着爱心去教化百姓,用忠诚之心役使他们,尊敬长者,亲近应该亲近的人,尊重应该尊重的人,不强占百姓的生产时间,役使百姓一年也不超过三天。此时百姓衣食富足,社会秩序和谐。于是“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出现了太平祥瑞。在董仲舒看来,古代太平盛世,有各种太平祥瑞,太平祥瑞是太平盛世的表现和象征。

汉武帝在策问中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董仲舒回答道:“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鸟’,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2500页。董仲舒引用武王、周公、孔子以及后世得失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受命与灾异,如果能积累德行,则天下归心,天会降下祥瑞符命;如果残贼良民,会导致上下不和,会招至灾异。“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遣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必仁且智》)灾异产生于国家的过失,国家刚出现过失,天就发出灾害加以谴责警告,如果谴责警告后还不知道改变的话,就会显现怪异使其惊慌害怕。上天使其惊慌害怕还不知道畏惧的话,那么灾祸就要降临了。顾颉刚先生认为:“灾异说的系统是建立于时令反常上的。”[注]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32页。在董仲舒看来,灾异是天人感应的一个环节。天下太平之时,天也会降下祥瑞符命;而国家出现过失之时,天会降下灾害。董仲舒以《春秋》祥瑞和灾异说,形成了太平祥瑞、受命之符和灾异的理论,达到警示统治者的目的。董仲舒试图劝说汉武帝效法尧舜禹文武周公这些圣王,以“兴仁谊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2519页。。

董仲舒是汉代“太平”理想社会的理论建构者。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对太平思想的诠释,同时又以公羊学为基础,融合了秦汉之时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的思想,建构了独特的“太平”理想社会体系,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圣人受命的太平祥瑞说,阐发了大一统、通三统、以《春秋》作新王等命题,为汉帝国的神圣秩序和政治秩序做出了总体设计。

二、实现“太平”理想的路径

复兴圣王时代的“太平”盛世理想和实现“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成为汉代儒生的历史使命。董仲舒提出了“奉天法古”和“王道”等思想,以实现“致太平”的社会理想。

(一)奉天法古

“奉天而法古”是《春秋》公羊学的重要命题。“《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楚庄王》)《春秋》的原则就要奉天命、法先王。纵然很聪明,不阅览先王的言论和行事,也不可能平治天下。先王流传下来的治国法则,是天下的规矩和律法。因此,圣人要效法天,贤人要效法圣人,这是根本的法则。天代表了超越的层面和神圣性维度,法古则代表着《春秋》公羊学的历史维度,代表着圣王之治。《春秋》公羊学有着天道和历史的宏观视域,建构了理想的政治图景。

天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顺命》)天生养万物,天为万物之祖。“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郊义》)天是万物的主宰,是万物最高的统治者。“天志仁,其道也义。”(《天地阴阳》)上天的心意是仁爱的,上天捍卫着人间的公平和正义。董仲舒的天即是自然之天,也是神灵之天、道德之天。人因天而生,人是天的衍生物,人从天处秉承了天的仁性。“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王道通三》)人从天那里接受天命,从天那里获取仁而表现为仁。“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为人者天》)人能生育而不能创造人,创造人的是天。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在天,天是人的始祖,这也是人与天相类似的原因。徐复观先生认为:“到了董仲舒,才在天的地方,追求实证的意义,有如四时、灾异。更以天贯通一切,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注]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345页。董仲舒突出了天的超越性,还是想让人们能尊奉天命,顺从天意。

董仲舒也阐明了王与天的关系。王者是天之子,“王者亦天之子也”(《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因此,天子需要以孝道事天,“号为天子者,宜视天为父,事天以孝道也”(《深察名号》)。天可以对王者作出赏罚,“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夺也”。从王者与天的关系来看,王者为天之子,因此,王也必须奉天行事,“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天地之行》)。“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2502页。君王受天之命来治理百姓,只有符合天意,才能承受天命,因此,王要像子承父意、臣受君命一样侍奉天。“实现对于君权的适当限制,让‘天’成为皇帝效法的榜样。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说企图让‘天’成为一种无形的‘宪’法。”[注]王怡：《“屈君伸天”与皇权专制——董仲舒法律思想新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董仲舒突出了天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强调天子要效法天、遵从天的意志,还是想借助“天”的权威来对君王行为有所限制和匡正。“《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玉杯》)《春秋》的原则是人要服从国君,国君要服从天。在董仲舒看来,屈抑民众而伸展国君,屈抑国君而伸展天是《春秋》的要义。

