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中胡商牵驼，是唐代北方地区非常流行的题材，而敦煌模印砖不仅展现了造型特征鲜明的胡商形象，还匠心独运地以不同形式的驮囊表现了胡商于丝路东进西出过程中所携的不同商品。本文梳理了文献中“胡”“胡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变化、粟特早期历史概况和牵驼胡商的民族属性，以及粟特胡服对唐代中原地区服饰文化的影响。在与敦煌壁画胡商相关图像的比较中，可以发现敦煌唐墓模印胡商牵驼砖更贴近丝路胡商的真实生活场景。两者的差异，应是敦煌地区居民生活中的世俗化与前者佛光氤氲的宗教使命的本质区别使然。

关键词：胡商牵驼塑像砖;胡;粟特胡商;胡服;壁画与牵驼砖上的丝路世界

中图分类号：K879.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5-0019-15

A Study on the Tang Dynasty Brick Tombs with Impressed Statues or Motifs at the Foyemiaowan at Dunhuang（IV）

—Impressions of the Silk Road Based on Bricks with the Motif of

a Non-Chinese Merchant Leading a Camel

DAI Chunyang

（Editorial Department，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The motif of a non-Chinese merchant leading a camel impressed on the bricks from Foyemiaowan at Dunhuang was a very popular theme in north China in the Tang dynasty. These bricks depict not only non-Chinese merchants in distinct features， but also the different goods that were transported in various containers along the Silk Roa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nges in connotation of the words“hu（non-Chinese）”and “hushang（non-Chinese merchants）”in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ogdians， the ethnic identities of the non-Chinese merchants pictured leading camels， and the influence of Sogdian costumes on clothing in the Central Plain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 comparison of this motif with images of non-Chinese merchants in Dunhuang murals suggests that the depictions printed on the bricks is closer to the actual life and appearance of the non-Chinese merchants， the difference in impression of non-Chinese groups most likely being due to the widespread secularization of the local Dunhuang populace and the strong sense of religious purpose of the Sogdian people.

Keywords： bricks with an impressed motif of a non-Chinese merchant leading a camel; hu（non-Chinese）; Sogdian merchants; non-Chinese costumes; Silk Road depicted in murals and impressed on brick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九 胡商牽驼模印塑像砖

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DFM123墓壁装饰了大量“胡商牵驼”模印砖，现存16块，依人物姿势和骆驼、驮囊及行进方向等差异分两型。

A型：9块，嵌于上排。胡商、骆驼右行，驮囊长方形，后蹲踞一猴。

标本DFM123：西壁上2，胡商侧面头戴高尖顶帽，深目，高鼻，八字形上髭，下颌髭前翘。身穿翻领紧身窄袖及膝长袍，腰束带，下穿紧身裤，足着长靿靴。左手下垂执驼缰，右手曲臂持曲首杖。骆驼体型较大，肌腱虬突，颈戴项圈，张口作嘶鸣状，驼尾下垂，两驼峰间搭驮架，驮架两侧载作十字形捆扎棱角分明的长方形驮囊，驮架上方载植物杆条编织的长方形侧面呈菱形格的驮筐，筐后趴伏一返首回顾的小猴。砖长35.5厘米，宽23.2厘米，厚5厘米（图1）。

B型：7块，嵌于下排。胡商牵驼左行，驮囊椭圆形，驮囊前部坐立一鸟。

标本DFM123：西壁下2，胡商头戴尖顶帽，深目高鼻浓须髯，所着袍、裤、靴与A型同，左转身仰首，右手执鞭下垂，左手小臂上曲执驼缰。骆驼体型浑圆，两前腿微曲，驼尾上扬。驮架两侧搭载十字捆扎的椭圆形驮囊，上坐立一返首小鸟。砖长35.3厘米，宽23.3厘米，厚6厘米（图2）。

