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津

人类是生存在大自然之中的。马克思曾科学地指出：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①劳动是人的本质。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决定人与人的关系发展，即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劳动发展决定体现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发展，在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需要走出传统思维的定势，对人类劳动和人类劳动的起源作全面的深入考察。

一、人类劳动的起源是常态劳动的起源

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类、人类劳动、人类社会是在距今400多万年前起源的，最初的猿人起源于类人猿，最初的猿人劳动起源于类人猿劳动，最初的猿人社会起源于类人猿社会。400多万年前的情境是不可再现的，科学地研究人类、人类劳动、人类社会的起源，只能是依靠逻辑推理。尽管最初的猿人与现代人类相距太远，最初的猿人劳动与现代人类劳动难以相比，最初的猿人社会与现代人类社会似乎完全不同。但是，从逻辑上讲，最初的猿人与现代人类同属人类，最初的猿人劳动与现代人类劳动同属人类劳动，最初的猿人社会与现代人类社会同属人类社会；最初的猿人已经是人类，而类人猿依然是动物，猿人就是由类人猿起源的；最初的猿人劳动已经是人类劳动，而类人猿劳动依然是动物劳动，猿人劳动就是由类人猿劳动起源的；最初的猿人社会已经是人类社会，而类人猿社会依然是动物社会，猿人社会就是由类人猿社会起源的。从400多万年前的源头来看，人类与动物的血缘关系，就是猿人与类人猿的关系。

应该说，人类、人类劳动、人类社会的起源是同步的。但从逻辑上讲，在人类、人类劳动、人类社会的起源之中，人类劳动的起源起到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没有类人猿劳动向猿人劳动的转化，就没有类人猿向猿人、类人猿社会向猿人社会的转化。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关于“是什么劳动创造了人？”的学术讨论。因为以前一直有“劳动创造了人”的经典说法，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在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不禁要问：没有人类时，不会有人类劳动，所以不能说是人类劳动创造了人。而要说动物劳动创造了人，似乎更是在逻辑上讲不通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劳动创造了人呢？其实，经过讨论，很清楚，对于这个问题不能这样表述，即根本不能说是什么劳动创造了人。如果说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的存在决定人存在，那就人类、人类劳动、人类社会的同步起源来说，就只能是合乎逻辑地讲，人类劳动的起源在人类、人类劳动、人类社会的起源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更重要的是，必须清楚，类人猿劳动是如何转化为猿人劳动的？过去，教科书的表述一直是：“当第一把用燧石做成的石斧出现以后，类人猿的‘手’变成了人类的手，类人猿的活动变成了人类的生产劳动。”②这样讲，实际上过于简单化。科学研究表明，从类人猿到猿人，其间经历了两千多万年，这是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哪有可能以简单的一把石斧出现就决定了起源的呢？应该说，一把石斧的出现，只是类人猿劳动向猿人劳动转化，即类人猿向猿人转化的开始，是漫长的转化过程的开始，而不是过程的结束。人类劳动与人类的产生必须是在这一转化过程结束时，过程的开始与过程的结束有着相当的距离，不能武断地将开始当结束，不要过程了。更何况，现代科学认为，任何物种的确定都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保证，一把石斧的出现是远远不能表现猿人存在的基数的，这只表明这种劳动和掌握这种劳动的类人猿还只是自发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在这种状况下不能满足形成新种生物所需要的最低量的数量要求。实际上，一把石斧出现以后，这种自发的情况很可能又自发地熄灭，随后再自发地产生，再自发地熄灭。如果这种情况没有普及，以及没有普及之中的自觉反映，那么就永远是个别的自发，永远不稳定，不能对人类起源起作用。只有达到普及中的自觉实现，这种情况才能摆脱偶然的性质，实现必然的稳定。而只有达到了这样的稳定，新种产生需要的基数才能获得。所以，从哲学上讲，从逻辑上讲，决不能将自发的工具出现等同于自觉的工具出现，将偶然的事情作为必然的表现来看待，将一把石斧的产生机械地看成是人类和人类劳动起源的明显标志。而且，更重要的是，手是受脑支配的，类人猿劳动向猿人劳动的转化，是由脑的变化决定的，是抽象的思维能力的出现。类人猿不同于猿人，关键就在于它们的脑还没有发展到猿人的脑的水平。认识事物的发展以及事物之间的区别，一定要从内在的因素作分析，不能仅以外在的现象作判断。脑的作用是不能直接看见的，但是却可以在手的作用中体现出来。问题就是，科学的研究不能将体现脑作用的手作用完全看成是手的作用，看不到其中含有脑的作用，看不到脑对于手有支配性的作用。脑子里若对一种劳动技能没有存储，手是不会动作的。平日里人们练手，实质是在练脑。包括手脚的配合、躯干的配合，人不论做什么动作，实质都是由脑控制的。将手的作用突出，割断手与脑的联系，是不科学的认识，是很幼稚的看法。这样认识问题，在现代人看来，是决不能接受的。以往的认识在这方面是有失误的，一再讲手的作用，而忽略脑的作用，这实质是对人类的起源认识的欠缺。如果讲猿人与类人猿的差别，关键应该讲到脑的不同，即脑的物质基础及脑的作用的不同，不能局限在外部的手的不同上。从表面上看，猿人从做打制石器到做磨制石器，从一般地用火到用火来制作用具，这些是经过手完成的。而实质上，这些都是猿人脑作用的不断提高。所以，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他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中，第一编的题目就讲到“各种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正确地将猿人的每一点进步都归结为脑的变化和脑作用的提高。在对于原始人的进化问题上，摩尔根将其决定因素归于脑作用，这对于后人的研究是有极大的启发作用的，正确地引导了对人类起源的认识。猿人脑可以看作是最低级的人脑，这种脑的作用尽管从今天来看是很简单的，但是在人类的起源过程中却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与动物不同，人是有特别的智力的。动物不能制造复杂一点儿的工具，缺乏的是智力，而非肢体，尽管没有灵巧的肢体也干不成事；但毕竟肢体是次要的，智力是主要的，即只有肢体是干不成的，只有智力达到了，肢体才能相应做事。从现实的人与动物的区别来看，可以将此类比于人类起源前的类人猿和人类起源后的猿人，这是一种拉大距离的比较，二者的根本不同在于人具有逻辑思维能力。动物的能力是本能的，而人的能力是创造性的，逻辑思维能力的获得就是人在本能基础上的创造。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类人猿的劳动转化成猿人劳动，具有重要的质的不同，但是也不能将此绝对化，即将类人猿的劳动与猿人的劳动看作截然不同的劳动。作为一种自然历史的发展过程，劳动的演变不会没有连续性，尤其是在很低级的发展阶段上，任何进步都是很慢的，即都是只有少许的新内容产生，而绝大部分原先的内容仍然保留。从类人猿劳动到猿人的劳动，是经历了性质不同的大跨越，但从逻辑上讲，实现这种跨越的部分在猿人劳动中还太少，尽管这少得很的部分已经能够决定这种劳动是猿人劳动而不再是类人猿劳动，可事实上在这一部分之外，在绝大部分的构成中，猿人劳动还是与类人猿的劳动基本相同的，或是说，毫无二致。混淆猿人劳动与类人猿劳动的性质是不科学的，而过于夸大猿人劳动与类人猿劳动的区别，尤其是早期猿人劳动与最发达的类人猿劳动的区别，也是不科学的。在原始人开始新生活的岁月里，不可能有很大的劳动改观，从逻辑上讲，原先类人猿是怎样生活的，猿人就还是怎样生活的，至多是出现了一些石刀、石斧，这些工具对于改变他们的自身性质很有作用，但对改变他们的物质生活却作用甚微，石刀、石斧就是改变了形状的石头，本质上还是石头，只是更好用一些的石头。猿人们利用这些工具，劳动效果并不比不用这些工具高许多；更何况，在当时，利用这些工具的劳动在猿人们的劳动中也并不占很多的比重。

