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利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明代中期，陕西文坛上的两员大将康海和王九思，以周至女子王兰卿的故事为素材，分别创作有杂剧《王兰卿》和套曲《南吕·一枝花》，热情讴歌了乐户家庭出身的女子王兰卿的爱情，惋惜她服毒自尽的悲剧命运。本文对这两部作品的创作主旨略作探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王兰卿故事本事

王兰卿的故事是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件。明人梅鼎祚《青泥莲花记》云：“关中歌儿王兰卿，侍暖泉张子，张子死，乃饮药死，渼陂王太史九思闻而异之，为词传焉。”又云：“尝记正德中，陕西周至一倡死节，康太史海亦为传奇。”[1]梅鼎祚记载的王九思和康海所写实为一人，即出身乐户的女子王兰卿的悲剧。明代赵廷瑞修《陕西通志》记载：“王氏名兰卿，本娼家女也，嫁为周至人、青州推官张附翱妾，附翱因是官青州，七月失官，后病卒，氏服毒药以殉。”[2]《周至县志》中的记载亦大抵如此。地方史志中对王兰卿的记载仅寥寥数字，后世关于王兰卿的事迹，主要从康海的杂剧《王兰卿》中得来，盖因康海此剧据实书写，可堪信史。

王兰卿所嫁的张附翱，字于鹏，为周至世家子。其兄长名张附羽，兄弟二人均与康海熟识，后张附羽不幸病亡，康海应张附翱之请，为其兄撰墓志铭，铭中对张附翱的家世等有清晰交代，云：

君名附羽，字于霄，周至人也。曾祖曰国子监生成，祖曰处士深，父曰唐山王教授俊。初，教授为四川新繁学官，以君与弟附翱皆颖悟强记，可读书举进士，日日为程课以验之。既数年，验其俱可，乃俱遣为周至学生。自岁季科举诸考，凡言周至学生者，必曰张氏附翱、附羽云。附翱既举弘治辛酉乡试，君乃益淬励，及甲子亦举乡试，可谓奇矣。今年九月十四日以伤寒疾，医终弗瘳，乃死京师正阳门外逆旅舍中，年三十又二。遣其妻田氏与其幼女三，新生子一。微附翱与同在，君且何以归也！噫嘻痛哉！[3]

由此墓志铭可知，张附翱于弘治十四年（1501）辛酉举乡试，其兄张附羽乃于三年后即弘治十七年（1504）甲子岁举乡试。正德元年九月，张附羽病逝于京师逆旅。而由康海杂剧《王兰卿》可知，张附翱应会试并不顺畅。“若会试得遇，这是祖宗阴骘，不必说了。倘又下第，不如选得一官半职，觅些俸钱，事奉二亲，吾志毕矣。”[4]第一折，1大约在正德六年或九年，张附翱再应会试，又下第后，选为青州推官。而此时，他与王兰卿交往一年有余。《王兰卿》第一折中张附翱上场即云：“自家张于鹏是也，自与兰卿行走，不觉一载有余。”[4]第一折，1根据杂剧叙述，张附翱最后一次会试不举后，同年秋季得青州推官，居官半载后，丁父忧，将近三年服除时，被青州太守中伤，被迫致仕还乡，隐居暖泉精舍。六年半后因病去世。不久，某富家郎垂涎王兰卿美貌，欲逼迫强娶。兰卿遂服信石（砒霜）自尽，香消玉殒。

张附翱与王兰卿不仅演绎了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而且在秦腔发展史上，他们是有重要贡献的。张附翱多才多艺，喜爱秦腔艺术，王兰卿乃周至县城内乐户王锦之女，美丽聪慧，“吹弹歌舞，所事都通”[4]楔子，1。张附翱与王兰卿移居暖泉精舍后，潜心地方戏剧，组织了家庭戏班——张家班，王兰卿是张家班的骨干。张、王志趣相投，热爱秦腔艺术，苦心经营着张家班。“张家班见证着张、王至死不渝的爱情和他们在秦腔艺术上的造诣。它不仅在周至、户县、眉县以及陕西境内其他一些地方演出，受到好评，还曾随陕西盐商、木商到江浙一带巡演。当时关中名流、学者都曾观看过张家班的精彩表演，也都赞不绝口。”[5]136张家班自明代正德年间成立后，历经时代的风风雨雨，到了清康熙年间，难以为继。几经周折，转手于眉县一户张姓人家，仍名为张家班。“1932年，又易名华庆班。1949年解放后，华庆班由眉县人民政府接管，与齐镇友谊社合并为眉县群众剧团。”[5]136可以说，在陕西秦腔发展史上，张附翱和王兰卿都是名垂史册的人物。