上述模印砖分上下两排与骑士巡行模印砖相间排列，以后壁（北壁）正中的仰覆莲柱为界，墓室西半部（北壁西侧、西壁、南壁西侧）的壁面模印砖与甬道西壁的模印砖循序相接，下排的B型牵驼砖与B型的骑士砖相间，人物、骆驼朝着墓门方向行进（图3）;上排的A型牵驼砖与A型骑士砖相间，但行进方向与下排的B型砖方向相反。墓室东侧则为下排的A型砖朝向墓门，上排的B型砖与下排的A型砖内容交错，方向相反。而南壁东侧的排列与甬道东侧相接，上下两排的同类模印砖相对应但行进方向相反。

牵驼砖虽分两型，但胡商造型除体姿外完全一致，均深目高鼻浓须髯;穿着打扮亦完全一致，均头戴高尖顶帽，着翻领束腰窄袖长袍、紧腿裤、长靿靴。模印砖上特征鲜明的胡商牵驼的形态和服饰，真实再现了唐代丝绸之路上东来西往的商旅——“胡”的形貌特征和种族属性;而两型模印砖中驼与驮囊的区别及别具匠心的排列方式，则形象地展现了驼队——商的性质和东进西出商品的品类的差异以及商旅以团队的形式应对旅途艰难险阻的组成方式。

十 “胡”与“胡商”

（一）“胡”

在传统典籍中，“胡”字初指北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胡”字经历了一个以指北方民族始转而又涵及西北、西域诸异族甚至异国的泛化过程。

我国古代漠北，一些游牧民族先后登上历史舞台，驰骋于北方地区，他们分合不定，兴衰无常，致使“随世异名，因地殊号”[1]，如商周间的“鬼方”“混夷”“獯鬻”，宗周时的“猃狁”，战国以降的“胡”“匈奴”，以上名号，均其自称;因其不时啸聚南侵，农耕的中原民族不胜其扰，春秋时则呼之“戎”“狄”{1}，以为华夷之辨。

战国人编《逸周书·王会解》提到“东胡”[2]、“豹胡”[2]980。《墨子·兼爱中》：“燕代胡貉。”[3]《战国策·赵策二》称“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诸胡”[4]。这就表明，战国之“胡”，乃泛指或分指北方的游牧部落或集团，即其共名。战国中期以降到汉代，“胡”与“匈奴”时互代称。如《史记·匈奴列传》“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秦、赵、燕）边于匈奴”[5];秦昭王时“筑长城以拒胡”[5]2885，“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筑长城”[5]2885，“燕亦筑长城……以拒胡”[5]2886。

秦汉之际，随着冒顿称雄漠北，匈奴独大，“胡”遂成了匈奴的专名。始皇三十二年（前215）惑于“亡秦者胡”的忽悠，“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6]。但“胡”字本身并不含贬义，征和四年（前89）匈奴狐鹿姑单于在致汉武帝的文书中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7]西汉时期，出于北逐匈奴的需要，一些职官亦冠以“拔胡”{2}、“却胡”{3}、“击胡”{4}之号。

东汉中期以降，“匈奴浸微”;而中西交流日益频密，致使西域诸城国以“深目高鼻”“多须髯”的形貌特征“遂专是号”[8]。虽西北诸族时有“卢水胡”“小月氏胡”[9]、“羌胡”[10]等见诸记载，但非主流。西域诸族已“专有胡名”[11]。随着中外交流的扩大和深化，“胡”后更扩及西方异族、异国。如“西域胡”[12]、“天竺胡”[13]、“波斯胡”[14]、“波斯胡人”[15]。

其中中亚两河流域（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以粟特人为主的城邦国家被集中称为“胡国”，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又从大寔（食）国以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曹国、史国、石骡（骡应为衍字）国、康国等。”[16]康国为诸“胡国”的宗主国。突厥汗国是奴隶制国家，或附或掠的诸外族被分设部落管辖，设“胡部”管理来自中亚以粟特为主的胡人，且与延陀等大部族并列[17]。由于粟特人既 “勇健”[18]、“勇烈，视死如归”[19]，又“善市賈”且财力雄厚以及具有较高的文化优势{5}，故得颉利宠信，“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因此甚至造成突厥统治阶层内部离心离德——“诸部携贰”[20]。“（贞观）四年正月，李靖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颉利惊扰，因徙牙于碛口，胡酋康苏密等遂以隋萧后及杨政道来降”[20]5159。粟特“胡酋”甚至跻身枢密，其位高权重可见一斑。西域诸“胡”，无论是在中原，还是在漠北，粟特胡更擅胜场，才是真正的遂专“胡”号。