所以，科学地审视猿人劳动，应该说，那是动物劳动还占相当大成分的人类劳动。强调猿人劳动属于人类劳动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承认猿人劳动与类人猿劳动的具体区别不是很大。明确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长期以来，在理论认识上对于动物劳动与人类原始劳动是截然分开的，实际上没有把握住历史的真实，没有对人类劳动起源后的发展给予正确认识。

二、人类常态劳动的基本构成与历史演变

可以肯定地讲，从动物劳动到人类劳动，不会是直接转化的，其间必然要经过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就是人类常态劳动的起源和发展阶段。在人类常态劳动中，存在着人性的正态劳动，这是决定常态劳动属于人类劳动的劳动；也存在着动物性的变态劳动，这是决定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类劳动是人类常态劳动的劳动。常态劳动就是正态劳动与变态劳动的统一，这是常态劳动的基本构成。

在常态劳动之中，最初的动物性的变态劳动存在就是指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的存在。这是类人猿劳动在猿人劳动中的直接延续。在猿人社会，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的存在就是要打仗，要通过打仗夺取或保卫采集野果的山林和直接夺取对方肉体为食。猿人们也打猎，但打猎的同时还要打仗。打猎和打仗是同一目的，都是要获取食物。但就劳动的态势性质来说，打猎和打仗是不同的，打猎属于正态劳动，是人性的劳动；而打仗则是变态劳动，是动物性的劳动。科学的研究表明，在自然界，存在着两种动物的区分，一种是不吃同类尸体的动物，再一种是吃同类尸体的动物。遗憾的是，向猿人转化的类人猿恰恰属于吃同类尸体的动物，所以，不仅仅是早期猿人要靠打仗获取同类的肉体作为重要的食物，而是在整个原始社会时期战争延续着人吃人的历史。在那时，还几乎看不到人类文明的曙光，不光是打仗俘获的战俘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本部落打仗或打猎中受重伤的战士也是要被吃掉的，因为没有条件让他们养伤。所以，人类的起源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科学界是将人类起源之后可以养护伤员（有骨折愈合的化石为证）之时作为人类文明的起源。

