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现品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檀香刑》以40多万字的篇幅,多层面、多角度地讲述了一个冒犯——处罚的故事:孙丙因妻子受辱反抗德国人,知县钱丁把他抓捕归案,并让赵甲施以檀香刑;孙眉娘虽不是当事人,却因是孙丙的女儿、赵甲的儿媳、钱丁的情人兼干女儿而成为多重冲突的交汇点;钱丁之妻钱夫人本与此案毫无瓜葛,也因钱丁与孙眉娘的情人关系而牵连进来,成为左右事态发展方向的有力因素,整个事件在多变情感的驱动下跌宕起伏;“正是这样的杀人者和被杀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血缘亲情的联系。这场悲剧才有了看头,有了令人激动和狂欢的乐趣,有了发人深省的深意”[注]张清华:《莫言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为例》,《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随着行刑事件的推进,两位女性的生活情形与精神状态也逐步清晰呈现,成为无法忽略的艺术存在,召唤着研究者的不同解读。有研究认为孙眉娘、钱夫人分别象征着“原始生命力”与“礼教文化的理性选择”[注]韩琛:《历史的挽歌与生命的绝唱——论莫言长篇新作〈檀香刑〉》,《小说评论》2002年第1期。,或指出她们都是男权文化的受害者[注]张相宽:《男权意识下的突围与困境——莫言小说女性形象再解读》,《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这些观点都有其文本依据,注意到了人物形象的不同内涵及相互关联,但二者构成对比的基础是什么?又在怎样的层面上相似?差异鲜明的外显生活形态与惊人一致的内在精神状态,看似矛盾冲突,其实势在必然,是父系族权对女性分化、规训的结果,不过现有研究至今未能触及这一关结点。本文从女性生存状态入手,在对比钱夫人与孙眉娘生活形态差异的基础上,剖析其内在精神的相通性,进而探讨这种对照互证的多重根源。

一、德行之美与身体之魅:二者外显生活形态的对照

《檀香刑》中,钱夫人、孙眉娘都与整个行刑过程密切关联,她们一个是行刑命令掌管者的妻子,一个是被行刑者的女儿,二者构成充满张力的矛盾双方,共同影响着情节发展的走向,作为同等重要的人物,她们的身份、相貌等外显生活有着天壤之别。

身份地位方面,钱夫人出身高贵,孙眉娘身份卑微。钱夫人一开始为人所知的即是其家世背景,她以曾文正公曾国藩的外孙女、高密知县钱丁的原配夫人的身份出场,她做的那道“翡翠白菜”因源于外祖父研制而让吃惯山珍海味的乡贤们赞不绝口,更被全县人传得神乎其神;丈夫钱丁也因其所带来的地位名声,而对她尊敬有加,并一直以曾文正公外孙女婿的身份成为众乡贤追捧的对象。不同于钱夫人,孙眉娘既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可仰仗的丈夫,她只是戏子的女儿、屠夫的老婆,从小跟着父亲卖艺为生,成年后因一双不符合社会审美的大脚嫁给了半痴半傻的屠狗户赵小甲,靠开小酒馆过活。这种卑微的身份,使她处于任人欺辱的地位,开酒馆引来城里浮浪子弟占她便宜,去娘娘庙上香被叫花子们戏弄嘲笑。这与钱夫人的仅凭家族身世就让未曾谋面的人们对其大加赞美、奉承构成鲜明对照。