（二）胡商

虽自青铜时代起，东西交通一直持续，但张骞“凿空”的最大意义，在于沟通东西成为国家行为。国家力量的介入，拉开了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官方往来的序幕，从而确保了东西交通的安全畅通。西域诸国多“善市贾”[21]、“利之所在，无所不到”[22]。而西汉王朝经文宣两代休养生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这样的环境对“善市贾”的西域商人自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西域商贾纷纷东来，成就丝绸之路的辉煌，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西汉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已注意到西域诸国的许多商人假贡献之名行商贾之实的现象，但仅称之“行贾”[23]，并未使用某种特指的专名，可见一般的民间正常贸易仍是主流{1}。东汉以降，出现“商胡”“贾胡”之称：“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24]敦煌北周第294窟有题记“清信商胡竹□□居□供养”[25]。“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26]

唐代习称“胡商”。《太平广记》卷236“则天后”条：“则天……又造天枢于定鼎门，并番客胡商聚钱百万亿所成……镌文……‘大周万国述德天枢。”[27]

十一 入华胡商主体——粟特与有关问题

（一）粟特概说

如上所述，凡异域商人，均指以“胡”。这一称呼虽简洁地概括了这些商人有别于华夏的民族或国别性质，但却掩盖了许多宝贵的历史文化内涵。上世纪初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粟特文信札，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一系列重要的粟特人墓葬的考古成果，真实地揭示了胡商名义下占有重要地位的粟特商人穿梭于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和沟通东西的文化意义[28]。

粟特，是中国史籍记载的西域古国名[29]和地区名——“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30]，大流士一世贝希斯顿铭文称作“索格底亚那”，公元前6世纪为波斯帝国行省[31]，即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中亚河中地区;也是民族名——前秦建元三年（367）《邓太尉祠碑》冯翊护军所辖五部夷类十二种”就包括内迁的“粟特”[32]。唐代及以后称之为“昭武九姓”[33]{2}、“九姓胡”[34]等。

粟特人是公元前二千纪以降，自乌拉尔山脉南部草原南下的雅利安人中辗转进入中亚地区锡尔河和阿姆河中游之间的东伊朗人。前6世纪，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的粟特语已盛行于两河间的泽拉夫尚河流域[35]。泽拉夫尚河长800多公里，与阿姆河中游分别发育出许多绿洲，这些分布于各个河谷被诸沙漠、山地分割的绿洲，相对来说各自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公元前一千纪中叶，在人工灌溉农业基础上，这些绿洲相继出现相互独立的早期农业城邦国家[36]。而其所处的亚洲内陆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成为西亚、南亚、东亚之间贸易的枢纽。3世纪起，撒马尔罕（康国）“是中亚最先进的国家之一，成为整个河中地区的领袖”[37]。文化上，创造了源自阿拉美字母系统的拼音文字粟特文[38]。

河中绿洲城邦国家一方面缘于中亚相对恶劣的环境和脆弱的地缘限制，另一方面这一地区始终没有出现能够整合区域力量的政治强人，因而粟特诸国“为国狭小，兵马不多，不能自护”[16]118，只能在环伺的强权之间力求平衡以自保。这样弱小的绿洲文明，不断为诸强国征服和统治就成为其宿命。其先后臣服于古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康居、贵霜帝国、嚈哒人、萨珊波斯、西突厥人以及唐王朝等。由于地缘条件以及征服者自身诸多条件的限制，这些具有很高文化能量的中亚绿洲城邦小国始终保持着较强的相对独立性，顽强地周旋于宗主国的统治的同时，创造了堪称奇迹的商业传奇。