原始社会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中最长的发展阶段，其间的创造是始终不断的，尽管有些创造在今天看来十分简单，但在原始社会作为第一次的出现，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尤为让人叹为观止的是，除去各种工具的创造，还有制陶技术和冶炼技术的创造，原始人还有许许多多的艺术品创造，他们留下了大量的原始绘图在山岩上或山洞里，他们制造的陶器、铜器不单单是器皿，而且还是就今天的眼光看也属高品位的艺术品。几百万年的历史中，悠悠岁月，无时不在闪烁着原始人类智慧的火花。

从现在来看，人类常态社会的历史在20世纪曾发生过希特勒屠杀数百万犹太人，发生过日本法西斯军医用人的活体作解剖实验，所以，人们甚至不能说原始社会是人类常态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最野蛮的时期，而只能说那是一个充满了原始野蛮性的时期。这种原始性中很少人类社会的对野蛮的发展和创造，而更多的接近的是动物的野蛮行为，或者说接近的是类人猿的行为，即原始人的野蛮就是他们保留的类人猿的习性太多。原始人的劳动创造性散布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每一年中的文明进步很小，所以，他们的动物性大量地留存，以至，后来的情况就不是改换动物性，而是发展动物性了。可以说，原始人的野蛮是一种生存的需要，或者说是生存的迫使。

迫于生存的压力，原始人群与原始人群之间就要发生对好的山林地盘的争夺，这既是他们具体的求生行为，也是一种动物式的生存方式的延续。因为这种争夺，在动物界就是存在的，每一处动物，似乎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它们都要为生存而占有一定的自然条件，并且要为保住这种占有与入侵者展开殊死的搏斗。对于这些动物，乃至猿人和以后的人类，认可在争夺地盘中付出血的代价，包括牺牲一定的生命，也不愿丧失自己的生存地盘，坐以待毙。这种为生存而展开的争夺，就是最朴素而最普遍的原始战争。甚至可以说，即使当时存在其他可以存活的出路，但那时的原始人群意识不到，在他们的眼里，就是只能通过战争的搏斗来抢占或保卫赖以生存的山林，他们的生命要为战争而付出是不可避免的。为了生存而牺牲，这似乎是个悖论，但为了群体生存而牺牲一些个体是完全讲得通的，事实上，历代社会的情况都是这样的，这在原始社会的战争中也是一贯性的。

由于原始战争的存在和普遍化，原始人不仅要艰难地向自然索取食物，而且要时时面临着同类的威胁，这是原始人对原始人的威胁，也就是人对人的威胁。这种威胁的影响是强烈的，任何一个原始人群都不能无视，都必须保持自身的强大，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可能性。因此，原始的军事活动是原始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基本活动，是原始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原始人开创的人类军事劳动，也是动物的生存方式在人类社会的延续；而且，在那时，几乎所有的劳动者都是战士，即都是军事劳动者，打仗与采集野果、打野兽是不可分的，往往还是更为主要的任务。在当时，从逻辑上讲，人人都明白，劳动就是包括打仗的，不打仗就不能保护自己的群体，而失去群体，就失去个人生存的整体屏障，个体是难以生存下去的。所以，原始人最初使用的劳动工具，基本上同时也是武器，而且，工具的发明多是由武器的使用直接引起的。弓箭既可以用来捕兽，又可以用来打仗。在一些原始遗址的考察中，考古学家发现有人的化石骨架上还带有明显的箭头存在，可见其惨烈。③打仗与生产的结合，工具与武器的不分，这是原始社会人类劳动的最重要特征。

除去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在原始社会之后，还产生了同属动物性的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这就是在常态社会出现的一部分人依靠占有劳动者或生产资料而形成的人类的寄生行为。这同样也是一种动物性的表现，即动物的寄生性的生存方式在人类社会的延续。这就是说，在人类常态劳动起源之后，变态劳动也是发展演变的，起源时只有暴力性的军事劳动存在，尔后，经过了400多万年，随着阶级社会的到来，又产生了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在人类常态社会，存在暴力，或者说必须有暴力存在才能保障生存，从根本上讲，是人类劳动整体能力相对低的表现，是人类尚不能完全正态文明生存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人类整体上还很愚昧的表现。而且，与剥削变态比起来，军事暴力是一种更大的愚昧。无论怎样讲，任何人也都不可否认，暴力的使用是比剥削更残酷的、更野蛮的。在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产生之后，这种动物性的劳动变态就与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是并存的和并存发展的。也就是说，从那以后，人类常态劳动中的变态劳动，既包括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也包括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