因此,王者要知天,要以德配天。“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天地阴阳》)君王需要搞清楚阴阳入与出,虚与实之所在,明辨五行的本末、顺逆、小大、广狭,用来观察天志和天道。“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四时之副》)君王需要与上天相配合,天有春夏秋冬四季,君王有庆赏罚刑四政。“早期中国帝王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能够理解天道的节奏并保持人间事物与天道变化相一致。”[注]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页。董仲舒提出“奉天”的目的还是为了让王者知天、敬天、顺天命,为了对君主权力有所限制和匡正。

“法古”也是儒家的重要传统。“法古”突出先王之治的神圣性,为现实政治提供了一个政治典范。“汉儒一般意向,均重在本历史,言治道。”[注]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5页。如何处理好“古今之变”,把古代圣王经验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是汉儒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楚庄王》)《春秋》对于人间之事,提倡复古,反对变更常道,主张效法先王治国之道。“法古”是对“古代圣王”治世经验的推崇,“法古”也可以说是“法先王”,效法“先王之道”。董仲舒云:“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楚庄王》)不学习先王治国之道,无法平治天下。董仲舒还提出“王者必改制”,“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别。”(《楚庄王》)所谓“新王必改制者”并不是改变根本的治国之道和治国法则,另一姓当了新王,遵循旧制,没有改革,就无法与先前的君王有所区别了,因此需要“改制”。“改制”也是“法古”,其实质依然是法“先王之道”。

“奉天而法古”是为了良善社会秩序的建立,是为了实现“太平”理想社会。“奉天”就要遵循天道,“法古”就要效法古圣王。可以说,只有“奉天而法古”才能实现王道政治和“太平”盛世的理想。

(二)“太平”礼制

儒家有“太平乃制礼作乐”的观点。“太平乃制礼作乐何?夫礼乐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饥寒,何乐之乎?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白虎通·礼乐》)“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礼记·乐记》)王者功成之后作乐,治定之后制礼。一方面,天下太平乃制礼作乐,今天下未太平,不可制礼作乐,仍需遵从周代礼制;另一方面,新朝建立后需要“变古改制”,创立新制。新朝改制立法是儒家的主张,也是各个朝代一贯的做法。

文帝元年,贾谊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建议汉文帝“兴礼乐”。“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注]《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8册,第3021页。贾谊认为汉兴至文帝二十多年,天下已经和平安定,于是建议汉文帝改订历法,变更车马服饰颜色,订立新的制度,确定官职名称,大兴礼乐,全部变更秦朝的仪法,崇尚黄色,数目用五,定官名,变更秦朝法度。孝文帝刚继位,谦让而没有实行。

董仲舒也建议汉武帝更化改制,重教育,兴太学,重视礼乐教化,希望汉武帝能“兴仁义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2519页。。董仲舒谓:“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2510页。《春秋》受天之命,颁布新的历法,改变车马、祭牲、服饰的颜色,以顺应天命。董仲舒建议汉武帝改旧法、立新制,以应天命。董仲舒重视太学的作用，“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2512页。董仲舒认为培养人才没有比太学更重要的了,太学是产生贤士的地方,也是教化的本源。建太平礼制就要重视礼乐教化,董仲舒认为实行礼乐教化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2503-2504页。董仲舒认为教化关涉到万民的正与不正。教化没有建立,人民就无法纳入正道。因此古代的王者明白这个道理,都把教化当作首要任务。金春峰教授认为:“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吸收与发挥黄老的‘刑德’思想,主张两手并用,而以仁义教化为根本。”[注]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5页。通过一系列的更化改制,逐渐建立了一套礼乐教化制度,使儒家思想可以深入到政治体制中和社会生活中,使“太平”理想社会可以得到具体的落实。