钱夫人与孙眉娘在体态容貌上也很不相同,前者容貌普通、体态端庄,后者相貌美丽、妖娆多姿。出身高贵的钱夫人自幼接受严格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十分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人前人后都很端庄得体;她有限的几次出场几乎都蒙着面纱,穿着整齐地端坐在太师椅上,唯一一次显露真容,还是借孙眉娘之眼,“只见一个面皮微麻、皮肤黝黑、嘴角下垂的女人,端坐在太师椅子上”[注]莫言:《檀香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310页。。钱夫人的体态相貌属于平常而端庄类型。孙眉娘则是“桃花脸蛋柳条腰,螳螂脖子仙鹤腿”[注]莫言:《檀香刑》,第23页。,凡见过她的男人无一不惊艳于其容颜之美,就连钱丁每次想到她都是姣好的容貌、丰腴的身材;眉娘自己也时常看着镜中“水灵灵的风流美人”,暗自喜爱不已;野性貌美的她因此成为男人们觊觎的欲望对象。

由于二人的身份地位、体态容貌差异,她们的学识教育、对自我身体需求的态度也很不同,钱夫人成功泯灭了个人身体需求,孙眉娘则拼命满足身体欲望。孙眉娘从小没有受过三从四德的教育,也就没有强烈的贞节观念;她爱惜自己的身体,在意自身的梳妆打扮,关注自我的身体欲求,然因痴傻的丈夫不懂情事,便将身体欲望的投射对象锁定在仪表堂堂的知县钱丁身上,并在这场不伦恋之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甚至为了接近钱丁,听信神婆的话去找交配之蛇的血来召唤钱丁的灵魂,“展示出一个民间女性最为原始的生命风貌”[注]洪治纲:《刑场背后的历史——论〈檀香刑〉》,《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作为正常女性,钱夫人理应有其生理需求,然名门望族的出身,使其深受“女诫”、“女训”、“女规”等伦理规范的教化,从而将压抑自身欲望、彰显伦理道德规范作为自我修养的目标,身体力行地遵守各种社会规范,极力将自己修炼成符合社会要求的道德女性;加之她相貌平常,深知无法靠容貌打动钱丁,便更注重借修身养性来彰显大家闺秀的风范,以身份地位和德行教养获得好名声。

高贵的出身既给了钱夫人无上的荣耀,同时也遮蔽了她的自我存在,她只有曾国藩的外孙女、知县钱丁的夫人作为身份标识,没有被人铭记的名字,至于她本人如何人们并不关心;即使最后自杀,她也是“凤冠霞帔穿戴齐整”地躺在床上,其女性特征被“面纱”和“凤冠霞帔”所遮蔽,生理需求也被压抑在伦理规范之下,日益淡漠无趣;“钱丁夫人成了小说中女性生殖力缺失的代表”[注]温泉:《论莫言〈檀香刑〉中的生命权力叙事》,《小说评论》2016年第2期。。她至死都未意识到自己作为男权意识囚徒的事实,只是尽心竭力地按社会规范将自我鲜活的自然生命改造成符合父系家族需要的道德女性,成为“德行之美”的化身。而出身卑微的孙眉娘,因所受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训相对松散,贞节观念不强,加之她自身风骚多情,注重自我容貌和女性身体魅力,并依据个人性情来生活,因此面对风流倜傥而又有权有势的钱丁,就一发不可收地去追逐;孙眉娘鲜活奔放的生命力契合了男性个人对女性的身体需要,显示了女性的“身体之魅”。孙眉娘与钱夫人,一个注重个人身体欲求,一个看重社会道德规范;前者以身体魅力获得男性的青睐,后者以德行之美赢得男性的尊敬,她们的外在生活形态典型地呈现为身体之魅与德行之美的差异对照。有研究将二者概括为“民间”与“庙堂”的审美象征,[注]凤卓:《“民间”与“庙堂”的审美象征——论〈檀香刑〉孙眉娘、钱夫人的审美意义》,《巢湖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根据即在此,可惜未能触及其深层相似性。

二、以身殉德与以色事人:二者内在精神状态的互证

钱夫人与孙眉娘一个属于上流社会,一个生活在底层民间,本是两个毫无交集的女性,只因男性钱丁德、色并取的需求而产生情感纠葛,并在对钱丁的“争夺战”中各显神通,显露出其内在精神层面的惊人相似。

