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莉娟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伴随着语言转向的发生和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普遍运用，语言与主体以及二者的关系问题引发广泛思考。主体是理解人的一个维度，人的主体形态也有很多种①比如“伦理主体”（如苏格拉底），“意志主体”（如叔本华），“先验主体”（如胡塞尔），还有整个认识论背景下的“认识主体”，等等。，而主体的基本规定性是在认识论语境中取得的。笛卡尔以降，近现代哲学开启了以主客二分思维认识世界的基本模式，主体在对客体的认识和把握中突显了理性的特质。经验论与唯理论作为认识论的两大阵营就知识形成中理性是否占据第一位的问题具有争议，但是双方都承认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所以在现代哲学的语境中主体主要是指理性主体。而且，后来尼采、海德格尔以及后现代理论对现代主体的批判实则是对现代理性的批判也再次确认，现代主体的基本形态即是理性主体。在语言的一方，古希腊就发现了语言与逻各斯（logos）的一体性，语言带有理性基因。所以语言与主体在理性这里应该是合体的，但是历史事实却是，在看世界的过程中“主体范式”与“语言范式”各执一词，前后相继各领风骚，从“主体范式”到“语言范式”再到“主体的回归”，这种转变不仅仅是方法论层面的范式转换问题，也包裹着对主体和语言的不同理解，更呈现出主体与语言的关系绝不是谁主沉浮的问题。

一、系统对主体的依赖

索绪尔之前以历史比较为主的语言学研究中不存在主体问题，因为在语言事实的比较研究中语言和主体都不作为突显的因素出现，正是索绪尔对“语言”的发现促使人开始思考自己的主体性地位以及与语言的关系。索绪尔因其语言系统论对“语言”这一语言科学唯一的研究对象的确立一直被后世视为取消主体的肇事者，然而，索绪尔之后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②这里不涉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复杂关系，只在时间次序上将后现代主义并入后结构主义的阵营。对主体的不断消解却从反面证明，主体在索绪尔那里并没有被一劳永逸地从语言中驱逐出去。

索绪尔否定语言是命名集的流行观点，力主将外在事物和客观现实从语言中剔除出去③详见屠友祥《指称关系和任意关系、差异关系》，《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3期，第339页。这是索绪尔语言理论遭受争议的另一方面，这里暂且不论。，几乎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与外在现实一起被剔除的还有主体因素，当今语言学中的形式派就持这样一种较强的观点，强调语言的自足性。这一问题的澄清必须重新审视索绪尔的“语言（langue）”，把握其抽象性与具体性兼备的特点。一方面，对语言系统的抽象受到当时新兴科学思想的启发，诸如数学中的“群”、物理学中的“场”、心理学的“格式塔”等概念促进了语言整体性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虽然语言系统是抽象的结果，但是它在具体性上并不比“言语（parole）”逊色。索绪尔强调，“语言符号虽然主要是心理的，但并不是抽象的概念；由于集体的同意而得到认可，其全体即构成语言的那种种联结，都是实在的东西，它们的所在地就在我们脑子里”[1]37。语言作为整体是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但就每个符号而言，其构件能指和所指（即音响形象和概念）并不是抽象的，语言具有现实性：“索绪尔所称的现实是言说者意识中的语言事实，是心理现实或符号现实，不是本维尼斯特以为的外在的事物或客观现实。”[2]脱离主体意识语言将无以存在。然而，尽管语言具有具体性，语言系统中包括价值、意义在内的一切都取决于符号间彼此差异的运行原则却似乎正好满足了主体离场的条件。认为语言系统缺失主体的症结主要在于主客绝对对立的思维模式。在索绪尔那里，虽然语言系统多次被称为“客体”①在《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客体”出现了四次之多，分别见于第7、79、80、84页。，但是系统中的每一个符号的考察都是从言说者角度来谈的，“它们②即概念和听觉印象。都居于主体之内，都是精神的，都有经由其间的结合而集中于同样的精神位置”[3]84。将语言系统作为客体只是一种对象化的研究策略，一个切入点，并不是定性。至于语言客体与认识主体如何依存下面再论，这将牵涉到索绪尔语言系统中主体因素的另一个问题，即这个主体到底是“集体主体”还是“个体主体”。