在没有人的环境里或是说自然里，是没有善与恶的对立存在的。人之初，性本善，是完全正确的。善是人性的同义语，只有人，才有善，包括人必需的一切。而恶的含义，实际上是指与人性对立的兽性，即动物性，而且，更准确地说，是指兽性中的野性，不包括兽性中也具有的自然的生性。人是生物，是灵长类生物，是灵长类11科生物中的人科生物。人必然要存有生性，不然就不是生物体存在了，在生性方面即在自然的生物本能性方面，人永远要受自然的客观约束，永远不会失去这种性质，只是，这种生性不同于野性，不是动物的特性，所以也可以说与人性对立的是动物性，而不必特别表明人与动物在生性方面的统一。世上本无善恶，只不过是因为有了对人性善的定义，才有了对动物性恶的定义，善恶相对的实质是人性与动物性的对立。

善是人性要求的善，对善的具体解释就是不残杀同类，不残害同类，自力为生，知恩报德，顺应自然等。抽象地认识善就是仁慈为怀，以劳为本。常态人的正态劳动决定善的含义，动物式的生存方式的延续不属于善的内容。人的不完善，就是因为劳动不完善，劳动中还存在着动物性的内容。由动物到人，是必须经过半人半动物阶段的，所以，人类常态起源之后，就有善的存在，也有不善即恶的存在，而且这种不善的地方还较多，并不是善多恶少，可以说在猿人那时肯定是恶多善少。这里对善的界定，是从排除动物性的劳动意义上的界定，是最本质的界定，这不同于现在一般意义的理解。善是人的正态劳动的体现，这是最根本的。认识善的含义，必须从这一根本上着眼。劳动是人的本质，认识人的善，不认识人的正态劳动是绝对不行的。在人的正态劳动中，即在此意义上，是不存在杀害同类，吃同类尸体的，也不存在伤害同类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恶的存在是劳动还不能去掉动物性，是必须接受的，有这种社会发展的基础存在，就有恶的存在。当然，恶的发展形态是千千万万的，但万源归一，都是由动物的求生方式在人类社会的延续决定的。这就讲到了恶的根，讲到了恶的性质本源，也就是说，恶也是具体的反映，是人类常态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并不能用永恒一类的概念作解释。

在动物社会，没有善恶之分，因为全是动物性，没有任何人性；在真正的人的社会里，也没有善恶之分，因为只有人性，已经完全没有动物性的存在。由此而言，正态劳动为善，变态劳动为恶。恶是一个历史范畴，虽然是还未消失的历史范畴，却是明确的有其产生历史的范畴。

当今时代，需要从根源上来认识善恶并存问题。常态社会的历史事实是基础教材，在现实生活中似乎只有经过磨炼才能明白，人们不仅要懂得善恶的区分，而且更应平和地接受善恶并存的状态。社会的演变是缓慢的，几千万年类人猿才变成猿人，几百万年猿人才变成现代人，人的生存意义只能是在这演变过程中，不能是置于社会发展还未达到境界。就一代人来讲，不可抗拒善恶并存，历史的演变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是太有限了，因而，客观上不可能要求哪一代人为此付出特别的努力，只有极少的时代是处于那种大转变的关头，即使这样，这一代人也没有必要不以平常心对待善恶并存。因为，迄今为止，人类常态社会的善恶并存还是事实上无法很快改变的。科学地讲，必须从人类常态劳动的起源讲善恶的对立，从常态劳动的历史发展与现实存在来认识善恶的区分。

三、人类常态劳动发展的内在决定因素分析

人类常态劳动包括善的人性的正态劳动和恶的动物性的变态劳动。自起源之后，人类劳动的发展就是人类常态劳动的发展。这也就是说，400多万年来，人类的正态劳动在发展，人类的变态劳动也在发展。而决定人类常态劳动发展的内在因素是劳动内部的智力因素作用。

劳动具有整体性。在劳动内部，既有劳动主体作用，也有劳动客体作用。概括地讲，劳动主体作用分为智力因素作用和体力因素作用，劳动客体作用分为自然条件作用和资产条件作用。任何劳动都必然包含这四种作用，缺一不可。在这四种作用中，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作用是主导作用，即是起推动劳动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劳动的发展要依靠劳动智力因素作用的提升。劳动智力因素作用的提升将引起劳动整体包含的四种作用中的主要作用的变化，由此决定社会的发展变迁。主要作用与主导作用不同，主导作用是指对于劳动整体发展具有的决定性作用，而主要作用只是一种支配性作用，即是指在劳动整体作用中占有较大比例的作用。

在人类社会起源的最初400多万年中，劳动内部的四种因素作用中智力因素作用是主导作用，这是决定性的，也是不变的。然而，构成劳动整体的四种作用中的主要作用几乎是混沌不分的，既没有落在体力作用上，也没有落在自然条件和资产条件作用上，只是由于智力因素作用是主导作用，而其他因素的作用又不突出，因此，主要作用与主导作用是合一的，即也是落在智力因素作用上。智力因素承受双重的作用压力本来是合乎逻辑的，即主导作用应该是同时起主要作用的，如果主导作用不能起主要作用，其决定性可能就会在表层上被扭曲。所以，最初呈现的主导作用与主要作用的合一，即智力因素既起主导作用又起主要作用是自然的，是由自发产生的人类劳动而形成的自然，是合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只是，在智力因素最初起主要作用时，智力因素的主导作用能力相对很低，这就是从逻辑上说的猿人劳动更像类人猿劳动的时期，由于智力水平低，人的因素含量是很低的，劳动是简陋而野蛮的。

