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曦，曹湘洪

（新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17）

语言迁移（language transfer）又称语际影响，是指由语言之间的异同而产生的已习得的语言对目标习得语言的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语言迁移研究一直是国外第二语言习得、应用语言学和语言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国内也有大量学者就该课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国际间的交流日趋频繁，全世界学习三种语言的人数日益增多，对三语习得的研究由此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在三语习得中，跨语言迁移现象普遍存在，目前已成为语际影响研究的聚焦点。本文从国外二语习得中语言迁移研究的理论和视角入手，对三语习得中语言迁移研究发展现状，尤其是研究内容进行评析，找出语言习得迁移研究发展的趋势和面临的挑战，为我国语言习得理论模型研究以及迁移机制的探讨提供有益借鉴。

一、语言迁移研究回顾

（一）语言习得中的语言迁移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迁移一直是国外语言习得研究领域的焦点。语言习得中语言迁移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对比分析假说阶段、普遍语法阶段以及认知理论与神经生理学阶段。

1.20世纪50至60年代：对比分析假说阶段

早期的语言迁移研究主要是建构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之上。其理论依据主要是：语言是一个具有层次结构的符号系统；学习过程是有机体在外界条件的刺激下形成反应联结，从而不断形成新习惯的过程。例如，Lado的“对比分析假说”（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认为，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主要障碍来源于一语的干扰，因为学习者习惯将一语中的语言形式和意义迁移到第二语言习得当中，其中一语与二语的相同之处引起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不同之处则引发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①Robert Lado.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7,p.16.。“对比分析假说”旨在通过对比不同语言间的差异，预测语言学习中可能存在的困难，进而为语言教学提供必要的信息。在对比分析理论框架下，一语对二语习得的负面影响巨大，由此认为二语习得的过程就是克服一语迁移的过程。继Lado之后，许多学者从语音、词汇等层面为对比分析假说中的迁移概念提供了证据，但也有一些学者依据其研究结果对Lado的假说提出了异议。Dulay和Burt在研究中发现，不同语言的学习者对英语屈折后缀的习得存在具有相似的顺序①Heidi C.Dulay,Marina K.Burt.Natural Sequences in Chil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Language Learning,1974(1),pp.37-53.。基于此，研究者认为一语只是影响二语习得的众多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因素。Andersen认为，一语与二语之间的差异不一定会导致语言习得的困难或跨语言影响②Roger W.Andersen.Transfer to Somewhere.In Gass,S.,Selinker,L.(eds.),Language Transfer in Language Learning.Rowley,MA：Newbury House,1983,p.177.。相反，语言间的差异性使得目标语的结构容易被习得，而相似性导致习得者产生两种语言结构的心理联想。因此，“对比分析假说”需用心理学理论加以补充，以解释语言学习者识别其一语与二语在结构上的“差异”与“相似”的心理过程，正如Hoffmann所认为的那样，迁移现象必须在习得过程中才能察觉到③Charlotte Hoffman.Towards a Description of Trilingual Competence.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2001,pp.1-17.。

