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际兰

（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22）

思辨能力是最重要的“可迁移能力”。思辨能力的培养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所追求的共同使命，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孙有中和金利民认为英语专业学生应具备扎实的英语语言功底、系统的英语专业知识、深厚的人文素养、出色的思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1]近年来，大学生，尤其是外语类学生的思辨能力研究在国内逐渐被重视起来。当前关于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的研究，更多的是在具体的课程教学背景下开展的,如不少学者研究了口语课、精读课、写作课、视听说课等专业基础课程教学中思辨能力的培养方法。

Rybold 认为辩论能为支持或反对观点提供概念建构和口头陈述的系统。[2]这样的系统涉及思维方法，因此学习辩论实际上是在学习思辨。辩论是通过练习和竞争提高思维能力的心灵体操，也是检测最佳观点的实验室。因此，辩论可以看作是提高思辨能力最有效的教育实践之一。

近年来，辩论在思辨能力培养的应用研究日益被国内研究者重视起来。彭青龙、林岩、肖晓玲、韩大伟和初胜华、张心怡等研究者，从辩论的角度探讨了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培养大学生思辨能力的各种可能性。彭青龙从自身能力培养经验出发，对口语课堂采用演讲、辩论等形式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进行了个案研究。[3]林岩研究了辩论课程中反思日志在重视思辨能力培养的口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4]肖晓玲在框架理论指导下分析了英语辩论可以使用的各种策略。[5]韩大伟、初胜华结合行动学习理论和混合学习方法，构建了基于计算机网络学习平台的辩论式写作教学模式，并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其在促进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发展的应用价值。[6]张心怡经过一年多的培训观察，发现英国议会制辩论训练能极大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7]

一、研究设计

为了检测学生的思辨能力，揭示语言能力与思辨能力的相关性，研究辩论赛在思辨能力评估中的效用，笔者选择了同年级英语专业的两组同学围绕相同辩题开展辩论。研究分三步开展。首先，组织辩论赛，收集数据。其次，转写语音数据，建立相关文档，整理有效数据。最后，运用Antconc3.2.4 和SPSS19.0 分析相关数据，总结研究成果。辩论赛的组织主要有以下几个流程：

（一）赛前培训

赛前培训包括赛制介绍、录像观看、辩题分析、反思日志的写作指导等。通过培训，辩手们明确了辩论的基本要求：观点明确，思路清晰，语言有逻辑，能准确阐述己方立场；论证有说服力，论据充分有力，推理合乎逻辑，例证选用得当；提问恰到好处，回答有理有据，总结内容全面。

（二）赛中录音

开展的四次辩论赛，分别使用三星YP-VP2录音笔进行录音，时长分别为28’12’’、24’33’’、14’29’’、11’6’’。其中对照组和实验组各自围绕Family educ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school education 进行辩论。此后，实验组围绕议题Father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other in a family分别用英语和汉语开展辩论。

（三）赛后重写

杜威首先提出了“反思”的概念。Davis 给“反思”下了两个定义：一个是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另一个是沉思、回想。[8]因此，反思可以理解为一种回想，一种对过去的体验的审视、分析和评估，能加深对体验的理解。

二、数据分析

美国特尔斐项目组认为，思辨者的人格倾向特征有七个维度：好奇心、开放性、系统性、分析性、寻真性、自信度、成熟度。[9]Paul 与Elder（2006）提出的十个智力标准包括准确、清晰、关联、逻辑、充分、精确、深度、重要、公平和宽度；八个推理要素是目标、问题、视角、信息、推理、概念、启示与假想；八个智力特质表现为谦卑、独立、公正、勇敢、坚持、同情、正直和自信。[10]林崇德提出了三菱结构思维能力模型；[11]文秋芳等建构了思辨能力层级理论模型；[12]宋毅创立了新思辨能力层级理论模型。[13]基于这些思辨能力层级理论，笔者从辩论的视角确定了思辨能力评估标准，主要包括内容的相关性、重要性、宽广度、深刻度，语言的清晰性、逻辑性和准确性以及策略的充分性、公正性、灵活性和创造性（见表1）。

