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锐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别号宥斋，四川成都人。近代四川著名学者，对经史子集四部皆有研究，《后汉书》亦为其研究之重要古代史籍。刘氏于1930年3月完成《〈后汉书〉知意》，11日撰《〈后汉书〉知意·序论》一文。对于范晔之《后汉书》，刘咸炘有总体评价：“马、班体例之精，不容议矣。范则多失”[1]刘咸炘.《后汉书》知意[M].《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一[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P245)。但刘咸炘依然对《后汉书》之篇体、识旨有所论述。除对《后汉书》一书款式流变有详细探究外，刘氏关于《后汉书》的史论形式、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的意涵及《后汉书》对忠孝节义的强调这三大问题皆有观点新颖之再思索。目前学界对《〈后汉书〉知意·序论》有所评述与研究，但对上述三大问题的探究仍有所欠缺，故本文结合刘氏相关言论及其它资料对之开展论述，以期能进一步加深对刘咸炘史学批评的认知。

一、“无用而反有用”——《后汉书》之史论

《后汉书》的史论有论、赞、序三种形式，其各自的位置与功能，白寿彝有所论述：

论一般是指纪传后面的论，差不多每篇都有一首或一首以上。论中又有序论，也称作序，是在《皇后纪》和杂传的前面。论，多是评论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有时也采取讽喻或感慨的形式。赞在每篇纪传后面都有一首，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韵语写成，或概括史实，或另发新意，多可补论的不足[2]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M].中华书局,1999.(P240)。

也正因为如此丰富、甚至可以说稍显复杂的形式，历代史家不乏对其非议之言。唐代刘知幾于《史通·论赞篇》中言：

然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历然可阅。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萧、李，《南》《北齐史》，大唐新修《晋史》，皆依范《书》误本，篇终有赞。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衍法，义尽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1]唐)刘知幾,(清)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P77)。

刘知幾认为范晔于《后汉书》之史论全然丧失了班固《汉书》史论之“条贯有序，历然可阅”的优点，且后世之《晋史》等沿袭范晔篇末立赞的做法则属于在错误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刘知幾批评《后汉书》史论的一个重要立论点即在于他认为在每一卷已然有“论”的情况下，再加“赞”，史论太过繁冗。刘知幾以“简”论之，不可谓不正确与有理，但笔者以为史家个人论述文字的增多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史书“断烂朝报”的弊端与指摘，资料罗列适度弱化、研究性则稍有加强，这在重“撰述”、轻“记注”的刘咸炘看来尤为必要。不独刘知幾，宋人洪迈亦对范晔之史论亦甚为不满：

晔之高自夸诩如此。至以谓过班固，固岂可过哉。哗所著序论，了无可取，列传如邓禹、窦融、马援、班超、郭泰诸篇者，盖亦有数也，人苦不自知，可发千载一笑。”[2](宋)洪迈.容斋随笔[M].中华书局,2005.(P193)

洪氏于此对范晔自认为足以超过班固的自言颇不以为然，对其“序论”多有讽刺之言。相较而言，赵翼对范晔《后汉书》史论形式的批评则“温和”了许多，其在《陔馀丛考》中言：

史迁于各纪传后，有太史公论断一段，班书仿之，亦于各纪传后作赞，是班之赞即迁之论也。乃范书论之后又有赞，赞之体用四字韵语，自谓体大思精，无一字虚设，以示独闢。实则仍倣《史记》《汉书》末卷之叙述，而分散于各纪传之下，以滅其踵袭之跻耳。不知《史》《汉》之叙述，篇各有引词，所以自明作书之本意，云为此事作某本纪、为此事作某年表、为此事作某世家、列传，班书因之，又谦而改之为述，亦所以明作某纪、某传之意，故论赞之外以此系之于卷末，不嫌複也。范《书》之赞则非为此，但于既论之后，又将论词排比作韻语耳，岂不辞费乎[3](清)赵翼.陔馀丛考[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P101)！

赵翼认为范晔采用的史论形式本质上仍沿袭司马迁之《史记》，史学功用还是值得称道的；不足之处即在于“论”后再加以韵语书之“赞”，有多余之嫌。刘咸炘在征引了上述刘、赵之言后亦指出了二者的不同，“知几之论，盖不刊矣，赵氏之言，亦足申之。”[4]刘咸炘.《后汉书》知意[M].《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一[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P252)

范晔《后汉书》之史论文字在魏晋南北朝颇为流行，梁萧统领衔主持编纂之《文选》第49卷即多有收录。不独如此，《后汉书》之论赞曾有单行本行于世，《隋书·经籍志》载“《后汉书论赞》四卷，范晔撰”[5](唐)魏征.隋书[M].中华书局,1973.(P954)；《旧唐书·经籍志》又载：“《后汉书论赞》五卷，范晔撰。”[6](宋)宋祁,欧阳修.旧唐书[M].中华书局,1975.(P1989)与章学诚有着较深学术交往的邵晋涵亦言此单行本：