尽管如此，然而由于王兰卿出身乐户，故在张附翱病逝后，这位优秀的秦腔演员，仍然不可避免地遭受了同当时许多女子一样的不幸命运，引起时人感叹唏嘘，王九思和康海先后为她创作了流传至今的散曲《南吕·一枝花》和杂剧《王兰卿》。

二、王九思套曲和康海杂剧的主题——讴歌两情相悦的真挚爱情

王兰卿服毒自尽后，王九思为其创作套曲以纪念之，套曲题曰《歌儿王兰卿侍暖泉张子，张子死，乃亦饮药死，予闻而异之，为此词传焉》。王九思创作的目的，就是要宣传王兰卿的事迹，可知他对王兰卿的高度肯定。在王九思笔下，王兰卿之所以选择在张于鹏死后自尽，是为了延续他们的爱情：“做一对鬼魂儿夜月下携手同行，变一个连枝树暮雨中盘根并长，化一双玉蝴蝶春风前接翅飞扬。”[6]卷二，64月夜携手，连理并枝，玉蝶比翼，浪漫甜蜜的爱情，固然羡煞众人，但对于张附翱和王兰卿而言，却只能在另一个世界实现，尤其是王兰卿，为此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王九思在曲子中表露出既颂扬又惋惜的矛盾心情。

一方面，他赞赏王兰卿的气节“不是咱虚褒奖，恰便似忠臣与良将，节凛冰霜”，这是对王兰卿非常高的褒誉。在明代，像王兰卿这样出身乐户、以卖艺为生、又给人做妾的女子，出身卑微，地位卑贱，即便是守节殉情而死，也不会像其他普通人家的女性一样得到旌表。康海杂剧《王兰卿》第四折写道，王兰卿服毒身亡后，“只见一片声闹起关西，都夸兰卿贞烈”[4]第四折，8。明代社会对封建伦理纲常非常重视，大肆宣扬三纲五常，对于妇女殉情守节的举动大力旌表，各地的贞洁烈妇牌坊在在可见。然而对于王兰卿就未必，原因即在于她的出身。连康海在剧中也忍不住假借以太白山真德洞天主人身份出现的神仙之口质疑道：“俺想兰卿是一女流之辈，又生在柳陌花街，怎生便有这等好处呵！”[4]第四折，8在这里，女流之辈不是理由，因为贞洁牌坊本就是为女流之辈而设的。生在柳陌花街，才是真正受质疑的原因所在。在一般人眼里，像兰卿这样的“风尘妓女们”，“惯带的是鸳鸯翡翠钗，会搽的是金粉芙蓉额，喜过的是琉璃琥珀钟，怕见的是淡饭黄虀菜”[4]第四折，9。她们给人的惯常印象是贪图享受，嫌贫爱富，薄情寡义。因此，面对兰卿之举，以太白山真德洞天主人身份出现的神仙才会感慨：“这等好事，想是已申奏旌表呵。”[4]第四折，9手下却说：“奈是张门过遣萧疏，（不）曾有人申奏。”究其实，不是有没有人申奏的问题，而是兰卿的身份无法为她申奏。一番理论争取后，终于，“闻道上司有文书来，先挂节妇牌，随后便有旌表来也”[4]9。而神仙却说：“似这等节义大事，动天地感鬼神，便旌表不旌表，有甚要紧。”[4]9把王兰卿的服毒自尽视作感天地动鬼神的大事，体现出康海对王兰卿之举的高度赞扬。而把王兰卿这样一个卑微的下层女子比作节凛冰霜的忠臣良将，更能见出王九思在书写王兰卿形象时刻意拔擢的主观倾向性。

