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沛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北京100732）

《汉书·昭帝纪》载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六月诏书云：“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1](汉)班固.汉书(卷 7).中华书局,2002.(P223)历代学者对该诏书中“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的理解存在争议。虽争议仅为史籍中一语，但关涉西汉学术史多个方面。以下通过汉人对经典“传”“受”与“通”“明”的用法、态度，试作辨析。

一

首先看前人论断。颜师古注引臣瓒曰：“帝自谓虽通举此四书，皆未能有所明，此帝之谦也。”颜师古则以为：“帝自言虽通《保傅传》，而《孝经》《论语》《尚书》犹未能明也。”[1](P223)又，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李慈铭曰：“帝自谓虽通接保傅，传授《孝经》《论语》《尚书》，皆未能有明，当以傅字绝句。贾所作《保傅篇》，汉世未闻有传授者，昭帝安得习之，且冠于《孝经》诸书之上乎？”[2](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P317-318)近人吴恂采用了改字的方法，其《汉书注商》云：“通盖诵之误，诏谓诵此四书，均未能明也。诸家咸就通字为说，宜其都鉏铻难入矣。”并驳李慈铭说，以为：“《保傅传》为教太子礼仪之书，自当童而习之，范书《张皓传》云：‘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岁，未见保傅九德之义。’可证。《汉书·萧望之传》为太傅，以《论语》《礼服》，授皇太子。亦其比也。时孝昭即位虽已五年，而齿仅舞勺，故尚诵所教太子之书也；又受业有先后，乌能以《保傅传》冠于经传之上为嫌乎？李氏之说固矣。”[3]吴恂.汉书注商.山海古籍出版社,1983.(P32)

下按四家各自的理解，将原文修改后排列，以便显示差异：

臣瓒说：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

颜师古说：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

李慈铭说：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

吴恂说：诵《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

案上四家说，该句之所以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主要由于两个问题：（1）是对西汉经典传习的实际情况与经典地位的认识不同。较为关注这个问题的是李慈铭，他以为史料中没有汉人传习《保傅传》的证据，且《保傅》没有资格排列在《孝经》《论语》《尚书》之前。（2）是“通”与“未云有明”在文意上似乎有所矛盾。既然已“通”，就不该再说“未云有明”。如臣瓒为解决这一矛盾，将“通”释为“通举”，吴恂则通过改字解决。同时注意到这两个问题的是颜师古，他既要解决“通”与“未云有明”的矛盾，又看轻《保傅传》，故而将《保傅》与《孝经》《论语》《尚书》区分开，以为《保傅》是易“通”的，而另外三者则为不易“明”的学问。

二

上述问题（1），关于李慈铭怀疑《保傅传》是否在汉代有所传习，吴恂已作了相应的驳论。但吴恂的例证并不可靠。首先，他误解了《后汉书·张皓传》中“保傅”一词。《后汉书》载张皓上疏云：“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岁，未见保傅九德之义，宜简贤辅，就成圣质。”[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 56).中华书局,1982.(P1815)“九德”，出自《尚书·皋陶谟》，为九种品德。引申为具备“九德”之人，如《后汉书·杨震传》载杨震上疏云：“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庭。”(P1761)同样，《张皓传》中的“九德”与“保傅”也同指可以辅佐、教导太子的有德行之人。而“义”当通“仪”，是准则、法度之义。太子十岁而未睹见有德行人的法度、仪则，故而说“宜简贤辅”，也就是应当挑选贤良、辅佐[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 54).中华书局,1982.。（《后汉书·来历传》载其与太常桓焉、廷尉张皓议曰：“且男、吉之谋，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选忠良保傅，辅以礼义。”“忠良保傅”与“保傅九德”近同，可为旁证。）故《张皓传》中的“保傅”与《保傅传》无关，这一则并不能作为汉代有传习《保傅》的证据。接下来吴恂引《汉书·萧望之传》，以为萧望之授皇太子《礼服》可以作为旁证。颜师古以为《礼服》是《丧服》，（还见于《夏侯胜传》中颜师古注。）也就是《仪礼》中的《丧服》篇。又，今本《白虎通义》有引《礼服传》，所以这里的《礼服》不能确定是《礼经》篇目还是“传记”，故难与传《保傅传》作比。