2.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普遍语法阶段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随着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衰落，行为主义为理论支撑的对比分析假说也受到了极大的质疑和挑战。语言迁移研究进入到Chomsky的普遍语法阶段，当时的迁移研究主要是基于Chomsky普遍语法的标记理论。不同于“对比分析假说”中的理解，即一语与二语之间的差异等同于难度，标记理论认为所有的差异都会导致迁移，且语言的无标记形式比有标记形式更容易习得，所以语言习得者通常先习得无标记形式，然后是有标记形式，而且标记程度和习得难度成正比。标记理论分析了语言迁移发生的限制因素，强调并不是所有一语与二语之间的差异都会引起迁移，而迁移取决于相关成分的标记程度。例如，Eckman在他的“标记性差异假说”（markedness differential hypothesis）中就提到，可以通过对比一语与二语之间的标记性差异来预测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的学习困难④Fred R.Eckman.Markedness and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Language Learning,1977,pp.315-330.。简言之，语言标记理论弥补了对比分析假说在解释第二语言习得中错误和困难产生原因的缺陷，进而证明了语言间的差异并非都会引起迁移现象。Kellerman和Sharwood在1986年出版的《二语习得中的跨语言影响》一书中也指出，跨语言影响在二语习得中并不都是负面的⑤Eric Kellerman,Michael Sharwood.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Oxford：Pergamon,1986,pp.332.。虽然两位学者对语言迁移在二语习得中的影响给予了肯定，但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对语言迁移的负面标签化给予了默认。然而，真正意义上对语言迁移这个颇具争议的术语进行正名的是Odlin，他在极具影响力的《语言迁移：语言学习中的跨语言影响》一书中指出，“迁移是目标语和任何一种已经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或差异所造成的影响”[1]27。此外，Odlin还进一步区分了“语言迁移”和“语言借用”的含义，他认为“语言迁移是二语习得者由于受一语的影响而产出与一语相似的语言成分；语言借用是二语习得者在语言产出时直接使用一语中的成分，习得者已经习得的全部源语言都有可能成为语言借用的源头。”[1]89。依据Odlin的观点，语言借用来自语言使用是一种交际策略，而语言迁移来自语言结构。Odlin这一观点在二语习得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由此翻开了二语习得中语言迁移研究的新篇章。20世纪90年代后，Chomsky的原则和参数理论被引入语言迁移研究，中介语表征中的迁移现象自然而然成为了研究者关注的重心⑥参见尹洪山、刘振前《国外语言迁移研究的新进展——基于语言加工理论的迁移研究》，《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1期，第42-46页。。中介语是指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介于一语和二语之间的过渡性语言体系⑦Larry Selinker.Interlanguage：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1972(10),pp.209-231.。作为语言迁移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中介语是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必经之路。这一时期的语言迁移研究提出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假说，其中包括：Schwartz和Sprouse的“完全迁移/完全可及假说”（the full transfer/full access hypothesis），Vainikka和Young-Scholten的“最简树假说”（the minimal trees hypothesis）以及Eubank的“特征值缺省假说”（the valueless features hypothesis）。这三种假说均在普遍语法的框架下考察了语言迁移现象，并揭示了一语在跨语言迁移中的规律与特点。例如，Schwartz和Sprouse的“完全迁移/完全可及假设”指出，中介语表征具有自然语言的特征，并且受到普遍语法的限制①Bonnie D.Schwartz,Rex A.Sprouse.L2 Cognitive States and the Full Transfer/Full Access Model.Second Language Research,1996(1),pp.40-72.。通常来讲，中介语初始表征的参数值是来自于第一语言，因此第一语言的全部特征值均可迁移到中介语的初始语法中去。从本质上讲，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就是学习者对现有的语法系统进行重组的过程。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例如，Vainikka和Young-Scholten在“最简树假说”就指出，中介语的初始表征与自然语言在许多方面存在不同，出现的第一语言迁移仅限制在词汇范围②Anne Vainikka，Martha Young-Scholten.Gradual Development of L2 Phrase Structure.Second Language Research,1996(1),pp.7-39.。