一种较弱的声音认为，“主体在索绪尔的理论中等同于意识，但不是个人意识而是集体的”[4]。即索绪尔语言学只涉及“统一的主体”（集体），个体缺席。此结论的直接证据是索绪尔将语言作为一套社会规约的观点：“（整体语言）竭力避开个体，它不可能成为个体的创造物，它本质上是社会之物，它意味着集体性。”[3]9这几乎成了索绪尔的语言只居于集体之中而与个体无关的铁证。然而，集体主体与个体主体在语言中的纠缠关系并非如此简单，这需要探究一个单一集体与所有个体的异同，即澄清这里的集体是单数还是复数。语言系统集体性的选择是一种研究方式，正如索绪尔所言，“倘若我们触及概念和声音符号的结合，我们必定询问是以个体的方式或以社会的、集团整体的方式研究它”[3]7，显然索绪尔选择了集体的方式。但是在语言系统这里，个体与集体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这一点从索绪尔关于语言系统与其他各类制度的区别中可以看出：“另外没有一种制度自始至终涉及所有个体；每个人都与它相关，自然而然地影响它，另外没有一种制度以这般方式交托给所有人。”[3]10语言系统属于集体，同时也属于每个个体。虽然语言系统存在于集体中，在任何个体身上都不全面，但是，“在每一个大脑中都具有整体的产物，我们称之为整体语言”[3]9。对语言系统来说，“这就是在不同的个体那里形成沉淀和存储的东西，达到了在所有个体身上都明显一致的地步”[3]78。简言之，在语言系统的“1+1+1……=1（集体的模式）”中，每个“1”是集体的，也是个体的。索绪尔语言系统中的主体既是集体主体，也关涉个体主体，而认为只有集体没有个体的错误在于，将个体与集体绝对对立，没有看到个体身上的集体性，或者说，忽视了集体须寓于每个个体之中的状态。这一误认同样发生在理解索绪尔“言语”概念与主体关系的问题上。

在言语中主体的存在问题似乎已不成问题，不仅言语在索绪尔的定义里就是“个体语言”，而且“言说主体”作为一个固定说法也是语言上的明证。将言说主体作为言语活动中个体主体的存在是一种很普遍的观念，如本维尼斯特以代词为例对语言中主体性问题的探讨：“每个说话人都自立为主体并同时在言语中将其自身称为‘我’。”[5]294但是个体主体在言语中的地位并未像表面的如此不容置疑。观察日常的语言交际不难发现，“理解日常语言所要依赖的种种默契是极其复杂的”[6]22，但是，“语言的实践不需要深思熟虑，说话者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意识到语言的规律”[1]109，日常语言活动中的理解可以说就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言说者实际运用的语言都是具体的、日常的，语言规则为语言学家的有意识抽象，它们其实只是无意识地潜存在于言说者的大脑里。”[7]语言系统为语言活动提供了所需的种种“默契”，确切地说，语言系统在其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使得言说这一有意识的活动也具有了无意识的一面，日常语言活动就是对语言这一固化系统的模式化运用。而且，语言系统不仅是一个规范系统，也是一个构成性系统，为日常语言提供了现成的要素。因此，日常语言活动是有意识主体进行的无意识活动。“语言已经提供了必须的直觉。”[6]80由于这种直觉，受制于语言系统这个集体规范的主体实质上已由个体变成了集体，每个个体身上都打下了集体的烙印。

所以，在方法论意义上，语言系统自身没有主体的位置，但是，从具体性上来讲，语言不仅在集体之中，也在个体之中具有同等的支配能力，主体既是集体，也是个体，集体寓于个体之中，个体身上具有集体性。需要指出的是，在索绪尔那里符号现实作为心理现实，即符号不可脱离主体意识的判断具有更多的历史意义。索绪尔将符号学作为心理学的分支与当时盛行的心理学视角分不开，社会心理学的参照是当时的共同语景，但是这并不能掩盖语言在整体上对心理性质的超越。语言作为一种形式，这就是在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批判中观念性对实现性、经验性的超越，否则我们不可能碰触到语言的整体。但是，索绪尔就像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之后依然没能摆脱对经验的依赖一样，二者都采取了从经验和具体中抽象出本体的路径，作为系统的语言在具体性上最终也没有走出心理学的观照，语言依然具有主体依赖性，尽管这一依赖几乎被压缩为一种基础或背景，即一切语言事实都发生在主体中，但主体本身却不参与其中。不过，从理性到理性的无意识似乎也预言了主体淡出的可能性，这是人要认识语言之“理念”（柏拉图意义上的）所必须采取的途径。①这一路径在之后的海德格尔那里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这里暂且不议。