大流士一世《苏萨铭文》记载，大流士一世修建宫殿所用“天青石和光玉髓来自索格底亚那”[39]。而天青石产自巴克特里亚巴达克山，这表明公元前6世纪索格底亚那已涉足于古波斯帝国时期的中西亚商贸活动，开粟特早期贸易之先河。《旧唐书》卷198《西戎传·康国》载：“生子必以石蜜纳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40]此说虽有夸张之嫌，但一些习俗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粟特民族“善商贾”的民族禀赋和不惮付出任何努力的坚韧顽强的逐利民族性格。而从杜佑《通典》卷193引韦节《西蕃记》所云“康国人并善贾，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41]可以看出，以康国为代表的粟特人的上述民族禀赋和民族性格，是在从幼时便系统接受相关文化教育、商贸实践这样整体民族氛围和长期历史过程中造就的。

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开始，诸粟特城国羁属于锡尔河北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的康居。《隋书·西域传》称：“康国者，康居之后也。”[42]此说与史实不符。康居为操东伊朗语仍操游牧旧业的斯基泰人后裔[43];粟特则“力田逐利者杂半”[30]72，为半农半商的伊朗—雅利安人。此外，《汉书·西域传上》明确说：“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苏韰王……”[44]康居所辖五小王城均在索格底亚那地区和阿姆河下游。1990年敦煌悬泉遗址出土永光五年（前39）简牍90ⅡDXT0216{2}：877-883《康居王使者册》载：

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扁阗，苏韰王使者姑墨、副沙囷……今杨伯刀复为王 献橐佗入关……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

苏韰—苏韰，《晋书·四夷传》作“苏薤”[45]。西汉元帝时，来朝的康居使团中，既有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和副使，也有苏薤王使者姑墨和副使，且各有贡物。苏韰王可以随康居使团公开派出代表自己的使者，这无疑表明其与康居只是名义上的领属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所谓“东羁事匈奴”[44]3892的行国“康居”，却作为“稽首来享”——假贡献之名行贸易之实的代表而频繁出现于史籍中。

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对策》曰：“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46]司马相如《喻巴蜀民檄》曰：“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47]西汉成帝时深谙西域贡献使团个中奥旨的杜钦即指出“以献为名”的实质是“欲通货市买”[23]3886。显然，张骞前往西域之际，粟特胡商已以宗主国“康居”的名义来华经商了。敦煌悬泉遗址出土简牍表明，西汉中晚期康居始终与汉王朝保持着贡使往来：

甘露二年……送康居王使者……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

90ⅡDXT0213③：6

黄龙元年“传送康居诸国客……

90ⅡDXT0214③：109

玉门关出土简牍：

阳朔二年……使送康居校尉……

《续高僧傳》卷25《释道仙传》：“释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48]南朝高僧释道仙出家前“以游贾为业”，极擅经商，其曾“往来吴蜀……集积珠宝……所获赀货乃满两船……直钱数十万贯”[48]651。此正粟特商贾的家学渊源，但释道宣却称僧仙“本康居国人”。这表明魏征、释道宣等唐代人仍不明康居与康国之间关系的就里，故仍袭汉代人旧识成说。

北朝至隋唐时期，以康国为代表的中亚诸城国在东西方交流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某种程度上甚至垄断了丝路贸易。斯坦因在敦煌烽燧发现的粟特文信札，真实地反映了3—4世纪粟特商人以敦煌、凉州、金城为聚落中心的商贸活动[38]76-77。“利之所在，无所不到”的商贸实践，促发粟特人创造了“到一处辄止”[26]844的贸易策略，即在逐利的过程中，不断地建立聚落，作为继续东进的据点。考古资料表明，这样的聚落在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北方地区[49]以及南方地区都有广泛分布[50]。这种广建聚落形成的分段、接力式的贸易方式，即使在完全和平安定的时期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分散、降低贸易风险的作用。

（二） 粟特胡商的形貌与服饰

如前所述，粟特人是公元前二千纪以降南下的雅利安人中辗转进入伊朗高原东部和中亚地区的东伊朗人，为欧罗巴人种。中国典籍载：

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51]{1}

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40]5310[42]1849

史籍准确地概括了粟特胡人欧罗巴人种“深目高鼻多须髯”的形貌特征和“善商贾”的民族禀赋。粟特商人的商业嗅觉异常敏锐，北朝以降，他们几如水银泻地般地活跃于东西贸易的历史舞台，到唐代达到高峰。史料和考古资料表明，他们以中亚为基地，足迹遍及连通欧亚大陆的整个丝绸之路，西及西亚、罗马，东达中国东部沿海商业发达的各大城市。

