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健赟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4）

一、问题的缘起

王羲之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后人称之为“书圣”，其作品被誉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1]2093。而关于王羲之的很多传说也伴随着他书法上的成就流传至今，墨池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相传王羲之习字刻苦，以至于洗笔染黑池水，形成墨池。现在较为有名的有两处墨池：一处位于今天浙江省绍兴市的戒珠寺，另一处位于今天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被称为“洗墨池”，现在都已经被开发成为旅游景点。除了位于江西抚州、浙江绍兴的这两处王羲之墨池之外，我们还能从地方志中发现位于宋时赤城（今浙江台州）、剡县（今浙江嵊州）等地的王羲之墨池。（嘉定）《赤城志》有“华顶峰在县东北八十里，盖天台第八重最高处……有葛元丹井、王羲之墨池”①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的记载，（嘉定）《剡县志》有“金庭观有右军书楼墨池，旧有羲之像”②高似孙：（嘉定）《剡县录》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的记载。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王羲之墨池是否存在？现存史料中所见的王羲之墨池究竟孰真孰假？……这些问题驱使着我们回到王羲之身上去寻找答案。

二、《临川记》中王羲之“墨池”的考辨

《晋书·王羲之传》是研究王羲之最重要的原始史料之一，但在《晋书·王羲之传》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关于王羲之墨池存在的直接证据，但王羲之曾在与别人的书信往来中提到了所谓的“墨池”，“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2]2100。张芝是东汉献帝时人，《三国志》中对张芝有“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2]621的记载，王羲之对其有“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1]2100的评价。

王羲之“墨池”首见于刘宋时人荀伯子的《临川记》（《临川记》今已佚），所引之史料来自《太平寰宇记》中），其中有“王羲之尝为临川内史，置宅于郡东高坡，名曰新城，傍临回溪，特据曾阜，其地爽垲，山川如画，今旧井及墨池犹存”①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一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的记载。王羲之任临川内史的记载散见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晋中兴书》《晋书·王述传》《上明帝论书表》等文献中，我们可以确信王羲之的确曾任临川内史②本文有关王羲之任临川内史的问题，参用了毕庶春《王临川考》一文，见《丹东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第37页。。相较于这则史料的准确性（记述了什么），其“形成逻辑”（为什么要记述）或许更为重要，因为这种“形成逻辑”将会不断地影响王羲之“墨池”的出现。

从这则史料的记述者而言，荀伯子有“出补临川内史”[3]1628的经历，其撰写的《临川记》当有所据。荀伯子“少好学，博览经传”[3]1627体现了其知识背景，而“助撰晋史及著桓玄等传”的经历，也能够反映其史才。但当我们审视其叙述动机时，荀伯子“常自矜荫籍之美”且将琅玡王氏与颍川荀氏共称为“天下膏粱”的观念，又使得我们在利用《临川记》中关于王羲之的记载时必须持有审慎的态度。首先，荀伯子出生于晋孝武帝年间，至临川任内史更是在刘宋时期，距离王羲之咸和年间出任临川内史已经过去了至少半个世纪，他对于王羲之临川故宅的了解是建立在自己的实地考察以及当地人指认的基础上的。与此同时，对于琅玡王氏门第的认可、对于王羲之书法家身份的熟稔以及王羲之对于张芝墨池习字的推崇，均可能促使荀伯子将王羲之“故宅”中的池子认为是墨池。结合当时高门大族对于文化话语权的垄断，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荀伯子对琅玡王氏门第的认可可能超过了他对于作为书法家的王羲之的认可。荀伯子的史才又促使他将这种理解作为临川当地的一处名人古迹记录下来。由于史料缺乏，王羲之临川宅中墨池的存在与否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仅就墨池为何会存在于史料之中展开分析。