二、结构对主体的消解

索绪尔之后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走上了取消和反抗主体的道路，其中走地较远或者较坚决的不是后结构主义，而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是取消主体的真正肇事者。结构主义的“结构”自诩脱胎于索绪尔的“系统”，但是索绪尔与结构主义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这么切近，对主体的态度就是区别二者的一个显著方面。从“系统”到“结构”再到“结构主义”是一个主体不断被驱逐的过程。

主体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追求语言科学性的道路上开始受到排挤的。正如本维尼斯特所言，“索绪尔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过‘结构’这个词。在他看来，系统的概念是根本性的”[5]175。系统的要义在于共时的连带关系，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取决于其他各项而非自身。“‘结构’的概念是和系统内部的‘关系’的概念紧密相连的。”[5]177确切地说，“结构”只是系统的内部结构，是对“关系”的强化和固化，尤其是二元对立关系，把语言局限在封闭的对立结构中。当然，结构主义语言学普遍承认系统对于成分的优先性，但是它的做法却是通过成分间的关系在言语链和形式范例中梳理出系统的结构。基于语言系统的潜在性，从言语到语言的研究本无可厚非，但是用言语的结构来充当语言的结构这里边的差别不容忽视。索绪尔的语言是始终处于差异运作中的系统，它每时每刻都可以被固定下来，但其运转遵循的是（负性）差异原则，系统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统一的结构。然而，“结构语言学说的是这样一系列的研究，其预设前提是：把语言描写成本质上具有内部依附关系的独立统一体即一个结构”[5]181。结构就像给一个活动着的人拍的一张照片，是在时间中的人为定格，不是人本身。同样地，结构也不是系统，而是对语言系统内部关系的固化。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索绪尔语言学最大的不同在于，整体语言的观念最终还是没有战胜零碎的片段，退而求其次将言语的结构（规则）作为语言的结构（系统），结构又反过来支配着语言，结构决定了一切，这即预示着主体的没落。

将取消主体作为要求直接提出来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列维-斯特劳斯强调人类学必须拒斥以“我思”为出发点的传统主体哲学，以追求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化和客观性，在这一点上，结构的发现满足了他这一愿望，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方式为结构人类学提供了范式。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现象与语言现象属于同一种类型，都产生于一种统一的“秩序”。这一“秩序”就是结构主义由于假定结构概念的同一性而来的统一的结构，一切社会现象包括语言以及主体都是这一结构的派生物。在语言中心主义的方法论思潮与结构主义“离心”的思想方式的结合中，主体的地位由质疑到最终被取消。这本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取消，而结构主义在实质意义也完全否定主体的作用，因为结构主义强调结构是集体无意识创造的一种精神模式，受到无意识规律的支配。虽然集体无意识性质的逻辑（理性）本身也是理性主体的意识活动，因为说到底无意识因素和有意识因素都是意识的表现形态②参见屠友祥《索绪尔手稿初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0页。，但是作为人类理智无意识产物的结构是先验的，在一定意义上，人的主体性角色实际上被取消了。正如布洛克曼所言，结构主义的世界是一个“规划的世界”，像列维-斯特劳斯的“音乐总谱”、拉康的“符号陈列”①参见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这就是结构主义追求的客观性：“所谓的‘客观性’并不是指结构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只是从否定‘主体’的意义而言的，即结构具有不依赖‘主体’的‘自主的客观性。’”[8]62也就是说，结构主义通过重塑客体来达到客观性，结构就是客体的一个模拟物。但是人的主体地位的取消最终使得事物的客体地位同样不保。如果非要追问主体的话，那么主体也是结构性的，或者说，没有了预先确定的主体，而是派生于结构，这等同于主体被消解在结构中。