虽然钱、孙的体态容貌相差甚远,相貌平常的拥有一双骄人的“三寸金莲”,容颜美丽的长着天然大脚,但她们都以男性审美标准衡量自我,这突出表现为对“小脚”审美的认同态度。“小脚”文化是男权社会对女性自然天性的侵犯,是对女性身体的畸形审美,既限制了女性的身体自由,使女性更趋柔弱,又将病态指认为美,反衬出男性的权威、强壮,“它能把畸形的、变态的、病态的,全变成一种美,一种有魅力的美,一种神奇神秘令人向往的美。”[注]冯骥才：《金莲话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处于卑从地位的女性只能遵从这种畸形的审美风尚,将其作为自我评价的尺度。钱夫人与孙眉娘也不例外,“夫人的脚,尖翘翘,好似两只新菱角”,既博取了乡民们的艳羡眼光,也为钱丁赚足了面子,这双“金莲”其实是男性掌控女性身体的表征,却奠定了钱夫人骄傲的资本,也是她击败孙眉娘的利器。野性多情的孙眉娘,生活中没有其他顾忌,却唯独一直苦恼于自己的大脚,爱上钱丁后,“脚”更成了她心中的隐痛。“比脚”时,眉娘还没有看清夫人的面部轮廓,只看到“两只尖尖的金莲”,大脚的她顿感无地自容而跌倒在地。在这场畸形美与天然美的较量中,天然美败给了社会畸形美,意味着男权社会审美标准对女性自然天性的扭曲;钱夫人以身体畸形换得了男性社会的褒扬,孙眉娘顺应自然的大脚则成为她被社会排斥的依据。在此,“小脚”已成为在男权至上的社会里,女性自甘作为男性附庸而自我奴化的具体象征,恰如阿尔都塞所指出的,来自意识形态的召唤使得个体通过“臣服”成为想象主体[注]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0页。;得意炫耀与绝望跌倒的情感性质虽然相反,但情感起源都在“脚”上;作为女性,钱夫人、孙眉娘都被男权主义中心的意识形态召唤为“主体”,都以三寸金莲为美,成为男性审美标准的主动实践者。

除遵从男性审美标准外,钱夫人与孙眉娘精神层面的相似性还在于满足男性的欲望需求,钱夫人凭借符合社会规范的德行修养为钱丁赚足了脸面,孙眉娘则以魅力四射的身体满足了钱丁生理层面的欲望。中国传统的父系族权社会以男性为主体,根据父系家族与男性个人的不同需求,将女性分为满足父系家族需要与满足男性个人需要的两类,使处于卑从地位的女性或以美德满足家族利益需要,或以美色满足男性个人需要;但不论她们以何种方式存在,都难以逃离父系族权对她们的分化、规训,女性凭借色相或德行取悦于男性,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得父权社会的庇护。在“存天理,灭人欲”伦理规范的规约下,钱夫人将自我生命与家族名声、丈夫社会地位的需求相结合,通过满足父系家族的利益需要来显示个人价值,从而泯灭了自我身体需要,放逐了婚姻里的激情;钱丁则因夫人的德行、家世备受同僚的艳羡,因此尽管她相貌一般,还不能生育,依然许诺决不纳妾,为的就是其婚姻关系所带来的仕途、名声。但男性不仅需要社会地位的支撑,更需要个人欲望的满足,因而身份卑微又美艳迷人的孙眉娘则成了钱丁理想的情妇人选,两人纵情交欢,各取所需,追求的只是肉体欢愉,而不是身心的合一,“……想起了孙家眉娘好面容。(醉肉不醉心呐!)……她双目如水秋波动,红嘴白牙照眼明”[注]莫言:《檀香刑》,第99页。。钱丁的“醉肉不醉心”,恰好证实了眉娘只是他满足身体欲望的工具,而根本不存在什么惊世骇俗的爱情。钱丁在夫人面前隐藏自己与孙眉娘的暧昧关系,既是忌于夫人身后的家族权势,更是为了维护家族名声和自己现有社会地位,也旁证了他对眉娘的情感性质。钱夫人与孙眉娘两个差异鲜明的女性形象,从不同角度满足了男性不同的欲求,一个满足钱丁的社会脸面需求,一个满足钱丁的身体需求,她们都没有明晰的个人自主意识,以至丧失了自我存在根基而浑然不知。

