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关于敦煌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学术界的意见很不统一，或称为敦煌学，或称为敦煌研究，或称为敦煌文献研究。即使是称敦煌学的学者，对其概念、含义、研究对象也有不同的见解。通过对敦煌学产生背景及学科性质的考察，作为一门学科的敦煌学应该是能够成立的，它研究的对象是敦煌文献、敦煌石窟、敦煌史地和敦煌学理论。由于敦煌学是在东方学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也具有东方学的一些特质，即学科的体系和理论还不够完善，研究的对象也比较分散，并不断在转换研究重点。作为以地名学的敦煌学，它的一切是围绕着“敦煌”展开的，它离不开“敦煌”，或者说它就姓“敦”，不能离开“敦煌”而谈敦煌学。它与吐鲁番学、简牍学、西夏学、丝绸之路学、西北史地学等是并列的关系，而不是从属的关系。当然，这只是从学科的属性考虑的。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则不能局限在“敦煌”，要走出“敦煌”，对中国古代的文史典籍，尤其是与敦煌学有密切联系的吐鲁番文献、河西简牍等材料要融会贯通。

关键词：敦煌学概念;研究对象;东方学;以地名学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5-00013-06

Re-Discussing the Concept and Research Material of Dunhuangology

LIU Jinbao

（Department of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Abstract： Among academic circles， opinions differ greatly about the concept and research material of Dunhuangology， which has also been called Dunhuang Studies， Dunhuang Textual Research， or Dunhuang Research. Even the scholars who refer to the field as Dunhuang Studies have different ideas about its core concepts， connotation， and area of research objects. An examination of the background and nature of Dunhuangology proves that the discipline can be regarded as focusing on the research of Dunhuang documents， Dunhuang caves， Dunhuang's history and geography， and the theory of Dunhuang Studies. Since it took shap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rientalism， Dunhuangology has taken on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predecessor， some consequences of which is that its disciplinary system and theory is not well developed and views on its appropriate field of research objects have been dispersed across several academic areas， resulting in frequent changes in research focus and material. Everything about Dunhuang Studies can be separated neither geographically nor intellectually from the physical location of Dunhuang， meaning that it is parallel to， rather than dependent on， Turfan Studies， studies of ancient bamboo slips， Xixia Studies， Silk Road studies， and studies of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northwest China. The central question of appropriate research material and concepts can essentially be viewed in terms of subject prop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Dunhuang Studies cannot be limited to the traditional field associated with the discipline： material pertaining to Dunhuang extends deep into ancient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especially the Turfan documents and the bamboo slips， the histories of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at of Dunhuang.

Keywords： concept of Dunhuang Studies; research material; Orientalism; naming a discipline after a place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敦煌学”这一名称最早是由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8月在大阪的演讲中提出的，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作序时，也提出了“敦煌学”一词。他们各自提出“敦煌学”的背景相同，所指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也仅仅是敦煌文献。

石滨纯太郎和陈寅恪提出“敦煌学”后，学者们所研究的只是敦煌文献，后又扩展到敦煌石窟的研究，但对其属性、含义和范围没有过多关注。

一 关于敦煌学概念的探讨

1981年，随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说法的流传，国家相关部门开始调研，拟成立相关研究机构。1982年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在兰州和敦煌的举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筹备、成立，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使社会各界，从党政机关到学术机构，从学者到民间人士，都开始关注敦煌。也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学术界开始讨论敦煌学的概念及学科建设问题了。

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敦煌学的学科属性及内涵的讨论，影响最大的当属姜亮夫和周一良先生的意见。