《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7](清)邵晋涵.南江文钞[M].续修四库全书(第1463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P574)！

邵氏此处所言“《后汉书论赞》五卷”的单行本遂成为清末民初之王先谦（1842—1917）发论的主要依据。王先谦撰有《后汉书集解》，其《后汉书集解述略》有言：

论摩太史，别摅见解，往往突过兰台，赞体用诗以代序述，亦班、马之遗范。始自刘昭作注，早合纪、传并行，第范见刑时，书未大成，以赞继论，原未必范意如此[8]王先谦.后汉书集解[M].中华书局,1984.(P2)。

王氏之言貌似为范晔史论形式辩护，实则如刘咸炘所言“曲为范辨”；他认为王氏未能充分理解刘知幾《史通》中的相关论述，对《后汉书》论赞的单行本认知有误，不可以单行本中论赞之有无、位置来反证通行本之论赞，故“此说之疏谬，甚易见也”；刘氏进一步认为，“蔚宗加赞于论后，虽成赘文，而适以自护其书，无用而反有用也。”[1]刘咸炘.《后汉书》知意[M].《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一[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P252)“无用而反有用”凸显了刘氏对范晔《后汉书》史论的总体认知。

一般而言，后世对《后汉书》史论的评价大致有嘲笑、宽容和称赞三种态度，而后者乃其中的主流。素有“旧文学殿军”之称的晚清学问大家李慈铭即盛赞《后汉书》之论赞：

自汉以后，蔚宗最为良史，删繁举要，多得其宜。其论赞剖别贤否，指陈得失，皆有特见，远过马、班、陈寿，余不足论矣。予尤爱者，其中如《儒林传》论、《左雄、周举、黄琼、黄碗传》论、《陈蕃传》论、《党锢传》序、《李膺、范滂传》论、《窦武、何进传》论，皆推明儒术气节之足以维持天下，反复唱叹，可歌可泣，令人百读不厌，真奇作也！其他佳制，固尚不乏，而数篇尤有关系。范《书》以外，惟欧阳《五代史》，欧、宋《新唐书》诸论赞，虽醇疵互见，文亦时病结轖，然究多名篇，可以玩味[2]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M].上海书店,2000.(P234-235)。

李慈铭从比较及举例两方面高扬《后汉书》之论赞。白寿彝亦认为《后汉书》史论超越《汉书》《三国志》，与《史记》也可一较高下：

《后汉书》以明文评论史事，采取论赞的形式。它在《后汉书》中的地位，远超过《汉书》中的赞和《三国志》中的评，有时也超过了《史记》中的“太史公曰”[3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M].中华书局,1999.](P140)。

周一良则认为序、论、赞乃《后汉书》点睛之笔：“《后汉书》的序或论，在范蔚宗的心目中，实为再三致意的全书之灵魂。”[4]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P366)

总体来看，尽管刘咸炘对范晔《后汉书》之赞扬与上述诸位存在着一定的侧重点与程度之别，但其论辩的色彩相对更为浓厚，与主流学术意见保持一致的同时又不失自我特色，刘氏史学批评的特点亦由此可探之一二。

二、亦言史学——《狱中与诸甥侄书》的意涵

鉴于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在研究《后汉书》及范晔史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特大段征引之：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任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懒学问，晚成人，年三十许，政始有向耳。自尔以来，转为心化，推老将至者，亦当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尽。为性不寻注书，心气恶，小苦思，便愦闷，口机又不调利，以此无谈功。至于所通解处，皆自得之于胸怀耳。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所以每于操笔，其所成篇，殆无全称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韻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竞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

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1](南朝宋)沈约.宋书[M].中华书局,1974.(P1829-1831)。

对范晔此文，一般有两种评论观点，一是将其看作是范晔撰《后汉书》的自序之言；二是对范晔于文中所展现之自我史书创作的自信表示怀疑，甚至认为他恃才傲物、以至自吹自擂。对于这两点，刘咸炘皆有论究。他言：

此《与甥侄书》，沈约录入《蔚宗传》中，云《自序》并实。以今观之，其挥斥前人，诚为逾量，而自称之语，则非过夸[2]刘咸炘.《后汉书》知意[M].《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一[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P253)。

刘氏肯定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的“自序”性质，亦认可范晔对自我史学成就的评价。笔者以为，刘氏此处之两点认知，前者稍显武断，后者则颇实事求是。考虑到“汉代魏晋南北朝自序详述家世生平”这一特点[3]王国强.中国古籍序跋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P67)，再对比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一文的呈现内容，将之视为自序颇为牵强。