孙眉娘与钱夫人精神层面的相似性更在于二人对男性利益的维护,前者维护男性的个人利益,后者则将男权家族利益视为自我生命的根基。钱夫人的家世德行使人们都艳羡钱丁大清重臣外孙女婿的身份,但未能为钱家生育子嗣一直是她的心病,毕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此,钱夫人在保证正室地位不被撼动的前提下,提出为钱丁纳妾,“事定之后,妾身一定亲自为夫君挑选一个淑女,育得一男半女,也好承继钱家香烟”[注]莫言:《檀香刑》,第325页。。后来,她之所以能摒弃前嫌,放弃女人间的较量争斗,不顾自身安危地救下怀有身孕的孙眉娘,即是为了钱家血脉的延续。钱氏在个人生死与家族香火延续之间,毅然选择后者,以自身生命保存钱家血脉,既体现了她对男性利益的拼命维护,更显露出其被伦理规范所规训的程度。

孙眉娘性感、美丽的身躯激起了钱丁的男性激情,二人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情欲的漩涡之中,这种不合社会规范的行为是孙眉娘对父系家族制度的一种反叛,但也恰好符合了钱丁对她的暗自期待,从而反转成为对男性个人利益的维护。孙眉娘对欲望的追求,使钱丁体验到了寡味婚姻之外的奇妙生活,弥补了其夫人在自然欲求上所缺乏的激情;孙眉娘本身并没有明确的反抗意识,其违逆礼教的行为虽在客观上造成了对贞洁观念的颠覆,但因仅立足于个人身体、实际利益的需要,而缺乏理性思想的有力支撑,其叛逆性十分有限,而且很容易被男性加以反转利用,这种生理性追求不可避免地使孙眉娘沦为男性的欲望化对象,以另一种形式维护了男性利益,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孙眉娘与钱夫人都以维护男性利益为目的,或以容貌、身体取悦钱丁,或以生命代价换取钱家血脉的延续,她们都将自我价值的实现建立在男性利益的需要上。比较而言,钱夫人的丧失自我更为彻底,孙眉娘还有自身性别意识,还能满足身体欲望;钱夫人连身体也被禁锢,她始终自觉地作为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以满足父系家族需要来获得社会赞扬和精神满足,“这是一种灵魂的畸变,这正是儒家女性伦理的彻底之处”[注]王纯菲:《女神与女从——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伦理表现的两极性》,《南开学报》2006年第6期。。小说最后,孙眉娘因承受不了身边男人接连死去的打击而精神崩溃,钱夫人则借体面的自杀完成了以身殉德的节烈行为;以身殉德的钱夫人和以色事人的孙眉娘殊途同归,互相印证了父系族权对女性的分化与规训。

三、女德与女色对照互证、显隐有别的根源探析

钱夫人、孙眉娘作为女德与女色的对照互证互为表里、并行不悖,这种交错共存状态并非个别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时代根基,既是传统隐固的性别差等在艺术世界的投影,也是当代作家顺应时代需要对两性社会生活的审美想象。