早在1956年，姜亮夫先生就在《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中探讨了敦煌学的概念和内涵：“全部敦煌学的范围，是相当大而繁复的。从主要的内容而言，应分两大类：一是属于造型艺术的塑象、壁画、绢画及木建筑（窟椽）等;一是属于文书如竹简、写本佛经、儒经、中亚西藏印度文书、及一切史料文学等。但以必然不可少的参证比较资料来说，则敦煌一带的汉墓，乃至于考古上的一切发现，也都是重要材料。廓大到全个河西，全个西域，乃至中央亚细亚的一切文化历史，莫不与敦煌相涉，要结合来研究才行！”[1]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对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内涵进行综合探讨和提炼的表述。由此可见，姜亮夫先生所定义的敦煌学范围比较宽，除了敦煌的文献、艺术外，还包括敦煌周边乃至新疆、中亚地区的历史及出土的文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敦煌热中，姜亮夫先生又连续发表文章，对50年代的观点进行了深入和细化。他在《敦煌学之文书研究》一文中指出：“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爰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2]随后在《敦煌学必须容纳的一些古迹文物》一文中重申了其观点，指出：“敦煌学的中心主题，自然是经卷与造型艺术，然而……与敦煌有关系的文物，也应归入敦煌学，或从属于敦煌学。我粗略地想一下，至小限敦煌地区所发现的汉竹简、汉以来的‘绢‘纸军用器（属于汉以来戍卒使用的），及一切杂器物、寺塔，乃至于长城的砖石等，都是敦煌学中不可少的从属品……原则地说，敦煌学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宝库，所以这些属于中国文化史上曾经存在的文物，点点滴滴也是与敦煌学有血肉关系的。”[3]在1983年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上，姜先生又作了《敦煌学规划私议》{1}的书面发言：“两年前听人说，某领导去敦煌视察，听人说起日本谣传‘敦煌材料在敦煌，敦煌学在日本，便立即电告北京筹备，使敦煌学有所发展。”“说到敦煌学，内容是相当复杂的。狭隘一点的人，只把写本、刻本、卷子算作‘学。在我的私见，则莫高窟的各种艺术品也是‘学;绘画、雕塑、石刻、木构建筑，无一不在整个历史文化范畴之中，而且也各有其原理、原则方法在其中，为什么不能是学呢？即如从各种画像中的题衔，不也可以考见唐末五代瓜沙地区统治者的制度，及其与四隅的关系么？我曾就此等题衔，考定曹议金世家的家庭组成，及其与当时西域诸外族的关系，成《曹氏世谱》，能说这些题记不是历史学的资料吗？由此可以说，凡属在莫高、榆林的一纸、一牍、一画、一字，乃至一草、一木，莫不可以作为六朝至北宋这个长时期中的文化遗产。比起孔壁的古文，汲冢的竹书，丰富不仅于千百倍，重要也不仅于千百倍。要是再能配上西陲汉简、高昌文物，其作用更要大得多（将来敦煌学的研究，必定少不了这些资料，因而私意以为应尽量纳入高昌乃至全部新疆、青海资料，此是后话）。”

姜亮夫先生关于敦煌学概念、范围和内涵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赞同。这可能是姜先生对敦煌学定义的范围实在太宽了的原因，这样也容易混淆敦煌学与西北史地学、吐鲁番学、中西交通史、中亞史等学科的界限。

另一个有影响的观点是周一良先生提出的。1983年5月，周一良在为王重民先生的《敦煌遗书论文集》作序时说：“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4]在纪念《文史知识》创刊5周年时，周一良先生又作文说：“从根本上讲，‘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用固有名词构成的某某学又给人不太愉快的联想，所以最好就让它永远留在引号之中吧。”[5]

由于周先生是提出“敦煌学”一词的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在史学界有重要影响和地位，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辑的“序言”就是周先生所写，所以他的意见在学术界有比较广泛的影响，或者说有比较共同的认识。当时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的三个论文集，即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共5集）、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共2集）、厦门大学韩国磐先生主编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都是文书或文献研究。就是敦煌文物研究所也不称“敦煌学”，而称“敦煌”研究，如1980年编辑、1982年出版的《敦煌研究文集》，1981年创办的《敦煌研究》杂志。

1984年，林家平、宁强、罗华庆联名发表了《试论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及其特点》[6]，他们不同意姜亮夫和周一良先生的意见，提出“敦煌学的概念内涵应有三个层次：第一，敦煌地区遗存至今的文献文物资料。第二，对这些文献文物的整理研究。第三，指导这种研究的科学理论”。并根据当时已经开拓的研究领域，将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划定为敦煌史地、敦煌美术、敦煌建筑、敦煌乐舞、敦煌宗教、敦煌文学、敦煌语言文字文献研究、敦煌科技文献研究和敦煌版本文献研究。