3.20世纪90年代至今：认知理论及神经生理学阶段

20世纪80年代，随着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语言习得被认为是人类认知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自然心理经验，而不是行为主义所认为的语言习惯被取代的简单过程。因此，以认知科学为基础的迁移研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例如，Pienemann凭借“语言可加工性理论”（processability theory）来考察迁移现象，探讨语言迁移的制约因素，并揭示语言加工能力对语言迁移的制约作用以及预示中介语的发展途径③Manfred Pienemann.Language Processing and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Processability Theory.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1998,p.17.。Pienemann等人认为已有的“完全迁移/完全可及假设”对语言迁移所作的预测不符合语言习得的实际情况，这是因为语言加工能力对语言迁移的制约作用不受语言类型关系的影响。只有当学习者具备必要的语言加工前提，某些语法特征才会发生迁移④Manfred Pienemann,Bruno D.Biase,Satomi Kawaguchi.Processing Constraints on L1 Transfer.Handbook of Bilingualism：Psycholinguistic Approaches,2005(2),pp.128-153.。该理论为语言迁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在此之后，在认知科学发展的影响下，语言迁移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表层结构中的迁移现象，而逐渐探索语言深层结构中迁移的内在机制，如：语义迁移研究、语言迁移方向研究、可迁移性研究、概念迁移研究以及语用迁移研究等。Jarvis首次提出“概念迁移”的概念，并将其理论归属为人类认知体系的八个概念域中，包括“人物、事物、情绪、性、数、时间、空间和运动”[2]，提出学习者在语言习得中应对第一语言的惯性思维进行重新组合，使其具有新的概念特性。这也就是说，概念迁移关注源语言与目标语中相对应的概念范畴的异同，将语言迁移研究从语言的表征提升到语言的认知层面，更深入地探究了语言迁移的内在机制。Kasper提出了语用迁移这一概念，并将语用迁移划分为“语用语言迁移”（pragmalinguistic transfer）和“社会语用迁移”（sociopragmatic transfer）。根据他的观点，“语用语言迁移是指说话人使用属第一语言形式的句法和语义的第二语言等值词来表达施为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或表示礼貌；社会语用迁移是指说话者把第一语言中的语言行为规约以及话语参与关系的语境影响都照搬到第二语言中”[3]215。Kasper强调，“语用迁移可被看作是一种交际策略或中介语说话者的元语用策略（meta-pragmatic strategy）”[3]201。Jarvis和Pavlenko出版的《在语言和认知中的跨语言影响》一书把“跨语言影响”看成是“一个人的一种语言知识对其他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的影响”[4]156，认为共性和差异把人们的视线局限在语言层面。而一个人的“知识”和“使用”表明迁移不止是在语言层面，应该是全方位的。Jarvis和Pavlenko的跨语言影响可以影响到语言的每一方面的观点在语言迁移研究史上堪称“第二座伟大的里程碑”⑤参见俞理明、常辉、姜孟《语言迁移研究新视角》，上海：上海交通出版社，2012年，第18页。。神经生理学视域下的迁移研究出现在2000年以后。学者们试图解释迁移在大脑中是怎样发生的，并通过正电子断层发射（PET）、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T）、脑电图和脑磁图（EEG）、磁源成像（MSI）等脑电技术对失语症的研究，来解释语言迁移运作的内在机制，从一个崭新的视角，为先前有关不同语言在大脑中的储存和交互方式的大量研究提供新的解释和启示。例如，Gallese等人的研究发现，通过人脑镜像神经元系统（mirror neuron system）的研究，人们能够从神经机制层面深入地理解人类语言及认知活动，进而从神经生理的视角探究语言迁移。①Vittorio Gallese,Luciano Fadiga,Leonardo Fogassi,Giacomo Rizzolatti.Action Recognition in the Premotor Cortex.Brain,1996(1),pp.593-609.

（二）三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

国外第三语言习得的研究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其产生主要来自于欧洲联盟政治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奉行的语言政策对外语教学的影响。随着二语习得研究的深入推进，尤其是语言迁移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为三语习得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指导。Ringbom的《第一语言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标志着三语习得研究的正式开始，此后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三语习得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和实证探讨，包括语音迁移、词汇迁移、句法迁移、语用迁移等。