从系统存在于主体中到主体产生于结构，语言与主体的位置几乎对调了过来，因为语言之于索绪尔与结构主义具有不同的意义。在索绪尔看来，“语言”与“言语”互为前提，而且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语言对于语言学来说是首要的，但是对于语言来说言语却是首要的，构建语言系统是为了认识语言，系统论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也就是说，语言系统不是在语言活动之前，而是从语言活动中抽象出来的，并不存在一个自足的作为系统的语言的实体。对于结构主义来说，语言的抽象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一种可以滋生一切的理念和原则，即结构主义者相信存在统一且永恒的结构，一切社会现实最终可看成是这一结构的产物，不再需要主体存在。与索绪尔相比，结构主义同样没有摆脱心理主义的阴影，并将对主体的消解扩大到超出方法论意义的范围，以取消主体的方式换取认识的客观性，结果主体以不在场的方式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支配权力。结构主义的这一策略再次证明隔断语言与主体的关系是一种自欺，急于摆脱主体直接经验而追求普遍性规律的结构主义最后适得其反，“反对主观化的结构主义实际更具有主观化的特征，抽离了历史和主体的结构主义，把繁琐的主观认知图式移位到社会组织结构中这与其说是保证了认知的客观性，不如说最大限度提供了主体认知的可能性”[8]5。所以，结构主义批判试图取消自笛卡尔以来的主体概念的目标并没有实现，被无意识化了的结构性的主体就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②无意识在取消-保留主体的过程中起到了双面作用，保证了取消和保留主体的双重可能性，主体的“无所适从”也许与人作为主体同时也是客体的特殊性有关。，最好的结果也只是主体被去中心化了而已。

三、话语对主体的反抗与回归

结构主义看到了人在世界中被决定的命运，并迅速承认和认同这一命运，当然他们的重点不是主体的地位问题，而是整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在这一点上与后结构主义不同，后结构主义进一步追问主体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主体地位是如何被架空的，即沿着结构主义对主体先在性的质疑进一步发掘其先设性在现代理性中是如何取得的，并在语言（话语）中探究主体是如何被构建的。后结构主义在对主体的批判中提出了主体的新形式，超越了简单的取消进路。

后现代主义在对现代理性的批判中进行对主体的反抗。在后现代理论看来，“现代理论假设了一种前定的、统一的主体，或一种先于一切社会活动的永恒的人性”[9]。福柯进一步攻击进行哲学思考的自足的主体，并且把它揭露为西方文化中掩蔽现实的一种语言习惯。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主体不仅是作为系统的功能被构建的，而且与结构主义先设性主体的普遍心理结构相一致的语言的普遍结构也受到质疑。福柯一方面承认，语言系统论是一种“纯形式性的”符号逻辑，奉行的是“人的死亡”这一主题，凡可说的都已呈现在这先于意识的符号秩序的框架中了。③参见萨拉森《福柯》，李红艳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7页。另一方面，福柯本人声称，他的本意决不是要从超验的或普遍的范畴或者从构成规则去统一、控制或推断历史的事件④参见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编《福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95页。。显然福柯并不否认结构概念，而是质疑统一的结构。福柯这种区别对待在他的“话语”概念中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在此语言与主体的纠缠关系也得到了不同于“语言—言语”二元模式的观照。

在福柯看来，话语具有不可化约性：“话语是二级秩序，并位于语言（langue）可逆的秩序与言语（parole）不可逆的秩序‘中间’的某处。”[10]显然福柯并未抛弃索绪尔关于语言与言语的区分，但是话语无法回溯为言语和语言，而是位于作为规则的语言系统与言语的纯粹个体使用之间。一方面，话语不是语言，不是单一的系统或结构可推论的；另一方面，话语也不是言语，在个别的编码中有权力的介入，它不仅强调具体的言说语境，而且还受到类似语言系统的话语权力的制约，或者说每一种话语自成一个系统，而结构主义通过构造抽象概念体系而达成的总体化却遮蔽了复杂多元的个别化的话语系列。福柯反对的即是“总体化话语的暴政”这一语言的中心化权力，主张把话语放置到它的整个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中进行考察，从制度、政治事件、经济实践及过程等方面来考察话语概念的“物质性（materiality）”①参见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51页。。这就从语言统一体的总规则转向了多元性话语的权力关系，主体性的产生正是话语权力运作的结果。话语作为语言的次级系统，其物质条件其实并非物质的，福柯用“物质”这一指向具体实在的词语想强调的是不为个人意志所决定的言说境遇，那些容易被结构主义方案的抽象性所压制的方面，以及在各种话语实践中已经被意识形态化了的语言的权力制度等，这些被忽视的方面已经像周围的物质条件一样，既供给也让人毫无觉察地限制了我们的语言。福柯的话语概念在语言深入人心的整体性形象之外指认，话语是一种实践，无法归结为语言学的系统或结构，不存在统一的语言秩序。

语言之“话语”新形象的塑造对主体概念也带来了冲击，主体成了话语的可变函数，这就等于否定了统一的普遍性的历史主体，同时与个体经验紧密相连的个体主体也重回大众视野。福柯后期的理论转向，可以看作是他试图克服前期著作中含混的权力概念，等于承认了后现代思想试图超越主体概念的局限。但重要的是，前后的变化说明福柯注意到了标志着传统社会特点的群体身份的解体，而用以取代它们的身份形式又越来越依赖于个体反映和表达私下经验领域的能力。②参见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编《福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265页。福柯后期对主体的回归，从重构话语系列转向解释每一种言说下面的言说者。