针对林家平等学者的意见，刘进宝发表了《试论敦煌学及其研究对象——兼与林家平等同志商榷》[7]，对学界已有的敦煌学、敦煌研究、敦煌文献研究进行了考辨，提出“所谓敦煌学，就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

2001年，荣新江在《敦煌学十八讲》中，认为周一良先生对敦煌学的看法“极有见地，‘敦煌学的确是一门不成系统的学问。”[8]

郝春文最早将敦煌学定义为交叉学科，提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已被拓展为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四个方面。随着敦煌学研究对象的拓展，所涉及的学科也增加了，其多学科性或多学科交叉的特征也更加鲜明。这样看来，我们似乎可以将敦煌学称为交叉学科”[9]。并发表专文对敦煌学的产生、敦煌学作为一门学科需要满足的条件及敦煌学的理论、方法等进行了探讨，仍然重申了交叉学科的性质：“敦煌学是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地理、社会、哲学、宗教、考古、艺术、语言、文学、民族、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诸多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10]

另外，生活在台湾的方豪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敦煌学发凡》[11]中曾讨论过敦煌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应该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即敦煌汉长城附近发现的汉简，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的壁画、塑像，敦煌文献，还有敦煌附近的古迹。

以上我们对敦煌学概念、涵义和研究对象的讨论情况作了简单的梳理，由此可知，敦煌文献的发现已近120年，如果将1909年作为敦煌学的起始，也已经110年了，就是从石滨纯太郎和陈寅恪提出“敦煌学”一词，也已经八九十年了。但学术界对敦煌学的概念、涵义却观点纷呈，并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

二 东方学背景下的敦煌学

当1900年敦煌文献发现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敦煌文献的大部分被帝国主义的探险家、考察家劫掠而去，劫余部分被运到北京收藏。目前敦煌文献分藏在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图书馆、博物馆中，其中位于伦敦的英国国家图书馆、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和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最多，所以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和北京是敦煌文献收藏的四大中心。

当敦煌文献被劫到英法等国、劫余部分被运到北京时，日本学者便积极从事敦煌文献的调查和搜集，开始了欧洲、北京的访书活动，而英、法等国的学者也开始了敦煌文献的编目、整理和研究，这样就在世界形成了一股研究敦煌文献的热潮。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正十三年（1924）七月内藤湖南率长子内藤乾吉及大阪外国语学校的石滨纯太郎到英法德意等国考察，翌年二月返国。这次欧洲之行，他们“勾留伦敦五礼拜，英博物馆所藏石室遗书，除内典未染指外，已睹一百四十余种”，在英国还见到满蒙文书，由“石滨、鸳渊二君为编书目，皆足补东方著录之阙矣”{1}。这一经历使石滨纯太郎眼界大开，对于国际学术界有关敦煌西域出土文物文献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全面的了解。也正是这次的欧洲考察，才有了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8月关于“敦煌学”的演讲。此后不久，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作序时也提出了“敦煌学”一词。

石滨纯太郎和陈寅恪所生活的时代，国际学术的潮流是东方学，学界的主流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它的特点是不仅要掌握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还要掌握多种东方的民族语言和死文字，利用各种文字史料对种族氏族、语言文字及名物制度进行比勘和审订。东方学没有一定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架构，研究的对象也十分分散而不确定，并根据需要不断转换研究重点和地域[12]。

作为一门学科的东方学，并未建立自己的理论范式，也没有本学科的理论和研究范围，在此背景下建立的印度学、埃及学、亚述学、敦煌学等学科，也缺乏理论体系，并根据不同的条件和时代不断转换研究的重点。如从研究内容来说，早期的敦煌学只研究文献，后来又加入了石窟艺术，现在又提倡文献与石窟的综合研究。在研究的对象上，从敦煌的文献、石窟，逐渐扩展，内容不断放大，我们看看《敦煌研究》的栏目及文章题目，涉及了整个石窟、丝綢之路、简牍、黑水城文献、新疆发现的文献文物等，似乎呼应了姜亮夫先生关于敦煌学的定义。