在传统中国,男性既是社会统治权的掌握者,又是社会规范的制定者,因而整个社会的伦理准则和个人的道德实践始终覆盖着男尊女卑的庞大阴影。“国家意识形态永远都是与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同谋的,它自身就是一个父权制的象征秩序与权力结构。”[注]刘复生:《新革命历史小说的身体修辞》,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五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5页。儒家伦理文化将女性置于卑从地位,并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伦理规范使女性单向性地奉献于男性。如为了保证家族血脉的纯粹性,父系族权单方面地要求女性“贞洁”：“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周易·恒》)并借“缠足”柔弱女性身体,限制其活动空间;而男性则可以三妻四妾、宠妓嫖娼,孟子曾说：“好色,人之所欲。”(《孟子·万章上》)认为“好色”是男性的权力,女色作为男性这一权力的对象物,也相应地为社会认可;妓乃至婢们以容貌、才艺取悦男性,其美色成了男性赏玩和欲望化的对象。女德与女色是父系族权依据自身需要对女性群体分化的结果,这在古代文学中投射为女贞与女色两极形象的并存[注]王纯菲:《女贞与女色——中国古代文学两极女性形象并存的民族文化缘由》,《东方丛刊》2007年第2期。。钱夫人与孙眉娘所生活的清末,传统父系族权仍占据着中心位置,女性仍处于卑从地位,男尊女卑仍被认为天经地义,二者之间女德与女色的对照互证,是对社会现实中男尊女卑生活形态的一种反映,也是传统艺术形象在当代小说的延续。

当然,这种延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带有着明显的时代性变化,概言之,钱夫人、孙眉娘作为女德与女色的对照互证不仅表现为话语内容,更有着话语方式的契合,即女德因采用被他人言说的方式而趋于隐形,女色则因自身言说而处于显性状态,这种隐、显有别的言说方式正是讲述话语的时代对讲述对象的塑形。

新时期以来,作家为了打破政治宏大叙事的束缚,常借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采取重写、颠覆的方式纠正“十七年”、“文革”文学中集体主义道德理想对个人生命欲望的扼杀,莫言也不例外。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因被政治化社会长期压制,造成了人性的扭曲和变形,“性在人类生活中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渗透于整个生命。”[注]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49页。为唤醒人们的野性生命与自由精神,莫言多将笔墨投注在生机勃勃、性欲旺盛的女性形象上,以其野性奔放的生命活力来救治政治高压与传统伦理道德所造成的“种的退化”,戴凤莲、上官鲁氏、孙眉娘等就是其中的代表。随着作家创作技艺的提升,孙眉娘的强劲生命已达到言说内容与言说方式十分契合的程度,与此前戴凤莲的野性不羁仅体现为言说内容有很大不同。作为女色的孙眉娘,不仅是一系列矛盾冲突的汇集点,而且“在整个叙述层次中,孙眉娘处于第二层,她被全知叙述者规约,但是她有机会站在台前,讲述自己的喜怒哀乐”[注]孙海燕:《论〈檀香刑〉中的女性与叙述声音》,《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即在“凤头部”与“豹尾部”都让眉娘自说自话地呈现自我内心的欲望涌动,突出她的“野”、“浪”、“风流”与当时社会氛围的格格不入,如她将婆婆一顿饱打,使其被活活气死;她不顾世俗眼光,公然与钱丁私通;她为救亲爹孙丙,将卖弄风情的解数全部使在公爹身上,等等;她的所作所为违反了社会伦理对女性贤良顺从的惯有期待,却契合了1980年代为追求个人幸福而打破世俗规范的时代精神;戏剧化呈现的言说方式与孙眉娘自身野性生命的有机结合实现了挣脱政治宏大叙事的目的。至于女德形象钱夫人,可谓传统文学中“深明大义”类女性形象的当代延续：与赵小甲、钱丁、孙眉娘等形象相比,钱夫人的被动性、失语化尤显突出,他们都有自身言说机会,如“小甲傻话”“钱丁恨声”“眉娘浪语”等,唯独钱夫人始终处于被他人讲述的地位,她没有彰显自己的姓名,也无权获得自我表现的舞台空间,只能存在于他人的言说之中,其内心隐秘与行为动机始终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最终成为一个穿着身份的外衣、镜头稀少而又沉默无声的符号化存在。钱夫人式的女德形象正是受封建礼教的毒害而失去了自己声音的代表,她们无法讲述自己,只能被他人讲述,成为“影子”式的存在,读者只有透过他人言说的层层迷雾才能窥见到她模糊的身影。莫言顺应颠覆政治宏大叙事传统的时代精神需要,将女德形象安置在失语的位置,略写、隐写其存在,而详写、明写孙眉娘式的野性不羁、生命鲜活的女色形象,达到了言说内容与言说方式的贴切融合。