董仲舒重视礼治,同时也肯定了刑法的意义,主张礼法并用。“太平”理想社会不能仅仅停留在理想状态,还需要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制度中,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董仲舒讨论了官制、服制、爵国、考功名、度量制和田制等制度建设。董仲舒以“太平”理想社会为指导,来讨论具体制度建设,又通过具体制度建设来落实“太平”理想社会。

如何实现“太平”社会理想,如何参与到大一统帝国的政教建设中,为大一统帝国的政教秩序提供制度保障,就需要一套“太平”礼制,需要儒家思想的制度化,通过更化改制、设立五经博士、兴太学等措施,使儒学和经学成为指导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逐渐制度化、建制化、体制化。通过礼乐制度建设和变古创制,使儒家的思想进入到国家制度中,也为实现“太平”理想社会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实行王道

王道是儒家的理想政治,也是儒家的社会理想和道德追求。“作为一个政治术语,王道这一概念本身便源自于‘先王之道’,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王道’也就是往古帝王的成王之道,王道的典型代表便是自尧舜以至文、武、周公的历代‘圣王’。”[注]孙晓春:《先秦儒家王道理想述论》,《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4期。儒家推崇先王之道,向往王道政治。《尚书·洪范》篇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礼记·乐记》篇云:“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与王道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霸道,秦朝实现霸道,统一了中国,但严刑酷法导致民不聊生,社会无序。面对秦政,董仲舒主张“拨乱反正”,重建王道政治。

董仲舒从字形的角度对“王”字作出了解释:“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王道通三》)董仲舒从字形角度对“王”字作出了解释,认为贯通天地人者为王。在《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对“道”也有深入的阐释:“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授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2518-2519页。在董仲舒看来,乐而不至于乱,反复实行而不厌倦的谓之“道”,“道”是“行之万世而无弊”的,道具有超越性和绝对性。这个“道”在天为“天道”,在人间为“王道”。“道之大原出于天”,道的根本来自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道”贯通于天地人,董仲舒用“天”的绝对性来担保“道”的超越性。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2501-2502页。董仲舒还阐述了王道的来源,王道是上承天之所为,“天”是王道政治终极依据。王道政治的核心价值是“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为政的根本在“正”,“正”是王道的开端,董仲舒也认为正是王的作为,君王向上奉承天的作为,向下用来端正自己的行为。“元”也是王道政治的哲学依据,“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玉英》)所以《春秋》的法则,是用“元”年来端正天的起始,用天的起始来端正王者的政治,用王者的政治来端正诸侯的职位,以诸侯的职位来端正境内治理。五个方面都端正了,教化就能顺利施行了。可以说,“元”也是王道政治的根据,王道政治要以“天”和“元”为终极依据,以“正”为核心价值原则；有了终极依据和价值原则,王道政治才能得以施行。

兴王道就要重视贤者。“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故治身者,务执虚静以致精;治国者,务尽卑谦以致贤。能致精,则合明而寿;能致贤,则德泽洽而国太平。”(《通国身》)在这里,董仲舒提出了“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观点,这与汉代气化生成的世界观有关系。董仲舒突出了贤者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如何能让更多贤者进入到国家治理中呢?为政者就要“务尽卑谦”,态度谦恭自卑才能致贤,能致贤,国家才能太平。

与孟子尊王道贱霸道不同,董仲舒尊崇王道,但在一定程度上又肯定了霸道。“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齐侯安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仁,天心,故次之以天心。”(《俞序》)董仲舒提出了“霸王之道皆本于仁”的观点,也就肯定了霸道存在的价值,但霸道必须统摄于王道。“故对于在儒家的视域中与王道相对的霸道,董仲舒着眼于现实问题,并非一概斥逐之,而是王霸结合,认为王霸两道都是治国不可或缺的方略,霸道也是仁德的体现,这就从一定意义上纳霸道于王道,将法家的重法尚力有限度地纳入他的思想体系内。”[注]王心竹:《先秦儒家王道理想述论》,《河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董仲舒提出王霸相结合的观点,并据此提倡德主刑辅、大德小刑,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霸王道杂之的治道模式。

