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青 李贵才 栾晓帆 LIU Qing, LI Guicai, LUAN Xiaofan

0 引言

伴随城镇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化，我国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尺度重构过程。现有研究从资本全球化的作用尺度变化和中央政府的权力转移尺度变化角度揭示了超级都会区、超国家区域、新产业区等新型空间尺度的兴起，即地域重构的现象[1-2]，也揭示了城市尺度企业主义的兴起和全球范围广泛的分权化、去管制化和私有化等治理重构的趋势，即权力和控制力在不同尺度间变化的尺度重构现象[3]431-448,[4-5]。尺度重构理论包含地域重构和尺度重构这一一体两面的过程[6]，为理解我国转型期的城市与区域重构和国家治理重构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在对国家级新区[7]11-14,[8]、粤港澳大湾区[9]等新空间出现的机制探讨、行政区划调整的动力机制分析[10]和政府利用尺度重构实现跃升发展的实证解读[11-12]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规划是政府调控空间和社会经济资源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尺度重构不可避免地带来规划体系的改革[13]2。已有研究探讨了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等国家空间权力下放地区的空间规划转变趋势[14]1-13，探讨了城市群、经济区以及各种新区出现城市与区域规划体系改革的要求[7]13-17,[15]10-15。但是，现有研究通常局限在特定地域重构对象如城市群、经济区等空间类型，并且较为笼统地讨论中央到地方（特定地域）的权力下放，未对完整的空间层级（如省级空间管辖单元）和规划体系中所涉及的发展型规划或空间规划具体部门权力转移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