1.三语习得中的词汇迁移

词汇迁移是三语习得中语言迁移研究的重点。早期的研究主要聚焦三语习得过程中词汇的创新（coinage）以及关注同源词、非同源词的迁移规律。而后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一语与二语在三语词汇习得过程中的作用②参见曾丽《国外“三语习得”研究述评》，《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12页。。Vidomec首次提出了“语言使用者倾向于使用非源语言中的词汇，即使这种语言和目的语在发音上并不相似”的观点[5]，该结论得到了一些学者们的证实。例如，Stedje的研究发现，一语为芬兰语、二语为瑞典语的德语学习者，通常选择使用瑞典语中的功能词而不是芬兰语。③Astrid Stedje.Tredjespraksinterferens i fritt tal-en ja.mforande studie.In R.Palmberg and H.Ringbom(eds.),Papers from the Conference on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nd Error Analysis.Stockholm and Abo,7-8 February.Abo：AboAkademi,1977,pp.101-110.Ringbom将三语词汇习得中的迁移分为四种形式，包括“借译（loan translation，将一种语言的语义特征迁移到另外一种语言的词汇中）、语义引伸（semantic extension，将一种语言的语义特征延伸到另外一种语言的词汇中）、关联词（cognates，借用源语言和目标语的语言系统中具有跨语言相似性的词汇）、借用（borrowings，在形态和音系层面上把源语言中的词素应用到目标语中）”[6]62，并认为任何迁移都是一个连续体，二者是密不可分的。Ringbom还强调，“三语词汇习得中的意义迁移来自于习得者的一语或二语。”[6]86Williams和Hammarberg考察三语习得者语言产出中的非语用目的性（WIPP）语码转换时发现：在三语-瑞典语的口语产出中，92%的语码转换来自于第二语言-德语，4%来自一语-英语，4%来自于其他语言。在这三种相关的语言当中，学习者更倾向于使用二语中的功能词而不是第一语言。④Sarah Williams,Bjorn Hammarberg.Language Switches in L3 Production：Implications for a Polyglot Speaking Model.Applied Linguistics,1998(3),pp.295-333.Sánchez通过四年的纵向追踪研究考察了学习者的源语言（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二语-德语在三语-英语词汇习得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者在三语词汇产出过程中，其二语词汇中的曲折变化形式被激活，并被迁移到三语的词汇习得中，且该现象在三语习得初期尤为显著。⑤Laura Sánchez.L2 Activation and Blending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Evidence of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from the L2 in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the Acquisition of L3 English.Bilingualism：Language and Cognition,2015(18),pp.252-269.一些研究者将这一现象解释为：迁移与词汇的词性有关，即源语言中实义词和功能词在目的语中的迁移并不均等。

Odlin和Jarvis则认为，“迁移与语言类型有关，即源语言与目标语在语言类型上越接近，越有可能被借用到三语词汇的习得中，而且实义词比功能词的借用更为普遍”[7]。Ringbom通过对一语为芬兰语、二语为瑞典语、三语为英语的学习者的写作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学习者倾向于使用与英语语言类型相近的瑞典语中的词汇。⑥Clyne在研究中也指出，“如果两种语言具有某种共同的属性，会促使学习者将其延伸到三语的使用中”[8]。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目的语的语言水平、话语发生的特定语境、外语学习时间顺序对三语习得也有影响。具体来讲，目标语水平较低的学习者更易于从源语言迁移词汇，学习者在非正式场合中从源语言中迁移词汇的比例更高，多语学习者更倾向于从新近学习且常用的源语言中借用词汇。