另一方面，王九思在散曲中也感慨王兰卿的悲剧，对其寄予深切的同情。王兰卿嫁给张于鹏后，也想与他白头偕老，“红颜实有白头望”。可惜，天不遂人愿，张于鹏身染沉疴，“谁想道老景难，缘分短，斯文丧！”[6]卷二，64造化弄人，天人永隔。王兰卿“也待要独守孤孀，又则怕蝶恶蜂狂”。在这种困境下，她选择“道不如弃青春，归绿野，葬黄壤，相伴着风清月明，道有个地久天长”。放弃生命，追随张于鹏而去。在王九思看来，外界“蝶恶蜂狂”固然是造成王兰卿难守孤节的因素之一，但与张于鹏的真诚感情则是促使她追随而去的主要原因。她感激命运让她遇到张于鹏这样的知心人：“为则为我逢郎”；她陶醉于张于鹏给予她的美好爱情：“想则想郎爱我”；她决心和心上人生不能同死相随：“愿则愿死随郎”。这样生死与共的感情，试想，天底下有几个女子能够遇到？难怪王兰卿不肯撒手割舍！在套曲的【尾声】，王九思情不自禁赞叹道：“想着他情如凤友心中想，命比鸿毛药里亡，称两意须教共穴葬。这一个真心的女娘，不负了画眉张敞，留与那万古千秋教人做话儿讲。”[6]卷二，65这种对爱情的热情颂扬，令我们不禁想到《长恨歌》中“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式的爱情赞歌。

总之，王九思的套曲，是一支歌唱王兰卿与张于鹏美好爱情的赞歌，作者对两人爱情的高度肯定洋溢在字里行间。

康海的杂剧《王兰卿》也以讴歌爱情为主题。由于篇幅超过王九思的散曲，在内容上也就比王九思散曲更为丰富。首先，杂剧描述了王兰卿在张于鹏赴会试后的生活情形。其生计艰困情状连丫鬟都看不下去，劝她另寻依靠，兰卿却坚定地说：“我把这荆钗布袄甘心受，再不许游蜂戏蝶闲迤逗。到底来红愁绿惨都成就，做一个三从四德好人妻，不强如朝云暮雨花门妇。”[4]第一折，2表达对于鹏爱情的坚贞。与此同时，杂剧着重表现了王兰卿独守空房和对张于鹏的思念。“更怕甚郎上孤舟妾倚楼，情愿把难打捱的凄凉受。”王兰卿被张母娶回家，成了张于鹏的空房妾，她安心侍奉婆婆，照顾生病的公公。在丫鬟看来苦不堪言的生活，王兰卿却说：“虽是我娶空房捱长夜，却是我称心怀休歇的时节。”[4]第二折，3因为心怀和张于鹏的美好爱情，王兰卿把艰难孤独的日子过得平静安稳。其次，表现了张于鹏对王兰卿的一片深情。第三折里，张于鹏在临终之际不忘叮嘱妻子：“浑家，好生看取孩儿们，把兰卿寻穿衣吃饭的主儿嫁了，不要教失所了。”[4]第三折，6弥留之际，张于鹏不忘对兰卿的日后做出安排，担心她无所依靠，实在是难能可贵。难怪王兰卿肝肠欲断，恨不能替张于鹏承受病魔。再次，表现了王兰卿对富家郎的坚决反抗。富家郎贪恋王兰卿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我一心要娶她”。王兰卿面对逼迫，坚决不从。她强调自己“虽不是石季伦的正头妻，也曾做张于鹏的侧房室，名儿是细微，性儿敢鲠直。肯分得重嫁与腌臜厮养市曹儿。”[4]第三折，7富家郎虽然有钱有势，但在兰卿眼里，张于鹏的“风流文采、器宇襟期、人品才识”才是值得看重的，她不能在他身后，委身于一个龌龊猥琐的癞蛤蟆似的家伙。富家郎的纠缠不休逼迫得王兰卿求生不成，不得不寻短路：“罢！罢！伏侍着夫人，看觑着儿女，虽是正理，似此蜂喧蝶攘，不免玷辱俺夫君的志气。不如寻个自尽，只怕倒与亡化的做好觑呵。”[4]7--8由此可以看出，王兰卿的服毒自尽，虽然有邪恶势力的逼迫，但更是因为不愿意富家郎的纠缠玷辱了张于鹏的志气，也是为了与亡去的夫君在另一个世界里再度长相厮守。这一点，使得王兰卿的形象，超越了《香囊怨》里的刘盼春等殉情女子的形象，为她自尽身亡的悲剧增添了浪漫的色彩。最后，作品借助神仙形象旌表了王兰卿，使张于鹏和王兰卿双双化为神仙飞升而去。虽然不免荒诞，却也是作者美好愿望的浪漫实现。