在经历了400多万年的原始社会之后，人类常态劳动内部的智力因素作用发展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就使其主要作用与主导作用相分离了，即主要作用发生了转移，转到了体力因素作用上了。这种转移使得社会关系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化，使人类社会脱离了原始的发展阶段，进入了奴隶社会时期，即劳动的内部的主要作用是体力因素作用时，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对应的是奴隶社会发展阶段。

在体力因素起主要作用时，智力因素仍起必然的主导作用。只是这时，劳动内部的主导作用与主要作用都仍是在劳动主体，主要作用与主导作用的分离是主体作用内的分离，劳动整体作用仍呈现主体支配性。劳动主体的体力作用强劲的相对存在，表明劳动者是获取成果的最大动力源。这因此也就使得当时的人类在生存的搏杀中，强者对弱者的奴役的产生。这时候，不杀战俘对于战胜者更有利，劳动整体的发展已可使人们不必吃战俘就能生存，留下战俘作奴隶干活并不是善心，而仍是战胜者出于对生存利益的考虑。由于不杀战俘，还有其他奴役他人的渠道存在，在劳动内部主要作用为体力作用时，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奴隶的体力明显具有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根据考古资料，大约是在距今5000年前形成的奴隶社会，即公元前3000年以前，当时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长江流域，先后出现了奴隶制国家。原始部落的生活解体了，私有制产生了，社会转向了奴隶制社会，奴隶生活与奴隶主生活构成当时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从国家的产生讲，各地的奴隶制国家产生的时间有先有后。从奴隶制国家的存在讲，各地的情况也不一样，有的时间长一些，有的时间短一些，但大体上在公元纪年前后的几个世纪里，各地的奴隶制国家先后解体。

在劳动内部体力作用起主要作用下，奴隶社会的常态劳动要比原始社会的常态劳动在整体上有很大的进步。这是智力因素作用提高而决定的进步，是建立在原始社会人类劳动几百万年发展的基础上的进步。在3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奴隶社会的常态劳动发展比之以前大大地加快了。已有文字记载，而且也有众多的文物作证，在今天可以认定，奴隶社会的正态劳动创造了历史上辉煌的业绩。在这一时期，农业劳动开始成为主要的社会劳动。在比较发达的先进地区，农业生产能力已脱离原始状态，金属制成的农具已比较普遍，畜力也已应用到农业的生产中了。从有关资料看，当时的农民还发明了轮作制，各个方面的生产技艺都有了一定的创造，不再是很简单的了。而且，当时人们已开始种桑麻，用于纺织；已开始饲养家畜，用于补充肉食。特别是，聪明的匠人发明了冶炼技术，各地普遍学会了制作青铜器，从现在的出土文物可以看出，那时制造技术已是十分精良。玻璃的制造也是那一时期的发明，各种玻璃制品已成为人们交换的商品。特别让今人瞩目的是，留存至今的埃及金字塔，那样雄伟的建筑是在数千年之前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奴隶时代人们劳动已具有了一定的创造力。而在同一时期，除正态劳动发展外，变态劳动也随之发展了。除产生了奴隶制的剥削劳动，也将变态的军事劳动推向了一个新的疯狂阶段。与原始社会相比，奴隶社会的战争更宏伟壮观，更有许多的创造性。当时，奴隶主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掠夺战俘作奴隶和直接抢劫财物。在奴隶社会时期，每一个国家都保持有庞大的军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有些奴隶制国家，是由贵族子弟组成军队的骨干力量，同时征收大批平民入伍，然后是动用奴隶打仗。那一时期已产生了职业军人，专门打仗。除去对外战争，奴隶主的军队对内还要镇压奴隶的反抗，以巩固奴隶主的统治。

随着奴隶社会时期劳动内部智力因素作用的进一步提高，劳动内部的主要作用渐浙地从体力作用上转移出来，自然条件作用继体力作用之后开始起主要作用。自然条件作用成为主要作用是由智力因素作用提高决定的，这并不是自然条件作用本身决定的，作为劳动客体，自然条件是受动性地进入劳动范围的，也是受动性地发挥作用的。自然条件走到起主要作用的地步，是历史自然形成的，即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从动物转变过来的常态人，要经过长期的磨难，其劳动的主要作用与其主导作用分离，又进一步与其主体作用分离，实际体现为社会艰难前进过程的特定阶段。常态人不可能一下子将自身的智力提高到发达的水平，由体力作用起主要作用向自然条件作用起主要作用过渡，就是智力作用提高的自然过程，这是不能超越的，是客观本身决定的。