其服饰，新罗僧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谓“此等胡国……爱著白[叠毛] 帽子”[16]118。玄奘记“……服毡褐，衣皮[叠毛]，裳服褊急”[30]72。“褊急”无非是指紧身。《梁书》卷54《西北诸戎》记西域诸国多“著长身小袖袍、小口袴”[52]。唐代文学作品亦把尖顶帽、紧身窄袖袍作为胡服的典型特征。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诗亦谓“石国胡儿”冠服：“织成蕃帽虚顶尖，细[叠毛]胡衫双袖小。”[53]除典籍所记的袍之小袖、裤之小口外，相关图像和考古资料表明，这种小袖袍领或翻领，或圆领，襟则作对襟;裤则紧身配以长靿靴。其中粟特本土5—6世纪壁画及银盘上的粟特贵族图像多作翻领，亦见圆领衫。如乌孜别克斯坦出土粟特银酒器上男女对饮图中，对坐的粟特贵族男女均着翻领对襟束腰小袖袍，旁立的司酒者着圆领袍[54]（图4）。这种小袖袍、小口裤的最大特点就是“褊急”，所谓“长身”也不过是长仅及膝，与中国传统的交领右衽的宽袍大袖和直裾或曲裾的深衣曳地有着本质不同。

需要说明的是，如前所述，“胡”之一名，源出不一，随时而易，但无论北方，抑或西域，胡服紧身的一些基本特征，则基本一致。曾出使辽王庭（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概括胡服之便谓：“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55]沈括所举仅系胡人在胡地日常生活中“褊急”胡服之便，实际胡服的优点并非仅限于沈括所举之两端，其最大优点是包括汉地在内社会各类生产和生活中的活动便捷性，即实用、便利功能。致使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以降，华夏服饰文化弃华夷之防于不顾，首先在军队中吸取胡服之长，并很快在社会下层得到普及。北朝至隋唐时期，社会上层带头积极吸纳西域胡风、胡服，致圆、翻领胡服在唐王朝社会上层蔚为风尚。

以敦煌佛爷庙湾唐墓出土两型胡商牵驼砖中胡商均作剪发高鼻浓髯，头戴尖顶帽，身穿窄袖紧身对襟翻领束腰及膝长袍，着裤穿靴。与史籍记载面貌“深目高鼻多须髯”及服饰“裳服褊急”即“著长身小袖袍、小口袴”的记载完全一致。需要注意的是，翻领的小袖紧身袍滥觞于波斯，5—6世纪上半叶已成为粟特人所钟爱的服装，并花样翻新创制出单侧翻领的袍、氅新样（图5）[54]214。这种单翻领胡服新样于6世纪晚期即出现在隋代敦煌壁画中（图6）[56]。7世纪初，单、双翻领袍服还主要见于各类胡俑（图7），7世纪下半叶渐渐在中原地区流行开来，且男女皆服（图8）。8世纪以后，甚至成为皇室侍卫、仪卫的制式服装[57]。

而束带圆领窄袖袍更是隋唐社会上下最为流行的袍服，《隋书·礼仪志》：“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出入殿省。高祖朝服亦如之，唯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盖取于便事。”[58]唐袭隋而趋完善，圆领窄袖袍与幞头、乌皮六合靴的组合成为标配。《旧唐书》卷45《舆服志》：“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59]阎立本《步辇图》中唐太宗、礼官、内官和吐蕃使者四人及宋人摹阎立本绘唐太宗像皆着束带圆领窄袖袍（图9）。