对于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的解读，还有一大问题即在于后世之研究者极易较多地突出其文学方面的特性而忽视其中所蕴含之内涵丰富的史学因子。对于“文患其事尽于形”至“意或异故也”这部分，有研究者即言：

对于这一段话的理解，论者往往把它局限在关于“文”的范围之内，这是一种比较狭隘的理解。其实古时文史不分，后来文史分途但二者仍有联系。……这样来看，则对于范哗所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思想，是不应当理解得太狭隘，而要把它与作为史学家的范哗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庶可得其真谛[4]瞿林东,李珍.范晔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P115)。且进一步论述到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在《后汉书》之史论、“纪传例”、作史目的这三者的阐发上皆极具价值。刘咸炘即对此亦多有发覆之言，但相对于瞿林东等人，刘氏的眼光已然从《狱中与诸甥侄书》一文拓展到了《后汉书》全书，他论道：

蔚宗书体虽破碎方板，而序论则诚精，即不以文论而以史论，亦不愧体大思精之目。盖班氏赞语含蓄，不极议论。史家高度远致，固应如是，蔚宗以为于理无得，自是误衡，而自作矫之，更为详畅，则别成其妙，与班相竞，然亦约其词句，以见裁味，非如宋后史断之恣为支辨，竟成子篇也。其美乃在汇传能挈举一代之得失，杂传能间破一时之习见。深观东京史势者，自能知其精意深旨，非可一举也。所谓多公家言少事外远致者，虽本论文，实史文之要则，后史序论正如是，而蔚宗之作，乃适不然耳。翟汝文诋其语近词冗，洪迈谓其叙论了无可取，是固宋人轻八代文之习见。即以史义论，试取魏、姚以降之骄偶序论，宋、欧诸人之散体序论以较是书，孰深孰浅，孰凡而孰不凡邪？刘知几《序例篇》所谓累屋重架，乃魏、姚诸书之病，而知几探源，咎及蔚宗耳。沈、萧尚不如是，况蔚宗乎？[2](P253)

刘氏将范晔之史论与班固作对比，认为范氏《后汉书》之成就不在班固之下。上引之文中谈到了翟汝文（1076—1141）对《后汉书》的诋毁，王应麟《困学纪闻》有载：

翟公巽谓：“范蔚宗书语近词冗，事多注见。其自叙云‘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丛陋乃尔，岂笔削未定，遂传之耶？乃删取精要，总合传注，作《东汉通史》五十卷。”[1](清)王应麟,翁元圻.困学纪闻(全校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P1469)

王鸣盛则极不认可翟汝文之举：

《困学纪闻》翟公巽谓蔚宗书冗陋，别作《东汉通史》。吁！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公龚何物，妄加讥贬重修！王氏妄载之何为？无识甚矣[2](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P432)。

刘咸炘亦认为翟汝文对范晔《后汉书》之评价有失公允，且他进一步认为翟汝文、洪迈、刘知幾等之谬评实乃唐宋时期相关成见的再现，合理性欠佳。总体而言，对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史学意涵的探究，刘咸炘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研究已然与当代学者相接近，其学术史意义不可小觑。

三、“中兴开启之功”——范晔《后汉书》对忠孝节义的强调

对于《后汉书》特别强调忠孝节义这一点，章太炎弟子戴蕃豫（1910—1989）在论述《后汉书》之“作意”时有重点归纳与总结。清代学人则对此多有评议，顾炎武即在其《日知录》中有所论述：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可谓知言者矣[3](清)顾炎武,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全校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P752-753)。

顾炎武之论从重忠孝节义的源流及东汉当时之实际情形两大方面阐述了其对范晔相关言论的理解与认同。同样，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中亦对此多有认可之言：

班彪固父子传论云：“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此虽华峤之辞而蔚宗取之，故蔚宗遂力矫班氏之失，如《党锢》《独行》《逸民》等传，正所以表死节，褒正直，而叙杀身成仁之为美也。而诸列传中亦往往见重仁义、贵守节之意。善读书者当自知之，并可以想见蔚宗之为人[2](P397)。

前《陈蕃传》论以汉乱而不亡百余年为蕃等之力，《孔融传》论以曹操之不敢及身篡汉为融之功。至《儒林传》论则又以汉经学世笃，故桓灵以后，国势崩离而群雄不敢遽篡者，皆为儒学之效，蔚宗之表扬节义，推奖儒术如此。沈约《宋书·郑鲜之传》云：“后汉乱而不亡，前史犹谓数公之力。”“前史”即范史[2](P420)。