自然条件起主要作用，表明劳动内部的主要作用已不在劳动主体方面，劳动客体作用成为了主要作用的表现与存在。这样，事实上就是劳动客体对劳动起支配作用，劳动主体的主导作用自身造就了这种支配状态，对客体的作用成为主要作用只能顺其自然。与自然条件起主要作用相对应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封建社会。由于最重要的自然条件是土地，所以在封建社会，劳动的正态与劳动的变态都表明土地是生存争夺的焦点。正态劳动的创造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土地在农业劳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变态劳动中，不论是军事劳动，还是剥削劳动，争夺的焦点都是谁能得到土地，打仗是为了土地，土地也是剥削的依据和前提。

在自然条件起主要作用之后，劳动内部智力因素作用水平的继续提高，使主要作用又发生了转移，历史地落在了资产条件上。资产条件取代自然条件起主要作用，外在的表现是工业革命的兴起，是资本成为支配社会的力量。劳动的发展将主要作用转到资产条件上，仍然是一个自然的问题，而对于自然，不能问为什么。只能从事实出发，认识资产条件起主要作用的表现，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或者说都不能阻止资产条件对自然条件的这种替代。事实上，人们一直在努力实现这种替代，资产条件起主要作用表明人类劳动工具作用的提高，表明劳动工具已经大大地改进了，在智力因素作用提高的前提下人类劳动的整体能力有了巨大的飞跃。

从自然条件为主要作用转到资产条件为主要作用，用了约2000年的时间，在这样一个跨度的时间段里，智力的提高是逐渐积累才产生飞跃效应的。资产条件起主要作用开创了常态人类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这也就是说，是人类常态劳动的发展促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是由人类常态劳动发展的整体水平决定的。在资产条件起主要作用的劳动发展阶段，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会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这是一种客观的制约，是从总体作出的制约。在这期间，并不排除社会存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残迹，甚至可能还存有原始状态的局部社会情况，只是主流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产生也只能是局部，是很小的局部及比较势弱的和不稳定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工业经济发达，农业经济的地位相对下降，或是农业经济也走向工业化生产了。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劳动工具迅速由主要延展人的体力作用向主要延展人的智力作用转变，但这一时期总的说来仍是停留在资产条件起主要作用阶段。工业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了，生产设备也越来越先进。在工业革命开始时，即几百年前，生产一台蒸汽机车需要花费几个月甚至1年多的时间，且装载的货物有限，而如今，生产汽车的工厂一年的产量在100万辆是不足为奇的。航天飞机已经能够进入太空然后再返回地球。生产技术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高科技已是工业生产的带头兵，市场竞争已迫使一批又一批生产落后的企业倒闭。虽然在一些国家存在着尚未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贫困问题，但世界的主流是工业化，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在代表着时代前进。

在劳动内部资本条件起主要作用的状态下，变态的剥削方式并没有比自然条件起主要作用时有实质性的变化，因为资产条件和自然条件同属劳动客体，剥削者都是主要通过占有劳动客体而进行剥削的。剥削的变化只是有了形式上的不同，在自然条件起主要作用时是地主剥削农民，地主是靠占有土地对农民进行剥削的，而到了资产条件起主要作用时，社会剥削的主要形式是资本家剥削工人，资本家是靠占有资产即比土地更广的生产资料对工人进行剥削的。剥削是一种变态劳动，是寄生性的动物求生方式，但剥削在人类常态社会出现、存在和发展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其恶的本质是不可改变的，只是其存在是必须接受的，不能以其恶而断然排斥。

历史表明，人类常态劳动的发展始终没有停步，自起源后，劳动的智力一直在提高，劳动的整体水平一直在上升，劳动内部的主要作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发生转移，由最初混沌不分地与主导作用合一，发展到体力因素起主要作用，又发展到自然条件起主要作用，现在发展到了资产条件起主要作用，已有几百年历史了。可以说，纵观人类常态社会自起源至今的历史发展过程，劳动的智力因素作用的提升，即人对自然的认识提升（人与自然的之间过程的发展）始终对于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劳动的智力因素作用的提升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时，社会是无法发展进步到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的。同样，只要劳动的智力因素作用进一步提升，那么其推动的劳动整体发展就一定能够最终使常态劳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下，促使人类常态劳动逐步地向完全正态的人类劳动转化。

四、人类常态劳动向完全正态的人类劳动转化

依据客观的社会发展趋势，在资产条件起主要作用之后，即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之后，下一步，由于智力因素作用的继续提升，劳动内部因素的主要作用还将离开资产条件，重新回到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作用上，即重新实现劳动内部因素作用的主导作用与主要作用的合一，这样的与智力因素起主要作用相对应的社会发展阶段将是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质变过程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即智力因素作用刚刚开始成为劳动内部主要作用的萌芽时期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初期。今后，在进入智力因素起主要作用的时期，社会经济形态就不是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了，而将转为体现劳动整体作用更高水平的知识经济形态了。因而，如果说知识经济的实质就是智力因素起主要作用，那么也就可以说知识经济是支撑共产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经济形态，是超越与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形态相对应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才形成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而最终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走向知识经济与走向社会主义是不同角度的同一对象的表述，是基本内涵一致的同义语，是对社会发展趋势相同的正确认识。所以，智力因素作用成为主要作用，知识经济的兴起，都可以从社会经济形态转变讲是社会主义社会实践创造性的开端，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因素的非组织制度形式形成的沉积，这表现为与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主流并进中的开创新型社会的试验性的探索。