史料的缺乏使得我们探究的方向从“墨池是不是存在”转向“人们为什么要相信墨池的存在”上。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认为：“人不能运用理性认识自己的世界，不能找到历史的真相，历史根本不是过去的事情，而是写下来供人阅读的历史话语。……后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历史文学化。”[4]虽然我无法认同后现代史学对“制约着和规定着历史叙述的边界的一个曾经存在的过去”[5]的取消，但我认为其将史料当作一种叙述的角度，绕过史料而探究其文本形成的机理的思路确有可取之处。结合荀伯子在《临川记》中关于王羲之墨池的“叙述”，我们似乎能够得出王羲之墨池的“形成逻辑”：一是民间通过对于名人形迹的指认、回忆及流传，将其事发展、异化；二是士人通过代表上层社会的书面语言，将此事引入士人的认知。这两种传播途径相互影响，名人轶事在流传过程中变化，而这种变化在被士人确认后最终进入了上层社会的话语体系。

三、王羲之“墨池”的传播

唐人更加推崇王羲之，这从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的推崇中就可见一斑，唐太宗在《晋书·王羲之传》后亲自写了论赞，发出“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1]2108的感慨，并从书学的“法度”层面概括了王羲之的艺术特点[6]，赞扬了他的艺术成就。这种做法既反映了唐人对于王羲之的推崇，又进一步扩大了王羲之在唐代士人中的影响力。故唐人诗文中多有王羲之墨池之事。李白《殷十一赠栗冈砚》诗云：“殷侯三玄士，赠我栗冈砚。洒染中山毫，光映吴门练。天寒水不冻，日用心不倦。携此临墨池，还如对君面。”[7]1421关于其中的用典“中山毫”，清人王琦的注引用了王羲之《笔经》“诸郡毫，唯中山兔肥而毫长，可用练熟绢也”[7]1421，故李白诗中“墨池”可认为是指王羲之墨池。王维在《谢御书集贤院额表》中也提到了王羲之墨池之事，有“仲将虚为白首，羲之狂在墨池”[8]之言。唐刘言史《右军墨池》诗云：“永嘉人事尽归空，逸少遗居蔓草中。至今池水涵余墨，犹共诸泉色不同。”[9]直接吟咏王羲之墨池，其中对于“遗居”“池水”的“指认”以及“涵余墨”的附会心态与荀伯子的《临川记》“指认—附会”的形成逻辑是类似的。可见至唐代，王羲之墨池事显然已经成为了士人文学创作时所用的典故了，换句话说，“王羲之”与“墨池”的结合至迟发生在唐代。

宋人曾巩《墨池记》中亦有王羲之“墨池习字”一事，“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地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①曾巩：《元丰类稿》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曾巩自云据刘宋人荀伯子《临川记》之说，“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②同①。但曾巩同时也对此说、此池产生了怀疑，“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③同①。，并感叹说：“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④同①。其中提到的州学教授王盛通过“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⑤同①。以及请曾巩作《墨池记》的方式光大州学，以取得鼓励临川当地学风的效果，同时也以王羲之为例阐述勤奋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这些做法中洞见一些深层次的历史转折。

从唐到宋，随着社会结构从贵族社会转向平民社会，当时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印刷术的普遍使用，文化传播日益迅速，书院与州县学的设立与合流，使知识传播渐渐及于民众……社会上的很多人都可以很方便地得到过去很难得的书籍，就连妇女、牧童、樵夫都可以阅读经典、引用古人言语”[10]。这就使得平民知识分子一方面接受民间的传说并将其书面材料相互印证，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这种比附的方式将儒家的社会理想与道德观念向下层传播，最后通过创作诗文、编写地方志的方式将这些“故事”（此处“故事”既是“故旧之事”，又是“小说家言”，可谓“亦史亦文”）诉诸笔端。这就使上文所谓墨池事迹出现的“指认—附会”模式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亦史亦文，古为今用”的新模式，也就可以解释当时各地地方志中大量出现王羲之墨池的现象。这种模式的内在原因很可能是士人希望通过追溯当地发生过的名人形迹，达到教化群众、移风易俗的效果。这与宋儒追求的“一道德以同俗”[11]的社会理想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行为可以被看作是唐宋之间“文明从城市到农村的扩张，道德与理性的生活秩序从上层向下层的渗透，社会规则从外在到内在的被认同，逐渐建构起来一套生活习俗”[12]的一个缩影。同时科举制对于九品中正制的替代，也将民间对士人的勤奋要求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志书中的“墨池”的传播与扩散

