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敏

（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叙事学兴起于20 世纪60 年代，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叙事文本进行研究的理论。在结构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双重影响下，西方叙事学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理论体系。在此影响下，中国叙事学也逐步发展起来。然而，在本土化语境下，如何在借鉴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体现自身的话语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一、对西方叙事学思维框架的创新发展

中国叙事学是在西方叙事学的激发下产生的，必然运用了西方叙事学的思维框架，并做了一定延伸。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叙事结构

叙事结构是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本框架与结构元素，属于经典叙事学的基本范畴。国外学者浦安迪使用“shape”（外形）一词表示结构，认为其是在人类经验总结下的、具有开头结尾、内在规律和美学的“完整”的含义。中国叙事学多以“文本形式”“纹理”“脉相”等形式，从动态视角来进行研究。如宋代吕本中《夏均父集序》与清代叶燮《原诗》论述过“死法”与“活法”结构内涵；张竹坡讲“做文如盖造房屋，要使梁柱榫眼，都合得无一缝可见。”[1](P40)杨义认为“结”即“结绳”，“构”即架屋；王平将中国叙事结构分为“结构之技”与“结构之道”，两者类似于西方叙事学的表层与深层结构划分。换句话，“深层结构也可看作‘结构之道’，它指向的常常又是‘义’，即在‘不稳定的能指’中提示的‘所指’。”[2]

可见，中国叙事结构受本土化境遇影响，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叙事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