对此二论，刘咸炘不仅予以征引，还进一步认为“王氏所举明矣”，并对《汉书》《后汉书》两部史著在士人致力于社会风俗纠偏中的不同呈现形态进行了相应解释：“班氏当士习矫激之时，故折狂狷以中行，每裁矫抗之过。范氏当士习骩靡之际，故颇取狂狷。”[4]刘咸炘.《后汉书》知意[M].《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一[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P254)笔者以为刘氏之论与顾炎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刘咸炘认为，作为南朝刘宋时代之人的范晔，跳过与其年代更为接近的曹魏、西晋、东晋之史不撰述，转而书更早之东汉之史，不能不让人探究其相对反常之举的背后缘由。刘氏举例以言：

李固、陈蕃、范滂、孔融诸人平心论之，皆有疵过，而蔚宗则略其疵而称其美。名士、经生、殉义、隐处，皆有流弊，而蔚宗于樊英、儒林、独行、逸民诸《传》叙论，虽并述得失，而终许其执义正俗之功。他如来歙、耿恭、卢植诸《传》言及节义，皆颇慷慨。即论以言已若是，其叙事之抑扬去取，尤不可胜举也[4](P254)。

“抑扬去取”四字即可证范氏的史论倾向，即希望通过对汉代名士忠孝节义的高扬，纠当时风气之偏。当然，范晔在推崇东汉士人重视忠孝节义等伦理的同时，对诸多人士相对偏离儒家伦理道义之举亦有不同程度的指摘，刘氏对此亦有相应之概述：

然蔚宗虽崇气节，而仍持折衷。党锢、独行、逸民诸《传》于矫激之过，未尝稍讳。王良、丁鸿二《论》，尤见其辨真伪之严。讥李云为好绞直，辨臧洪为非守义，马融、蔡邕则恕其习安怀恩，荀爽则拟以大直若屈，以张俭为不知量，惜窦、何而引天废商[1]刘咸炘.《后汉书》知意[M].《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一[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P254)。

也正因为范晔在阐述其指摘时采取了相对“平宽”的态度，即抨击并非特别激烈，所以遭来后世对其史论的巨大质疑，刘氏为范晔辩护，认为不可以人废言。

刘氏在征引先贤之论，指出范氏的阐释意图及为其辩诬后，又从流变、乃至后世影响这两大层面明言范晔《后汉书》重伦理的历史功绩：

自光武推崇节士，变西京贪懦之风为廉直之俗，末流之弊，曹氏矫以尚功，魏末又矫以尚达，加之操、懿而后，篡夺相承，士既习于柔骩，史家亦囿于时俗。华峤乃华歆之孙，陈寿实谯周之徒，言论风旨，不能激扬，蔚宗崛兴，乃克振拔。自后刘知几辨举曲直，而史义始明，北宋诸公抗志力行，而士节始立，推溯其原，蔚宗实有中兴开启之功矣[1](P254)。

笔者以为虽然刘氏所言之“蔚宗实有中兴开启之功”稍显过誉，但强调忠孝节义这一重要风俗的记载与评论却极为符合刘氏“察势观风”史识下对史学内容的要求。此外，在重视气节的功用上，刘咸炘与赵翼可谓不谋而合。赵翼《廿二史札记》卷5有“东汉尚名节”条，力数东汉诸多程度令后人难解的伦理事件或现象。与一般持批驳态度的看法有所不同，赵翼则认为气节之功用当不可忽视，其言：“昔人以气节之盛，为世运之衰，而不知并气节而无之，其衰乃更盛也。”[2](清)赵翼,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M].中华书局,2013.(P106)正因为赵翼此条符合刘氏意旨，所以被刘咸炘载入《治史绪论》“读史”部分之中。

笔者以为刘咸炘此论对我们再认识范晔《后汉书》对儒家伦理的重视颇有借鉴之处。当代学者庞天佑有言：

范晔称道仁义，崇尚忠信，赞美孝道，颂扬气节，推崇正直，表彰忠于职守者，批评庸庸碌碌者，这些都是以儒家伦理对东汉时期重要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后汉书》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伦理教科书[3]庞天佑.论范晔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2001,(4).(P41)。

以“一部地地道道的伦理教科书”来看待《后汉书》，笔者以为稍有不妥。范晔《后汉书》伦理思想的时代性、丰富性、与其它主题思想的关联性等皆值得珍视之。

四、结语

刘咸炘《〈后汉书〉知意·序论》对《后汉书》史论形式、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史学意涵、《后汉书》所展现的伦理思想这三大方面在总结他人论述的前提下皆阐述其相对独到的见解。从《〈后汉书〉知意·序论》可看出刘咸炘史学批评的诸多特点，对进一步理解《后汉书》之相关议题亦颇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