主体在后现代语境中开始反抗语言的权力秩序，寻求回归。这一任务在福柯那里是分开进行的，在福柯前后期对主体态度的转变中，即反抗与回归的并不是同一个主体。确切地说，福柯的态度并没有转变，只是对主体形态做出了区分，抗争主体化实践的个体是经验主体，此前反抗与批判的却是现代理论假定的先验主体。但对主体概念这一清晰区分是在新结构主义者弗兰克（Manfred Frank）那里完成的。弗兰克对比了德国唯心主义与分析哲学对主体的不同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一般主体与个体的绳索。经院哲学传统一贯把个体看作一个完全被决定的存在者，是被纯粹理性规定的经验实体，作为经验主体的个体毫无价值。而弗兰克在斯特劳森和图根德哈特那里看到了相反的方向，他们建议从“自我”下降到“我”③与“自我”同义的有“意识的主体”“先验主体”“绝对主体”等，而与“我”同义的是“身体的主体”“经验主体”等。，因为“自我”这一经验的先验主体完全不能区分和辨认其自身，这样一来，所有经验都只是为着那个模糊不清的主体而存在，就等于说，“如果所有的意识体验都是‘我的体验’，那么它们就不属于任何人”[11]84。这样理性主体就陷入一种悖论，因此作为经验主体的个体是不可消解的。这一个体就是施莱尔马赫塑造的“解释学个体”，没有独立于释义的对象和事态描述，认识世界就是构建意义世界，主体感知、把握的对象即世界是主体经验的世界。“所有经验都是关于意义的经验”[12]，经验是语言性的。不仅如此，经验的主体也无法超越语言，个体的世界释义也再次证明个体不能从一个“结构”或“符号化的秩序”等中演绎出来，而是语言“构建”的。确切地说，不是语言构建了主体，而是语言自身即携带主体，语言具有“主体性”：“话语在指涉实在的同时指涉了主体，对实在的指涉与对主体的指涉是对称地被建立的。”“话语性自身也仅需话语本身对其作为作证而无需其他，它在话语中完全被给予，话语的主体性与体验的主体性同样溶解、内化于话语或体验之中。”[13]主体是话语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不仅先验主体的预设是将主体对象化的结果，而且对语言与主体关系的追问也很难逃脱将主体以及语言对象化的命运，从语言与主体到语言的主体性则由于语言自身和主体自身的视角而避免泥潭深陷。经验个体在避免被对象化的同时也完全承担起了人们在先验主体身上寄予的重任，即通达那统一的、一般的、普遍的经验，因为个体通过释义将整体的概念赋予整体，换言之，“整体的意义只能存在于个体的意识之内，此外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别的地方，而个体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将整体内在化，并通过自己的活动反过来又使整体表现为普遍一般的东西。”[11]147所以个体主体比一般主体更不可或缺，这就与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不谋而合了。

经验主体的回归再次证明语言与主体不是简单地可以隔离开来的纠缠关系，主体是语言的一种属性，语言是主体的语言。然而，虽然当下在场的确实只是个体，一般主体是由个体而来的，但是二者不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具有逻辑上的同时性，没有先验也就无所谓经验①先验无疑也是一种经验，人们对先验的执着也就不难理解了。，在思维的起点二者同在。尽管那个“无名的普遍性历史主体”的规定性有待赋予，但是其位置已被预留。所以，先验主体之于经验主体的预设或者相对存在说明，主体的反抗与回归是并行不悖的。有意思的是，主体的反抗与回归从先验主体回到经验主体，而在笛卡尔为知识的基础而设立先验的理性主体之前蒙田已特别青睐经验主体。主体历史中的轮回具有别样的意味，主体从不曾离去，它既是先验的也是经验的。就像蒙田也注意到了一般性，笛卡尔同样未截断一般与具体的联系，个别而具体的和抽象之一般的并不是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之中，“这两种不同的主体性是同一个主体概念的两个方面”，“现代主体依赖于个体的特殊性和一般性之间的张力”[14]。主体死亡理论曾经的诱惑或许是源于形而上的经验给予的承诺。

