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安

自战国始，古代中国步入帝制地主社会，或称战国肇始的“封建社会”。该历史阶段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基本特征，一是地主经济，二是帝制国家对百姓的直接管辖役使。两千年来帝制国家临民理政或管辖百姓及地主经济的政策模式，大体分为编民耕战与“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两大类[注]①两种模式的全称分别是编民耕战政策模式和“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关于编民耕战模式，参见拙文《秦汉以降编民耕战政策模式初探》，《文史哲》2018年第6期。。以齐国四民“通货积财”肇始和晚唐两宋“不抑兼并”为导向的“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简称“士农工商”模式)，兼容行政和经济手段，变身丁管控为财税调节掌控，中唐以后甚而上升为主导。本文尝试运用模式分析与历史、逻辑阐述相结合等方法，侧重于国家政策与社会经济互动的视角，对“士农工商”模式自齐国发轫到晚唐两宋定型的曲折历程、内涵特色和历史地位，试作较系统的探研，就教于方家同好。

一、齐四民“通货积财”之雏形及其与秦“军功爵”编民耕战的博弈

与秦的“军功爵”编民耕战政策模式不同，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开创了四民“通货积财”“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的雏型。《国语》卷六《齐语》载，齐桓公问管仲：“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仲对曰：

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