康海的杂剧《王兰卿》的主题，和王九思的散曲一样，也是对真挚爱情的讴歌赞美。爱情，这个永恒的美好主题，在明代中叶两位关西大汉的笔下，又一次焕发出旖旎温情的光彩，丰富了明代陕西文坛的文学样貌。

三、王九思和康海笔下的王兰卿形象

王九思和康海的创作，都生动刻画了王兰卿的形象，主要体现为如下方面：

第一，出身泥淖，品行高洁。王兰卿是周至城里乐户家的女儿，出身卑微。明代的乐户，同唐宋时的乐营、教坊一样，是训练歌儿舞女的地方，明代乐户女子还兼售色艺，社会地位低下。王兰卿虽出身泥淖，却品行高洁。自从与张于鹏婚配之后，“再不曾出去赶唱”[4]楔子，1。故王九思散曲开篇即赞她“飞腾鸾凤林，脱离烟花巷。玉琢成清气质，铁打就烈心肠。贞女无双，堪写在青编上”[6]卷二，63-64。视她为名垂青史的高洁女子。虽然王九思和康海极力推重王兰卿，然而事实上，在当时社会，像王兰卿这类出身的女子，即便为夫殉情，也不能像良家女子那样得到官府旌表。明代朱有燉在他的《新编刘盼春守志香囊怨》一剧的“自序”中说：“惜乎，此女子出于风尘之中，不能如良家者同闻诸上司，旌表其行。怜其生于难守节操之所，而又难能表白于后世，可为之深叹也矣！”[7]就是感慨刘盼春的妓女身份使她无法受到旌表。也正因为如此，王九思和康海以士大夫身份对王兰卿事迹的书写就具有格外重要的意味，体现出可贵的平等和民主思想。据乾隆《周至县志》，直到嘉靖朝晚期，在周至知县何起鸣任内，才上报王兰卿等九人为烈女。其间显然比一般的良家女子多费了周折。

第二，追求真爱，两情相悦。王九思和康海笔下的王兰卿和张于鹏的感情，不像《香囊怨》中刘盼春和周恭那样，还没有经历美好的婚姻生活就惨遭阴阳两隔。张王感情是建立在互相欣赏、相知相爱的基础上的。在张于鹏眼里，王兰卿虽出身乐户，却“情性贞良，全无花门柳户之气”；在王兰卿眼里，“俺是他的绾角知心故友”。这种两情相悦式的感情，从来都是人类爱情的最高境界。张于鹏被迫离开官场返回故里后，他们在暖泉精舍“无是无非住了六年”[4]第三折，6。这六年，应该是甜蜜恩爱的六年，是王兰卿记忆中最美好的六年。她嫁到张家后“一心儿伏侍着奶奶，行些孝顺”[4]第一折，2，连婆婆都夸她“伏事老身，甚是孝顺勤谨”[4]第二折，3。王兰卿为了这美好的婚姻生活付出了空房妾的代价，承受着生活的艰困。如果康海仅仅如此描写这段婚姻，便落入了元明婚姻家庭剧的俗套，即单方面突出女性的付出和牺牲。《王兰卿》的高明之处在于，它还表现了张于鹏对王兰卿的真诚爱情，即临终前对王兰卿归宿的安排。这一笔，突出了张王感情的两情相悦，揭示了美好婚姻的牢固基础。这种认识，是康海超越时代局限、进步的爱情婚姻观的体现。

第三，坚守爱情，忠贞不渝。王兰卿出身乐户，却没有一般烟花女子的贪恋富贵，薄情寡义。相反，她在婚姻家庭中的表现，是典型的淳朴良家女子的行为。张于鹏举会试的日子里，丫鬟劝她另觅依靠，改善贫困的生活。她却说：“我把这荆钗布袄甘心受，再不许游蜂戏蝶闲迤逗。到底来红愁绿惨都成就，做一个三从四德好人妻，不强如朝云暮雨花门妇。”[4]第一折，2把忠于爱情看得高过物质层面的需求，体现了她的美好品操。元明戏剧里的贞洁烈妇，大多都是因为或生计艰难，或受到恶势力欺凌，不得不以结束生命的方式寻求彻底解脱。王兰卿的服毒自尽，则是因为对美好爱情的忠诚贞烈，更多是发自内心的自觉殉情。

