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岳才

（中石化山西石油分公司，太原030024）

一、有关北风、《北风》诗刊与北风社

关于北风一词。从王文光的长篇小说《墙头草》及其后来的解读文章中似可以界定“北风”一词的内涵。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王文光就写过一本反帝反封建的长篇小说《墙头草》，由上海启智书局张蓝霄出版，曾翻印10余次，达10万册之多。出版时，王文光并没有用自己的真名实姓，而是以“北风”笔名问世。该长篇小说的内容，表面看是反对奴隶制的罗马故事，好像是译本，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创作，除“虐柔”是历史人物及罗马大火是历史事迹外，其他人与事都属虚构。王文光在其《五十年来的经历与目睹》（三）一文中作了这样的释读：“‘北风吹起墙头倒，墙倒草也了’，罗马大火烧得遍地通红，由马可领导的劳动人民收拾残局重建新天新地。‘贯牢’家族反映着国联也反映着官僚。国际上是以水晶（暗指苏联）为领导力量，国内是以马可（暗指马克思主义）教导下的工人阶级为战斗先锋。‘墙’是封建官僚与帝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及制度，‘草’是它的统治集团，‘北风’是从苏联传来的革命浪潮，‘火’是革命运动，‘红’是赤化。‘金凤’是指中国中上层资产阶级与其知识分子，其‘梦’写出了南京政局。”[1]王文光.五十年来的经历与目睹(三).山西文史资料(总31辑).(P161)由此可见，王文光当时以北风笔名出版《墙头草》一书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北风”所指乃从苏联传来的革命潮流。

关于《北风》诗刊。从现有的资料分析，在杜任之[2]杜任之.我的回忆(六).山西文史资料(总84辑).(P117)、王文光[3]王文光.五十年来的经历与目睹(五).山西文史资料(总33辑).(P177)、李毓珍[4]李毓珍.我的自传.原平文史4.(P207)、徐士瑚[5]、马作楫[6](P144)等的回忆文章中，尽管对《北风》诗刊的创刊说法上有些差异，但总的来看内容指向是一致的，即1948年1月15日至6月11日，一共刊出7期，最后在梁化之警告下停刊。刊物由李毓珍教授创办，张颔与马作楫是参与者。创刊之初，杜任之与王文光即与李毓珍沟通，有意识地把《北风》作为地下民盟的宣传刊物。这也正是《北风》诗刊非反内战、争民主不刊的缘由。关于《北风》刊名的内涵，尽管上述几位参与者或见证者的回忆中均未提及，但联系到王文光笔名“北风”以及对北风一词内涵的界定，《北风》刊名的内涵自不言而喻。

关于北风社。由于历史的原因，北风社的资料更为有限，连其出版有几种书籍都不得而知，但从当时图书出版的情况分析，北风社即是《北风》诗刊的注册单位，自然以北风社的名义出版书籍也便顺理成章，李毓珍为张颔所作《西里维奥》的序文即为明证。也就是说，北风社在其短短近5个月时间里，不仅出刊了7期《北风》诗刊，也出版了《西里维奥》等北风系列丛书。与此同时，王文光也出版了《晓尘庵一弄》诗册，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四大家族为主要内容，同在黄河书店出售。尽管目前找不到当时出版的《晓尘庵一弄》诗册，也不好臆断其是否为北风系列丛书，但与北风社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