董仲舒依托一套包括三皇五帝系统、圣人感生受命的政治神话,构建了三代圣王之治的理想图景。“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三代改制质文》)德行与天地齐同的人就可以称皇、称帝了,上天保佑他并把他当作儿子,就可以称为天子了。天子应当德性高尚,应当为人表率,为道德的楷模。在董仲舒看来,五帝三王之世是理想的太平盛世,王道理想就体现在尧、舜、禹三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中,王道也是“圣王之道”。在这里,董仲舒通过诉诸历史来论证王道的合理性。

董仲舒还根据亡秦的历史教训和汉初的治国经验,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注]《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册,第1137页。他主张限制豪强对土地的兼并;盐铁等行业归于民,以还利于民;除去专杀奴婢特权,减轻刑罚;实行“薄赋敛,省徭役”,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在《度制》篇中,董仲舒还提出了“调均”思想。“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度制》)董仲舒还主张为政者不与民争利。“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度制》)这些主张也彰显了董仲舒以民为本的思想内容。

在董仲舒看来,“致太平”就要“兴王道”, “兴王道”方可“致太平”, “兴王道”与“致太平”都需要施行仁政、德政,重视礼乐教化,董仲舒把“天”作为王道政治的根据,以“正”作为王道政治的价值标准。董仲舒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霸道,认为王道理想落实到具体治道层面时,需要把王道与霸道相结合起来。

三、“太平”理想社会的功能和意义

理想社会是人们对未来理想秩序的整体构想,人们希望物质生活富足,希望社会关系和谐有序,希望政治秩序公平公正,希望人与人诚信友爱,希望社会安定有序,希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希望社会没有罪恶、没有迫害。美好的社会理想对指引社会的发展、匡正现实政治有着重要意义。董仲舒提出了“太平”理想社会,对汉代社会发展有着指引作用,同时也塑造着汉朝政权的合法性,对现实政治有着积极的批判和矫正功能。

(一)引导现实政治的发展

汉代儒生认为孔子作《春秋》“为汉制法”。《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云:“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俟后圣”是垂法于后世,何休注云:“待圣汉之王为法”[注]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哀公十四年》(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01页。,预言后世是指汉朝,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为汉朝制法。董仲舒立足于《春秋》公羊学,以天下“太平”为理想社会的标准,为汉朝的秩序建构提出了总体设计。董仲舒通过回溯历史,提出了“奉天法古”的主张,重建了三代圣王之治的理想图景,“法古”提高了儒家圣王之治的神圣性,也为现实政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标准。正如皮锡瑞所说:“虽《春秋》太平之义,《礼运》大同之象,尚有未逮;而三代后政教之盛,风化之美,无有如两汉者。”[注]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7页。太平理想社会可以指引人们建构理想的政治秩序,对于汉代社会风气的改善和政治秩序的建构都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

钱穆先生认为:“秦一天下,学术随政治而转移,乃亦有渐趋统一之倾向。”[注]钱穆:《国学概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65页。秦朝统一天下之后,百家争鸣已不适用于统一王朝,先秦诸子学说渐趋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思想如何为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提供理论指导成为时代核心问题。董仲舒提出了“太平”理想社会和“奉天法古”的思想,以“太平”理想和天道王道来规约君主。“天道积聚众精以为光,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圣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从生,不可为源;善所从出,不可为端。量势立权,因事制义。”(《考功名》)在董仲舒看来,圣人才可以“致太平”,但圣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圣人通过积聚众善才建立功业。因此,当今的君主想达致太平,就要实行德政,不断积聚众善,才可逐渐达致太平。“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含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博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义立礼以导之。”[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2515页。天为万物之祖,天道无私,养育万物,天造作日、月、风、雨来调和万物,通过阴、阳、寒、暑来成就万物。圣人通过效法天来立道施政,广施仁爱而无私,实行仁德以厚待百姓,设立礼义以引导人民。在董仲舒看来,古代“五帝三王治天下”之时为太平盛世,“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王道通三》)在古代的太平盛世,天下太平安定,社会和谐有序。当今的君主要效法先王,遵从先王之道,以达致“太平”。