表1 辩论中的思辨能力评估标准

内容的“相关性”要求辩手提供与主题或论点密切相关的分论点，运用有效的数据和可靠的事例进行论证。“重要性”是指辩手在设计分论点、选取相关论据时，应抓主放次，突出与己方立场相关的内容。“宽广度”要求学生从多个视角、不同层面发散性地思考辩题，能在一个宏观语义框架和概念体系中开展辩论。“深刻度”指向问题的复杂性、概念之间的多重相关性以及特定语境下的影响因素。这个认知标准要求辩手能就某一概念或论点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语言的“清晰性”是指辩手能运用受众能理解的、规范的语言和恰当的非言语方式清晰、明确地表述自己的立场、观点或态度。“逻辑性”要求论证过程合情合理，观点相辅相成，逻辑关系清晰，无自相矛盾，无逻辑谬误。“准确性”指的是概念关系明晰，用词准确，无歧义；引用数据准确，揭示到位，无曲解。

策略的“充分性”是指辩论中论据充分，论证有力，总结全面。“公正性”要求辩手对事物和问题的多面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努力提供与辩题相关的准确、全面的信息。“灵活性”要求辩手在语言风格、辩论技巧方面能从当前语境出发，巧妙地处理质询，恰当地解决逻辑难点，适时地发出质询，生动地呈现己方观点。“创造性”指辩手应运用已有理论和实际观察，通过客观理性的逻辑分析，推导出合情合理的、独立的新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新提议。这一标准还指辩手能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选取论据，进行逻辑论证，从而提出富有创意的观点或建议。

（一）实验组和对照组的重写辩论稿

Antconc3.2.4 Word List 统计显示，在重写辩论稿中，对照组使用了636 个词类，2126 个词符；实验组使用了562 个词类，1672 个词符。对照组使用的词类明显比实验组的多。

Word List 统计后人工筛选出与主题相关的名词，经过细致比较，笔者发现对照组比实验组能运用更多相关的词汇，对照组思维的宽度更大，视角更丰富。词频统计表明：对照组主要从背景、发展、道德、环境、技能、经验和社会等方面阐述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实验组主要从社会、技能、能力、知识、经验、环境等方面探讨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的作用；辩论内容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和重要性。

对照组八位辩手都能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个视角来立论、驳论，思维具有多维度，有一定的宽度。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除了直接列举家庭教育的作用外，对照组正方还引用了谚语，并以华盛顿和林肯等为例来说明家庭教育在个人成长中的不可替代性；反方指出一些孤儿因为接受学校教育而成才。辩论中，辩手能由点及面，运用例证深入分析，反映了内容的深刻度和策略的充分性。

实验组正方选取郑渊洁的儿子、华盛顿、林肯、孟母、释小龙和王宝强等例证，论证了家庭教育在个人成长和成才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丰富的例证反映了内容的宽广度和深刻度，体现了策略的充分性。反方指出学校教育的优越性和家庭教育的局限性，引用百度对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定义来立论，并援引了两个谚语。反方下院一辩指出家庭教育成功的案例毕竟是少数、许多成功的人都接受了学校教育，有力地驳斥了正方的例证。这些指向的是内容的宽广度、深刻度和策略的充分性、灵活性。

辩手语言的清晰性、逻辑性和准确性表现在连接词的使用上。连词和副词的使用能清楚地表达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如表2 所示，辩论稿中主要涉及的逻辑关系是因果、让步和对比。因果推理主要表现在so 和because 的使用上。让步关系主要依托although、however、whereas 和but 来实现。此外，对照组还使用thus、therefore、if 和whereas进行逻辑推理。在所有的连接词中and 使用最频繁，但只有6—8 个and 用来表示意思的承接。借助表顺序的数词和副词，辩手们清晰、有层次地论证了各自的观点。这些词的高频使用说明辩手语言具有一定的清晰性和逻辑性。此外，对照组还使用了in conclusion、in a word、all in all 等来概括己方观点。语言准确性和逻辑性的评估依靠File View 来聚焦关联词的运用和分析概念词的相关语境来实现。实验组正方下院一辩认为家长宠孩子问题越来普遍，所以家庭教育很重要。这种推理不合逻辑，表达不准确。辩论稿中对照组正方上院一辩坦陈教师在孩子个性发展中起着一定作用；正方下院二辩认为教育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讨论的；学校教育并非不重要，只是不如家庭教育重要。无独有偶，反方一辩也承认家庭教育在孩子个性和习惯培养中能起作用；反方下院二辩强调并非家庭教育不重要，只是学校教育更为重要。这些反映了辩手较为公正的情感特质。实验组正方下院二辩论及上世纪的战争和贫穷的年代，学校能教会孩子成长，但在和平时代学校教育却让学生像机器一样做练习。这种表述是失真的，毫无根据的，而且从语言上来看，措辞不准确，句式不合语法，推理也不合逻辑，不符合内容的重要性和语言的准确性、逻辑性的要求。