2.三语习得中的句法迁移

作为三语习得中迁移研究的第二个重点话题，句法迁移始于上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研究者大多在生成语言学的框架下，借助参数设置模型（parameter setting model）研究跨语言句法迁移现象。随着人们对三语习得中跨语言影响作用的深入研究，学者们开始从心理认知（psycho-cognitive）、心理类型（psycho-typological）、语言结构（structural linguistic）维度探讨三语习得中的迁移作用，并从句法层面提出理论模型和假说来解释多语者的语言习得机制，如：习得顺序假说（order of acquisition hypothesis）、累积增强模型（the cumulative enhancement model）、语言类型优选模型（the typological primacy model）、“手术刀”模型（the scalpel model）。习得顺序假说认为学习者语言习得的顺序在新近学习的语言结构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例如，Jin在探讨汉语、英语以及挪威语的学习者在句法习得中对空宾语迁移现象时，发现汉语句法中的空宾语现象对学习者挪威语的学习产生了负向迁移作用，尽管学习者的后两种语言都具有拒绝空宾语的共同句法特征。①Fufen Jin.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Norwegian Objects：Interlanguage Transfer or L1 Influence?In Y-K.I.Leung(eds.),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Universal Grammar.Bristol,UK：Multilingual Matters,2009,p.123.Hermas考察了英语学习者的限制性从句的掌握情况，研究显示阿拉伯语作为源语言对高水平的法语习得者，在英语学习初始阶段中句法的掌握产生了迁移作用。②Abdelkader Hermas.Multilingual Transfer：L1 Morphosyntax in L3 English.International Journal Journal of Language Studies,2014(2),pp.10-24.但是，Bardel和Falk的研究发现了第二语言的影响作用，提出了“二语地位因素模型”（the L2 status factor model）③Camilla Bardel,Ylva Falk.Behind the L2 Status Factor：A Neurolinguistic Framework for L3 Research.In J.Cabrelli Amaro and J.Rothman(eds.),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Adulthood.Amsterdam,Holland：John Benjamins,2012,p.10.。该模型认为三语句法发展初期，二语结构在心理和认知层面上相对于第一语言而言更具有优先迁移的作用。这是因为习得者的隐性语言能力和显性元语言知识在神经语言学层面是有差异,并且具有不同的记忆源。前者存储于程序性记忆，而后者存储于陈述性记忆。④Michel Paradis.Neurolinguistic Theory of Bilingualism.Amsterdam,Holland：John Benjamins,2004,p.177.因此，当第一语言的语法通过隐性地习得并存储于程序性记忆，二语的语法通过显性知识获得并存储于陈述性记忆。由于学习者三语的语法学习方式与二语相同，因此迁移就发生在同时储存在陈述性记忆中的两种语言中。第二语言地位的重要作用在许多关于英语和日耳曼语言的研究中都已被证实，尤其体现在句法层面的语序当中。⑤Ylva Falk,Camilla Bardel.Object Pronouns in German L3 Syntax：Evidence for the L2 Status Factor.Second Language Research,2011(27),pp.59-82.尽管二语优先地位本身也存在不足，尤其是在语言习得的后期阶段。然而，该模型有效地解释了三语习得初期二语的迁移作用。

累积增强模型（CEM）提出任何先前学习的语言（包括一语和二语）都会对三语习得者的语言分析、理解和产出有影响作用。CEM强模型强调三语中的句法迁移具有选择性，且这种迁移来自一语或者二语。重要的是，CEM认为语言习得是一个渐进和积累的过程，任何先前的语言经验会对后续语言的学习起到提高（enhance）或保持中立（remain neutral）的作用。Flynn等人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该理论模型⑥Suzanne Flynn,Claire Foley,Inna Vinnitskaya.The Cumulative-enhancement Model for Language Acquisition：Comparing Adults’and Children’s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in First,Second and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Relative Clause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2004(1),pp.3-16.，表明先前习得的语言会对习得者的第三语言起到一定促进作用。Berkes和Flynn也提出“目的语的句法知识是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获得的，且这些句法知识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在经济原则基础上对普遍语法进行重置，对目的语产生倍增效应”[9]。

语言类型优选模型（TPM）提出学习者在三语习得初期阶段的语言迁移是由专门负责调控三种语言结构相似性的语法“内部分析器”（internal parser）决定的。Rothman在详细论述分析器和评估语言结构相似性的机制时指出，迁移源的选择是基于词汇、音系、形态和表层句法结构，这一排列机制具有潜在的等级性（implicationally hierarchical），即分析器在三语发展过程中，通过对三种语法结构的比较，选择与三语在结构上相似的那种语言，并将该语言的语法特征全部迁移到三语当中。⑦Jason Rothman.L3 Syntactic Transfer Selectivity and Typological Determinacy：The Typological Primacy Model.Second Language Research,2011(27),pp.107-127.需要强调的是，虽然TPM同CEM一样，认为语言习得受到先前习得语言的累积性影响，但TPM认为迁移不是部分的、选择性的（某一结构是否促进目的语的习得），而是整体性的。此外，Rothman还提出了“初期阶段”（initial stage）的概念。由于迁移源的选择基于对三语与先前习得的两种语言之间的对比，所以迁移不会发生在还未接触三语的初始阶段，而是在分析器做出迁移决定前，学习者需要有具备学习三语的经历，这个短暂的阶段被称为“初期阶段”①Jason Rothman.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Motivations for the Typological Primacy Model(TPM)of Third Language(L3)Transfer：Timing of Acquisition and Proficiency Considered.Bilingualism：Language and Cognition,2015(2),pp.179-190.。事实上，TPM除了强调语言发展初期阶段的重要地位外，并不像其他模型那样对三语习得的后期阶段作任何预设。一些学者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证明了该模型的假设。