宋代各地开始大规模地编修地方志，各地方志纷纷出现了关于当地墨池的记载。同时，各类诗歌中亦出现不同地点的墨池。其中出现关于王羲之墨池的记载就有赤城、剡县、会稽等多地。（嘉定）《赤城志》载：“华顶峰在县东北八十里，盖天台第八重最高处……有葛元丹井、王羲之墨池。”①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嘉定）《剡县录》载：“金庭观有右军书楼墨池，旧有羲之像。”②高似孙：（嘉定）《剡县录》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而（嘉泰）《会稽志》中就同时出现了多处所谓的“王羲之墨池”，“金庭观在（嵊）县东南七十二里，今观之东廡右军肖像又有墨池鹅池”③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王右军墨池在（山阴）县西南二十五里兰亭桥东，《华镇记》云闻右军上已日修褉处在天章寺，有墨鹅池皆遗迹，池不甚深广，引溪为源”④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右军墨池在（嵊）县南十五里……瑯邪王羲之家于此山，其书楼墨池旧制犹在”⑤同④。。由于王羲之曾任会稽内史，长期居于会稽，故会稽地其“遗迹”为最多。

同时，宋代编纂的全国性地理志书因为广泛采集资料但又未对所得材料进行仔细考辨，也出现了墨池“遍地开花”的特点。除了以上提到的会稽、临川等地外，《舆地纪胜》中又出现了南康军龙安县（今江西抚州）的王羲之墨池，“王右军墨池在归宗，晋王羲之宅也，故墨池至今尚存”⑥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十五，《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元丰九域志》中也出现了位于同下州南康军的王羲之墨池，“古迹……右军墨池”⑦王存：《元丰九域志》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如果说“墨池”和“王羲之”的结合至迟发生在唐代，那么“墨池”、王羲之、具体地点这三者的结合发生在宋代。更有趣的是，在各地的墨池记载中，除了关于王羲之的墨池，更出现了属于钟繇（“同下州兴国军……古迹……钟繇墨池”⑧同⑦。）、张旭（“上鼎州武陵郡团练……古迹……张旭墨池”⑨同⑦。）、怀素（“永州……怀素堂在州东五里，相传唐僧怀素尝于此草书，有墨池笔冢在其侧”⑩祝穆：《方舆胜览》卷二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等著名书法家的墨池记录。

从这些墨池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王羲之有临池习字染黑池水一事，也不可能为官一地便染黑一处池水，即使王羲之有这种习惯，其他著名书法家也不可能人人有这种习惯，这些记载存在很明显的讹误。那么这种以讹传讹、妄加附会的背后，存在着怎样的历史心态呢？

首先，部分地方志在编纂过程中存在着一些由来已久的问题，编纂者多有颂扬乡里、夸大其事、考证不精、其言荒诞的情况。洪亮吉曾经指出：“方志往往报附往昔名贤，以为桑梓生色。”⑪洪亮吉：《嘉庆泾县志》卷一，清嘉庆刻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其采用的方法通常为“借人材于异地，奢景物于一方”⑫同④。，最终导致“讹以传讹，复中复误”。纪昀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批评，他在（嘉庆）《安阳县志序》中说：“相沿之通弊，则莫大于夸饰，莫滥于攀附。一夸饰，而古迹人物辗转附会；一攀附，而琐屑之事迹、庸沓之诗文相连而登。”[13]这种虚夸编志的风气是王羲之“墨池”传播的土壤。

其次，各地的王羲之“墨池”虽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却可以反映一种观念上的真实。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前代成名的书法家能够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一定是与他们的不懈努力有关系的，而“墨池”也就成为象征着书法家汗水的一个文化符号了，所以人们才会不断地将“墨池”与前代成名的书法家结合，“制造”一个个墨池遗迹。而从这种对于勤奋的推崇中，我们也能明显地嗅到门阀社会向科举社会转变的气息。

五、明清时期印刷品中的“墨池”