二、《西里维奥》的创作与发表时间

李毓珍（笔名：余振）在《西里维奥》单行本序文中言，该诗曾先后在《工作与学习》《野草》《周末文艺》等刊物分章发表过，而且，原来的诗名是《雪维欧》。本来，根据上述三种杂志即可核实《西里维奥》的创作与发表时间，但鉴于杂志存世甚少，已无从直接查核，只能从各种零星的记载中复原。根据张颔口述：“我那首长诗，就是看了他（余振）翻译的一篇普希金的小说，觉得好，在他的鼓励下写成的。我跟他认识早了，抗战后回到太原就认识了。一开始不认识，到了省议会才认识的。”[1]韩石山.张颔传.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2014.(P158)而到省议会工作的时间，他说是在“阎锡山在省城各机关搞‘三自传训’前”。而1947年9月，先在太原开了各机关全体人员的斗争动员大会。韩石山由此得出张颔到省议会的时间在八九月间，定在8月。而《北风》诗刊1948年1月创刊时，《西里维奥》一诗已经以《雪维欧》之名先后在《工作与学习》《野草》《周末文艺》等分章发表。据此似可得出张颔认识李毓珍最早不会早于1947年8月的结论，那么张颔《西里维奥》的创作时间也似可锁定在1947年8月至1947年12月间。但新的疑问又产生了，同样是张颔口述：“没多久，我就辞了《青年导报》的职务，离开同志会太原分会，去省议会当了秘书。《工作与学习》杂志，在此之前就停办了。”“办《青年导报》和《工作与学习》，时间都不长，报纸一年多，杂志更短些”[1](P98)。而《工作与学习》杂志，1946年5月10日创刊，到12月25日，近7个月，共出刊16期。半月刊，逢10号、25号出版，普通16开本[1](P107)。照此，如果《工作与学习》杂志办到1947年5月即超过一年。则可判断《工作与学习》大体在1947年5月前停刊，最多办刊26期。也就是说《雪维欧》部分章节是在这一时段前发表于《工作与学习》杂志，具体应在17—26期之间刊载。此一推断，与张颔1947年8月到省议会前《工作与学习》早已停刊的说法一致。既然《工作与学习》杂志在1947年5月前已经停刊，而且还刊载过《雪维欧》，那么早在张颔到省议会前的5月份，《西里维奥》已经写作完成并分章发表。如此又产生了新的疑问，张颔认识李毓珍的时间一定是他到省议会前。那么到底二人相识于何时？根据李毓珍的回忆，“山西大学校长徐士瑚先生来信，邀请我回山西大学。于是1946年5月，我应邀前往，并向徐校长推荐了被解聘的徐褐夫、季陶达、王文光三教授。”[1]余振.缅怀杜任之先生.文史月刊,1998,(6).(P3)“因为一篇文章被特务殴打，《北风》诗刊又被迫停刊。我向杜先生和王文光先生提出离开太原的意思，等他们二位征得山大徐校长同意后，我于6月份中下旬离开山大，到了兰州大学。”[1](P5)说明李毓珍在山西大学任教的时间在1946年5月至1948年6月中下旬间。张颔口述：“后来跟余振先生熟了，可能近期的一个日子是普希金的诞辰或是忌日，那时不叫普希金，叫普式庚，余振提议纪念，我同意了。我们看重的是普氏同情十二月党人，是反对沙皇统治的。我把这个意思跟智力展说了，没想到智力展不同意。我心想，你平常还说怎么喜欢普希金的诗歌，这会儿开个纪念会都不同意，那好吧，我就拿了张普希金的画像送到他家里，看墙上有个地方，给挂了上去。”[2]韩石山.张颔传.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2014.(P110)到底是普希金的诞辰或忌日，张颔回忆不起来。其实，普希金的诞辰在6月6日，忌日则是2月8日。李毓珍1946年5月到山西大学执教后，一直到《工作与学习》停刊，最有可能的便是1947年2月8日的普希金忌日。排除1946年6月6日与1947年6月6日的理由自不待言，前者李毓珍1946年5月才到山西大学，还谈不到与张颔熟悉的程度，后者到1947年6月《工作与学习》已经停刊。正是围绕着普希金2月8日的忌日，在李毓珍提议下，张颔游说同志会太原分会的智力展，借《工作与学习》和《青年导报》阵地搞一次围绕普希金的纪念活动。最终，尽管智力展没有同意，但李、张二人还是作了积极的努力，在这一期间张颔受李毓珍鼓励，改写普希金小说《射击》为《雪维欧》长诗，部分章节首先发表在张颔主办的《工作与学习》上，但随着《工作与学习》停刊，只能在《野草》与《周末文艺》上分章发表剩余的诗章。由此也便可以看出，张颔创作《雪维欧》的时间在1947年初，随后便分别在三个杂志上发表。1947年初期的太原，正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以纪念普希金忌日的方式宣传反抗专制的民主思想，可以说是当时知识界的一种独特斗争形式。《雪维欧》长诗看似由普希金作品改写，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无疑是借题发挥，借对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同情，鞭挞反动统治，抒发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思想。与王文光创作《墙头草》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北风社与《西里维奥》单行本