传世画作表明，唐代所取圆领窄袖袍，虽吸取了粟特圆领袍的窄袖和靴的配置，但有自己的取舍：如袍袖虽束口，但腕肘以上明显肥大宽松;此外，袍长过膝而及胫，太宗所服更是长几近踝。六合靴则因无“涉草”之需而作短靿。如此改良显取胡服之利又得庭堂礼仪之要。1957年发掘的鲜于庭诲墓出土三彩骆驼载乐俑中，舞俑与两名乐俑着圆领窄袖袍，另外两名乐俑着翻领窄袖袍（图10）[60]。虽华夏文化中服装作圆领可溯至商代妇好墓出土玉人{1}，汉代陶俑、壁画中亦不鲜见，但这种领式并非主流。因而隋唐流行的束带圆领窄袖袍应与北魏以降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西域粟特的束带圆领窄袖袍有着密切联系（见图4）。唐开元年间耆儒张守节在《史记·赵世家·正义》中注“胡服”是“今时服也”[61]。该注疏注意到唐代流行服装与北方少数民族服装的关系，但将战国时期“胡服”与唐代“时服”直接等同则失之片面。沈括《梦溪笔谈·故事》则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55]8。联系高度鲜卑化了的高氏北齐在关涉政权存废的汉文化核心的政治制度（礼制、官制、法制、兵制）、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坚持和改良并对隋唐两朝的影响之里，而恰在说胡语{1}穿胡服{2}等文化表层方面对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实行“鲜卑化”[62]，以安抚反汉化的六镇军将之表，沈括之说是成立的。《朱子语类》卷91亦称：“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63]唯宋代圆领袍已有专名——“上领衫”。

北齐的鲜卑服装以交领为主，亦见圆领[64]，但北齐大量墓葬壁画、陶俑表明圆领主要见于骑卫、武士等。此外，圆领还多用于内衣[65]。值得注意的是，高潤墓出土陶俑着圆领窄袖袍的恰是胡俑和胡帽俑（此胡俑、胡帽俑显指西域胡）[66]。

前述传世画作表明，有唐一代，在确立服装模式方面，以唐太宗为代表的皇室、贵戚等社会上层在服装变革过程中起到了开风气之先，领时代之新的作用。单、双翻领的胡服新样亦首先成为宫廷服饰时尚新宠，粟特胡商居间所起的重要的传播、桥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牵驼砖上胡商所戴尖顶帽和所着窄袖对襟翻领束腰长袍、小口紧身裤、长靿靴，可以说是最具粟特本民族特色的典型服饰配置。

这种尖顶帽在中亚地区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0—前9世纪，新疆且末扎滚鲁克古墓出土了褐色毡制尖顶帽（图11）。公元前6世纪大流士一世贝希斯顿浮雕中，以斯昆哈为代表的戴尖顶帽甚至成为咸海以东“塞克人”的标志物。《贝希斯顿铭文》中大流士国王说：“我与萨吉人的军队一起到了萨吉人的国家，这个国家在海（咸海）的那边，这里的人戴着尖顶帽子……我在接近海的地方，在彼处修复了浮桥（近咸海的阿姆河），我通过这个浮桥到了那个国家，我猛烈地击溃了萨吉人……他们的首领，在他们中最大的，名斯昆哈者被擒获了，并带到我这里来。”[31]66{1}在最早的铭刻里，波斯人将南下的“斯基泰人，简单地称之为塞克人……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519年发动了一场进攻戴尖顶帽的塞克人的战斗，其首领为斯昆哈（Skunxa），见于贝希斯顿浮雕，是一个戴着一顶高约30厘米的尖顶帽的俘虏……Sak？觀 Tigraxaud？觀（意为戴尖顶帽的塞克人）……他们与中亚其他斯基泰人以及花剌子模人和巴克特里亚人的区别在于戴尖顶盔。此外，他们都穿着类似的短外衣和窄裤子，系阔带”[36] 21-22（图12）。

敦煌壁画诸经变商旅遇盗图中，强盗均为汉人模样。尤其是隋代遇盗图中的强盗或全身甲胄，或重装甲胄。这在华夏境内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古代自西周时期即建立了与土地直接联系的以家庭为本位的户籍管理。战国时，为达到有效控制人口的目的，商鞅更是将户籍管理引入严格的什伍连坐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75]这就形成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汉代则以法律的形式——《九律·户律》（原文已佚，据后世律文可窥一斑）规定了详细的管理方法[76]，户口必须按姓名、年龄、籍贯、爵位、相貌、财产状况等逐项载入户籍“编户齐民”[77]，出土汉简表明，有的名籍甚至详载身长、肤色[78]。到隋唐时期更趋完备与周密。这套制度不仅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收入，更是有效地确保了城乡治安管理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汉至唐均非常重视基层的社会治安，《后汉书·百官志》称：“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伍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79]唐代不仅中央设监察御史、巡查使、按察使以“六条”巡察地方{1}，各地府州县长官均直接承担治安职责{2}。更强化了基层组织的治安职能。“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80]因而，在这样严密的社会管控下，除大的自然灾害和政治动乱因素引发的流民潮外，一般不具备强盗啸聚和生存的环境与土壤。