小说是时代的产物,更是作家以自我生命体验为基础的特殊言说,隐含作者的男性性别对女德、女色形象塑造的影响也无法忽视。普兰德拉巴雷曾说:“男人写的所有关于女人的书都值得怀疑,因为他们既是法官,又是诉讼当事人。”[注]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第17页。《檀香刑》中,隐含作者一方面渲染孙眉娘蔑视礼教规范、大胆追求自我欲望的外在生活,显示了强劲的生命力,构成了对“十七年”文学中禁欲主义的反叛;但另一方面,由于男尊女卑观念的根深蒂固及其在当代社会的存留,生活在其中的男性作家,不能不受这种文化传统的熏染,因而隐含作者又不自觉地将自身的男性中心意识投射到女性形象身上,这突出表现为将其欲望化、对象化,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另一窠臼,即仍沿用传统男性的审美标准或美德标准来描绘女性,致使其背离自己的生命存在而幻化为男性想象的产物。如孙眉娘那艳丽妖娆的容貌和成熟性感的身体,与其说体现了女性的生命觉醒,不如说暗含着男性的欲望眼光,是男性赏玩和欲望宣泄的对象;还有钱夫人的尖尖小脚与以身殉德,既符合男权社会的审美标准,又延续了传统深明大义的价值规范,其重义理、轻生死的气节则满足了家国、男权利益的多重需要。因而孙眉娘这一打破伦理规范的自然生命,在“猪肚部”叙述者的讲述中,成了一个无法抗拒钱丁魅力的痴狂者,她的泼辣主动只是基于对精英男性的渴慕崇拜,从而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叙述者的男权立场及男性趣味。其实,女性形象自我主体意识的缺失是男性作家创作的共性,“男性作为作家在创作中是主体,是基本的一方;而女性作为他的被动的创造物——一种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客体,常常被加以相互矛盾的含义,却从来没有意义”[注]苏珊·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5页。。当然,男性创作另有其价值,作为旁观者的他们,或许能更清醒地洞察到女性的生存状态,深刻地揭示出女性生命的真相。《檀香刑》所刻画的既对照又互证的女德、女色形象,就已从生活形态、精神状态层面全面展示了女性的生命存在;尤其是孙眉娘,看似野性叛逆,但在身边男性如亲爹、公爹、干爹相继死去后发疯,暴露出其内在精神的亏空;隐含作者的这一安排,正显示了他对女性所受男权文化规训程度之深的清醒认识,是男性作家依据自身性别视角对女性心灵双重悲哀的外在审视,与女性作家的内在体察式写作相互补。

端庄贤淑的钱夫人与美艳性感的孙眉娘都没有个人主体意识,都被驯化为维护父系族权或男性个人的工具,构成了女德与女色的对照互证;但这种对照互证的角色并非女性个人的选择,而是父系族权社会对女性群体进行德、色二分的结果,是女性被压制、被剥夺的表征;至于女德与女色隐、显不同的言说方式,则体现了讲述话语时代的社会语境对讲述对象的塑形功能;而由于隐含作者男性中心意识的投射,女德与女色形象又不自觉地呈现为对象化、欲望化倾向。女德与女色的对照互证,并非面壁虚构的产物,而是作家依据社会现实,顺应时代精神,基于自身立场而创造的艺术符号,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具有很大的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