董仲舒提出太平社会理想,主张“奉天法古”,通过效法天道来立道施政,通过效法先王来达致太平。经过董仲舒和汉武帝的努力,“太平”理想社会逐渐上升为国家的政治理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建构,并影响到社会民众的思想。

(二)塑造汉王朝的政权合法性

汉高祖以布衣身份建立了汉朝,汉朝作为一个平民王朝如何建构其合法性与正当性,就成为了汉儒的重要使命。“太平”理想社会起到了塑造汉王朝政治合法性的作用。秦朝实行霸道政治,导致民不聊生,汉取而代之。汉为什么可以取代秦呢?在汉儒看来,只有实行德政,才能获得天命,获得人民的支持。《春秋》公羊学主张“拨乱反正”,主张实行德政和王道政治,只有实行德政,才能获得天命和民心,汉朝的建立才是合理的。

在回应汉武帝征问的策论中,董仲舒分析了秦失天下的原因。“至周之未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义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2504页。董仲舒认为东周末期,天下失道,周失去了天下。秦继承了周的天下,但禁文学,弃礼义,灭先王之道,实行苟且简略之政,结果立为天子十四年后就国破家亡了。汉获得天下,常常想实现善治,但都无法实现善治,董仲舒认为没有实现善治是因为没有“更化”。“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2505页。陈苏镇教授认为:“所谓‘更化’,就是抛弃承秦而来的法治政策,代之以儒家的‘任德教’。”[注]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2页。汉朝想实现善治,必须实行更化,革故鼎新,重建王道政治,以达致太平,这样才能建构汉代政权的合法性。

“太平”礼制也是塑造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汉代,西周的政教体系已经解体,而秦朝的霸道政治又无法安顿人心,因此,汉代面临着秩序的重建和意义世界的重构。通过新的政教秩序来引导社会,构建一个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来安顿人心。“太平”理想社会塑造着意义世界,让人们对未来社会秩序有美好的憧憬和向往。“太平”理想社会落实到现实社会生活中,需要一套太平礼制,通过这套礼乐制度来教化百姓,来纯化社会风气。同时“太平”理想社会和太平礼制提升了汉朝的执政水平,塑造着汉朝政权的合法性。

(三)批判与匡正现实政治

儒家通过“理想社会”去批判现实政治,匡正现实政治,通过批判现实政治,来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刺恶讥微,不遗小大,善无细而不举,恶无细而不去,进善诛恶,绝诸本而已矣。”(《王道》)在董仲舒看来,孔子通过“笔削春秋”,把“微言大义”寓褒贬于记事之文字中,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今灾害生,见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郊语》)天下太平(和平)之时,是不会出现灾害的,现在出现了灾害,说明天下未太平,天下未太平是因为天子的教化没有施行。可以说,“太平”理想社会可以批判和矫正政治过失,当出现灾害时,说明君主失政,教化没有施行,君主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并积极改正为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先秦之时,儒道两家都有“太平”或“致太平”的理想,都把实现天下太平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但此时的“太平”观念还处于萌芽时期,“太平”主要还是一种观念,没有提升为系统的“太平”社会理想。到了汉代,董仲舒以公羊学为基础,融合了秦汉之时的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思想,建构了独特的“太平”理想社会体系,阐发了大一统、通三统、以《春秋》作新王等命题,为汉帝国的神圣秩序和政治秩序做出了总体设计。经过董仲舒和汉武帝的努力,“太平”理想社会上升为官方的政治理想,“太平”理想社会深刻影响到现实政治,对政教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太平”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有着内在隐含的政治文化意义,有着“天人感应”与“圣人致太平”的复杂思想体系,后来“太平”理想社会与谶纬合流,赋予了“太平”理想社会超自然的神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