西方学者所研究的东方主要是文本中的东方，就是研究东方的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化，即主要是对各种东方文献的研究，缺乏实地的考察与真正的了解。东方学及其有关的学科能够在19世纪得到巨大发展，是因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当时西方学术的主流，而对各种新发现的东方文献比较、研究和解读，恰好符合当时世界学术的新潮流。如石滨纯太郎除了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和俄语这些国际上通行的语言外，还精通蒙古语、满语、土耳其语，研究过藏语、梵语、西夏语，具有进行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基础。陈寅恪先生能够阅读日、英、法、德、俄文，并有使用蒙、藏、满、梵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最精。他的西北史地研究和蒙藏绝学探讨，都运用的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石滨纯太郎和陈寅恪关于“敦煌学”的提出，都是在此背景下的产物。

另如韩儒林先生在欧洲游学时，从伯希和攻读蒙古史、中亚史，研习波斯文和蒙、藏、突厥等语言文字，后又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留学欧洲的三年，正是韩儒林“融通西方史家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治史方法的学术关键时期”，他所说的“审音勘同”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就是当时欧洲的历史语言比较研究模式[13]。韩儒林先生在蒙元史方面的许多考证成果，主要是直接用波斯、阿拉伯史料原文与汉文、蒙文史料相互比勘校订，从历史学和语言学两方面进行辨析，订正了中外史料以及前人著述中的许多谬误[14]。

三 以地名学的敦煌学

敦煌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以地名学的国际显学。敦煌之所以引人关注，首先是由敦煌的地位决定的。在今天，如果没有敦煌石窟，国际组织和普通百姓是很难知道它的;如果没有敦煌学，世界的学者也不会对敦煌有多少了解。

敦煌之所以特殊，是由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决定的，即在汉唐时期，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而丝绸之路又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主要道路。

在汉唐时期的千余年里，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政治重心则在西北，对外交往的通道只有一条，就是西边的丝绸之路。所以，当汉武帝时期霍去病打败匈奴，张骞出使西域的前后，就在今天的甘肃河西走廊“列四郡、据两关”，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四郡，并在敦煌的西面建立了出入的关口——玉门关和阳关。

由于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不论丝绸之路分为几条道路，或作为网络状不断变化，如从长安到敦煌可以有好几条道路，从敦煌进入西域后也有北道、中道和南道等，但敦煌是唯一不变的吐纳口，故而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

正因为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中西交通的枢纽，所以汉王朝就在敦煌的西边设置了玉门关和阳关，控制着东来西往的商旅。而丝绸之路从敦煌西出后的北、中、南三条道路都“发自敦煌”，然后经“西域门户”的伊吾、高昌（今吐鲁番）、鄯善达中亚、欧洲，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和枢纽作用。

敦煌在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特殊地位，赋予了敦煌以地名学的特定条件。

结 语

通过前面的阐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感悟：

一、虽然敦煌文献发现已经120年了，从敦煌学概念的探讨史可知，对这门学科的概念、内涵及研究对象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或称为敦煌学，或称为敦煌研究，或称为敦煌文献研究。就是称为敦煌学的学者，对其涵义及研究范围、学科性质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我个人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敦煌学应该是能够成立的，它研究的对象是敦煌文献、敦煌石窟、敦煌史地和敦煌学理论。

二、敦煌学是在东方学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也具有东方学的一些特质，即学科的体系和理论架构还不够完善，研究的对象也比较分散，并不断在转换研究重点。因为敦煌学所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敦煌文献被称为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敦煌壁画被法国人称为“墙壁上的图书馆”。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社会、哲学、宗教、考古、艺术、语言、文学、民族、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都在敦煌有所反映，或者说都有研究的材料。敦煌学的研究犹如东方学一样，除了传统的艺术、历史、语言、文学研究外，也是根据时代和需要在转换研究的重点，如20世纪80年代国家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时，敦煌科技尤其是敦煌医学研究就是一个热门话题，除了对敦煌发现的本草学著作——《新修本草》《食疗本草》《本草集注》，敦煌發现的医经——《内经》《伤寒论》《脉经》《新集备急灸经》等进行整理、探讨外，还将敦煌文献中的医方运用在临床医学中进行实验。另如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后，敦煌与丝绸之路及中西文化的交流又成了研究的重点。