商旅遇盗这一题材应是中、西亚地区社会生活场景的移植。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玄奘与商旅同行，仅途经阿耆尼国就两次遇盗，“又经银山……山西又逢群贼，众与物而去。遂至王城所处川崖而宿。时同侣商胡数十，贪先贸易，夜中私发，前去十余里，遇贼劫杀，无一脱者。比法师等到，见其遗骸，无复财产，深伤叹焉。”[81]《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下·大食国》：“隋大业中，有波斯国人牧于俱纷摩地那山……乃诡众裒亡命于恒曷水，劫商旅。”[82]吐鲁番文书表明商队规模一般数人至十数人，有学者指商队在西域时规模较大，至高昌等地聚落重新组合成小的商队是合理的[83]。丝路商旅遇盗应多发生于西域。自高昌东安全基本无虞，因而商队重新组合。

此外，重装甲胄，除用作礼仪性的侍卫和仪仗以示威严外，笨重的甲胄对行止的束缚拖累，使之缺乏行动的敏捷性且不具备有效的实战功能。强盗掠财成功之道在于行藏的隐蔽性和劫掠的突然性，莫高窟第45窟遇盗图中强盗行迹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图15）。重装甲胄显然不具备这些特点，因而，绝不可能出现面对本就时时如惊弓之鸟的商队而却着重装甲胄的强盗。当然，抛却“盗”的因素，重装甲胄倒是其时流行武备的反映。考古资料表明，十六国开始至隋的300年里，中国古代骑兵进入重装化阶段——甲骑具装。“甲骑具装，甲，人铠也;具装，马铠也。”[84]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四年（前13）兵车器集簿”简册载：“马甲、鞮瞀{1}五千五百三十。”[85]表明西汉末年已出现人马全身披铠挂甲的重装骑兵。西魏第285窟南壁五百强盗成佛因缘图中，摩伽陀国“五百群贼常断道劫人，枉滥无辜……摩伽陀王即起四兵而往收捕”[86]。所谓“四兵”，《佛说义足经》谓：“四种兵：象、马、车、步兵。”[87]图中显以其时最流行的重装骑兵——甲骑具装象征佛典所谓官军的“四兵”（图16）。

事实上甲骑具装作为重装骑兵，具有很好的防护功能和很强的冲击能力，其长于平原地区较大规模的两军对垒中的正面冲击，因而甲骑具装在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诸割据政权的军事斗争中得以充分发展。上世纪70年代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141公斤的铁质具装甲片，仅一件具装铠即重达42.5公斤[88]。参考南宋一具人佩铁甲“全装共四十五斤至五十斤止（约26.86—29.84公斤）”[89]。由此可知，战马驮载的人甲和马具装的重量应在60至80公斤，加上骑手和兵器，则总重最少150公斤。如此沉重的具装铠甲虽有防护和冲击之长，却是以丧失机动能力和持久战力为代价的。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宋文帝北伐，十一月围攻陕城，并于城南对阵北魏援军，北魏援军“初纵突骑，众军患之。安都怒甚，乃脱兜鍪，解所带铠，唯著绛衲两当衫，马亦去具装，驰奔以入贼阵，猛气咆[口勃]，所向无前，当其锋者，无不应刃而倒”[90]。显然只要战术得当，北魏轻骑袭扰完胜宋之甲骑具装。而这一战例，标志着轻骑兵挑战重装骑兵的序幕。隋文帝“十八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诸将与虏战，每虑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舆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內”[91]。显然隋军的甲骑具装已完全不能应对往来倏忽、奔突迅疾的北方游牧劲旅突厥骑兵。隋第420、303窟商旅遇盗图中强盗披挂的重装甲胄，可算是甲骑具装在隋代走到尽头的绝唱。