从21世纪初的社会发展现实讲，人类劳动内部的智力因素起主要作用仅仅是萌芽性的开始，人类劳动的整体发展依旧处于资产条件起主要作用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未能达到智力因素作用完全成为主要作用的阶段，一切都还在演进之中，不能夸大这一事实，也不能无视这一事实。人类并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社会才需要提高智力水平，才需要努力使劳动内部的主要作用转到智力因素上来。无论如何不能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人类劳动的发展所决定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劳动的发展，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自然的驱使，是为了人类生存的需要。这就是说，劳动智力不断地提高，是生存压力迫使的提高，没有生存的压力，没有这种自然的驱使，人类劳动不会一步一步向更高级阶段发展。生存的决定是自然的决定，不可探究为什么，也没有必要探究为什么。人类不是神仙，不能对什么都问为什么，懂得了生存是自然的不可抗拒的本能要求，就能够认识自身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人类是为了生存才发展的，劳动是在人类的生存欲望下不断演进的。在资产条件起主要作用阶段，即现阶段，个人对生产资料占有形成一种对人类生存条件的保护，这是与生存环境相适应的，也是与生存能力即劳动能力相适应的。但是，随着地球资源的消耗，生存环境的变化，人类就必须还要提高自己的整体生存能力才能继续生存下去，这就不仅仅是需要个人保护生产资料的问题，而是要从更大的范围来看的人类劳动整体的能力提高问题，要看人类劳动的智力是不是能够打开封闭的地球有限生存空间的问题。总之，这是要解决人类整体的生存出路的问题，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不能解决的问题，要进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来解决，要以新的社会关系表现出入类生存延续的客观要求。这其中，劳动的能力是基础，没有高智力劳动的发展，没有高智力起主要作用，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改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人类的生存必须接受的是自然的基础，人类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生存下去。人类劳动的智力因素作用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提升以及今后的继续的提升就是为了使人类在自然之中能够以自身的完善实现的生存延续下去。

在20世纪，依靠劳动的智力因素作用的提升，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由此推动了新技术革命的爆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极大的提高。经过新技术革命，人类的劳动不仅实现了劳动工具由主要延展人的肢体作用向主要延展人的脑力作用转变，而且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人类对于宇宙空间的探索，打破了地球有限生存空间的封闭。从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到宇宙探测器在火星着陆，20世纪的人类劳动取得了开拓宇宙自然起步的辉煌成就，具有为人类生存的无限延续创造基本条件的划时代意义。因为有限的生存空间不能容纳无限的生命涌流，若不打破地球生存空间的封闭，人类就只能是弱肉强食地争夺有限的生存条件，直至地球的资源耗尽即自然的生存环境丧失，不可能建立可实现人类持久生存延续的美好社会。所以，打破地球有限生存空间的封闭性是人类常态劳动转向没有动物性的完全正态的人类劳动的基本条件，也是由劳动的完善决定的人类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

在依靠智力提高打开人类生存空间之后，由于主要作用开始逐步转到智力因素作用上，所以，人类劳动中剥削变态的存在就会渐渐地失去客观的经济基础。这也就是说，剥削不是可以任意取消的，客观是有制约性的，若客观的经济基础不存在了，剥削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在劳动客体起主要作用的社会发展阶段，不论是自然条件起主要作用，还是资产条件起主要作用，都必然存在仅凭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劳动成果的剥削，这是对生存条件的保护，社会允许剥削的实质并非只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益，实际这是不能涉及具体人的，这是社会内在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为维持生存而必然采用的方式，一定经济基础的存在与剥削变态劳动的存在是一致的，劳动客体作用的强势存在必然要导致私有制社会的存在及其对剥削变态劳动的需要，即剥削的存在不能从其自身找原因，而要从社会的需要找原因，要从客观的经济基础找原因。剥削绝不是天经地义的事，也不是可以用暴力消灭的事，这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存在，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经济机制。改革之后，允许剥削存在，不再排斥，但也没有从理论上明确地认识现实的剥削存在的客观性。历史已经证明，剥削决不是暴力可以消灭的，不管赋予暴力多么大的力量，实际上都不能触动剥削存在的客观经济基础。而一旦剥削存在的客观经济基础消失了，那时候不用暴力，剥削也会被取消。剥削意识可能会留存较长时间，但是只要其经济基础消亡，终归剥削意识是不能再长期存在的。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是劳动客体起主要作用，劳动又发展到劳动主体起主要作用，剥削就不会再存在于世，取消剥削变态劳动的存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种取消必定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而取消剥削变态劳动是实现人类常态劳动向完全正态的人类劳动转化的一个方面。