否定了吴恂两则例证的有效性，似乎很难找出可以证明《保傅传》在西汉有所传习的证据。但我们可以从两个侧面进行补证说明：首先，《保傅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是关于教导太子的篇籍，初登皇位而年幼的昭帝有必要学习，而普通的士人则不需专门的研读。1973年河北定县曾出土单篇流传的《保傅》残简[3]详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8).，可见西汉《保傅》在王国有所流传，汉昭帝从师学习该文可能性很大。第二，《保傅》创作者或为贾谊，但在汉代作为《礼》经的“传记”见《大戴礼记》，《白虎通义》也曾多次引用《保傅》或《礼·保傅》。同样，《孝经》《论语》在西汉人看来也是“传记”，如《汉书·翟方进传》载成帝赐翟方进册云：“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4](汉)班固.汉书(卷 84).中华书局,2002.(P3423)见今本《孝经·诸侯章》。《汉书·宣帝纪》载地节三年十一月诏书云：“传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4](P250)见今本《论语·学而》。《尚书》为《五经》之一，《孝经》《论语》这样的“传记”能放置在《尚书》之前，则《保傅传》当然也可以放置在《孝经》《论语》之前。这种次第如吴恂所说，反映了“受业有先后”。且这样的为学次第，从篇籍长度与深度来看，是十分合理的。

真正可以论定李慈铭说不能成立的，是“传《孝经》《论语》《尚书》”一句并不符合西汉时用语习惯。“传”“受”在当时有较为固定的用法：“授”为教授，但从师学习某种经典常用“受”字。而“传”某经典，则是具备较高水平的延续、继承这种学问。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传”如“传《孝经》《论语》《尚书》”，指后接某种经典的用法。如后接某人，则是传授之义。

可以佐证“传”“受”固定用法的语料非常丰富，这里即以《汉书·儒林传》一篇举证[1](汉)班固.汉书(卷 88).中华书局,2002.(P3589-3621)。可证“传”某经典为具有较高水平的传承这种学问的，如“费直字长翁……琅邪王璜平中能传之。璜又传古文《尚书》”“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荣）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材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受”为从师学习某种经典例证更多，如“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雠为童子，从田王孙受《易》”“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云受孟喜，喜为名之”“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时伏生年九十余……使掌故朝错往受之”“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等等。“传”“受”与“授”在同句中出现，则更能体现各自的含义，如：“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这一句中，“授”为普通的教授义，而“传”则是传承义。又如《儒林传》载孝宣时的涿郡韩生为韩婴之后，他“以《易》征待诏殿中”，云“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太傅故专传之。”这一句中，两处“受”皆是受学某种经典，第一处“传”为传承某种经典学问。第二处的“传之”的对象是韩生，故而是传授的意思。明晰了“传”“受”的用法，再返观昭帝“传《孝经》《论语》《尚书》”，便能明白李慈铭的解法并不正确。汉昭帝“通保傅”，当是“受”《孝经》《论语》《尚书》而“未云有明”，即便是这一句的主语从昭帝改为保傅，也当如《儒林传》中“高孙地余长宾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用“授”字。（又如《汉书·张禹传》：“而博士郑宽中以《尚书》授太子，荐言禹善《论语》。诏令禹授太子《论语》”。）

三

上文谈到，西汉人以《论语》《孝经》为“传记”，通《论语》《孝经》也并非困难的事。如《汉书·疏广传》：“在位五岁，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2](汉)班固.汉书(卷 71).中华书局,2002.(P3039)，十二岁的孩子便可以“通”《论语》《孝经》了，始元五年汉昭帝也正是十二三岁，那么按照颜师古的思路，将这句调整为“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或者颜师古所认同的“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两种说法是否可以成立呢？