四、主体在本真语言中的退场

从先设性主体到作为语言的构建物的主体，主体在语言面前表现出了更多的被动性，听命于既有的系统、结构以及话语权力，并未真正实现与语言的对话。即使是从对象化藩篱中挣脱出来承认语言的主体性即将主体作为语言的属性的做法，如果不加区分的看待语言也同样无法领会主体与语言的合一。这要求主体去经受日常之外的语言状态，去面向语言本身。在系统、结构以及话语三种关于语言的理解中，面向的语言本身是作为系统的语言，与索绪尔将带有理想色彩的语言整体作为对象处理不同，海德格尔投入对本真语言的倾听，向语言本体发起了追问，提供了理解主体与语言关系的另一种可能。

面对海德格尔，要厘清语言与主体的关系必须先考察语言与存在的关系，他是在对存在的追问中遇见语言（本身）的：“询问存在的问题与询问语言的问题在最中心处相互交织在一起”，“本质和存在都在语言中说话”[15]。由于受语言对象化和语言工具论思想的影响，“语言说话”这一真相已经被“人说话”的现象所遮蔽，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为人所说的语言已不是本真的语言，“本真的对话不是‘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是从语言而来道说”[16]143。语言的奥秘就在于：“语言独自与自身说”，“语言仅仅关切于自身，这正是语言的特性”[16]237。语言关切自身就是关切存在，即海德格尔所谓的“语言是存在之家”。孙周兴翻译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中的“语言的本质：本质的语言”对应的英文版翻译是：“The being of language: The language of being.”[17]本质即本真，本真的语言即存在的语言，与其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不如说（本真的）语言就是存在，存在正是为传统本体论所遗忘的。但海德格尔追问存在也并未否认存在者之于存在的意义，存在在语言中是经由存在者来显现的，这个存在者是此在，但最终是话语。②与福柯的话语概念不同，这里的话语与言语同一。“语言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是话语。”话语在生存论上是“源始”的，“把话语〔Rede〕道说出来即成为语言〔Sprache〕。”[18]188-189而“把话语道说出来”的正是此在，即人这种存在论层次上的存在者，“此在通过话语道出自身”[18]190。这等于说，在话语中，也即在语言中，主体首先是在场的。那么，话语如何实现道说（即语言本身）？语言如何说话？海德格尔提供了两种可能属于话语的道说，即“听”和“沉默”，在沉默中倾听才有可能抓住话语之所云本身。

倾听与沉默最终要求主体退场。但是，听并不是与己无关的听他者言说，说与听具有同时性，“在说话（作为顺从语言的听）中，我们跟随被听的道说来道说”[16]254。不仅主体退场本身就预设了主体的在场，而且此在对存在的领悟本身也不是为了存在，整个行为的发出和目的都在于此在即人这个存在者，话语本质上属于此在的存在构建。海德格尔的目的是照亮和敞开黑暗中的“存在”，而不是我们这个日常的世界，但最终也将通过对存在的接近而丰富存在者（人）。在话语中不仅其本身得以传达，而且其所及的东西也得以展现，因为话语一定是关于某种东西的话语。话语是此在及其他存在者在世的共同展开状态，这就是此在的世界。海德格尔将“四元”即天空、大地、短暂者和神圣者的“统一”称为“世界”，这“四元”包括了世界中的一切，“统一”是指一切在区分中的共在关系，“语言说话在于差异（dif-ference）的安排”[19]，而差异就是使世界的内容得以显现，只有区分的世界才可以被感知。此在的世界就是此在的所有内容和可能性。

主体在海德格尔的本真的语言中实现形象的改变，由言说到倾听语言言说，主体以退场的方式获得某种本质的经验，即领会存在的体验。在本真的语言中，主体因主动退场成为自身。

五、结 语

从“系统”到“结构”再到“话语”，再有语言的本真状态，在关于语言的不同理解中主体的地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中心到逐渐边缘化，但即使在“语言范式”盛行的现代语境中主体也不曾被彻底地从语言中剔除，现代语言学以来对主体的不断消解更像是挽救现代理性困境的一种策略。在主体的去中心化策略中，经验主体不断战胜先验主体走到幕前，实现了从作为概念的人向活生生的人的转变，与此同时，语言也获得了以本真面目示人的可能。语言本身就是一切的经验，经验主体更与语言不可分。毋宁说，语言与主体都是我们看世界的方式，二者的关系问题并不能通过取消哪一方的方式而得到解决，寻求可以将二者同时纳入进来的可能方式，比如语言的主体性或主体的语言性，或许才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