实现人类常态劳动向完全正态的人类劳动转化的再一个方面是消灭军事变态劳动。军事变态劳动是最先产生的变态劳动，是随着人类常态劳动的起源而形成变态劳动，是对人类的生存延续起到过历史作用而又直接威胁到未来人类的生存延续的变态劳动。客观地讲，在不久的将来，劳动的智力因素作用能够起到主要作用，从而使劳动内部的主要作用与主导作用再度合一，这是人类消灭战争即消灭军事变态劳动的必要条件。战争的起源是生存的需要，是一部分人用牺牲来保证另一部分人的生存，从而使人类整体得以生存延续。这是很残酷的代价，但确是由动物经常态人向正态人转变不可避免的代价。对于为什么打仗，有史以来也只是讲具体原因，而将根本的原因归于一种讲不清楚的必然性。应该说，在人类的历史中，有许多的仗是不一定打的，打起来也不体现必然性，可实际上还是打了。这就是说，从人类不得已打仗的前提讲，也是存在着相当的战争盲目，即不能将每一次战争都理解为不可避免的必然，而只能讲在常态社会存在战争即存在军事劳动变态是一种必然。战争是人类彼此之间的搏杀，这种状态本身是愚昧的表现，也是人类劳动整体能力低下的表现，更是人类生存空间封闭的表现。在原始社会，如果人们能以别的方式生存下来，就不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去争夺山林。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在原始社会期间是很明显的。而事实上，在战争的延续中，血亲复仇的因素也很大，为此，一代接一代地在找回尊严，而一代比一代在战争的泥潭里陷得更深。有的时候，如果不打起来，可能对双方的生存更有利，比如附近就有山林可供开发利用，而双方仍为一个现有的山林争得你死我活，付出愚昧的代价，或是说这是信息闭塞的结果。在原始状态下，有一些仗是非打不可的，当你死我活的条件摆在那里时，任何人都只能是动手的，此时文明不解决生存的问题，或是反过来讲，在那时，生存的问题是不能用文明方式来解决的。而在奴隶社会，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奴隶主与奴隶主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打起仗来可能要死很多人，但有的主宰者就是不怕死人多。到了封建社会，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更强烈了，争夺土地是战争的具体目的。可在这其间，打无意义的仗，也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到来之后，本来战争应是削弱的，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又将人类战争推向顶端，结果从那以后战争的存在才开始是走向主要起威慑作用，血与火的气味已经大大地降低和分散了。而未来人类常态劳动的进一步发展，是可以通过智力的发展为取消战争创造根本条件的。所以说，战争的消灭即军事变态劳动的消灭也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在地球封闭的生存空间，战争不可避免；而打破地球生存空间的封闭后，战争可以被消灭。从根本上说，这取决于劳动智力水平的提升，取决于劳动智力的提升开拓了人类可无限生存延续的空间。目前，严酷的现实是，人类若不能消灭战争，战争将毁灭人类。

综上所述，在获得开放的宇宙生存空间的条件下，随着劳动的智力因素作用的再进一步提升，为了生存的延续，人类常态劳动将实现向完全正态的人类劳动转化，消灭剥削变态劳动和消灭军事变态劳动，即去恶扬善——消灭一切代表恶的动物性的变态劳动，使人类劳动只保留代表善的人性的正态劳动，实现人类劳动的完善化。而只有实现了劳动的完善化，人类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人类社会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人类才能依靠高智力为自身的生存延续创造更好的条件。而实现劳动完善化的过程，即消灭剥削变态劳动和消灭军事变态劳动的过程，就是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前的质变过程——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阶段。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就是人类劳动实现完善化的过程，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人类劳动的完善化。

将实现人类劳动的完善化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的创新认识。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因而，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本文结合当代社会新的实践对于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进行了以深刻认识人类劳动起源为基点的学术性的探讨，依据劳动是人的本质原理明确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新定义。本文并由此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的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打破地球有限生存空间的封闭性。二是人类劳动的高度复杂化发展达到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在劳动整体中既起主导作用又起主要作用。三是开启消灭一切变态劳动使人类常态劳动转化为完全正态劳动的过程。

总之，与共产主义社会相对应的是知识经济，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质变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使命是实现人类劳动的完善化，去掉动物性，终止暴力性和寄生性的动物生存方式在人类社会的延续，使常态劳动转化成完全正态的人类劳动、常态人转化成真正的人、常态社会转化成实现人人平等世界大同的人类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完全正态的人类社会，这是依靠人类劳动的完善化而实现的正态社会，这是在自然的必然允许下可以实现的社会的必然。随着地球有限生存空间封闭性的打破和知识经济萌芽的到来，人类劳动已经开始步入完善化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定能够坚定地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使命的，必将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创举保持未来人类的正态生存及其延续。

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言，需要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尤其需要坚定不移地遵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同时，溯本求源，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来说，随着人类劳动智力提升，更需要超越地球封闭时人类对于自身和自身历史与未来的认识，从人类劳动的起源和发展认识人类，从人类生存的角度认识人类劳动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要求，从根本上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注释：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01—202页。

② 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6页。

③ 毛佩琦、李泽奉主编：《岁月河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