王兰卿服毒自尽的结局，在明代的婚姻家庭剧中并不罕见。《香囊怨》中的刘盼春，也是因爱而服毒身亡。但《香囊怨》更多表现了外界恶势力对刘盼春的迫害，服毒是她走投无路的必然之举。而王兰卿则有所不同。富家郎的纠缠固然是导火索，但不应是决定因素。甚至有学者猜测此富家郎或许子虚乌有①魏强《论康海笔下的王兰卿形象》认为：“实际上据记载，兰卿殉情并非因富家子，这个人物是作者有意加上的。康海意在借这个人物反衬兰卿的形象，以烘托其强烈的自尊意识和追求完美人格重塑的坚贞。”详见《社科纵横》，2004年第6期，第128-129页。。王兰卿对和张于鹏美好感情的留恋不舍或许是更重要的因素。王九思在散曲中于此多方强调突出，感天动地。康海在杂剧中也突出了这个意思。如同石崇坠楼的绿珠，楚霸王自刎的虞姬，选择追随对方而去的主要原因，都不是外界的逼迫，而是追随爱情和爱人。王兰卿也是如此。她服下信石，对婆婆和于鹏妻儿一番交代叮嘱后，怀着与心上人在阴间重续美好爱情的心愿走了，她说：“我如今死了，我夫君在阴司地府里呵，喜孜孜且并肩儿行，笑吟吟无半星儿毁。”[4]第三折，8自始至终，王兰卿心里都装着和张于鹏温暖的爱情，这对于一个封建时代的女性而言，该是多么的幸福和慰藉。

四、王九思和康海对王兰卿书写的进步意义

王兰卿的悲剧，具有一定的时代典型性，也有独特的进步意义。王九思和康海对她的抒写倾注了真挚的感情。两部作品的进步性体现在：

首先，突破了明代怨谱戏剧的局限性，重点不是写女子的怨，而是歌颂美好的爱情。明代的怨谱戏多描写下层女子与文人书生或者贵公子的爱恋，剧中女性常常为了爱情忍辱负重，承受巨大的痛苦，还往往得不到期盼的归宿。满腔的愁绪哀怨笼罩着这些女性。王九思和康海笔下的王兰卿，虽然也有怨，但康王二人更多的是赞美她美好的感情，是一曲爱情的颂歌。

其次，体现出王九思和康海的民主思想。为一个社会底层的风尘女子立传，大力歌颂其品节，足见康王二人思想的进步性和民主色彩。虽然，这或许只是朦胧的感性认识，却弥足珍贵，体现了两位文人思想中的人文关怀精神。王九思散曲中，在王兰卿自尽后，以一曲【采茶歌】，营造出阴沉悲惨的气氛，表达对王兰卿不幸身亡的哀痛。康海杂剧通过浪漫之笔，让神仙超度张于鹏和王兰卿一起飞升成仙，或写实或浪漫的笔法，都充满对王兰卿的同情和肯定。

再次，王九思和康海对王兰卿爱情和命运的书写，从一定意义上说，或许对汤显祖《牡丹亭》的创作有一定影响。《牡丹亭》里，杜丽娘追寻和柳梦梅的爱情，可以穿越生死，阴阳之隔亦不能阻挡真挚爱恋。诚如汤显祖所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8]王九思和康海笔下的王兰卿为爱向死，康海杂剧甚至写到在她身后，神仙超度她和张于鹏一起飞升成仙，却终究未能突破生死界限而复生。这种书写方式，或许因王兰卿和张于鹏均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而只能如此处理。但王兰卿的为爱而死，却与杜丽娘的为爱而死完全相同。从刘盼春的因为爱情被迫惨烈而死，到王兰卿的因为爱情自愿向死，再到杜丽娘的因为爱情甘愿向死、死而复生，其间似乎隐含着明代中晚期戏曲中才子佳人爱情书写的潜转暗换，王九思和康海对王兰卿的书写，似有津梁之功。

最后，张于鹏和王兰卿对关西的秦腔艺术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史乘对他们的记载非常有限。有赖于王九思和康海的作品，后世对这两位秦腔艺术家尤其是王兰卿的人生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是康王对于秦腔发展史的间接贡献。

综上所述，王九思和康海面对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以饱蘸感情的笔墨，抒写他们对友人张于鹏和王兰卿美好爱情及不幸命运的讴歌与同情，给文学史上留下了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也给陕西秦腔发展史的书写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而王九思和康海二人从中体现出的人文关怀和进步思想，亦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