“手术刀”模型（TSM）在吸收CEM和TPM某些特征的基础上，认为三语习得中一语和二语中被激活的语法成分如“手术刀”（scalpel）一样精准，能够迅速提取一语和二语中具有促进作用的语法成分。②Roumyana Slabakova.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3.因此，该模型反对TPM的初始阶段整体迁移以及CEM中正向迁移的唯一性观点。该模型支持神经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观点，认为语言习得者的大脑中储存着多种语法结构。例如，Grosjean认为人的大脑“并非单语者大脑的集合体”[10]，人类大脑皮层的同一语言区控制着不同语言的发展③Jubin Abutalebi,David Green.Bilingual Language Production：The Neurocognition of Language Representation and Control.Journal of Neurolinguistics,2007(20),pp.242-275.。研究者认为，尽管语言习得者个体间语言的发展存在年龄及水平的差异，但是人类大脑中的三种语言在组织和功能结构中始终保持并行发展，语言习得者的大脑组织结构实际上是“将两种语言模式变通至几种语言模式”[11]。语言习得者的语言在功能上是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的，正如Cook所言，“几种语言能力就是大脑当中具有两种或几种语言知识或者具有两种或几种语法系统的心理复合状态。”[12]Amaral和Roeper也强调，“任何语言中都包含了若干具有区别性语言类型的特征，如同一语中的语法可以包含那些与二语、三语相一致的次层级语法”[13]。由此可见，三语习得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语言结构是其最为核心的成分，语言能力就是从先前语言中的次层级语法衍生出来的，并伴有某种分化机制的混合物，已经习得的语言结构类型必然会影响三语习得的过程。然而，当语言“手术刀”受到目的语习得过程中某些附属因素影响（如：语言处理复杂性、不恰当的语言输入、语言建构的频率），也会出现钝化、倾斜的现象。

二、总结与思考

从以上的评述可以看出，历时50多年的探索，国外的迁移研究已从语言学科范式发展至跨学科与交叉学科范式，研究结果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在内容上，迁移最早被当作一个影响因素来识别，继而被视为拥有一套独立变量的重要过程来考证，而后产生的相关理论则从社会因素、心理制约、认知过程等角度来解释迁移现象，到现阶段研究迁移在大脑中是如何发生的，并从语言内部处理机制的角度描述语言加工的程序和步骤。在理论与方法上，迁移研究不断融合语言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神经生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拓展了语言迁移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使得语言迁移研究不断推进，语际迁移、词汇习得及其心理加工机制、句法迁移机制目前已成为三语习得中语言迁移研究的重点。研究者主要以语言迁移理论为指导，探究了三语习得过程中L1、L2及L3语际间相互作用的本质与特征，分析了语言距离、语言地位及其在三语习得跨语言影响中的作用。④参见陈桂华《语言迁移与二语、三语习得研究综述》，《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121-123页。总体来讲，国外对三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研究趋向于本质性、概念性、实验性和交叉性，不仅对语言表层结构的迁移进行研究，而且还探究了语言深层结构迁移的发生机制、生理和心理机制以及模型建构，为我国的语言迁移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启示：语言迁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现象，这是因为有许多直接和间接因素影响着各语言系统之间的联系从而引发语际间的迁移，并且人们无法预测迁移一定会在哪里或什么时候发生。因此，迁移研究者首先不能单纯地记录迁移的发生或进行解释性、验证性研究，而是要进行探索和建构性探究。正如Jarvis和Pavlenko指出，“研究者应该更加关注影响语言迁移发生的因素，只有这样才可获得从关注迁移到关注可迁移性的转变”[4]353。其次，迁移研究者需进行实验操作并提出一定的模型构建。Herdina和Jessner用动态系统理论（dynamic system theory）从认知与社会层面解释习得者语言能力的发展过程，并形成“语言动态模型的理论假设”①Philip Herdina,Ulrike Jessner.A Dynamic Model of Multilingualism.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2002,p.435.，这为语言迁移现象的实验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