三、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学的学科，它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敦煌”展开的，它离不开“敦煌”，或者说它就姓“敦”，不能离开“敦煌”而谈敦煌学。所以在历史上敦煌郡或沙州范围内的遗迹、遗物及其历史、地理都是其研究对象，敦煌以外的历史遗迹只能说与敦煌学有关系，不能将其纳入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如简牍材料，历史上敦煌郡境内发现的属于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其他地域发现的则不是，应该是简牍学研究的对象。现在已经有的《简帛》《简帛研究》《简牍学研究》等，就是专门的简牍学研究刊物。另如吐鲁番学，也是一个独立的学科，1983年成立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将敦煌与吐鲁番合并在一起，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并不能表示敦煌与吐鲁番是一个整体。随后成立的甘肃敦煌学学会和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还有酒泉地区敦煌学学习研究会，都只是敦煌，并没有包含吐鲁番。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和新疆吐鲁番学学会是专门的吐鲁番学研究机构，《吐鲁番学研究》也是吐鲁番学研究的专门刊物。至于黑水城文献则属于西夏学的研究对象，《西夏研究》《西夏学》就是其专门的刊物。总之，敦煌学是研究“敦煌”的，它与吐鲁番学、简牍学、西夏学、丝绸之路学、西北史地学等是并列的关系，而不是从属的关系。至于吐鲁番学、简牍学、西夏学、丝绸之路学、西北史地学等还没有敦煌学成熟，或者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学术组织，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强调以地名学的敦煌学姓“敦”，只是从学科的属性考虑的。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则强调的是打通，即敦煌学研究者不能局限在“敦煌”，要走出“敦煌”，对中国古代的文史典籍，尤其是与敦煌学有密切联系的吐鲁番学、简牍学、西夏学、丝绸之路学、西北史地学等材料要融会贯通。

另外，敦煌学与其他学科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如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就有部分敦煌的文献，日本学者小田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第1卷，就分为“高昌国时代诸文书”“西州时代诸文书”“吐鲁番出土敦煌关系文书”等4部分，在“吐鲁番出土敦煌关系文书”的大谷2835《武周长安三年三月括逃使牒》完全是武则天时期有关沙州（敦煌）检括逃户的文书。还有大谷2832《沙州敦煌县牒》、大谷2834《敦煌县受田簿》、大谷2839《敦煌县各乡营麦豆亩数计会》等，都完全是沙州（敦煌）的材料，是研究唐代敦煌历史不可或缺的。另如新疆出土的楼兰汉晋木简中也有一些敦煌材料，是研究汉晋时期敦煌历史及与西域交往的重要史料。这些材料虽然发现在新疆地区的吐鲁番和楼兰，属于吐鲁番文书和楼兰简牍，但从联系、发展的角度考虑，自然是敦煌学的重要材料。

参考文献：

[1]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33.

[2]姜亮夫.敦煌学之文书研究[C]//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26.

[3]姜亮夫.敦煌学必须容纳的一些古迹文物[J].西北师院学报，1982（4）.

[4]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周一良.何谓“敦煌学”[J].文史知识，1985（10）.

[6]林家平，宁强，罗华庆.试论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及其特点[J].兰州学刊，1984（1）.

[7]刘进宝.试论敦煌学及其研究对象——兼与林家平等同志商榷[J].社会科学（甘肃），1988（5）.

[8]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

[9]郝春文.交叉学科研究——敦煌学新的增长点[J].中国史研究，2009（3）;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

[10]郝春文.论敦煌学[N].光明日报，2011-02-17.

[11]方豪.敦煌学发凡[C]//边疆文化论集：第3册.台北：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方豪，著.郑阿财，编.中西交通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12]刘进宝.东方学背景下的敦煌学[J].敦煌研究，2017（3）.

[13]王晓清.中华第一部《元朝史》主编——韩儒林学述[N].社会科学报，2000-01-06;陈得芝，等，编.朔漠情思——历史学家韩儒林[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95-198.

[14]陈得芝.穹庐集：前言[M]//韩儒林.穹庐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 这是姜亮夫先生在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的书面发言稿，姜先生由于身体原因未能与会，其发言稿收录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会刊》，1983年8月，兰州。后发表于《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