进入明清时期，各地地方志和全国性地理志书依然保留了很多关于王羲之墨池的记述，《明一统志》记曰：“墨池在天章寺，即羲之墨池，遗迹不甚深广，又嵊县金庭观亦有墨池。”①李贤：《明一统志》卷四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清一统志》记云：“墨池在山阴县西南二十五里，即王右军墨池遗迹。”②穆彰阿：《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九十四，《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与此同时，时人对于前人诗歌、散文的大量整理并结集出版，前代有“王羲之墨池”内容的作品也得以进一步扩大其影响，从而成为了知识界的一个“定论”。前文所述曾巩之《墨池记》在南宋时期已被理学名臣真德秀编入《续文章正宗》③真德秀：《续文章正宗》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真德秀所编之《文章正宗》《续文章正宗》被当时举子作为应举“辅导书”，故取得较大影响，且明清时期仍有刊刻[14]。明时又被编入何镗所编之《古今游名山记》④何镗：《古今游名山记》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晚明时期“唐宋派”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以复古为创新，茅坤编有《唐宋八大家文钞》，此选本亦有《墨池记》⑤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以《唐宋八大家文钞》为代表的选集在当时迅速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在崇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多次刊刻[15]，在民间出版业高度发达的背景下，“王羲之墨池”的存在被进一步确认。明、清时期的文人在注解诗词中的“墨池”时，多引用唐、宋文人的观点，甚至以之为定论。如明人颜文选在注唐人骆宾王的《上兖州启》时，解释诗中“翰池”一词云：“翰池墨池也，张芝临池学书水尽黑，人呼为墨池，在今河南府陕州又兴国州有钟繇墨池，温州有王羲之墨池，常徳府沅江县西乌龙寺内有诸葛亮墨池。”⑥颜文选注：《骆丞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原本来自各地方志的材料，经由注疏、著述等形式，不加考辨地进入印刷品中，进而进入人们的知识世界，则再次扩大了关于王羲之墨池的影响范围。

六、今天的王羲之墨池及结语

如今，由于地方文化宣传以及旅游开发需要，各地纷纷“修复”或者“再造”当地的墨池。如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2006年在当地“墨池”旁修起了仿古式建筑，同时搞起了古玩产业开发[16]。无独有偶，浙江嵊县（今嵊州市）在1982年重修了戒珠寺，并把墨池作为一个重要的景点[17]。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修复”与“再造”是建立在查阅当地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的，同时地方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墨池以级别不等的“文物保护单位”称号。这一系列的工作不禁使我们想起了“墨池”的形成、传播逻辑，换言之，“墨池”的形成与传播并没有走到尽头，我们依然是这方墨池传播史的见证者。

顾颉刚先生自1924年以来发表了以《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为代表的一系列关于孟姜女故事生成、传播、流变的研究成果。顾先生广泛使用先秦诸子、正史、民歌、敦煌文献等材料，描摹出“孟姜女”从战国前《左传》中的“不受郊吊”的“杞梁之妻”[18]3变为西汉以前的“悲歌哀哭”式人物，进而在西汉后期从“悲歌”发展到“崩城”[18]9，再在唐朝拥有了哭倒长城的能力[18]16的全过程，这期间顾先生举出“齐国歌唱的风气”[18]5、乐府诗的影响、唐代争战徭役不息[18]18等因素来解释这种变化。在顾颉刚先生眼中，孟姜女故事的流变是我们观察中国历史的一面镜子。同样，无论是当代人对于墨池“历史资源”的运用，还是古人所谓“附会”“指认”“兴学”的内在动机，实际上都能反映出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知识的传播方式以及这些传播方式背后所蕴含的知识分子心态。我认为这比单纯考证某处的墨池是否为真更有意义。在漫长的历史中，文人墨客笔下的“王羲之墨池”被渐渐磨去了“史”的标签，且慢慢披上了“文”的外衣，更多地被赋予了文化和民俗的意义。乍一看，这一过程是对历史的“模糊”甚至“创作”，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何尝不是在创造一段新的“墨池传播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