壁画之长，在于既可挥洒天地又能探幽入微。因此我们可以从隋代第420窟法华经变中看到西域商胡跋涉于艰险山路的百般困苦，可谓尺幅千里;也可从盛唐第45窟法华经变中看到商队遇盗时商主责任所系的勉力应对——趋前仰面双手合十弯腰屈膝这样身体语言所表现的战战兢兢与无奈和眉头紧蹙、嘴角扭曲、面部肌肉僵硬虬结所呈现的万分惊恐的神情。但绘有丝路商旅的敦煌壁画主要出于阐释佛典，尤以商队强调西域胡商的属性已属难得，因而并不太着意于满载的驼、驴驮囊的商品特征。

佛爷庙湾唐墓模印磚虽长仅盈尺，又有雕模的图案限制，但其利用驼囊所载商品的差异及在形态特征上的区别和在墓壁中镶嵌排列的不同组合，辗转腾挪，形象准确地展示了粟特商队于东来西往逐利过程中的不同商品。显然更贴近其时胡商奔走丝路跋涉沙碛的生活实际。胡商牵驼模印砖与敦煌壁画相关题材的差异，应是前者作为敦煌地区居民世俗化的真实生活场景与后者佛光氤氲的宗教使命的本质区别使然。

自张骞开通西域，至唐代达到极盛，丝绸始终是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此不赘言。但商贸是双向的，来华胡商所携商品是什么呢？欧亚内陆的贸易贩运距离远，沿途城邦政体、自然地理诸因素极其复杂，因而长途贩运的难度极大，粟特胡商必然选择东西相互需求性最高、体积尽可能小、便于携带且价格昂贵、利润率高的商品。汉《乐府》云：“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毾?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92]《后汉书·李恂传》载：“后复征拜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93]《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康国条载：“开元初，贡锁子铠，水精杯、码碯（玛瑙）瓶、驼鸟卵及越诺、侏儒、胡旋女子。”[18]6244上载贡、贿之物显必亦为中西交流向华输入的主要商品。

综合文献资料可知，西域输入商品主要有香料（苏合香、迷迭、五木香、艾纳、都梁）、毛织物（罽、氍毹、毾?）、名马和大秦珠、切玉刀、玛瑙杯、玻璃器等珍玩以及胡旋女、侏儒等特殊“商品”，显然从西域携来的商品既多且杂。胡商牵驼模印砖正是西域商贾在丝路繁忙的商贸活动的真实、形象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其墓壁中是上下两排，作一来一往排列，同时驮架上的货物造型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中两侧墓壁上排内的骆驼驮架上两侧搭长方形的褡裢，上架一篦筐。而下排外出的骆驼驮架上为椭圆形呈圆鼓状的驮囊。与此相对应，前者牵驼的胡商一副苦于长途跋涉的踽踽蹒跚之态，猴子扭颈的不舍家乡，骆驼棱角分明，亦呈长途消耗后的疲态;后者牵驼的胡商则回头与鹦鹉互动，给人以满足和轻快愉悦之感，骆驼体态浑圆、步履轻快。后者圆鼓的驮囊中应系柔软的丝绸，前者驮架上的驮囊和篦筐则是西域胡商东来时所携商品多样性的真实刻画。准确地表现了东来西往的胡商跋涉于漫漫碛路的商旅活动。

从考古资料可以发现，胡商以及胡商牵驼题材的陶俑自北魏定都平城前后始，在我国北方的广大地区不断发现，隋唐时期达到高峰。表现胡商牵驼的艺术品已成为社会时尚，这不仅表明西域商贾在当时北方地区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还显示了唐王朝不分畛域广蓄博纳的气质和胸怀，它是大唐政治开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所浸润的中华民族充满自信的真实体现。

粟特胡商形象和其商旅行为成为敦煌地区墓葬装饰的主要题材之一，但这样以壁面装饰的形式，大量、集中地使用，目前还仅见于河西走廊西端敦煌和走廊中部山丹[94]，这一现象鲜明地展现了河西走廊地区鲜明的区域文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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