表2 重写辩论稿中连接词词频表

TEM4 成绩在反映学生语言能力方面具有较高的信度，因此TEM4 成绩被用作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语言能力参考项。笔者采用五分制从内容、语言、策略三方面来评价学生在辩论中的认知能力和情感倾向，单项总分为5 分，最低分为1 分。5 分表示优秀，4 分表示良好，3 分表示中等，2 分表示及格，1 分表示差。

表3 直观地呈现了两组同学的语言能力和思辨能力。为了清楚地反映思辨能力和语言能力的关系，笔者使用SPSS19.0 进行了独立样本T 检验和两配对样本T 检验。

表3 辩手的语言能力与思辨能力一览表

表4显示，“方差方程的Levene 检验”下呈现的显著性概率p=0.301＞0.05， 说明两总体的方差无显著性差异。假设方差相等，两独立样本T 检验的值t=2.218，自由度df=14，双侧检验显著性概率p=0.044＜0.05，这说明对照组和实验组在思辨能力方面有显著性差异。

如表5 所示，“方差方程的Levene 检验”下呈现的显著性概率p=0.059＞0.05，说明两总体的方差无显著性差异。假设方差相等，两独立样本T 检验的值t=3.868，自由度df=14，双侧检验显著性概率p=0.02＜0.05，这说明对照组和实验组在语言能力方面有显著性差异。

表6 成对样本（语言能力和思辨能力）相关系数

表6 表明，共有16 对样本，相关系数为0.737，显著性概率p 为0.001＜0.05，因此在95%的置信水平上差异显著，即语言能力与思辨能力显著相关，符合用配对样本T 检验的前提条件。

配对样本T 检验结果显示（见 表7），t=26.469，df=15，显著性概率p=0.000＜0.05，说明各位辩手的语言能力和思辨能力显著相关。

（二）实验组同一辩题的英、汉语辩论

围绕辩题Father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other 实验组先后用英语、汉语进行了辩论。英语辩论中，正方以秦始皇、牛顿和爱迪生威力说明父亲比母亲更为重要，为家庭所做贡献更大；反方强调了母亲比父亲更为重要，在家庭生活、家庭关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

表4 对照组和实验组思辨能力的独立样本T 检验

表5 对照组和实验组语言能力的独立样本T 检验

汉语辩论中，正方认为父亲比母亲重要，因为父亲在家里承担着更多的责任，负责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反方则认为母亲生命中许多宝贵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家庭，既要干家务活，又要维护好家庭成员的关系（特别是婆媳关系），还要工作。家庭的幸福80%是由母亲决定的。

为了深入探究语言能力与思辨能力的关联性，揭示语言能力对思辨能力的制约作用，笔者从内容、语言、策略三个方面，采用五分制评估实验组八位辩手针对同一辩题分别用英语和汉语进行的辩论表现。实验组即使是围绕同一议题辩论，语言不同，思辨能力得分也不同。运用母语辩论，他们显得更自如，思辨能力得分58；使用英语辩论，他们经常词不达意，言不由衷，表达很受约束，思辨能力得分46。使用汉语辩论时，他们能打开思路，从不同的视角选取重要论据论证观点，还能较为清晰、准确地阐述论点，公正、巧妙地进行逻辑推理。事实证明，语言制约思维，语言能力影响思辨能力，较低的语言能力必然影响推理的逻辑性，论证的深度和广度。

表7 成对样本（TEM4 成绩和思辨能力）检验

三、结论

以辩论赛为依托，笔者依据一定的标准评估了大学生的思辨能力。通过历时9 个月的实证研究和数据分析，笔者发现大学生的思辨能力现状不容乐观。从认知标准来看，辩论时学生无法呈现相关的、重要的、广泛的、具体的信息，思维缺乏相关性、重要性、宽广度和深刻度；立论、质询和驳论时，学生无法进行逻辑推理，不能灵活处理逻辑难点，语言表达不清晰、不准确、不连贯。从情感特质来看，学生在辩论中不能公正、自信地分析、评价与主题相关的概念与观点。

通过对比实验，笔者探讨了语言能力与思辨能力的相关性。研究表明，语言能力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思辨能力的强弱，语言障碍会抑制思维的宽度和广度。要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必须双管齐下，同时加强语言能力和思辨能力训练，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