张颔1939年冬从南漳到乡宁县投奔抗日前线一直到1948年底在北京城工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0年来，始终在杜任之的领导或影响下工作，杜任之是他走向革命的领路人。1945年抗战胜利，张颔从孝义回到太原后不久，曾一度被阎锡山软禁甚至差一点处死的杜任之也于1946年春随山西大学回到太原。作为文学青年，进步青年，虽没有领导被领导关系，但张颔经常到山西大学，出入于杜任之、赵宗复等省城进步学者形成的文人圈子，而且不时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一些进步文章，针砭时弊，影响舆论。特别是利用工作之便，以《工作与学习》与《青年导报》为载体，组织发表一些专题性文章，比如杜任之的一些文章即在《工作与学习》杂志以笔名，或以张颔自己的名字发表。再比如1946年6月4日端阳节，也是国民政府确定的诗人节，便由《工作与学习》杂志社和青年学习会在民众教育馆举办了纪念屈原座谈会，参会者有30余人，山西大学教授田依文主谈，训导长杜任之担任主席，郝树侯、张光鉴、商性斋、李浪均发言，最后由杜任之作总结。看似一个纪念性座谈会，当时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在张颔有可能面临“三自传训”风险的时候，也是杜任之、赵宗复为他提供保护，离开同志会太原分会调入省议会。1947年暑假期间，王文光借南京中央大学探亲之机，与民盟中委之一的刘王立明见面并提出加入民盟，刘王立明与上海另一位中委周新民介绍其加入了民盟，并带回了在太原开展民盟工作的任务。王文光回到太原，即与杜任之、李毓珍建立起山西最早的民盟组织，由王文光任秘书，杜任之负责组织工作，李毓珍负责宣传工作，并迅速在进步教授与学生中发展盟员。1948年1月李毓珍创办《北风》诗刊即有意识地作为民盟的宣传刊物来办刊，自然非反内战、争民主的诗作不刊。如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张颔与马作楫会参与到《北风》诗刊的创办中。这其中既有李毓珍的因素，更有杜任之的因素。当然，《北风》诗刊作为民盟的宣传刊物，张颔不知，马作楫也不知，只有王文光、杜任之、李毓珍知之。在1月15日到6月11日《北风》诗刊的编辑发行过程中，李毓珍借助北风社这一阵地，帮助张颔出版了诗集《西里维奥》。据温庆华《翻译家余振传略》记载，“1948年6月，他（余振）应好友徐褐夫之约，赴兰州大学俄文系任教。在兰大期间，其译作《普式庚诗选》《列孟托夫抒情诗选》和著作《俄语文法高级教程》，由上海光华出版社出版。其弟子山大学生马作楫的诗集《忧郁》和青年诗人张颔的诗集，经由他的推荐亦由该出版社出版。”[1]温庆华.翻译家余振传略.文史月刊,1999,(5).(P145)马作楫的诗集《忧郁》确实如温庆华记述的那样，现仍有原本存世。据马作楫回忆，“我感到鼓舞的是李毓珍教授还以‘北风诗社’的名义，支持我在上海光华出版社于1948年出版了我第一部诗集《忧郁》。”[2]马作楫.关于《北风》诗刊的点滴回忆.文史月刊,2002,(2).(P37)但温庆华所述上海光华出版社亦为张颔出版诗集却并未指出具体的诗集名，也许指的是北风社出版的《西里维奥》，也许是另有诗集出版。但前者可能性更大。在这一段时间里，尽管张颔、马作楫均非民盟盟员，也不知道《北风》诗刊承担了民盟宣传刊物的职能，但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参与了反内战、争民主的宣传实践。

在《北风》诗刊被迫停刊，李毓珍、王文光、杜任之被迫离晋，白色恐怖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作为进步青年，作为杜任之的追随者，继杜任之1948年7月1日离开太原飞抵北京后的8月中旬，张颔也飞往北京，在杜任之任教的华北文法学院担任了校办公室秘书，并秘密加入民盟组织，年底前又在城工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名爱国进步青年锻炼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张颔的成长过程中，杜任之等的影响不可或缺，赵宗复、李毓珍等的影响不可或缺，参加民盟的活动并成为民盟盟员不可或缺，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追求真理，追求民主，坚持斗争不可或缺。而创作发表出版《西里维奥》即是其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追求民主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