这涉及到上述问题（2）。案汉人对经典掌握程度有所区别，“通”与“明”的用法存在差异。以传习所需时间看，“通”的时间短，而“明”需要较长时间。如《儒林传》载武帝诏：“郡国县官有好文学……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1](P3594)《汉书·刘歆传》：“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3](汉)班固.汉书(卷 36).中华书局,2002.(P1967)（《儒林传》亦载此事，云：“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从两例可看出，对于一些有基础的人，一年的时间便可以做到“通一艺”，而如刘向这样的大才，需要多年才能“大明习”。又，从对于经典的理解深度来说，“明”的要求较“通”为高，如《儒林传》：“严彭祖字公子，东海下邳人也。与颜安乐俱事眭孟。孟弟子百余人，唯彭祖、安乐为明，质问疑谊，各持所见。”[1](P3616)《儒林传》：“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其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延颇能，未善也。”[1](P3614)以这两例分析，博士弟子百余人，不可谓不“通”经，但其中佼佼者严、颜为“明”。而能“通”经者，未必达到“善”的程度。又如《汉书·夏侯胜传》载夏侯胜讲授时劝告诸生：“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则是勉励诸生学问应该达到“明”的程度，“通”经只能做郎官，（见上文引《儒林传》载武帝诏。又《汉书·刘歆传》：“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汉书·吾丘寿王传》：“诏使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迁为侍中中郎，坐法免。”）而“明”经则能作二千石以上，佩青、紫绶带的高官。又如，后世将汉代的“明经”作为一个选士科目，但在两汉文献中，“明经”不同于“孝廉”“郡国文学”等为较为固定的选举专用名词，常用于对人学、行的夸奖，如“明经通达”“明经高行”“明经俭节”等。（作为“科目”，只是“茂才”一种，往往还需经行考试或选拔。如王嘉“以明经射策甲科为郎”，见《汉书·王嘉传》。卫宏《汉旧仪》佚文也有记载刺史推举茂才给丞相，丞相以“明经”为一科，皇帝任命谏大夫、议郎、博士等官，则从明经中选举。）但从对人的褒奖发展到一种举士科目，对“明经”一词的使用，依然体现了“明”的程度。总而言之，虽然“通”与“明”都有知晓、通晓之义，但“明”当理解为精通、见察知微之义，而“通”只是对经典有一定掌握的熟习。

在《汉书》记载中，如董仲舒、夏侯始昌、褚大、王吉、龚舍等人虽各有专擅的经典，但都能“通《五经》”。这里的“通”便不能换做“明”，“通《五经》”是对《五经》都有所掌握，但掌握的程度不可能都达到极高的“明”。《汉书·丙吉传》：“吉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1](汉)班固.汉书(卷 74)中华书局,2002.(P3145)这里的“通”也不能换做“明”，因为“明”所掌握的就不仅仅是“大义”这么简单了。又如《汉书·哀帝纪》：“元延四年入朝……上令诵《诗》，通习，能说。”这里的“通习”与上引《刘歆传》中刘向的“明习”不能互换。元延四年（前9），汉哀帝只有十六七岁，能“通习”《诗》已经不容易了，但远远达不到“明习”的程度（“明习”在《汉书》中也有很多用例，不仅是在经学上，更有“明习治狱”“明习文法”“明习律令”等，皆指对于某事掌握程度较深）。返观“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一句，如案颜师古的理解，《保傅传》已“通”，《孝经》《论语》《尚书》当言“未云通”，不应该是“未云有明”。

但也需注意，对于“通”与“明”在形容经典传习上也存在个别特例，如《儒林传》：“后苍字近君……苍亦通《诗》《礼》，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萧望之、匡衡。”[2](汉)班固.汉书(卷 88).中华书局,2002.(P3613)后苍，又作“后仓”，擅《齐诗》，“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他对《诗》《礼》的掌握可谓是“明”了，这里用了“通”字，或只是作为泛说。又《汉书·吾丘寿王传》：“吾丘寿王字子赣……诏使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迁为侍中中郎，坐法免。”[3](汉)班固.汉书(卷 64 上).中华书局,2002.(P2794)在这一段中“通明”为同义复词，从上文所引《儒林传》“其高弟可以为郎中”可看出，这里的“通明”当理解为“通”。但在“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一句中，“通”与“明”是对举，不存在泛指或互文的可能。

综上所述，汉昭帝自称对《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达到了“通”的程度，但还未至于“明”，说法实际，并非自谦。臣瓒虽在这一句上句读处理无误，但所谓“通举”与“帝之谦”的理解并不正确。李慈铭未了解西汉人“传”“受”二字的固定用法，错析了句读，而颜师古因不理解“通”与“明”的词义差别致误。吴恂的理解可成一说，但该句句义本来明晰，不烦改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